纪念三师二十三团的战友：兵团——尘封的记忆

章衍

 

 

社会现象奇异，人生特殊经历，历史留下痕迹；

知青变身战士，手握镰刀锄头，荒原种田栽树。

时代有为青年，转瞬白发老人，恰是安康保重；

昔日战友重逢，往事如烟漂浮，打开尘封记忆。

 

一

 

    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晴朗的天空下，一列长长的绿皮车厢静静地停在上海市火车北站站台边。今天，作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一员，我将与数百名知识青年一同乘坐这趟列车，踏上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征程……

 

1971.09.17赴内蒙古兵团专列前 章衍（左）、张泳龄老师（中）、祝荣生（右）

    几个月前学校发起了专题宣传，我们这届毕业生的上山下乡方向有两处，一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派来的三师二十三团政治处雷副主任以及军医付洼田、八连副连长严敬亭，对兵团作了精彩的介绍：同学们想去当解放军吗，可惜没有机会，那就欢迎去建设兵团。兵团战士只是少了两片红领章、一枚五角星；同样是吃国家粮、穿军装、扛真枪，享受正规部队待遇的兵……

    我就读的宝山县行知中学以及大场中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们，踊跃报名，恨不得马上飞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

    十一时十五分，站台上的电铃声响过两次。“呜！”随着火车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叫，古老的蒸汽机车喘着黑白相间的粗气，牵引着装满了知青的车厢，缓缓启动。我乘坐的车厢处于整列火车的中间，见列车员并没有及时把门关上，便站在了车门下边的第一个踏步上，同学祝荣生站在车厢门口，探出大半个身子，一起向送行人群挥手告别。

    再见啦，上海！再见啦，父母亲！再见啦，兄弟姐妹！

    列车尚在站台上慢慢移动时，车厢的里里外外，人们泪流满面、哭喊声一片,手掌紧紧握在一起,随着车速的提高，有人跟着火车一起跑动。火车移动了几十米，醒悟过来的列车员一把将我拉了上去，“哐当”一声，车门关上。我不由自主地将脸紧靠着窗户，双眼使劲往后望去，亲人们都已经不见了。慢步走进车厢，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哭泣声直灌耳膜。别看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大多数人从小没有离开过父母亲的身边，更不用说一离别就是以年轮来计算时间，去了三千多公里外一个遥远且又完全陌生的地方。

    如果去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倒是有年限，能重新回到原籍。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要准备着永远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多数人在哭，那是一种表达，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心灵深处情绪的释放。此刻，知青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所以既没人劝，没人觉得难为情。要么哭，要么沉默着想心事……

    我惊讶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车厢中。那不是身材高大、年轻的班主任张泳龄老师吗？他要送我们去兵团？张老师却告诉说，看着那么多相处四年之久，转眼将长久分别的学生奔赴边疆，做大哥的心有不舍，临时决定上车陪陪，同行一程。

    开饭了，每个小桌板上被摆满了盒饭，见多识广的列车员绷着个脸催促着，快吃！快吃呀！没几个人能拿得动饭盒的，所有人的心思不在生理上。

    很快，火车将到上海境内的南翔站，张老师起身准备下车。不管是不是从行知中学毕业的学生，都站立起来，哭泣声再次响起。有人大声叫道：“张老师，您就别下车了，陪我们到兵团后再回来吧！”

    “我也想啊！可不行呐。”张老师眼含热泪，声音沙哑地边说边朝车厢门口退去，双手与学生们的肢体相互触碰着，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同学们要当心身体啊！要当心……”

    学生与老师郑重道别。列车开始正常运行，因为属性是专列，到达目的地前，再也没有上过客。几个小时后，车厢里的哭泣声渐渐消失了，大家开始拉家常、聊天。一车厢的人毕业于多所学校，原先并不全都认识，但都是上海市宝山县人。车厢里还有一位四十岁左右干部模样的女士，想必她一定是政府机关派出来陪送知青的工作队成员。这位女士以母亲般的柔情劝慰知青们吃点饭，嘱咐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并且说，她也有一个孩子在外省的农村插队，所以非常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她全程陪坐在专列上，到达终点后才没再见到。

    在车厢里糊里糊涂摇晃着，时而站，时而坐，眼皮耷拉下来时，倚在座位上睡一会儿。有的人实在是熬不住了，就拿张报纸铺在三人座位的底下，钻到里面睡上一会，时间一长挺难熬的。现在想想，所谓的艰苦奋斗从踏上专列的那刻起，就已经开始了。火车过境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

    毕竟是一群小青年，低沉的情绪一过，也就恢复了天真和调皮。第二天天刚亮，一位同学将盐津枣放在杯子里化开，弄成浓浓的酱汁，悄悄涂抹在熟睡中的黎国良脸上，然后猛的用手掌拍打一下他的肩膀。黎国良被惊醒，起身追打那位同学。黎国良半脸花猫滑稽的样子，引得车厢里的人哈哈大笑。黎国良见大家这般开心，也跟着一起大笑。见几位女同学嬉笑着用手指指他的脸，用手一摸，手掌上有点咖啡色，急忙跑向洗手间。洗了脸，黎国良又追着使坏的同学而去……

    途经河北省张家口车站时，停车十来分钟，许多人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下车去伸伸腿。有的用车站里的水龙头洗脸、漱口，有位知青还买了只西瓜拿上来分着吃。

    经过北京站继续向西北方向运行时，没有空调设备的车厢内的温度直线下降，知青们乱纷纷的想找点厚衣服套在身上，然而没有，主要随身物品都放在了货物车厢里了。上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长袖的确凉衬衫，一条棉布单裤，此刻冷得上下牙齿相互“咯咯”的打架，好在同学赵雪芳随身带了二件海军军便服匀出一件借给我。坐的时间长了，感觉穿在脚上的鞋子小了两码，胀鼓鼓的。列车经过了内蒙古包头市后，继续向西运行了一段时间。

    九月二十日十四时左右，站站停、慢慢行的专列停靠在了一个车站里。下车啦！下车啦！站台上有人使劲地连续大叫着。终于到达目的地啰，透过车窗往外一瞧，嗬，迎接知青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站外景色的小地方。向远处望去，荒凉得什么建筑物都没有。

    知青们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僵硬的躯体鱼贯地跳下车去，轮到我走到车门口时，“呜呜”的哭泣声忽然在站台上响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形成了一长条，许多女知青干脆一屁股蹲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刚刚下车的同伴们几乎都被感染了。又由于连续七十五小时的车马劳顿，此刻已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木讷地站在那儿。不远处有几头毛驴正低着头伸着长舌啃食着什么。一见有毛驴，几位男知青立刻冲了过去……

    兵团派来接我们这节车厢中部分知青的几位老兵，招呼我和祝荣生、赵雪芳等，去火车尾部的一节车厢卸行李。网兜和旅行袋都被撑得鼓鼓的，还有许多箱子，坛坛罐罐一大堆。一会儿，站台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点名声，知青们在出发时已被分配好了连队，安排在指定的车厢中。有一位身穿土黄色军装未配领章、帽徽，戴着一付眼镜的中等个子年轻的老兵走到我们面前，递过来一只部队里常见的卫生员用的牛皮制做的黄褐色药箱，嘱咐我让它跟着行李一块走。

    在这儿下车的知青，入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分别配属给了五、七、八、九连，另有一部分随火车去了其他地方。

    火车站位于临河县，处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配属给八连的知青排着队徒步跟着两辆由三匹马拉的车最先离开车站，听说八连离车站很近，过黄河就到。正当配属给七连的知青整队离开时，有位老兵一声大叫：“章衍！”

    站在队尾的我，在一种沉闷的气氛中猛然听到陌生人用高分贝的纯北方口音叫着自己的名字时，反应有点迟钝：“唉！是……是叫我吗？”

    “你和祝荣生，留下来看管一下行李好吗？后面会有车子来接你们的。”

    “噢！好，好啊！”也不知道七连来接知青的老兵是怎么注意我的。

    听到我们的对话，赵雪芳大声说道：“我也留下来吧，和他们一道看管行李。”

    “行啊！”老兵爽快地同意了，同时递过来一件棉袄、二件棉大衣。

    火车站在热闹一阵后，很快安静下来，留下的是一堆行李和三位孤零零、穿着两长一短土黄色棉衣的人生地疏的知青。我举目四望，不远处有个牌子，上面有两个尚能辨别的字“宿亥”。小小的火车站见证了我们这些上海知青踏上内蒙古自治区土地的脚印，见证了知青们与这块土地上奔流的黄河之缘分。另外就是，九月的上海，秋风徐徐，绿意盎然，落叶无几；九月的内蒙古，秋风瑟瑟，草木枯黄，树干似柳。

    铁轨上南来北往开过多列火车，没见一列停下的。不知过了多久，老远听到“突突”的响声，只见从站台的一头开来了一台前轱辘小、后轱辘大的四轮拖拉机头，后面拖着个没盖子的大车厢，同来的还有几位没见过面的老兵。几个人合力将行李装上车厢，人也爬了上去。我随手将药箱斜背在了身上。

    拖拉机离开了第一个迎接我的地图上都难以查寻到的内蒙古一个叫宿亥的地方，通过快要降到地平线的太阳所处的位置，感觉是在向偏南的方向而去，一路上见到的尽是松松的黄土，轮子滚过后带起了一股又一股浓厚的尘土。没多久便停在了一条宽宽的大河边。赵雪芳、祝荣生和我跳下车厢时，都感觉到了地上的泥土软软的。河边停着两艘挺大却旧旧的机动船，拖拉机顺着倾斜的木板开上了船，人员跟着走上去，并被要求坐下来，此刻我正准备摆渡的是祖国的第二大长河——黄河。对黄河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读书时的地理、历史课本上经常提到她，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让我不曾想到的是，黄河之水竟然是那样的浑浊，与我家乡的清清河水有天壤之别，黄河的水色恰如其名。

    这里的黄河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波涛汹涌，但湍急的河水泛着旋窝，摆渡船走的不是直线，船的动力加上水流的推动，向东斜线漂向下游对岸的某个地方。一幕晚霞袭来，西边的残阳在进入地平线之前照得周边的云朵像是染上了鲜艳的橘红色，非常壮观。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站在过那么宽广的原野上极目眺望可视范围内一览无余的景色，况且还是站在正航行于黄河水面的船只上。约莫半个小时，船靠岸了，就是一个稍微平坦一点的沙滩。离开火车站时，驾驶员就说过，今天来不及去七连了，先到团部招待所过一夜。

    刚离开黄河南岸，天色开始黑沉。站在车厢上，借助拖拉机亮着的大光灯，依稀看到地面上好像有点零零星星的茅草。车厢一路摇晃、跳动得特别厉害，三人只好叉开双腿站着，双手紧紧抓住栏杆，极尽所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藏在行李中的脸盆、茶缸、碗筷等连续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们在此交响乐曲的伴奏下，如同兔子似的上下蹦跳着。上身穿棉衣还好点，下身却只有一条单裤，拖拉机开动后出现的吹拂现象，让我的双腿很快没了知觉，要不是身体在连续跳动，非冻出病来不可。

    黑夜中，拖拉机孤零零地慢速行驶着，此刻它的吼叫声似乎是用来给车上的人壮胆的，真不知道四周是否有什么豺狼猛兽正在跟踪窥视，企盼车厢上会掉下去一顿美味佳肴。内蒙古高原，空气清晰，天高云淡，仰望天空，明月高挂，圆圆的大月亮缺损了一点点，恰似一副弯弯的笑脸；虽满天星斗，却分不清大地与天际的分界线在哪里。远远的前方出现了一片昏黄暗淡的亮光，靠近了才看清，是一片形似的营房，灯光从窗户中射出。拖拉机停在了一栋房子跟前，当我跳下车厢时，腿都软了，摇晃了好几下才站稳。

    一位穿白色饭兜，炊事员模样的人迎过来，将我们三人带进了一间好大的房子，里面亮着一盏瓦数不足的电灯，一个桌子上盖着纱布，揭去纱布凑近了才看清楚，是三只白色的圆形磁盆，大磁盆里放着黑乎乎的包子，小磁盆里是萝卜干，另一个装着黄褐色不知名的糊糊，老兵介绍说这是小米粥。见到吃的，方才感到真的是饿了，手都没想去洗一下，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一口咬下去，包子里怎么会有一块硬硬的东西？用手抠出来放在舌头上舔舔，是糖块，我随手就将它扔回了磁盘里，四周黑幽幽且略显空旷而陌生的房子里猛然发出“咣当”一声，把自己都给吓了一跳。糖包就着萝卜干，这是我到达兵团后吃的第一顿饭，由于实在是饿得不轻，一连吃了两只，相当于南方白馒头半斤那么个量，外加一碗平生第一次吃到的小米粥。

    又有人进来将我们领往另一栋房子，一盏小瓦数的电灯挂在屋子中央微微地晃动着，右边架着一张大大的床。靠近了一看，好嘛，床脚仅用几根原木支撑着,上面是芦苇编织的席子，放着三床棉被。见到了久违的床，在家时的一切讲究都免了，脱去衣裤，钻进被窝。

    一躺在床上，除了身体翻动时背底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外，整个屋子的里里外外顷刻间安静得没有了一点的杂音。虽然疲倦、眼皮沉重，我却怎么也无法入睡，耳边重现着火车开动时车轮与轨道之间发出的节奏性很强的隆隆声，整个身体好像还在行进的列车上微微地跳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屋子里的电灯突然就自己熄灭了，整个晚上都没再亮过，窗户外除了黝黑的天空，对面的屋子并没有灯光辗转射入。

    正在迷迷糊糊中时，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叫喊，睁眼往窗外一瞧，天已经大亮了。祝荣生、赵雪芳看上去睡得比我好，三人穿好衣服，我背上药箱，刚一出门，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外面没几个人影，环顾四周，这个地方的房子还真不少，东一排西一排的，外墙都是红砖砌的一层楼，房顶上是红色的大瓦片，靠着某一房顶至少有一根烟囱树立着。有些房子，北面的窗户被砖头给堵上了。有人将我们引到饭堂，吃的还是糖包、萝卜干、小米粥。

    一间房子里放着昨天拉来的那堆行李，过来几位老兵，帮忙重新装车。又见昨天来车站迎接知青的那位戴眼镜的老兵，他笑着对我们三位说道：“走吧！今天，咱们就跟着拖拉机去七连啦。”

    拖拉机“突突突”地喘上几声粗气上路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招待所周围远远近近散落着一片一片的红色砖瓦房，不远处有一个用红砖砌成的足有四层楼高的方形家伙，孤傲地耸立着。拖拉机行驶了一小段路后，拐弯向东，迎着太阳而去，天空湛蓝。

    拖拉机所行驶的路，既不是水泥路或柏油路，也不是用碎石铺垫出来的，明显是一条被机动车反复碾压后形似公路的土路，远望是一马平川相当的平整，近看却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一波一波活像是河水被大风吹动后凝固的波浪，更像是一块被无限放大的洗衣服用的搓衣板，一轮一轮的，都是车轮压出的一叠又一叠的印子，看上去比较松散，车子行驶的速度并不快，车厢里的行李却像是打足了气的皮球，跳起后掉落在厢板上，还要连续跳跃好几下，发出“咣咣！咣咣咣咣！”由于车子颠簸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只能站着，相互间都没敢说什么话，生怕一不小心，让上下跳动的牙齿乘机把舌头给咬了去。车轮过后立刻扬起一列滚滚黄色的浓烟向着天空慢慢飘散。

    车头里的司机和老兵，屁股也不能安稳地坐在位子上，随着车子上下跳跃。司机忙得手脚一刻不停，老兵则双手紧紧抓住护栏，还不忘回头冲我们开心地笑着，大声招呼：“当心，当心！抓住了，抓牢了……”

    那纯北方口音亲切的招呼声，让我们感受到了兵团老兵的一份真诚关爱。我想，看来兵团是来对了，以后将与这些兄长共同战天斗地啦。

    我的行李中有一本中国行政地图册，出发前特意看过，那上面把黄河在这里走了一个大拐弯而冲击出来的地方叫做“河套土默川平原”。放眼望去，四周果然没有山，地坪线以内没有庄稼，路旁长着几棵营养不良的小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活像个哨兵，又好像是一个坐标。远处有几匹马或是驴，行影孤单地站在并没有草的荒凉地方。偶尔能见到几间老乡家的房子,没见一个人影。

    所有用眼睛能目击到的地面，都是黄色的沙土，刚好与我的家乡那终年郁郁葱葱的绿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只五天的时间，便从绿色环抱的上海来到了内蒙古，所到之处一片枯黄，看什么都是黄黄的，时间之短，变化之快，令我的感观有点来不及适应。

    突然，拖拉机一下减速，几乎停了下来，车厢巨大的惯性与车头一顶撞，发出一声“哐当”，三人的身体一下紧贴在前栏杆上，只见机头左侧的大轮子陷在了一个若大的沙坑里呜呜地转着，沙土飞溅都打到我们的身上了。驾驶员使劲地来回打着方向盘，折腾了好几下，才冲出了大坑。远处有房子出现了，抵近了才看清，是邮电局和一家小商店，一个大粮库以及一些民房，远处驻扎着一个连队，隐约有人在走动。老兵回头介绍说，这个地方叫巴拉亥。

    巴拉亥？怎么像是外国的地名。晓得了，几天的时间，我的双脚已经从汉族地区踏上了蒙古民族的地盘上了。拖拉机在经过这段路面时，趁机平稳了一下，不跳了，就十几秒钟。

    路边上出现了一条河，从堤坝的形态上看，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沟渠，里面的水很清澈。拖拉机越往东去，地面上的沙土好像越松，向右侧眺望，已经看得到沙漠，沙漠中有一个一个的小沙包。公路边上有一处五间连建的孤零零的房子，里面好像有人；公路的左侧又有多排红色房子的连队出现了，老兵回身打了个手势，九连。内蒙古西部的地理位置，与上海有近一小时的时差，从太阳所处的相对位置上看，已经快到正午了，拖拉机还在不停地往前开。当再一次有多排房子出现在视线里，并渐渐靠近时，看清楚了那是一片坐北朝南的几乎全是黄泥糊墙的平房，拖拉机右拐离开公路进入连队，又猛一个右拐，在一排房子的前面停了下来。说真的，当时我的心里很是佩服驾驶员，在荒漠上开车竟然没有迷失方向，特别是昨天天黑以后的一段路程。

    老兵从车头上下来，挥挥手，指指身旁的房子，微笑着对我们大声说道：“咱们的七连到啦！”

    终于到目的地了，由于一路上蹦跳得实在是太久了，车子停了，而我的四肢却还在不由自主的颤抖之中，穿着单裤的双腿，长时间的冷风吹拂，有点站立不稳，脚底板直发麻。别看药箱不重，但长时间的背在身上跳动着，药箱上窄窄的皮带将肩上的棉袄拉出一道深深的沟。听到拖拉机声，从好几处的房子里冲出来昨天就先期到达的上海知青。一天不见，乍一看怎么个个都变了模样呢？男男女女穿着很不合身的衣服，尤其是几位女知青，土黄色的服装披在身上，特别宽大。只见他们七手八脚的卸行李，急吼吼地快速分拣属于自己的那一包。

    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穿兵团服装，戴眼镜的大姐，用一口标准的北方话问了我们三人的名字后，热情地说道：“欢迎你们到七连来，欢迎啊！辛苦了，赶快跟我去吃饭吧。”

    见我的身上还背着药箱，她连忙帮着把药箱从我的肩上卸下，转身递给了一起乘拖拉机来的老兵。到达连队，我方才知道，那位戴眼镜的大哥是七连的卫生员张万荣；而这位大姐则是连队的副指导员赵生芳，他们都是伊盟知青兵。

    赵指导将我们领进了办公室。她指指桌上的两个盆子说道：“饿坏了吧！赶紧吃饭。”

    大米饭、白菜炒肉片。嗯，南方的家中只不过如此，看来兵团的伙食供给还真如宣传上说的那样子嘛。三人各自盛了一碗米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可刚刚吃上几口，相互间不由自主地闪了几眼，白米饭怎么有一股子甜甜的味道？难道这里的水质是甜的？刚把盛到碗里的饭吃完，赵指导拿出一个西瓜，一边说是特地给你们留的，一边手起刀落，“咔”的一声切开，我们都礼貌地吃了一块。我想，把新来的三位知青到达连队所吃的第一顿饭放在办公室里招待，既表达领导的重视，又是一种别样的欢迎仪式吧。

    有老兵进来将我们领往宿舍，我和祝荣生分在同一间，赵雪芳被领往另一处。我住的宿舍，正门进去是厅，左右两边是宿舍，左边一间，有好几位知青正在整理刚才拿到的行李，见我俩进去，纷纷直起身来，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侬来啦！侬来啦！”又指指一位戴眼镜的老兵说，“这是我们的王班长。”

    宿舍里左右各有一张大床，是砖块砌成的平台，这就是北方人睡觉的“炕”。左边南墙上有一扇窗，床上铺有四床被子，右边墙上的一扇窗已用砖头堵掉了，铺上有二床被子，若加上我和祝荣生正好八人，床与床之间留下了并不宽敞的走廊，咋一看，连个拉架的距离都不够，看来平时只能呆在各自的铺位上活动了。我和祝荣生的行李已由其他人带到宿舍，由于对“兵团什么都有”的宣传将信将疑，我带了一套厚实的棉毛衫裤、一条四斤重的被子以及一些洗漱用品，一只小木箱和一只旧的旅行袋子，还带了一顶新蚊帐。王班长说，这里用不着蚊帐。我将信将疑把蚊帐收了起来。大家将暂时不用的物品放在了对门的一间套房里。

    王班长抱来两床褥子，说这里的晚上很凉，暂时借给我和祝荣生。他用手指指空铺的靠中位置对我说，晚上你睡这里；又指指墙边上的床位，对祝荣生说，你睡这里。从班长主动送来的两条棉被上，我领悟到兵团的组织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及时、主动帮助新兵度过暂时出现的困难。记得同宿舍的上海知青还有袁科臣、陈太明、冯锦根、邱安明……

    正式入编七连的上海知青，分别来自宝山县的大场、南大、顾村、刘行等公社和镇，共五十六位，临时组成男、女各一个新兵排。噢，现在开始可以叫兵团战士了。男兵排长叫张慧，我所在班的班长叫王克恭，两人都是伊盟知青。王班长个子瘦小，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性格内向，戴着一幅塑料边框的眼镜。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王班长叫我拿上一只很大的饭盆，跟在他的后面。伙房很大，厨房与大厅间的隔墙上有一排窗，靠近窗口往里一瞧，见灶台上有几只正在冒着热气的大铁锅，边上有一个擀面用的大桌子，看情形是烧制全连食物的地方，里面有几位炊事员，好像大多是女兵。班长将两只盆子从窗口递进去，嘴上报了一个“九人”的数，顷刻盆子从窗口中又被递了出来，里面分别装上了稀粥和几十只黄色的疙瘩。班长端稀粥，我端疙瘩。回到班里，放到“桌上”，就是一段砖块砌成的烟道。班长的嘴中吐出两个字“吃吧！”然后不再吭声，随手拿起两只疙瘩，再从疙瘩下面翻出一块萝卜干，独自离去倚在门框上大口吃了起来。见班长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连水都不用便可下咽，想必这疙瘩的口味不会太差吧。八位新兵取出饭碗，相互谦让着，盛了粥，拿了疙瘩、萝卜干，坐在各自铺位的炕沿上，一本正经吃起晚饭来了。

    稀汤似的淡黄色的粥是小米烧制的，拌着大头菜腌制的萝卜干，当水喝；疙瘩是玉米粉做的，俗称“窝窝头”，颜色深黄，圆底，锥形尖顶，比我的拳头要小点，拿起一只翻过来看，底下有一个空窝，现在已经凉了，咬上一口，硬硬的没有弹性，干巴巴的没任何味道，吃在嘴里形同嚼蜡，难以下咽，跟白米饭没法比；几个人都有点皱眉头，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只有一半的人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一碗小米粥，两只窝窝头。晚上，邱安明悄悄从行李袋里拿出一包奶粉冲了一大碗，大家分着喝，那味道真的好极啦。

    屋子里已经很暗了，王班长小心拿过一盏煤油灯，俗称“马灯”，划了一根火柴提起玻璃罩，将灯芯点燃，重新扣上罩子，若大的房间里算是有了一点光明。我这才注意到，屋里头别说是电灯了，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一个。本想给父母亲写一封报安信，但光线实在是太暗了，人坐在炕上，相互间连面部的表情都无法看清楚，有的只是墙上那黑黑的微微晃动的几个人影子。大家就着昏暗的光线聊天，内容都是上海多热，内蒙古多冷；连队的炊事员绝对是北方人，大概听说上海人的口味是偏甜的，在新兵将要来到时，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菜肴，不知是哪位的奇思妙招，在烧饭时加了点糖精。想起昨天在招待所里吃的也是糖包，从中不难看出兵团老战士为迎接从南方来的新兵，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老兵们将自己的那份热情和心意都溶在了一口甜味之中了。

    “哪能是格种地方？是人蹲格地方啊？黄芽菜炒肉片，只吃过一趟。”

    “晓得是格种地方，赤佬会得来！”

    牢骚声不断。在学校参加动员会的时候，宣传人员说，兵团那边什么都有，什么都发，生活物资绝对有所保障。而现实是，除了热情的人外，什么都没有；窝窝头、小米粥是我们南方人的胃一下子所难以消化的。大家纷纷埋怨兵团的供给没能跟上，天那么冷了，什么被服都没见着，白天受凉就算了，晚上睡觉还要挨冻，到处去找老兵借御寒的衣服、被子。纷纷表示，要写信将这里的实情告诉第二批准备来兵团的同学，同时让家人直接给寄来御寒的被服……

    忽然，外面响起了几下急促的哨子声，班长一声“熄灯了。”侧过身对着玻璃罩，一口气将火苗吹灭，室内顿时漆黑，班长摸黑离去。刚躺在床上，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火车在行进中发出的有节奏的隆隆声，但这天晚上的觉却睡得很好。

    一觉睡到自然醒，天也亮了。不知是谁第一个起床，有点激动地用上海方言叫着几位还不太熟悉的名字，一屋子的人都被弄醒了。我拿上铝制脸盆以及洗漱用品去外面的水井边。刚出门，虽然下身加了一条棉毛裤，只觉得热量一个劲的被往外抽。来到三十米外的水井边，许多人已在漱洗。我将一桶水倒入脸盆和水杯，端到边上，刚将水杯里的水吸入口中，一股冰凉刺骨的感觉通透了整个口腔，还没有感觉出这井水的味道是苦、是咸、是涩还是甜，水不由自主地喷到了地上，溅起一坨灰尘，胡乱刷了几下；将毛巾打湿，在脸上转了个圈。匆忙返回屋子，脸盆底下沾满了沙子。

    拿出信纸，整个人趴在炕面上，迅速给父母亲写了几句报平安的话，其他的没多说。写好信封取出邮票，用昨天预留的一块窝窝头，想将信口封住，哪料窝窝头根本没粘性，早已变成了干粮块，粘点水用手一撮，成了细小的颗粒，学习用品几乎都带齐了，就是忘了带胶水。王班长见状说，胶水就连长的办公室有，并特地嘱咐一句，进门前别忘喊“报告”。拿上信来到连部办公室，在门口清了清嗓子，平生第一次学着军人的样子，站得笔直，正对关着的门大喊一声：“报告！”

    “进来！”里面回应。

    推门进去，我冲坐在办公桌前戴领章、没戴帽子的貌似连长的人小声说道：“我来借用一下浆糊！”

    连长用头示意，说道：“浆糊在那张桌上，你用吧！”

    转身见一边还有一位没戴帽子但衣领上也配有红领章的青年人在看书，头一次在一种特定的场合与部队中真正的军人，现在的领导如此近距离的相对，还真是头一回呢，我的心里徒生一丝紧张。一步靠上放有一瓶钢笔墨水和半瓶浆糊的桌子，二下就将信口封好并贴上邮票，退后一步立正说道：“连长，好了。”

    连长头都没抬，应答道：“走吧！”

    “是！”我后退几步，随手将门轻轻带上。一离开连部，哧哧地直想笑，怎么说自己刚才的的确确当了回一本正经的战士，可再看看自己的穿戴，上身是土黄色的棉衣、下身是脏兮兮的蓝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由白色变成黄色的球鞋，没戴帽子，这又是哪门子的战士啊。不过，刚才的一声“报告”，已经证明了我开始由学生向战士的转变。

    回到班里，班长说这里的私人信件，都是连部统一收集后，由通讯员带往团部再转邮局。于是，大家都把信交给了班长。所有新兵寄往上海的第一封信，在路上足足行走了三十多天，而之后的信一般不超过十天。

    一段时间后，传出了一个无法证实的消息，我们的信之所以走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信件到达团部后被扣押了。在一次关于兵团未能及时发放被服、生活物资供给匮乏的新兵和老兵自行聚集的议论会上，我曾说过这么一番激烈的话：“……兵团骗了我们，兵团不应该骗我们……其实，兵团就是不骗我们，我，也会来的！”

    当时新兵们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宣传上说兵团什么都有，什么都发，把兵团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吹得跟花似的，被批准到兵团的人，普遍拥有一种自豪感。能到兵团来，是被证明家庭出身成分、本人政治表现、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都符合加入革命队伍的要求。虽然知青们对到边疆干革命的艰苦程度具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被服未能及时发放，所见到的自然环境极其荒凉、生活状况如此艰苦，其程度大大出乎预料。想想看，若自己真的什么都不带，我们不是一下就又返回到古代去了吗？最最起码的个人卫生将统统免去。

    早饭吃的是黄色的松松软软的不知是什么粉做的正方形发糕，每人两块外加小米粥和萝卜干，全体新兵完成了任务。班长嘱咐，早上发放衣服，都不要走开。好消息一来，大家脸上挂着的阴霾一下烟消云散，开始有说有笑。一接到通知，争先恐后跑向连部，一看都是上海新兵拥挤在那儿，分发衣服的老兵叫一声，听到名字的人应答，抱起一捆衣服向各自的宿舍快步而去。我把衣服往炕上一扔，脱了鞋子跳上大炕，试着穿衣，军装和衬衫很合身，跟定做似的；平角短裤和外裤，穿上后手一松，又立马掉下来了，仔细一瞧，好嘛！腰围足能套上两个人。不过还好，短裤上有一根细绳可以绑扎。

    “格哪能穿啦！瞎胡搞嘛！”

    “脑筋搭错了！嘎冷个天，棉袄不发发单衣。”

    中午饭吃的是窝窝头、盐水煮白菜。下午忽听得屋外有人大叫，到操场领衣服啦！这下把大家高兴的，边蹦边跑，又抱回一堆的衣服，再跳上炕试衣。棉衣、棉裤穿上身，瘦子即刻成了胖子。

    “啥颜色啊，嘎难看！格样子穿得出去啊！”

    “哪能叫阿拉穿格种裤子。”

    “空壳棉袄，哪能过冬啦！”

    用上海方言发点牢骚还满有点特色的哦。确实，知青们一般比较注重自己的外部形象，不管家庭的条件如何，在家出门时都要将自己收拾一番，这既是礼貌也是尊严。新兵中胖子极少，绝大多数人的身材比较瘦小，许多人的身高都还没有长足呢，我就是个身高一点六九米，体重一百零五斤的小个子。后来有心灵手巧的新兵，将下发的衣服、裤子进行了改制，穿在身上的确精神多了。连部规定，不能随意改动衣服，但对于已经改动过的也无可奈何，于是依据自己的身材将衣服改动改动，成了一股时尚的风。我不会针线活，只能穿着那宽大的军装了。

    这里所发的衣服呈土黄色，好像是野战部队里用旧了淘汰下来似的。一天内发了二套春秋单衣、二件淡黄色衬衫、二条短裤、二双线袜、一双灯芯绒布棉鞋、一件棉衣、一条棉裤、一套棉衣棉裤外套、一只棉帽、一件棉大衣、一条厚棉被、一双球鞋和一双灯芯绒单布鞋。这些被服全部是纯棉制品，除了棉衣棉裤的外套是草绿色的，其余全是土黄色。仔细看着这堆被服，我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想法，用这些个衣服、裤子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四周的沙土中隐蔽，苏联人是很难发现的噢。

    被服的正式发放，使新兵们受冷挨冻的局面迅速结束，原本以为自己是被兵团欺骗而来的对抗情绪也得到了缓解。许多新兵后来写信请家里寄来了一些短缺的物品，如毛衣、毛裤、棉毛衫裤、垫被等。

    新兵们穿上有点臃肿的棉衣、棉裤，身上暖和了，再穿上外套，带上帽子，顷刻间浑身上下有点兵的味道了，新鲜感十足，不约而同跑到外面逛上几圈。我和祝荣生也来到操场，正巧遇到了赵雪芳，大家小声议论，要是再有一枚红色的五角星外加二片红领章，那就更好啦。见有几位上海市知青工作队成员正在给战士们拍照留念，三位战友一商量， 就拍了一张身穿军用棉大衣的合影。我的父母亲正是见到了这张照片，相信儿子在兵团里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1971.09.22内蒙古兵团3师23团7连操场 赵雪芳（左）、祝荣生（中）、章衍（右）

 

    二天时间里，趁新兵等待被服的过程中，班长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并详细介绍了兵团的一些情况：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一九六九年五月成立，隶属北京军区，设兵团、师、团、连机构，不设营；三师的师部驻地在黄河北岸的临河，团部设在原巴拉亥林场场部；兵团除正连以上和极个别副连干部是穿军装配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外，余下的全部是穿军装不配戴领章、帽徽的干部和战士，绝大多数的战士是从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里招来的城镇知识青年。二十三团是农业团，正连以上的干部全部是由三十八军配置，团部设有团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等，共有十个农业生产连，外加基建连、机运连、卫生队等，农业连队满编约二百到四百人；二十三团从磴口县黄河大闸南侧附近起，贴近黄河弯曲的南岸由西向东以连为单元摆开近一百公里。战士们平时除了要参加正常的军事训练外，还要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以减轻国家负担。

    七连在上海新兵入编后，人数近四百，可谓是加强连。知识青年主要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内蒙古包头市、伊克昭盟；天津市；山东省的青岛市；驻地的全称叫伊克昭盟（简称：伊盟）杭锦旗吉日嘎朗图公社黄芥壕大队，往南约一里地就是库布齐沙漠；往北数公里是黄河主航道。在主航道的南侧有一条宽度不一飘忽不定的黄河支流，战士们将这条支流称之为“二黄河”。从七连驻地直到二黄河边的那块滩地，就是连队开垦的农业田，号称万亩大田，它还有一个很气派的名字——昆仑滩。

    七连地处团部的东面，相距约五十公里，整个营房的北侧是一条横惯东西方向的土质公路；公路的北面有一条堤坝垒得高高的引自黄河的水渠，这条干渠从磴口县黄河闸桥开始，一路经过一连、六连、三连、四连、团部、二连、九连、七连、五连，再经二十五团驻地一路向东而去。每年的四月至九月开闸放水，被开垦出的农田，大部分靠它来浇灌；附近农村的老乡们种植的农作物也是用干渠中的水。阀门一关，渠中的水很快就蒸发或渗漏完毕，战士们称它为“三干渠”。

    我拿着棉衣去还给老兵大哥，顺便打探打探连队的情况。驻地的营房呈方形，以一个大操场为中心，操场的地面非常坚硬；连部在北面，南面是新建的礼堂、伙房，伙房的房顶比一般的一层楼要高出许多；东面是三栋房子，住男兵排；西面也是三栋房子，住女兵排；每栋房子两扇门，每个门内左右各一间宿舍加一间库房，每间宿舍两个炕，每个炕睡五个人，如此等于是一栋房子住一个排四十多位战士；另外近处、远处还散落着许多宿舍。举目四望，东面约一公里的地方是五连的驻地，零零星星的见有几户老乡家的住房；绕过礼堂，再向南眺望，便是一望无边的茫茫沙漠。   

    晚上吃的是玉米糊糊、窝窝头外加萝卜干。到达兵团的三天时间里所经历过的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貌似军人集体生活开始了，新兵排正式展开军事训练。早上，外面的天蒙蒙亮，几声哨子急促响起，班长在门口大叫：“起床啦！快起来！”

    第一次住集体宿舍，第一次听到统一的起床声，正睡得香呢，就被叫起，很是不习惯，室内还是黑乎乎的，大家急急地穿好衣服，出门集合。穿上统一的军服，虽然衣服的大小与人体身材的高矮未必妥帖，但当排成一队时，确实像模像样地成为了一支预备役部队。几位动作不太利索，态度不太端正的战士，经过排长的几声吼叫后，也极不愿意地低头表示服从。训练的项目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操场上重复进行着集合、报数、立正、稍息、起步走，学习打背包等基本动作，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理感应不同了。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身穿军装的兵，比上体育课时要少了点羞涩，多了点认真、严肃，口号声既整齐又响亮。正步走路时，不将地面上的灰尘踩踏得飘起来，不足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兵，谁都想着尽快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融入兵团的氛围。当然，大部分的训练时间被生产劳动所代替了。每天早晨的起床哨吹响在六时三十分，晚上的熄灯时间是二十一点。

    新兵训练期间，全体到农田里帮忙收割、脱粒、晾晒，我们班到打谷场搞脱粒。若大的打谷场就是原来自然的土地，看不出有人工特别加工的痕迹，大概只是碾压一下。老兵告诉我，这块空地的土质叫胶土，就是特别粘稠坚韧的意思。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好几十位男女战士在忙碌着，手中的铁锹、铁叉上下挥舞，场地上堆满了高粱、黄豆、玉米等秋季农作物，拖拉机和马车正在不停地将远处农田里收割下来的果实拉到打谷场。

    班长给我们示范了黄豆的脱粒过程，就是将堆得高高的凌乱未脱粒的豆萁，稍加整理后，抬到平地上，铺成约三十到五十厘米高的一片，以便拖拉机拉着石磙子在上面来回碾压，然后将豆萁撤走，地上留下的就是黄豆和一些豆壳。班长吩咐，每组两人自由组合。于是，我和祝荣生两人搭伴，将豆萁叠放成一米高时，底下插上两根棍子，两人手握棍子抬娇子似的将豆萁抬起，去空地上平摊。铺出一片后，有人开来了一辆四轮拖拉机，后面拖一个二米长、零点五米高的石磙子，拖拉机在豆萁上不停地来回兜圈子，石磙子将豆萁压得扁扁的。我们再用木叉子，将豆萁挑到一边，堆叠后再将它们抬到打谷场的外围。老兵们则用铁锹将黄豆略堆成一堆后，铲起抛向空中，利用风的动能将豆壳与豆子分离，然后装入麻袋，运走。整个一天，我们都在做着周而复始的极其简单的体力劳动。

    纳闷的是，看似不太平整的胶泥地，用扫把推动黄豆时，地上并没有翻起泥土；就是脱粒麦子，也没见到起灰尘，地面上的一些小缝隙里，也没能留住几粒麦子，真是神奇。

    一天，全班已经在门口集合了，王班长一拐一拐地走到我的跟前说：“章衍啊，我的脚受伤了，今天去不了了。这几天你领着他们干活去。”

    班长的脚伤得不轻，是昨天不小心被一个歪了的金属叉子给戳的。于是，我带着全班去了打谷场，干的是重复的工作。临近晚上收工时间，我脚边上的一堆豆萁里忽然窜出两只硕大的老鼠，迅速躲到了另一堆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吓得惊呼道：“老鼠，老鼠！”

    听到叫声，邱安明从不远处跑过来，瞪着大眼问道：“哪里，在哪里？”

    一个班的新兵全部到齐了，我心有余悸地指指道：“在那里……”

    除了我，七名战士组成了一个逮鼠队，迅速压住那堆豆萁，老鼠被卡在了中间无路可逃。正好收工，老鼠被带回宿舍。趁班长不在，邱安明将两只老鼠扒皮、开膛，剪成八块，脸盆当锅，利用炕边的炉灶将肉烧熟了，全班新兵一人一块，迅速吞下肚去。大概是好长时间没闻到肉味了，觉得什么肉都是挺好吃的。邱安明很有心，将老鼠皮上的油脂刮干净，晾晒在木柱子上。一位老兵讨要了这二张皮子，拿去做成了一双鞋垫。

    我慢慢适应兵团的集体生活，喝小米粥、玉米面糊、啃窝头、列队训练、干大活、睡大炕；油灯伴夜、瞎聊天。这里没有广播、没有地方报纸，有的只是几个星期才来一回的“兵团战友报”，那上面刊登的是描写兵团战士们在战天斗地的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及其事迹，其他的文化生活、生存技能，一概没有。每个连队都好像各自驻守在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上，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根本无从知晓。当然啦，一群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还是挺有点意思的，相互之间一番善意的调侃，能稍稍抹去平日里那劳动之后的疲惫；相互之间的一番鼓励，能让人的愁容很快消除；相互之间的一番趣味的话语，能让人暂时忘却了乡思；几位具有号召力的战友一招呼，相互之间统一的行动，能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十月的内蒙古，中午与早、晚的气温相差很大，从井里吊上来的水，手是不能长时间浸泡的。一天早晨路过井台边，见到一位上海女兵，身边放着一堆衣服，边洗边哭，模样很是伤心，她那两只手掌外加挽起袖管而露出来的白皙皙的手臂已经冻得通红。

    为省去从井里打水，我在洗衣服时就走过公路，到干渠里去洗。记得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堤坝，见水已经结上了冰，瞧瞧四周想找个块砖，可是没有，只得用脸盆使劲往下砸，只一下脸盆的内侧就凸起了一个大包，当盆内凸起几个包包时，冰被砸开了。衣服摊在冰面上，也只是在领子、袖子稍稍涂抹一点肥皂搓搓，放在水中轻轻漂几下，就算完事了。此时的干渠，因农业灌溉停止许久，沙已经彻底沉淀，水的质量非常好。不过，洗什么东西不可动静太大，若将水底的泥沙搅动起来，衣服只会越洗越肮。渠水虽凉，但用时短，是一种双手不致受冻的好方法。宿舍门口竖着四根木头，相互之间拉上铁丝，将衣服挂在上面，高原的阳光很是强烈，空气干燥得很，一天晒下来，基本上都能干透。

    一天半夜，响起一串串急促的哨子声，全班的人都被惊醒了，几乎同时听到班长压低声音紧张地喊叫：“起来，起来！紧急集合！打好背包，到门口集合。”

    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两张床上发出一阵混乱的响声，有人叫道：“哎!什么都看不见，赶快点灯啊”

    “不许点灯！打好背包！集合了。”是班长的声音。

    我使出浑身解数，凭着睡觉前的大概记忆，摸到所有的衣物穿戴上，打好背包，跑出宿舍，已经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排长张慧大叫：“快点，快点！还有谁没出来啊？点名了。”

    不停地有人从宿舍里跑出来，排长的点名也开始了：“祝荣生、陈太明、袁科臣、邱安明、章衍……”

    “到！”被点到名的都得回一声，但最后的一声回应，不知道是从哪个屋内传来的，集合点上发出一阵笑声。排长严肃地说道：“今天的紧急集合，是为检验新兵训练成效。主要是看一下你们这些新兵一段时期来的训练情况。……今天集合的时间过长，要好好练习，掌握真正的本领。”

    说完后，宣布解散。回到屋内，点上灯，相互一看，情不自禁笑出声来，各自的背包打得五花八门，衣服穿得极其凌乱，只是大家的脑袋晕乎乎的没心思讨论，继续睡觉。之后几天，大家都自觉地练习打背包。

    在政治学习时，连队领导会要求大家多读一点书，还举例了一封比较典型的在兵团里广泛流传的让人读来既好笑又感慨的信件：“我离开父母，来到农村和大狼（娘）睡在一个坑（炕）上，大狼（娘）对我很好。她家养了十个鬼（兔）子，已经为我杀了九个了，还有一个等妈妈来了再杀。最近听说我可能要被上吊（调）。这里经常下雨，我要一把命（伞），请妈妈来时带一把命（伞）来。” 

    但能自觉读书的人很少，也没什么书可以读的。每天繁重的劳动耗去了太多的力气，接触的劳动又是低学科的，好像知识在此无用，不管你从什么等级的学校出来的，到了这里只要浑身有一把子力气就行。

    为应付可能的紧急集合，每天睡觉时，我都将衣物按顺序放在一侧，袜子放在鞋子里，鞋子正对自己的头部。就在新兵训练快结束时，一天半夜，屋外滴水成冰，凛冽的寒风中突然夹杂着一阵紧似一阵集合的哨声，班长急促的大叫声在漆黑的宿舍里响起：“集合！紧急集合啦！”

    班长的吼叫声一停，被惊醒的人开始动作，我迅速穿上衣服、鞋子，打好背包，跑了出去，好像是第二个报到的。集合的地点就在门口不远，几间宿舍内所发出的动静，外面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啥人拿我个衣裳？”

    “我的鞋子到啥地方去了？”

    “啥人抢我裤子啊？”

    屋子里顷刻间乱成了一锅粥，只要抓到手的，都是自己的。黑暗中一件衣服两人穿，一条裤子两人抢……

    排长、班长身上的背包整整齐齐，一付整装待发的样子。张排长显得很着急，不停地大声催促道：“快点，快点！怎么还没好啊？”

    “好啦，好啦！”从屋子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

    整队，点名。排长带着队伍沿驻地外围跑步绕上一圈。一路上队伍里不停地传出“我背包散脱了”“我鞋带松了”“啊呀！帽子落到地上啦，……到啥地方去啦？”

    一个小时不到，一个排的人，拉成了老长的一条，回到出发地好长时间才将队伍收拢。张排长开口了：“一个个的像个什么样子啊？洋相百出。尤其是背包，有几个人是背在身上的？什么样子的都有，抱在手上的最多。真不知道平时你们是怎么训练的。好啦，大家相互检查一下吧。”

    借着冬日的月光，大家凑近了相互瞧瞧。好嘛，许多人的背包已经挂到了胸前，而且得双手托住；好几个人双手抱着的不是背包，纯粹就是一条被子；还有的一只手紧紧抓着裤腰，想必若一松手裤子就会掉落。忽然有人大叫起来：“排长，老冷咯，快解散了呀。我的腿都冻僵啦！”

    经过多日的接触，新兵排长、班长已经基本上能听得懂上海口音所特有的普通话，相互之间在语言交流上几乎没了障碍。张排长一听有人这么说，嘴里嘟囔，你没穿棉裤啊，走过去仔细一检查，不竟也大笑起来。原来是有人将两条腿都套在了棉裤的外侧，如此只是穿了半条棉裤加半条单裤，怪不得喊腿冷；还有的穿了一双同是左脚的鞋，想必有人穿了同是右脚的鞋子，一阵紧张过后感觉到脚有点疼了。我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背包虽还在身后，背包带歪了，被子也快掉了。以后的几天里，我得空就练习打背包，直到自己彻底满意为止。

    十月起，早晨八点起床，集体出早操后再洗漱，九点吃早饭，每天的三顿饭则改为二顿，晚饭是下午四点。

    一天只能吃上二顿饭，上海新兵刚开始很不习惯，原始的生理基因呼唤着三顿饭的供给，肚子始终处于一种饥饿状态，生活也变得更为单调，吃饭、学习或干些活、睡觉。新兵们想尽办法来解决饥饿的问题，刚开始有一点自己带去的零食，偷偷地吃上一口，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是饿着肚子。虽然手上有兵团发的几块钱津贴，但这里是荒原，没地方能让你轻易买到食品，距离驻地西边一里地，有一家地方供销社开的小门市部，里面只有牙膏、毛巾、肥皂等小商品，和一些水果罐头以及农具之类的东西。记得这年的中秋节是与国庆节连着的，我吃了从该门市部里买来的月饼，不多时间就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睛睡着了。后来才知道，月饼是用胡麻油做的，这种油好像对我有催眠作用。

    连队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一般不许随便乱跑。我们这些新兵，空闲时间里都是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班里，与其他新兵们相互间串个门子都不是那么随意的，更别说敢去弄点什么东西来烧了吃。于是每次吃饭，不管好吃不好吃，一律将碗里的食物吃它个精光，跟刚来兵团时见到窝窝头的那个心理状态完全变了个样，而且每顿食物的配量都不会多。

    冬天的夜里，孩子们在兵团的火炕上因为肚子咕噜噜的叫唤而睡不着觉的消息传到上海的家中时，父母亲们行动了起来，竭尽所能从几千公里外寄来食物，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内中最多的是炒麦粉，就是将普通的小麦面粉抄熟，有的在里面拌了一些芝麻或糖，这种炒麦粉能存放好长的时间不变质。那时的社会物资供给，每人都有定量且很匮乏，家人也是节衣缩食，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下来接济我们。

    另外就是离家有三月，家书抵万金。我的父亲写得一手龙飞凤舞漂亮的硬笔书法字体，其写作水平不像是一位初中文化的人。他在信中从不谈论政治，也不对自己在历史上曾经遭受的不公说点什么。他总是报喜不报忧的嘘寒问暖，一句“我们都很想念你”，仿佛家人就在我的身边。

    临来兵团前，我特地到我奶奶的住处，向她老人家辞行。老人家问我为什么要到一个月都不能回一趟家的地方去，车费要几角钱？我告诉说，我要去的地方光火车就要开上三天三夜。老人家听后，狠狠地责怪了我父亲一通，为什么要让孙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奶奶一共就三个孙子，我的堂哥是她的大孙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去了山东；现在二孙子赴内蒙古；小孙子才十一岁。让我没想到的是，来兵团不到一年，奶奶与世长辞了。

    十二月十日，新兵集训结束，重新分配，进入各排、班。我和祝荣生、袁科臣被分在一排三班，赵雪芳分在了三排。遗憾的是，说是兵团战士，列队集训了那么长的时间，到头来别说摸一回真枪、打上一梭子子弹了，就连木头枪的影子都没见到过，以后新兵们就和全连战士一起出操。

    连队实行的是排长值星制，但大部分早操整队是由大学生、现役军人郭副连长和一位据说是从哪个仪仗队退役下来的班长主持，一见这位班长就知道是受到过极其正规化训练的，腰板笔直、喊声响亮。

    每天早晨的出操，先由各班的班长领着全班的战士到排里集中，然后由排长带着全排到操场，全连集中。整队后，接下来齐步走或跑步时，由一排一班打头阵，而一班则是由身材高大的天津兵张加生领头。张加生的步伐与值星排长的口号声保持一致，全连战士的步伐都是按照张加生的步行速度。沿公路向西行走约二公里，然后折返。几百人的队伍，一般情况下都排成两路纵队，好长的一条。战士们的步伐，整齐划一，公路被踩踏过之后，留下了无数双脚印，扬起了一股股的灰尘。我们这些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身着军装，已经从步伐上与军队的要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心中产生了点当一名兵团战士的自豪感。

    一排长杨占元，一位很能干的老兵，伊盟知青，身体长得比我高好多，强壮结实，干活始终冲在前头，平时话不多，咋一看比较严肃，偶尔也和战友们开开玩笑。第一次见面，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是我从新兵排里抢来的。”

    一排副排长王德宝，蒙古族，伊盟知青，身高马大，一般情况下排里的活动都是由他来主持，好大的一付嗓门，说话时犹如在草原上纵情歌唱那么嘹亮，待人和气，工作很出色。

    三班长刘保衡，保定知青，比我大几岁，个子比我高一些，留着小胡子，烟瘾很大而时常咳嗽，平时话不多。如果去打饭，他会说上一句，谁跟我去打饭？话音刚落他自己拿上一只盆子出去了；干活也是，他布置完今天的任务并嘱咐拿什么工具到什么地方，自个儿出门在外面等着，但完成任务却不含糊。我到三班报到的第一天，他就送了我和祝荣生一人一双羊毛质地的鞋垫，并安排我睡在他边上的铺位。

    三班副班长张冬喜，包头知青，比我大一岁，个子跟我差不多。他主动配合着班长，会催促动作慢的人快快出门赶上队伍。非常注重个人形象，讲究卫生，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连裤缝都给弄得整整齐齐，说几句话笑一笑，爱和人探讨问题，干活很是利索。

    班里头还有包头知青王胜利、霍新生；青岛知青，瘦高个李占明；天津知青刘宪章，留着小胡子，一对非常浓黑的眉毛，爱说笑话；天津知青陈风信；后来还来了一位保定知青韩建明，原连部的通讯员。一排有四个班，三班与四班的宿舍在一扇大门里的两个房间。

    一排是基建排，盖房子的；二排三排是农业排，种田的；四、五、六排是女兵排，其中四排也是基建排，大部分时间跟一排的男兵共同搞基建；还有后勤排、副业排……

    记得还有三位现役军人是黄连长、郑指导员和张军医；原劳动农场管教禄副连长；一排一班长赵吉祥，个子比我高一点，说话时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一付大嗓门，爱和战士们说笑话；二班副班长郎永祥，青岛知青，我们到宿亥时，在车站迎接的其中一位；四班长张雄；二排长赵国泰；五班长崔敬亭；三排长杨伟德，蒙古族人；五排女兵排长高鹏；女兵白凤贤，伊盟知青。

    总之，七连队伍里的一群年轻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

    礼堂、伙房是刚建的。这里雨水少，红砖砌的外墙是不用粉刷的，但必须用纯水泥浆把每条缝隙填满，这叫勾缝。三班领受了勾缝的任务，人人手拿小铲，就是一厘米宽、十厘米长，一头向上带点弯曲，一头有握把的铁皮条子，天天面对墙壁，认认真真，一条缝隙，一条缝隙的往里填水泥，南面的墙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完成。由于已是冰冻季节，北边的墙缝要等到开春才能勾缝。我发现若大的礼堂里尽然没放上一个凳子，想来开大会时一定是席地而坐，地上也没铺砖块。

    冬天来临，生活在南方的人不曾经历过什么叫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寒潮来袭时，飞沙走石看不到人影，整个天空黄黄的。人若在风头里待上一会儿，鼻子、耳朵好像不是自己的，一张嘴，满口都是沙子，大地冻得坚硬无比。每逢这般天气，连部就安排政治学习。

    炕外的炉膛内不停地燃烧着煤，热能通过自然的力量，沿着人们给它预留的通风道从炕的这头飘向那头，烟火经过不断的冷却，到炕的那头时，已经凉了。如此形成了一头热一头凉的局面。于是，加大火力，等到离开炉膛远的那一头炕面热乎时，靠炉膛这头的一床褥子热得都冒起烟来了，全连又出现好几起。于是，大家就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三班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在屋子的中央用砖块砌一个烧煤取暖的炉子，连着炉子砌出一堵内部弯曲的火墙，让烟火在火墙内通过，上部用一根铁皮管将烟引到屋外。

    说干就干，副班长张冬喜和我承担砌炉子，霍新生也要留下，被刘班长推着去完成其他的任务。对门的四班长张雄走过来，见到砌了一半的炉子，脱口说道：“哦，你们俩挺能干的嘛。明天，我们也把炉子给改了。”

    下午收工，大家回来一看，炉子已基本砌好。三班从此结束了烧炕的历史，屋子的走廊狭小了，但取暖的效果却很好，炉壁的四周都是暖暖的，从而保证了屋内的整个温度。后来经过改进，改善了炉子扬灰的问题。

    由于冬季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整个连队所承担的任务，渐渐归纳到积肥料、拉石块、平整田地。种田嘛，肥厚才能丰收。万亩农田，需要多少肥料？而全连战士加上十多匹马和一群羊自产的最优质的有机肥料，那是远远不够的。一天，战士们被集合起来，命令每人带上一条长裤，由向导带领，向南深入大沙漠中去运肥料。

    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马车不便进、小车不能推的沙包上。我是第一次在真正的沙漠中行走，高一脚浅一脚，松松软软的，其实还是行走在沙漠的边缘。一个多小时后，看到一个大羊圈，牧民已经带着羊群转移去了其他地方，留下了满地的羊粪，老远就瞧见有战士将羊粪铲成了堆。我正在纳闷呐，积肥拿条裤子干什么？走近了，见老兵们纷纷将两条裤腿口扎住，装入羊粪，裤腿叉开扛在肩上，往回走去，我明白了拿条裤子的用意。如此的“路”，只能肩背手拎，看着老兵们熟练的样子，一定是经验的总结。

    我学着老兵的样，在裤腿口打个结，有战士将羊粪和着沙土一起铲入，满满的。本来想与同班的战友一起返回的，四下瞧瞧，没见一人。于是将羊粪扛上右肩，右手扶裤腿，左手抓住腰围，开始往回走。由于地面松软且高低不平，人走在上面要保持平衡，特别的累，不一会儿就浑身出汗。可恼的是一路上不停的有颗颗羊粪滚落下来，掉进衣服的后领子里，直往内衣里钻，渐渐地感到皮带以上的一圈都是冷嗖嗖的。两条裤腿在我的右肩、左肩上不停地移动，有时跨在脖子上，反正是越背越重，一路上撒落了不少羊粪，还未见到连队的房子时，我的双腿已经开始发软、气喘吁吁。回到连队，卸去重担，身上轻盈多了。返身再往沙漠里走，一路上不断见到有战士迎面走来，老兵们扛在身上的裤腿一般都鼓鼓的，但新兵们就不行了。有的人身上扛着的已经是扁扁的裤子了；也有人把裤子的一头放在地上，抓着裤腰，迈动沉重的双脚，拖着装满羊粪的裤腿。在兵团，男兵、女兵除一些特殊任务外，其他的几乎一样，没什么可特别照顾的，脚下出现了一条稀稀拉拉的羊粪带，恰好在大沙漠中铺就了一条不至迷路的“小道”。正在我继续向沙漠里走去时，前方有战士大叫道：“没有啦！羊粪已经没有啦！”

    回到宿舍，我有点虚脱的感觉，将装过羊粪的裤子往地上一扔，解开棉衣，跑到门外，拉起内衣，只见里面滚落出了一颗一颗的羊屎蛋和几撮沙土，汗水和体温快将羊屎蛋捂得化开了。那时，兵团的生活非常清苦，干活出汗，弄脏了身体后，也没有什么洗澡的条件，整个冬天里一般都只是拿盆热水用毛巾擦擦了事。兵团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如此的生存条件或生活方式，对那些个懒汉来说，真是一个既维护体面形象又不用去寻找的理由。

    只找到一处羊粪，各排背回来放在一起，就是个小小的堆，结肥是有定量任务的，一滩羊粪根本不解决问题。战士们七嘴八舌，都说找不到肥源。禄副连长为此训话：“你们说找不到肥料？别强调客观条件了。依我看，那是不动脑子。不动脑子能完成任务吗？”看大家低着头，他口气缓和了一点，用手一指不远处的一堆废墟，继续说道，“这好几十个立方的废墟，不是肥料吗？就是人踩过的土，表面一层也是肥料。你们要多动脑筋，知道吗？”

 

二

 

    一九七二年一月，隆冬时节。男兵排东面的十来米处，有一间男士专用茅房，是用高约两米的红柳条围成的一个圈，十来个平方米，设有五个蹲位，四面透风，冰冻季节里，全然没有什么臭味。当然啦，在最寒冷的时间段里，哪位战士若不是被屎尿整得没了方向，断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减负的，在零下二十度的地方拉完屎，屁股活像是刚刚挨过木板子似的生疼，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每次拉屎，不用动员与命令，战士们自觉得比紧急集合的动作都要来得快、准、狠；撒尿，白天上茅房，晚上贴着墙拐上一个弯就近给解决了。冰冻季节刚开始一阵，杨排长吹过几次紧急集合哨，带着队伍去参观几块黄褐色的冰墙，当大家看到自己在夜间并无意识的集体行动中匆匆留下的杰作时，都忍俊不禁，手捂着嘴，咯咯笑出声来。可每当天亮后，冰墙却始终存在着，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渐渐的男兵宿舍边上的某个小腿般高的墙面上，都有一个形象自然的浮雕图案，形似现代的涂鸦。领导们无奈地摇头叹息，算啦，算啦！不去讲究啦，反正过不了几个月,春暖花开，冰雕融化成水，这些个自然景色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的啦。

    在保定、伊盟老兵，甚至在包头、青岛兵的眼里，上海来的新兵，是一群告别“六一”没多久，转瞬间取得纪念“八一”资格的小弟、小妹。冬天来临时，有老兵很是神秘地向新来的男兵传授密不可宣的上茅房解手的经验：如出去撒尿，手中最好拿根小木棍，尿水撒到一半时，会被冻住的，要用木棍给拨断，才能继续撒，不然尿一旦被冻结，身体上的生物零件就有可能被黏在原地不能动弹。

    刚开始，有新兵信以为真，还一本正经找了根粗一点的柳条预备着，过后才明白过来，这是北方的老兵跟南方来的新兵寻开兴呢。确实，上海新兵从来没有穿过这般厚实的棉裤，也没经历过室外这么低的温度，撒尿时一边感觉到了十分的不便，一边浑身瑟瑟地打着抖。不过，一群的战士，若连续在一个点上拉屎撒尿，的确会形成一根一根冰峰似的屎尿棍，活像南方的山地里长出的毛笋，从粪池的底面慢慢往上长，如果不用铁锹去敲掉，会长得比踏步还要高，此刻若哪位粗心的战士不小心裸着屁股蹲下去的话，还就真的会受伤哦。

    隆冬季节，黄河上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冰面上可以走载重的卡车，我们基建排接到了去临河火车站搬运石块的任务。老兵介绍，这里的盐碱地能将红泥砖层层腐蚀，为延长房子的使用寿命，现在用石块打地基。

    第一次看有经验的老兵套大车。大车，就是卸去马匹的木头打造的车，宽约二米，长约五米，车上配备的轮子形似四吨解放牌汽车的前轮。一辆车左右各绑上二根很粗的绳子，十多米长，间隔一段钩上一个人的肩膀能套的大圈，一根绳上有三个圈；车的前端横着绑上两根粗木杠，叫双辕，间隔一米半，每根辕前站三人，用来掌舵，由于路况的原因，大车无法套马，只能靠人力拉。出发前，每人还发一包炒熟的小米，一小包的白糖，说是午饭；另外就是穿上全套防寒服。

    早饭后，哨子声急促地响起，是一班长在吹。出发了，两个班一辆车，一班男兵，一班女兵，六个大汉分前后扶住驾辕，其他人轮换着拉绳，空车在那么多人的使劲下，轻快地移动起来。近八十来人，簇拥着四辆大车，浩浩荡荡行进在冰冻的荒地上。从七连的驻地到临河火车站大约四十里路，一个多小时来到了黄河的边上，岸很平坦，与岸边接触的冰被大车一压，吱吱嘎嘎的直响。大车一到冰面上，无论是拉还是推，很轻松，但人走在冰面上，却双脚打滑。第一次在那么宽的冰面上行走，心里有点恐慌，会不会掉下去呀。几个月前，第一次过黄河时，是坐在船上的，今天是徒步过黄河，真有点意思。

    老兵们看出新兵们的窘境，马上主动传授经验，讲解如何在冰面上以小步或碎步走路，防止跌倒，在滑爽的冰面上推大车要慢，不能随意急停，想停也停不住。并告知，几天前连领导请当地的老乡和有经验的战士几番探查过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决定过冰面去拉石块。此地的黄河很宽，对岸远远的一条线，要走上半个小时。

    排里的大个子男兵，驾辕。我是小个子，与战友替换着拉绳套。过黄河好一会儿才看见远处有房子，走近了见有铁路，一个货场里堆着许多的石块。四辆大车停在一边，垫好防滑石，大家赶紧搬石块，石块大小不一，形状不同，大家各尽所能，一人搬不动两人抬，四辆车很快就装满了，有人将车上的石块捋平，一来能多装些，二来运输的路上不至掉落。

    装完车就地休息，将带来的小米和糖倒入茶缸，货场边上有一个凉棚，里面有开水。炒过的小米硬得如同沙粒，是咬不碎的，只能将小米和着开水一起倒入嘴中，吞入胃里。没有调羹，学着老兵的样子，随手折断身边的一根柳条，剥去皮再折成两段，就是一双筷子了。小米遇到水会慢慢发涨，有饱腹的感觉。吃饱、喝足，最原始最古老的运输方式在茫茫而又光秃秃的大地上开始重现，六名战士像古代的士兵一般双手握辕，另一部分战士分别拉住两侧的绳子，在杨排长“起，走！”的口令声中一起使劲，车轮缓缓转动。

    与来时不同，重载时驾辕的人，走起路来的姿势总是倾斜的，头朝前，脚在后蹬，一步一低头，每一步都喘着粗气，呼出的是一柱长长的白色气体；刘班长一会儿驾辕，一会儿拉绳套；战士们相互频繁地轮换着，个个出上大力，尽量让绳子绷得紧紧的。不长的时间，头上大颗大颗的汗水便顺着面额滴落下来，有时正好落在前跨的鞋子上。有人来替换时，我摘去棉帽，想透透气，但头发上的热气刚冒一下，脑袋像被浇上一盆冰水似的凉，用手一摸，结冰了，赶紧戴上帽子，浑身上下的内衣都湿透了。再看看大家，眉毛、胡子和露在帽檐外的头发，结上了冰霜，都认不出是谁了。戴着口罩的战士，嘴上几乎就是覆盖着一层冰。

    每辆车上的石块装得似乎有点超重，班长说有三千斤，运行起来很慢，走上一段路要停下来歇歇。半路上有一条干渠，上下坡都有二米多高，渠底十米宽，无水，但坡却较陡，来时是空车一推就过，但现在是重车，情况就不一样了。

    来到干渠边停下，杨排长将大家召集起来，说道：“车子一辆一辆的过，驾辕的把稳当了。过河底后，一口气冲到顶上，半途中绝对不能松手啊。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啦！”战士们齐声响亮地回答。

    拉绳放在车上，车子顺着斜坡慢慢往下滑，杨排长的嘴里发出“慢，慢！”到达渠底后，猛然加速冲向对面的斜坡，一辆车子的四周都是人，在“嗨！”的一声中，车子已经到了坡的一半之处，明显慢了下来。

    “不要松劲！上啊！”杨排长憋足了劲边推车边大声呼喊着。“嗨”声又一次响起，大家同时发力，第一辆车子终于上了渠堤。轮到三班的车子下坡了，我在车辕的左后侧，牵拉着车子平稳地下到渠底，双手推车。冲！大家同时发力，冲上陡坡的一半时，我的右脚下突然打滑，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向右倾倒，情急之中右手推了一下车厢，顺势向左外侧一滚，车的胶皮大轮子和好几只鞋脚紧贴着后背过了去，耳边隐约听到副排长王德宝在惊呼我的名字。我并没有滚下渠底，站起身时，正好是车子的尾部，立刻上前。

    “章衍……章衍呢？”车子刚上渠顶，王德宝来不及喘口气就大叫起来。

    “我在这儿呢！”我笑着大声应答。

    “么事吧！”见我正站在他身后的不远处，王德宝一个箭步冲过来，拍拍我的后背，看我一副没事的样子，紧张的神情稍稍松弛了一些，“啊呀！刚才真把我给吓死嘞，我还以为压到你嘞。”

    多么好的兄长啊！生活与工作的条件既单调又艰苦，但战友们都像亲人一般相互关照着。

    过黄河后，体力真的有点跟不上了。直到傍晚了，大车才被慢慢拉回了驻地，将石块胡乱地堆放在连部南面的空地上。大部分战士都瘫倒在炕上，见副班长张冬喜趴着一动不动，我勉强拿上盆子，眼冒金星、摇摇晃晃跟在班长的后面去打饭，装满了一盆小米粥后，迷迷糊糊往回走，来到了一扇门前，哆哆嗦嗦抬起一条腿用脚推开进去，继续往里间走。呃，怎么有点儿不一样了呢？里面的人见到我也都是怪怪的表情，直到有人大声说，你走错地方了吧，我才定了定神。可不是嘛，还真不是自己的班呢，退出去仔细一瞧，是二排七班的宿舍，原来我是少走了一栋房子的路。

    回到宿舍，放下盆子，把刚才的插曲一说，大家笑得连嘴里的食物都快喷出来了。我拿双筷子，串起最后二块发糕，狼吞虎咽，几口就啃食完了。一盆小米粥，十只碗在里面一勺，也快见底了。

    我喝了半碗粥，用手指将盆里的碎屑刮在一起吃掉，空空的胃里头，一个角都没填满。班长见状默默地拿着饭盆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盆子刚放在桌上，里面的发糕转眼又没了。想想也是，近百里的路，无时无刻不在出着大力流着大汗，因为气温太低的原因不能带水，半道上连口水都没得喝，真的是饿急了，可以理解。我拖着酸疼的双腿，再次来到伙房，朝窗口里客气地说道：“加饭，三班的。”

    里面传来了轻轻的一声：“没有了。”

    但见一位女炊事员来到窗前，探头看了看我，转身对其他人轻声耳语了几句，接过我的盆，侧身打开一扇门，亲切地招呼道：“你进来吧。”

    面前摆着两块发糕，一碗稠稠的小米粥、咸菜。你吃吧！全体炊事员冲我微笑点头。我心想，就别再客气了，动手动嘴吧，三下五除二连咬带吞将食物扫了个精光，一摸肚皮，饱了。“饱啦？”几张嘴几乎同时发问。饱了！我感激地点头示意。谢过炊事员，拿着空盆回到班里。见我回来，有战友问，加到了吗？依照炊事员们的嘱咐，我就说没加到。听得战友的嘴里有气无力的嘟囔道：“干那么重的活，饭都不让吃饱……”

    这天，卫生员张万荣特地到基建排来，嘱咐一定要用热水泡泡脚，借以消除疲劳。可是，大家实在是太累了，都没洗漱，肚子满足后倒头便睡。后来听说，参加此次运石块任务的人，基本上都给累趴了，男兵况且如此，就别说那些个女兵了，空手徒步一个来回就是对她们的极大考验，再加上装车、推车、拉车。以后的几次拉石块，连队吸取了经验，选择的路线、装车的数量都有所不同，安全、轻快了许多。但我在吸取了第一次因为脚汗太多将棉鞋弄湿的经验后，做出了自感聪明的决定，第二次去拉石块的时候，将棉鞋换成了胶鞋，走路时的确轻了许多，但出汗后鞋面很快就结上了冰，回来脱下袜子，脚板周围一圈包括脚趾的皮肤都是红黑色。冻伤后变了色的脚，过了大半年才完全恢复。原来，在零下二十度的温度中，必须用厚厚的棉制品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包裹起来，出再多的汗也不能随便抖开。

    冬季，战士们的脚很容易被冻伤。张万荣每星期会在连队的锅炉房内准备好大桶的辣椒水，供全连战士烫脚用。接到通知，祝荣生、袁科臣和我拿上脸盆去打上水，回到宿舍，放在炉子上再热一下。按一定比例配制的恰到好处的辣椒水泡过的脚，促进了血液的循环，防止局部冻疮的滋生，睡觉时非常的暖和、舒服。

    张万荣还到宿舍里来，给我们讲解医务防病、防疫知识，冬天来临时给每个班分发一碗醋，将碗放在宿舍的炉子上烧，让醋蒸发在室内，用以杀菌，预防流行性感冒。冬天里，门窗紧闭，只要有一位战士出现感冒症状，很快会传染至全班。张万荣为确保七连战士们的身体健康，确保旺盛的战斗力，尽心尽力，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二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全班的人都在取暖炉旁发着呆，光线忽然暗了下来，外面传来“呜呜”的响声，刮着不知道几级的大风，空气中飞舞着漫天的沙子，好像有人在房顶上往下撒黄沙。战士们躲在室内，透过嘶嘶作响的窗户，欣赏着这一自然景观，却感到牙齿之间有沙沙声。出门去撒尿，黄沙遮天蔽日不见了茅房。几分钟的时间，嘴巴、鼻子、耳朵以及衣服的领子里就被灌满了凉凉的沙子，顶风走不动，顺风停不下来，眼睛睁不开，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听老兵说，当地老乡将这种现象叫做“起沙”，还编了个顺口溜“内蒙古，一天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炕上都盖有塑料布，睡觉前揭去，能抖落一掌的灰尘。起沙，每年阴历的正月开始到四月里，库布齐沙漠都有出现。如果风大沙密的话，就是沙尘暴。

    春节到了，七连为了增加节日气氛，连部要求每个排出一个节目，个人或集体表演的都行。一排和四排商量后决定，各出四人表演一个具有蒙古族风味的舞蹈，排长要求每个班出一个人。

    “章衍，就你了。”三班好像是商量好的，集体起哄。

    “不行不行。我哪儿行啊。”我赶紧推辞。

    推辞不过，与其他七位战友一起在礼堂里连续排练，舞蹈教练是七连的，音乐伴奏也是连里的文艺爱好者，简单的几件乐器，主打的是手风琴。反复练习了好几天，教练说行了。可我的心里还是没底。

    大年三十下午，集体进入大礼堂，屋外至少是零下十几度，屋内“全副武装”的战士席地一挤，并不觉得有多冷。前面连领导说的什么话以及演出的节目，我都没听没看，一门心思在脑海里重复着练习过的那些个动作，生怕演出时给忘了。

    主持人报幕道：“下面由一排、四排联合演出舞蹈……”

    我紧张地看着前台，心脏咚咚直跳。突然，耳边响起了一声炸雷，是杨排长的声音：“一排的。上！”

    演出的战友一起上了台，前排四位女兵，后排四位男兵。随着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八人同时伸手、弯腰、踢腿、旋转；舞过一半，前后排人员的位置对换，重复着刚才的动作……，音乐一停，八人站成一排，朝台下鞠躬，逃也似的各自分散到人群中去了。

    台上已经没人了，可奇怪的是掌声一直没有停息，而且还整齐划一，随后全场发出起哄声：“一、四排，来一个！一、四排，来一个！”

    我弯着腰，躲到了礼堂的最后面，猛的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肩膀，侧头一看，是四班长张雄。他一边将我往前推送，一边嬉笑地说道：“叫你上去，叫你上去呐。”

    大概是经历了“惊心动魄”后的平静，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心想，上就上呗，其他七人也被推了上来。我们只是合练了一曲，没准备第二个节目，简单的嘴型交流后，决定重复刚才的舞蹈。音乐声再次响起，大概是一鼓作气后的松劲，跳第二遍时，八个人的动作怎么也无法做到整齐协调了，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夹杂着走了调的笑声。快到结束时，我略扭动脖子，用眼角迅速扫视了一下，见台下的战士们个个张着大嘴巴，身体随着音乐声在摇摆。舞蹈一跳完，八个脑袋拨浪鼓似的赶紧鞠躬致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仔细一瞧，四周的战友像是喝醉了酒似的东倒西歪、模样各异，脸部表情特别的夸张，正在人仰马翻的捧腹大笑呢，有的快躺倒在地上了，那个笑声已经完全不着调，是一种“咯咯”的尖叫声。有的边笑边歪着嘴说道：“不行了……不行了。肚子笑得疼死了，疼死了……”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敢情是我们的演出将战友们给逗乐啦？接下来是五排长高鹏的一曲女声独唱“山丹丹那个开花呦，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不亚于专业演员所唱出的那高昂嘹亮的歌声，引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掌声真可谓是冲破礼堂，响彻黄芥壕。

    联欢会一结束，那么多人同时站起，习惯性地拍打大衣上的尘土，只见礼堂里顿时灰尘漫天，有人立刻大声招呼：“别拍啦，出去拍。”

    副班长张冬喜一进宿舍的门，就模仿起刚才在演出过程中我偷看台下时那个怪模怪样的表情和动作，战友都笑翻了。平时略微严肃、言语不多的刘班长也被逗得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长期的艰苦劳动与短暂而又简单的快乐，就是兵团战士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是上海新兵第一次在外过年。我和祝荣生、袁科臣商量好一起过节，刘班长建议全班一起过。于是，大家凑钱到老乡那里买了一些葵花籽，派人到供销社小卖部买了白酒、水果罐头，好像还有肉罐头。北方人饮酒是大碗装，大口喝。我从没喝过白酒，在战友们的怂恿下，学着他们的样，爽快地倒上小半碗，一句“祝大家新年快乐！”便鼓足勇气一口闷进。哪想啊，顷刻间胃内翻江倒海，喉咙口像是喷射着火苗，只一会儿工夫就跑出门去，双腿打颤，头昏眼花吐了好一阵子，扶着墙回来想吃点东西，却已经昏昏沉沉瘫倒在了炕上，他们再怎么闹，我都没了知觉。

    迷迷糊糊睁开了双眼往上一瞧，屋内点着灯，说话带笑、性格内向，与我几乎形影不离的祝荣生正双手撑着炕沿，呆呆地紧贴在我的脑袋边坐着，脸冲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轻轻叫了一声，他猛一低头，一滴眼泪正好掉在我的额头上，见我醒来，惊讶地泣及而笑：“侬醒啦？”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哭啦？”我有点糊涂了。

    “侬……侬晓得哇，侬……困了多少晨光啦？侬困了整整一天一夜了，晓得哇。”他突然站起身，用担心的口吻继续说道，“我还以为侬醒不过来了呢。阿拉不是讲好格，一道回去探亲的吗？我还以为不能一道回去了呢。”

    战友们见我醒来，关切地围拢过来，知道了章衍是个不能喝酒的人。忽然感觉肚子饿得慌，班长将连队配发的年初一的晚饭，一碗白菜猪肉饺子递过来。

    三月上旬，战士们将冬天积的肥料，用各种运输工具送到冬日农闲时锹铲镐刨、肩挑手提平整过的大田里，把肥料均匀地撒在地表上，拖拉机开始犁地，将肥、土混合。到了下旬，地面上的冰开始融化，融化的速度很快，等融化到地下二十厘米时，播种开始了，拖拉机拖着播种机，把麦子、高粱、玉米、大豆等种子先后播在泥土中。各种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农业排的战士要不停地进行田间管理，将干渠的水，通过反复开挖的支渠、毛渠引流到大田，施肥、除草。

    战士们种出的新鲜粮食，被收归国家粮库，粮库再调出库存陈粮返销。同学杜才元将窝窝头切成片状，用油煎过后，寄到上海的家中。家里来信说：蛮好吃的嘛，香香的，邻居们都说口感不错的，你们有这样的食物可以啦。不要怕吃苦，要安心工作……

    同学的本意是想诉诉苦的，不曾想寄回家去的那几块窝窝头，正巧是用比较新鲜的玉米粉做的，而且还用油煎过，那当然香啦。同学不甘心，在后来的一次探亲时，将陈粮做的窝窝头带回，以示正听。我的胞弟在来信中也曾提出，带点窝窝头回家，让他尝尝味道。我从没给带过，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品尝的。

    那个时候真是年轻吶，无论是基建排、农业排还是后勤排的战士们，每天付出的都是强体力劳动，个个胃口大开，每每见到食物，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只要让吃饱再给足够的时间睡上一觉，体力基本就可恢复。

    要保持体力，就得有吃的。七连的大田多，战士们的劳动量就大，所以饭量也大，一般的战士一顿都能吃六、七只窝窝头，一两玉米粉做一只窝窝头，很多战士都要吃上十来个。白面做的不管是什么馅料的包子、馒头，一两一只，一顿能吃十多个，外加两碗小米粥。听说，二连有位战士，一顿能吃掉一扁担的馒头，就是把馒头挨个摆放在扁担上，从头至尾摆满，一共二十二只。吃完了问道，还有吗？我一顿也能吃十只窝窝头加上稀饭，可惜很少能吃得到这个数，多数时间里圆满完成规定的定量五只窝窝头。想超吃，没门，只能吃个大概的饱。

    有一种面条，是用玉米粉压出来的像细绳子一般，放在锅里隔水蒸熟。没弹性，硬硬的，吃时要使劲咀嚼，否则没法吞咽。一群的战士在一起，张嘴闭口，张嘴闭口，像牛一样的不怕腮帮子酸，只当是在练牙口，战士们将这种面条叫钢丝面。这种面给吃饱。

    还有一种食物叫二米饭，是由高粱、糜子米混合烧制，吃起来口感很粗糙。有一种糯糜子，打成粉做成蒸糕，放在油里头炸，趁热粘点糖咬在嘴里，那个香甜啊……内软外脆，分成两半时犹如莲藕几丝相连。可惜，在兵团的岁月里只吃过一回。后来有机会吃过内蒙古其他地方做的糯糜子糕，总感到没有咱兵团战友做出来的好吃。

    开春的时候，司务长向连长报告，什么菜都没得烧了，粮食也快吃完了。连长一句：“**，怎么没菜呢，辣椒不是菜吗？粮食……”

    于是，战士们每到吃饭时间，眼前就有一撮红绿相间的盐炒辣椒，就这家伙史无前例的管够。辣椒极其的辛辣。辣，下饭啊！可怜的是，没有更多的饭可以吃，肚子就更感觉到空牢牢的。正是在七连的那一年，我把吃辣椒的本领给练出来了。开春时节，蔬菜种下还没长大，菜窖里的菜解冻腐烂。粮食青黄不接之时，一顿饭只发给两只玉米棒子的都有，我吃玉米棒子，一顿起码要五只，最好能有十只，此刻若有一个盐水煮白菜算是好的啦。

    调拨来的粮食，窝窝头有一股子的苦味；馒头，黑黑的，咬上去黏黏的。虽然难吃，但总比饿肚子好，就是难吃还不管饱呢。对农产品有经验的老兵解疑：苦味，是玉米发霉了；黏牙，是小麦受潮发芽了。

    三月下旬泥土公路翻浆，就是地表面十多厘米厚度的冻土化开后，路面上的水分尚未完全蒸发，汽车、马车在泥泞不堪的路上纵行深陷、横向打滑，只有履带式拖拉机才能行驶。

    开春后一阵子，我总感觉到浑身痒痒，腰间一圈的皮肤都给抓破了，难受极了。一天政治学习，班长坐在炕上，嘴里讲解着什么，坐在我边上的一位战友，一只手伸到脖子后面一撸，好像抓到了什么家伙，抽回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往嘴里一送，上下牙齿一咬合，还连续咀嚼了几下。什么宝贝，还能吃？过后又抓了一只，见他用双手各一个指甲盖一对，“嚓”的一声，小家伙被掐碎了。此刻我才明白过来，是虱子。不能不佩服，这位战友的定力真是没得说。

    见此情景，我的皮肤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浑身更痒了。一散会，用一只大面盆，放在室外墙边，底下垫上几块砖头，倒入清水，拿来木柴点上火，将自己的和另一位战友不穿、不用的衣服、毛巾等统统扔进了滚烫的水中，消灭虱子。这么做，也只能维持约十来天。实在受不了了，再烧一回。这种灭蚤子的方法还是张万荣教我的。恼人的是，这些个小家伙无处不在，晒不死，抖不尽……表面上看，战士们的宿舍还是很整洁的，每个炕的上方，一人多高的地方拉有一根铁丝，挂在上面的毛巾整整齐齐，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

    一天下午，三排的上海兵谭志明在操场上碰到我，神色郁闷地对我说：“章衍啊，这两天不晓得哪能了，心里老是发慌，晚上睡不着觉。”

    我破解不了这种神秘现象，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安慰他几句。两天后，谭志明特地来找我，说他的家中来了电报，有急事必须回去一趟。我即刻写了一封信，请父母亲在战友回连队时，顺带个大木箱子。

    十几天后，谭志明返回了连队，给我带来了一只沉重的木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许多东西。谭志明说：“我是第一个回家探亲的，几十位同学的母亲到我家里，拿了东西要我带回来。我的旅行袋装满，其他的只好退回去了。”他有点委屈地继续说，“东西多得来，侬个箱子塞坏特还装不落。我哪能搬得动啊，只好带了几位好朋友的包裹。伊拉讲我不肯帮一点点个忙……”

    我将箱子里的包裹按上面写的名字，分发给了已经聚拢来的战友，每件都是很小的一个。谭志明很不容易了，箱子是随车托运的，进出车站得自己去搬动。

    后来，收到包裹的战友们相互通告，亲爱的父母亲们勒紧裤带省下来托谭志明带来的东西，几乎包揽了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所有食品目录，将一份浓浓的关爱与思念送到了遥远的黄芥壕，暂时安抚了孩子们一颗思乡之心。遗憾的是，还有更多的关爱没能顺带着到达二十三团。

    一天休息，我无事走到操场上，见有马匹，赶紧走过去，对一位战士说道：“能让我骑一下吗？”

    战士看看我，爽快地说：“好啊！你不要走远了。”

    接过马缰绳，这是我第一次与马匹靠得那么近，心里有点咯噔咯噔的。这匹马不高，背上没有鞍子，不知道怎么骑上去，问道：“怎么没配马鞍呢？”

    战士笑笑道：“没马鞍子的马骑着，才更加安全。”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在战士的耐心指导下，身体往上一跳，趴在马背上后，右腿一跨，骑了上去，双手抓住缰绳，脚后跟轻轻拍打马肚子。马一走动，感觉上身摇摇晃晃的无依无靠，手中的缰绳软软的，一点稳定的作用都起不到。在操场上绕了个圈，新奇、紧张的我回到原地。下马后感到屁股疼疼的，两腿发酸。

    一次路过马车班，见几位战士正在骑马，我连忙过去，像上次那样上马，双腿使劲夹着马肚子，一抖缰绳，马的四蹄摆动，带着我向昆仑滩走去。几分钟就走出了二三百米，一勒缰绳，马儿扭头碎步往回跑。嗨，我好像掌握了骑马的要领，欢快地回来了。马的跑动速度一快，就感觉马背上的脊梁骨怎么那么的高啊，自己身上的尾骨正好与它碰在了一起，有点疼。想侧点屁股让开，身体却无法保持平衡。于是，马每跑一步，我的尾骨就与马背来上一个亲吻，很快屁股上有点热辣辣的感觉，腿也开始发酸，有点儿夹不住了。回到出发地，吹着口哨，满身都是幸福轻松的感觉。

    回到宿舍坐向炕沿，一阵刺痛让我蹦跳起来，感觉两腿打颤，酸得要命，站直了都很困难，屁股上湿漉漉还黏糊黏糊，拉拉裤子，内裤和皮肤粘在了一块。呃，难道是屁股被磨破啦？这下好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腿在一个劲的打着颤。

    几位老兵见我一副尴尬可笑的样子，好奇地问怎么啦？我只好如实禀报刚才骑马的经过。他们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其中的一位显得很有经验似的教授道：“你骑马啦？是光背马吧。”见我点头，便继续打着手势说道，“刚学习骑马都是这样的，屁股一会儿就被磨破了。不能坐，睡觉只能趴着，腿站不直，像个罗圈腿。没事的，等你的屁股上骑出老茧子了，就好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们还七嘴八舌地向我介绍起马车班的原班长任学民的事迹来，说他是咱七连的名人，外号叫“大明”，七连的战士都这么叫他，他的真名倒是很少有人叫。马车赶得好，鞭子打得漂亮，力气特别的大，在干校时就是赶马车的。两位天津兵对他是直树大拇指，说大明厉害！

    晚上睡觉，只能趴着，裤子粘在屁股上，偷偷地拉了十多回，好疼啊。第二天起床，两腿更加沉重、酸痛，都快下不了炕了。走路时两腿自然而然的分开，真像罗圈腿那般，还时不时的用手拉拉屁股部位的裤子。心想，看来骑马是件受罪的活计，以后再也不骑了。磨破的皮肤一星期后才自愈。

    没过多长时间，路过马车班的地界时，又见到有战士在骑马，这回是带了马鞍子的。心想，有马鞍子的话，屁股大概就不会那么疼了吧。当我形似熟练地接过缰绳，左脚踏镫翻身上马，好像自己真学会了骑马。一抖缰绳，放马起步，感觉身体摇晃着失去平衡，赶快一手抓缰绳，一手抓住马鞍子，将身体的重量落在了两只脚上，双脚紧紧踏着马镫以求身体平衡。马儿走起了小碎步，带着我慢慢绕起圈来，骑了有十来分钟。

    跳下马时，方觉察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乱跳，手掌湿润润的，浑身的内衣都快湿透了，屁股热乎乎的，两条小腿的内侧火辣辣的疼，撩起裤管一看，小腿上各一条红杠，破口的地方正在渗出淡淡的血液。喔，这个地方怎么会磨破的？

    战友们见我这副模样，笑着解疑道：“那是你不熟练，把脚伸得太里面了，马镫上的绳子碰到了腿，才被磨成这样的。没看电影里骑马的人都穿高筒皮靴吗？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练习。以后啊，多骑骑。”

    七连接到命令，拿上铁锹，在男兵排宿舍以东约一百米的地方开始，以每五米为间距，挖一个坑，军事术语叫“散兵坑”。坑的直径约八十厘米，深度按照自己的身高至肩膀，脑袋能伸出看得到前方的情况就行。班长向战士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必须记住自己挖的那个坑的所在位置，一旦发生战争，跳入坑中，既可减少伤亡，又可抗击入侵者。坑就是战场。

    正处于解冻期，一个坑半天不到就挖好了，可是等了好多天，就是没见枪支发下来。几个月后，我再去看看，怎么都找不到自己挖的那个了。这些个散兵坑，几乎都只有三十厘米的深度。回到班里，我将侦查来的情况向战友通报，没想到他们都嗤之以鼻，一句“顶个屁用”，就把为确保战斗胜利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反侵略战争的工事给否定掉了。

    新兵到达七连时，住宿相当拥挤。加之原来的部分房舍几乎纯粹是用泥块垒成，四周的墙体脱落严重，非常老旧。于是，我所在的基建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盖房子。七连有自己的土窑子，专门烧制砌墙的红砖，另外还要制作土坯砖块。制土坯砖，男兵每人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指标。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地方，将胶土挖起，洒上适量的水，不干不湿，用锹翻动，用脚反复踩踏，踏出极强的粘性出来，然后用手将泥土放入模具，反复打压，用一根细钢丝在模具上划过，将多余的泥土刮掉，提起模具跑到另外一处空地上脱模，将土坯砖平放在地面上，随手抓起一把干泥土撒在模具的内侧，用以防止粘土黏上模具，就这样反复而又机械地劳作。晒干的土坯砖还要将它们垒起，以腾出地方。每天搬运土坯的重量都在几千斤，这还没算上挖泥、翻泥和铲泥的重量。从和泥到脱模晾晒，第一天，我刚好完成了指标，已经是汗如雨下，累得浑身酸痛，手抬不起，腿拖不动，连饭都不想吃了，就想躺下。

    连续几天都是刚好完成指标，我开始自觉加班，挖好泥土，准备好一天的制砖准备，咬牙坚持，在体力一直处于极限的状态下，每天都能超额完成指标，最多时一天脱坯近千块。别看我使出的是吃奶的力气，其成绩最多也只是排里的中游水平，基建排的排长们、班长们、老兵们，那都是些个顶个的好汉。力气大的战士，用的是五块一版的模具，我试过，实在是摆弄不了。七连还向兄弟单位借来了用柴油作为动力的红砖坯块制作机，我站在加料口上，往里送土，一站就是半天，一天下来两腿僵硬，拿碗的手直颤抖，筷子都无法握住。

    三排有一位名叫马宗源的班长，他在大田里一天所完成的任务量，就是给我两天的时间，也是无法完成的。面对如此好汉，我只有尊敬和佩服的份了，他们那无声的行动是激励我的精神力量。

    一天半夜，又响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哨子声，惊醒后侧耳一听，是紧急集合的哨声。班长第一个起身，大嚷道：“快起来！快起来！”

    班长穿好衣服、鞋子时，外面响起了副排长的吼叫声：“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不用打背包……”

    全班的战士穿戴整齐后，迅速跑到门口集合。班长略整队后，跟着全排跑到了操场上，全连的战士几乎同时集合完毕。

    没有立刻行动，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了一会儿，黑暗中传来了郭副连长的声音：“同志们，刚才在沙漠的腹地，有两颗信号弹直射天空，可能是敌特分子要搞破坏活动……现在，没有动静了。大家回去继续睡觉吧。”

    这个时候，新兵有点老兵的味道了。半夜紧急集合时，已经能摸黑整装，不再紧张、慌乱了。

    连部决定在一排宿舍的东墙不远处，挖一口井，用以解决人多用水紧张的问题，由一排自行挖掘，我是其中一员。在老兵的指点下，战士们先挖开一个直径三米，深一米五的大圆坑，用红砖头垒成一个直径二米五的圆形井壁，一边垒一边渐渐收拢井口，有战士在井里头不停地往下挖，沙土装进篮子，被吊上去倒在不远处，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挖地道似的。穿过约二米厚的粘土层，下面就是软软的沙层了，很轻松地将沙子挖出，不停垒起的砖墙井壁由于重力会自动往下沉降，直到约四米的深度时，停止挖掘，井口收拢到约七十厘米并高出地面四十厘米时，井就挖好了。

    第二天，有战士反映新的井水中碱性很大，不能饮用，只能洗衣服。据说，碱性过大的水，人喝了会涨肚。黄河边的地下，水资源极其丰富，有着各类的水质，相隔百米的两口井水，其味道就可能会不一样，有甜的、咸的、碱性强的、也有比较中性的。

    傍晚时分，有位战士手里拎着一只老鼠的尾巴，站在宿舍的门口激动地大叫大嚷：“老鼠，老鼠。快来看啊，抓到了一只老鼠。”

    在哪里？在哪里？一群精力过剩，吃完晚饭只能躺在炕上看房顶、数传子、抽香烟的战士，听到惊呼声，知道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好奇心突发，像是听到了紧急集合哨一般，从各个宿舍里急速地跑了过来，大家围着这只硕大的老鼠打转转。怎么处置老鼠，成了讨论的中心议题。

    “哇！这么大的一只老鼠啊。”不知是那位激动地首先发表妙招，“点天灯……点天灯，烧死它。”

    “对，对！”一群的战士在起哄。

    “好，拿油来。”抓到老鼠的战士大叫。

    有人拿来煤油灯，战士将老鼠放在地上，用脚踩住尾巴，煤油浇在了死命挣扎、吱吱叫唤的老鼠身上，一名战士刚划了根火柴。

    “点上，点上！”一群战士使劲地大叫。

    火球轰然而起。此时，天色有点暗淡，被放逐的老鼠带着一团火光，向前冲去。战士们的口中发出各种唏嘘、欢叫声，有的还手舞足蹈。只见老鼠往前窜了一小段路后，突然一个后转，又返身跑回来了。啊呀，啊呀，战士们个个进入临战状态，两手握拳，双脚分开，随时准备躲避火球的攻击。

    “当心老鼠跑到宿舍里去……”

     不知哪位大叫一声，耳边立刻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关门声。一团火球冲向人群，喔哟，过来啦！刚才还满怀斗志的战士们发出一阵惊呼，随着火球的到来，四处逃散。老鼠窜过人群，撞到了墙上，顺着墙根挣扎前行了一米距离，不动了，变成了一块烧熟的肉球。

    排长为烧老鼠之事在政治学习会上严肃指出：“以后不允许烧会移动的物体，因为他们在烧着时会乱窜。进入宿舍、仓库或草滩，那就是一件麻烦事。有兄弟团的战士，也是烧老鼠玩，结果老鼠逃进仓库，一仓库的物资全部被烧光……”

    夏天到了，宿舍里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蚊子，长相跟上海的蚊子差不多。但有一种小虫，比一般的蚊子要小，全身黑色，人称“小咬”。可别小瞧它，咬起人来特别的厉害，一咬一个包。我好像对这种小蚊子身上的毒液缺乏免疫力，只要被咬到，就会慢慢地鼓起一个五厘米左右的圆形大包，表皮发热，奇痒难忍，用手一抓，即刻破损溃烂，需要一个星期才能自愈。所以，我特别怕它叮咬，但身处的环境，没有更好对付的办法，只能认命。各种蚊子一到晚上十点后，就集体回巢，也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头去了。深夜里没蚊子，可能与温度有关，这里一年四季，晚上睡觉都得盖被子，盖的就是兵团发的那条唯一的厚被子。

    连部通知一排，上午到北侧的干渠里去打捞盖房子的木料，就是房顶上用的传子。只见干渠里迅速流动的水中漂来了许多四米长、十多厘米粗的木料子。两人一组仅剩裤头，站在干渠中，木料捞起后抬过干渠背，顺着斜坡滚到坝底，等待马车来拉到工地上。我真佩服人类的聪明才智，将木料从干渠的某个点卸入渠中，利用黄河水注入干渠时的自然能量，将木料免费运送到七连，省去了人力、车马的劳顿。

    太阳西斜，身上冷飕飕，肚子空空地爬上了渠背，看到杜才元也刚上来，其他人都已走掉了。我俩站在一起刚穿好裤子，从渠背的西面开来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离我们十来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战士探出身子，左脚伸在驾驶室内，右脚踏在履带上，左手抓着机车窗户，挥动着右手，示意杜才元和我将路当中的几根传子移到边上去。

    拖拉机“吱吱嘎嘎”又动了，夹杂在履带转动声中的是一阵惨叫。我俩对视了一眼，往车那边仔细一瞧，见刚才站在车上的战士此刻竟然躺倒在了机车的底下，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正被滚动的履带碾压着。我把右手举过头顶，口中的“停车”声还未全吐出，快速缩了回来……

    “停车……停车！”机车开过战士的身体一侧后，我和杜才元一起边挥动双手边拼命大喊。

    我急忙跑过去，见被压过的手臂和小腿嵌入了泥土当中，身躯的一侧也被履带擦过。见老兄有点昏迷，我用手指轻轻触碰被压的手臂，大叫道：“喂……喂。”

    “疼……”老兄有气无力地哼出一声。

    杜才元跑过来，连连问道：“格哪能办啦？格哪能办啦？”

    驾驶员下了车，呆呆地站在那里，想必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明白，在大田里搭伴作业了一天的战友，怎么会莫名其妙倒在了车子底下？

    “小杜，你在这里看护他，我去报告。”我说。

    “哦，哦！侬快去，快去。”

    我撒开双腿，朝连部狂奔，感觉从打谷场方向有战士往这里跑来。没跑出百米，紧张过度的我，腿部肌肉紧绷，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到了干渠的桥边，迎面过来了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着收工回来的战士，我挥动双手示意停车。驾驶员探出头来问：“怎么啦？”

    我手指事故方向，气喘吁吁地说道：“拖拉机压到人了，快去救人。”

    从车上跳下来一位排长，问明事由后，大声命令：“下车，快，统统下车。”然后又叫了几位身材高大的战士，朝驾驶员叫道，“快，快。去那里。”

    见有战友去抢救伤员了，我的腿彻底软乎了下来，慢悠悠费尽地跟在队伍后面回到驻地。先我一步的战士已在那里大声嚷嚷开了，出事了，出事了，拖拉机压到人啦。

    今天晚上七连有一场电影可看，团部早早的就将放映员和片子用小车给送来了。于是，小车载着伤员和卫生员张万荣等，急速驶往团部方向。

    十个月后，我在卫生队里巧遇这位受伤的战士，请他到宿舍谈谈后续经过：小车直接将他送到了兵团一师医院，承受了一次大手术。术后清醒过来，听医生说，危急时刻，是张万荣挽起袖子献了血，这令他非常感动。

    “想想蹊跷，我为啥要站在履带上，驾驶员也没注意到。巧的是，你正好在现场，拖拉机正好回来，团部的小车正好在连队，那么多的正好凑一块了……”他看看我，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道，“万幸的是，泥土特松软，真叫命不该绝啊。”分别时，他站直了身子，用手拍怕受过伤的腿说，“你看看，除了走路稍有点不便，其他的基本原样。”

    整个叙述，不带一句怨言，老兄宽厚的心胸，让我感叹。据说，老兄是以病退的形式回了原籍。在此遥祝他安康。

    石块、红砖、土坯砖、传子等建房子的材料具备后，老兵带新兵开始盖房子。七连周边的沙子太细，有老兵在沙漠中找到了适合盖房子用的粗黄沙，一群战士乘拖拉机深入库布齐去拉，沙子不要钱，管够。

    到基建排后，新兵每人都有了一把镰刀、铁锹。现在，班长又给了我和祝荣生、袁科臣每人一把泥瓦工专用的瓦刀。我接过瓦刀，为难地说：“班长啊，我可从来没干过泥瓦工的活呀。”

    “没事。边干边学嘛。”班长鼓励道。

    我参加的第一次盖房，是垒菜窖。地基选择在一排宿舍东面不远处。赵吉祥班长领着我、祝荣生、王胜利等几个人，用一个百十来斤重的石块制作的拴子，沿着预定要建的菜窖大小的地基，一点一点的挪动，夯实地面。几个人抓住栓子上的环扣，一声大叫“嗨！”猛的将栓子提得高高的，然后重重的砸向地面，直至砸上一圈。砌上几层红砖后，将土坯砖一块一块整整齐齐垒成二米多高的四堵墙，在其中的一堵墙上留个进出的门，墙的厚度达四十厘米，墙上放上横梁，传子钉在横梁上，铺满编制过的红柳条，铺上厚厚的一层麦草，刮上和着草的黏泥；在土坯砖的外墙上也抹上一层黏泥，大功告成了。

    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响过之后，排长在屋外大叫：“快，快！紧急集合……不要打背包，拿上铁锹，跟上队伍……”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班的战士在黑暗中穿戴整齐，拿上铁锹迅速跑出门去。排长连队伍都没整，急促地说道：“黄河要决口了。上级命令我们，去堵口子。”

    排长没按常规将队伍带往操场，直接向北跑去，一路上见全连的战士都手拿铁锹，越过干渠上的桥，朝二黄河方向狂奔。跑了好长的一段路，快接近河边了，前面传来消息，不用去了，决口已经被堵上了。一群战士就地调头，在往回走的路上才知道，刚才河堤的确是决口了，好在发现得早，被先前赶去的战士给堵上了，保住了战士们在这个夏天里辛辛苦苦劳动出来的果实，特别是已经成熟的大白菜。

    菜班的战友将大田里收回来的各种蔬菜放进菜窖，菜窖的面积有近二百平方米，里面都堆满了。本以为劳动成果能被保全，没想到还是受冻，开春后全烂了，心疼啊！ 

    盖新的宿舍，是比较讲究的。地表面要先挖下去一尺并且夯实，然后用石块砌地基，地基至窗台的高度是用红砖砌的。地基和墙特别是墙的四个角上的红砖都是由老兵砌的，室与室之间的隔墙是用土坯砖，由新兵来砌。每堵墙都拉有水平基线，以防把墙给砌歪了。老兵教了一阵后，新兵跟着照葫芦画瓢，一点一点把墙越砌越高，直到一层楼的顶点。

    我负责砌的宿舍内的那堵隔墙，不知为什么，出现了弓背。而祝荣生砌的隔墙，好多了。我立马向班长建议，推倒重砌。班长仔细看了看，很有经验且非常自信地说道：“没事，塌不了。”

    说实在话，我很担心，这等质量的墙体不要留下后遗症啊。为了这堵弯曲的墙，四排的青岛女兵姜为民还特地跑来，一边眯起一只眼睛瞧着那堵墙，一边嬉笑地对我说：“你真行啊，砌出这等质量的墙。你让战友们怎么敢待啊。”

    一排和四排是搭伴作业的。男兵是泥瓦工，砌墙；女兵是小工，递砖、送泥，我的搭档是上海女兵蔡卫群。

    砌墙时，小工用铁锹铲上黏泥，“嗨”的一声叫，连锹带泥一起往上送，瓦工左手抓住锹与木把的连接处，顺势将锹接过来，右手中的瓦刀在锹头上划过，黏泥到了砖块上。见下面没人，握铁锹的左手稍一松，铁锹回落到地面，泥刀再一划动，黏泥就平铺好了,再压上砖块；递砖，墙矮的时候，五块一递，砌高之后是二块一递，超出一人高时，小工二块二块地往上抛，尽量让砖块平行上升，泥瓦工在上面接。扔砖时，不能让砖块在空中翻身，否则泥瓦工在接砖时，会出现脱手。

    二年后，一次支援七连秋收，我在二黄河岸边看到，曾经参与搭建的菜班看守人员的临时住所，怎么跑到二黄河的对岸去了。不竟想起人们描述黄河时常说的那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还特地去看了看第一次当泥瓦工时盖的第一间宿舍里面砌的第一堵隔墙。这堵隔墙，仍然突着肚子，却岿然屹立，没有崩塌。    

    早就传闻黄芥壕附近，老乡家种植有很甜的西瓜和一种名叫“花兰柿”的瓜，八月底成熟。一次，我和祝荣生、袁科臣三人来到连队东南面的沙漠边缘。在田头，买了二只西瓜，三分钱一斤；三只香瓜，五分钱一斤，拿了香瓜刚要开吃。老乡见状提醒我们，先吃西瓜，再吃香瓜，否则西瓜吃起来就感觉不到甜味啦。我们三人相互看看，吹牛吧，还有哪种瓜能胜过西瓜的。

    不过，看看老乡一脸诚实的样子，还是先开了西瓜，咔咔的吞下肚去，好甜呐。又一人打开一只“花兰柿”，一口咬上去，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吃什么瓜果之类的东西，仿佛是在舔食蜜糖。随着牙齿的咬动，一股香气直入鼻孔，“花兰柿”甜得真是无话可说。

    三人的肚子被瓜撑的有点过了，站起身来都觉得累。每人又买了一只西瓜和二只“花兰柿”返回班里，分给大家吃。我留下了一只“花兰柿”，放在了大木箱子里。听老兵说过，“花兰柿”能放很长的时间。这只“花兰柿”一直放到了年底，在卫生队时才被拿出来与战友共享。此时，它已是软乎软乎的皮薄瓜囊熟透，对半打开后，拿调羹挖着吃，直吃得没在黄芥壕呆过的战友哧哧称奇。因为储存过“花兰柿”的缘故，瓜被吃掉半年后，箱子里还有淡淡的香味。

    每年的八、九月间，庄稼成熟了，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劳动成果从大田收割运回，打场、脱粒、转运入库。这段时间里，除了炊事班，七连战士全体出动。

    每天，天蒙蒙亮，起床的哨子“哔哔！哔哔哔！”的响起，班长们的身躯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铸造出来的，跟定时闹钟似的不知疲倦配合着大叫“起床啦！起来啦！”整个营区里的几百号人，在昏暗中洗漱、吃饭，早操也免了，排着队伍匆匆走向大田。人人手上握着一把或二把镰刀，后边是连队的马车，还有一溜的团部调配的各型拖拉机，轰隆隆的扑向昆仑滩。

    当曙光完全照亮大地的时候，大田里到处是弯腰弓背挥舞镰刀的战士，空气当中传来传去的都是“嚓嚓嚓”的刀子割断庄稼的声音；路上来来去去的是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脱粒场上忙做一团。中午饭，炊事班烧好后派人送到田头；下午一直干到太阳落下地平线了，才收工回营房。一整天，战士们像一台机器似的在大田里不知疲倦地劳作着。回营房的路上，有时会接到通知，割点马匹吃的草带回，每人多少不论。总能见到排长、班长们的身上背着一大捆开始泛黄的适合马匹吃的草，弯着腰、流着汗、脚步迟缓的朝营区走去。整支队伍没有嬉笑，没有打闹，甚至连说话的都很少。

    回到连里，立刻吃饭。接下来到处都是那种“嚓嚓”的磨刀声，好像明天不是去割农作物，而是去砍什么动物脑袋似的，反正是刀，砍什么都一样。

    此时的七连因有发电机而告别了煤油灯时代。不知是电灯的光线太暗还是感觉不灵，或者是磨刀技术不够精湛，要么就是大跃进的产物，钢材的火候远没到家，刀刃根本不经用，像麦子这样的根茎，割一会儿工夫也就钝了，手中的镰刀变成了柴刀，农作物的根茎都是被恶狠狠地砍断的，以致战士们的手上布满了水泡、血泡，手被割破、碰破的没什么稀奇的。加上磨刀石又少，镰刀越用越钝。

    什么时候能让战士们吃饱饭呢？唉，到了收割、脱粒的秋收农忙时节。这段时间里，连队为了让战士们能保持体力，大都是白面、鸡蛋，有时外加几块香喷喷的肉，各种蔬菜也不少，几乎人人的肚子都能吃好、填饱。

    张万荣曾反复特地告诫大家，鸡蛋不要吃得过多，一吸收不了，二肠胃不适应，三体力消耗过大，抵抗力下降，容易出现肠胃炎等疾病。在大田里劳动，炊事班会烧好开水送到来，但往往开水不够。若等不及要喝水的话，就拿上个杯子打上一杯黄河水，黄沙沉淀后喝，没杯子就用嘴对着二黄河水直接喝，甚至直接掰断了玉米杆当甘蔗吃，那味是微甜的，水分很少。这种不卫生的生存条件，使许多人得了胃肠炎，上吐下泻，有的甚至得了痢疾。       

    秋收季节，最要命的还是睡觉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连续超负荷的劳动，体能达到极限，难以想象的疲劳感重重袭来。一天的疲劳尚未消除，第二天接着上，许多战士走在路上，都是双腿沉重、东倒西歪的，眼皮连续的在打架，有战士用不停的发牢骚来提提最后的那点精力……

    战士们管那个能始终紧跟着一缕曙光吹响的哨子叫“逼命哨”。当月亮还没落到地平线下时，哨子声就会准时响起，比那个半夜鸡叫还灵光。战士们在睡梦中都会嘟囔一句“逼命哨，响啦……”而后极不情愿地从炕上坐起，大多数战士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呢，穿衣服那纯粹是习惯性动作。多么想再睡一会儿呀，可是不行啊，“逼命哨”吹响了，不可能再吹回去啦……

    当远处的东方开始发白，近处还是沉沉的暮色时，你若站在干渠的底部，由西往东看去，下田的队伍通过干渠上的桥面时，好似从远古的库布齐沙漠里走出来一列复活的古代士兵，手中握着冷兵器镰刀，举着一顶盾牌式的草帽，步履匆匆，等距离的一个一个身影，由南向北朝黄河方向移动；当远处的西方尚剩一丝白色，近处已是沉沉的暮色时，你站在干渠的底部，由东向西望去，收工的队伍好似刚从黄河里冒出来似的，浑身衣衫紧贴肉身，弯腰弓背，手中的冷兵器无力地下垂着，步履艰难，队形混乱，极其安静地向着库布齐走去。

    回到营房已经没有时间去打扫个人卫生，也没有力气去除身上的那个气味，一吃好饭、磨好镰刀，睡觉是每个人的当务之急，洗澡是一种奢侈，打点水擦擦已是很好的待遇了。想换衣服吗？替换下来的衣服还有力气去吊水清洗吗？去它的吧，明天穿上干透硬板的军装，如雨的汗水就是最好的柔软剂；军装是一具肉体的遮阳棚，是一条擦拭汗水的毛巾；太阳会让这套军装在每个人的后背印上一个背包式的浓浓花斑，一如地面上的盐碱滩。军装上，浸透了战士们的泪水、汗水和渐渐变得有点模糊的理想。流动的黄河是最好的饮用水，井水则是最清爽的冰镇饮料。每当这个季节，昆仑滩上反复演绎着一幕幕不是悲壮胜似悲壮的撼动天地的场景。人，都快累傻了……

    什么叫大田？我算是领略到了，真是那个一望无边吶。一早，我手握镰刀，跟随战友们从庄稼的一头进入，一边收割一边前行，直到中午休息时，人可能还是在前行的通道中。腰酸腿疼时，直起身子放松一下，继续弯腰收割，腰部酸得实在承受不了又为能跟上战友们的前进速度，时常将左膝盖跪在田里，好在大田很柔软，跪得时间长些，膝盖并不疼痛。一天的时间，我都没能在大田里打上一个来回。一些收割速度快的战士，离开第二回出发地也不会太远。七连秋收时的农忙劳动，不仅仅让大城市里来的新兵们，经受了超乎想象的严酷的体力与意志的考验，也让所有的参与者从骨髓里感受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以致在返城知青的身上，不由自主地普遍带有一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并纵贯一生。

    基建排参与了全连的大田收割任务后，继续着制砖的工作。正当一、四排准备装窑烧砖的当口，我得了痢疾，高烧三十八度以上，每天上茅房十多次，拉出的都是浓血，整个人难受极了。张万荣来到宿舍探望，给我配药、打针，开病假单。于是乎，我吃上了三天的大米粥、带点肉丝的面条病号饭。

    给我治病期间，张万荣用沉重的口吻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二年前，七连组成了一支十二人的采药小组，深入到库布齐沙漠腹地去采集一种名叫甘草的草药。在返回连队的半路上，遇上了沙尘暴。于是，十二个人，分成二人一组，手挽着手，向七连方向前进。经过了半个白天，一个晚上的艰难跋涉，还是没能走出沙漠，原来在沙尘暴中大家都迷失了方向，队伍也散了。第二天天亮时，在牧民的指引下，先后有十一人返回了连队。而其中一位身体最棒、个子最高、力气最大的保定籍战士一直没能回来，永远留在了沙漠之中了。

    在张万荣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三天后我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又摇摇晃晃地干活去了。来到窑场，看到一群女兵，正将晒干的土坯往窑炉中运送。好些个女兵，背着超出了她们体重的坯砖，个个弓背弯腰，衣服湿透，汗水顺着垂挂在前额的短发滴滴下落，迈着沉重而又坚定的步子，顺着斜坡慢慢往上爬，进入窑内后小心翼翼地几个人配合着将坯砖按要求放置整齐，她们的付出不亚于一般的男兵。这般自觉自愿超负荷的劳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体魄，更需要有一种纯洁的意志与情怀的支撑，还有可能是透支了远期的身体。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姑娘们本应具有的自然天性都被掩饰了起来，难爱红装就爱武装，无私的奉献是华丽的乐章。这一幕，让我打心底里升腾起一股敬佩和感慨：铿锵玫瑰，真乃巾帼不让须眉！

    一天，排长杨占元忽然来到宿舍，微笑着用手指指我和祝荣生，显得很是神秘的样子，拉长了声音说道：“你们两个……要……调走了。”

    “排长，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和祝荣生有点楞楞的。

    “你们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排长笑着反问道。停了停，又说道，“是真的。明天你们准备准备，后天就去团部卫生队报到。”

    十月十六日，收拾好行李，班长嘱咐我和祝荣生直接去伙房吃早饭。每人二只白面馒头、一盘白菜炒肉片。那肉片让人一眼就瞧得见，像艺术品似的夹杂在层层叠叠的白菜里头。在七连，不到节日是吃不到肉的。我俩都觉得奇怪，这顿饭怎么有点特别？一位炊事员看出我们的心思，说这是七连的老规矩，调走的人吃的最后一顿饭，连里一定是拿出最好的招待。我想起了到七连吃的第一顿饭便是白菜炒肉片，现在调离时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是白菜炒肉片。哈哈，看来七连迎、送战友最好的菜肴就是白菜炒肉片了。

    一群战友拥在了宿舍的门口，排长杨占元的手中捏着从连部拿来的调令正等在那里，旁边停着一辆连部派出的马车，行李已经被放在了车上。见我俩从伙房回来，杨排长的右手臂使劲一挥，笑着大声说道：“赶快走吧！来了一年就调机关了，福气啊。到了那里一定好好干呐。”

    接过调令，坐上马车，赶马车的战友从口中发出一声“喔！”马儿接到了命令，将头往上一扬，一发力，车子动了。班长刘保衡在后面紧跟了几步，挥着手冲我俩大叫：“再见，再见！”

    挥手与战友们告别。阳光特别的强烈，照在身上很是暖和。抬头瞧瞧前方洁净的蓝天里，一朵白云远远的挂在半空中；大地上没有一丝的风，车轮以及马蹄碾踏过的地面，也没泛起多大的灰尘。大概边上有一个库布齐大沙漠的缘故吧，这里一年四季晴空万里。夏天偶尔下场雨、冬天偶尔下点雪，都能让人兴奋上好一阵子。

    已经走了很远了，侧过身深情地回首望着七连的方向，强烈的逆光下边，远远的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影子的，只剩下这一年中让战士们天天期盼着能烧出点带肉丝的美味佳肴的那间高高的伙房屋顶了。我的心中暖意浓浓，充满着感慨，领导的器重、战友的推荐、自己的努力，让我有机会调往机关。再见了，战友！再见了，七连！请放心，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给咱七连丢脸的。

    七连的集体有一股子积极向上、拼命工作的风气，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我本就喜欢兢兢业业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的行事风格得到了发扬，做什么事都愿意开动脑筋，想出办法，自觉自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竭尽全力将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得快一些、完美一点。并在这里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一路上三个人相互间都没怎么说话，只有马儿踩着碎步，蹄子与路面接触后发出轻轻的“嗒嗒”声，拉着大车由东向西行进着。不足十九周岁的我，经历了一年的强体力劳动锻炼，虽然绝大部分的伙食是窝窝头和小米粥或地瓜粥来充饥，但身体素质却没有倒退，还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浑身变得强壮结实，力气也大了许多，身高长了三厘米，体重增加了二十斤。尤其值得自豪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马车前后左右摇晃了不知道几个小时，途经九连、巴拉亥公社来到了曾经见过的几大片红色砖墙房子的地方时，已经是午后了。马车在其中一栋灰色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赶车的战友回头用手中的马鞭指指两扇大门，笑着对我俩开口说道：“卫生队到了。”

    屋子里的人看到装有行李的马车停在门口，一下跑出来好几位，一边问是不是七连来报到的，一边帮着卸行李，与赶车的战友道别后，我俩跟着进了大门。进门有一个内院，其他的房舍布局和一般的医院差不多，中间通道两边房间，门上都挂着牌子，急诊室、挂号室、注射室、理疗室、化验室、药房、X光室、制药室等。真没想到，一个团级单位的卫生队，医疗门类竟然如此齐全。

    卫生队共有三排房子，第一排是各种医疗门诊、药房；各个科室挨得很近，哪里要是弄出点动静，其他地方都能听到；第二排是病房；第三排是护士室、宿舍。我的宿舍被安排在第三排房子的东侧。

    报到后才知道，卫生队这次从基层连队调来了好多战士，除我和祝荣生外，还有顾芳、王林法、卞金妙，有些战士已经被派往河北保定市某医院实习去了。

    第二天，卫生队在理疗室召开欢迎会，队长陈光贵在自我介绍后，拿出香烟给每一位男兵发了一支，我小声开口声明：“队长！我不会抽烟。”

    “不会抽烟？”队长用惊讶的神情看着我，“抽抽不就会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点上。”

    盛情难却，我点上香烟抽了三口，后就让它自燃着，到一半时就扔在地上踩灭了，这是我第一次亲口感觉到香烟的味道，辣辣的有点呛人。见到陈队长，特别是看到他的眉毛，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前段时间张万荣陪着一位军人来到七连的基建工地上，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顿了一下，还与我说过几句话，那位军人就是陈队长。

    卫生队队长陈光贵，内科大夫，廋高个，二条浓眉倒八字型很有点特色，说话轻声细语。

    指导员范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说话声音沙沙的很轻，口中老念叨：“春乏秋困、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他经常布置卫生队的清洁工作，“一定做到，木见本色、铁见光。”

    现役军医李茹刚，高高的个子，带着一付透明框子的眼镜，说话时嗓门可大了，待人却特和气。李医生的祖籍是上海市金山县，知道我是上海兵后，时不时的与我聊聊。后来调到其他团里担任卫生队队长。

    现役军医付洼田，到上海接知青的一位。个子不算高，可给人的感觉是个特别精神的中年人，军装穿在他的身上非常妥帖，干干净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他的妻子是卫生队的护士，家就在卫生队的边上，有一位十二岁的男孩。

    陈淑英，内蒙古包头知青，中等个子，待人和气，正直善良，是位年轻的老共产党员。

    张素英，山东青岛知青，瘦高个，说话频率特快，喜欢配合着打手势，待人和气。       

    知青兵中有京花、赵静秋、李素娟、田保义、李菲菲、韩丽荣、吕凯、孙群、马长田、王晓薇等；还有财务室的孙军、药房仓库保管员呼建明等。    

    卫生队的人去吃饭挺有点意思，到点时每个人拿上一个碗和调羹，走上二百米的路到团部机关伙房。食堂里放着很多的圆桌，一桌站十个人，所有的人都站着吃饭。每个桌上一盆菜、一盆饭，菜常常是白菜炒肉片或酸菜会肉、萝卜等，常见到肉；饭大都是馒头或发糕，也有窝窝头，总的来说是细粮多，粗粮少，而且每顿都能让我吃饱。

    碰到好的菜或米饭时，也没见什么人抢着吃独食，让我这个从连队里来的人忽然有了许多的感悟。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群拼命干活后还面临着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能否吃饱的饿急的青年人，见到食物会是什么的反应呢？恶狼扑食！没错，就是恶狼扑食。在连队，当肚子经常性的被饿得恐慌之时，那种虽饥肠辘辘，仍风度翩翩的斯文未免有点神话了。机关食堂里，每顿都有足够的食物，表面上看机关人员的素质比连队的要高，但能否满足每个人的食物需求恰恰是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我调到卫生队后，一直保持着连队里练出来的胃口，一顿七、八两，比一般的战友吃的多。

    举个连队里吃米饭的例子：伙房将米饭按人头分成一个班的量，各自取回。战士们排队盛饭，有经验的先打上松松的大半碗，马上狼吞虎咽地吃完，再第二次打饭，一般盆里肯定还有。打第二碗饭时，那就使劲地往碗里头压，然后又堆得高高的，回到铺位上慢慢地享用，这样子的吃法，肯定能吃饱；倘若第一碗打得满，但吃得慢，那么就别想再打上第二碗。班长到伙房去加饭，有时有，有时就没有，看运道。

    连队里还有一套喝汤、吃粥的口诀：要想捞稠，轻下勺头，溜边刮底，轻捞慢起。一盆汤里有一些蔬菜，如白菜、海带或西红柿等，东西并不多。排在队伍前面的战士，将勺子伸向盆底，勺口侧向轻轻滑动到边后，勺口向上，顺着盆壁慢慢上移，让勺里的食物有所沉淀，操作两次，饭盒里是有菜的汤，心满意足地到边上享用去了。前几位战士如此操作后，口诀就已经失效，后面的战士只能喝点有咸味的清汤了。

    班长们一般都排在最后盛饭，饭不够时，会去伙房加饭，若加不到，也只能在自己的铺位上双腿盘坐，点上香烟，重重地吸上几口……

    团部有自己的发电房，就是柴油发电机，电力供给团部机关以及附近的单位。白天一般是停机的，只有出现紧急情况，报批后才开机送电；天黑之前开机，晚上九点半停机，若大的营区便一片漆黑，然后渐渐的可以看到东一盏西一盏的马灯被点燃，从窗户中透出萤火虫般的亮光……还有洗澡堂，就在那个唯一的高层建筑边上，这个高耸的建筑是个水塔。澡堂每星期开放一次，热水很足。一星期就能洗上一次澡，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没得说。

    我和祝荣生被分配在付医生负责的制药室，那里还有一位叫李宏泽的战友。卫生队的制药室，没什么设备。制药室主要是烧制蒸馏水、配制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注射液。在蒸馏水里放入一定比例的葡萄糖，烧开，加入黑色的碳粉，调匀，过滤。将葡萄糖分装到针剂瓶内，用酒精喷枪上的火焰将玻璃瓶口烧红软化封口。成品的葡萄糖注射液必须在兔子身上做热源反应试验，合格率并不高。

    制作蒸馏水的步骤很简单，有一个专用的炉子，锅盖上有一根塑料管子引导水蒸气，塑料管的外侧有冷却水，蒸气遇冷变成水，滴落到大号的磨砂瓶口里。所有器具均按药典规定洗净，做好的蒸馏水还要用试剂测试过，以判断是否合格。一天的上班时间，可以制作超量的蒸馏水。

    在制作蒸馏水的过程中，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利用多余的蒸馏水做些汽水给战友们喝呢？想干就干，到小卖部买来糖精片，在药房里找到柠檬酸和苏打粉，将糖精片放入磨砂口瓶内的蒸馏水中融化，加入苏打粉调匀，最后倒入柠檬酸，瓶内立刻出现了千万水珠沸腾的现象。

    “喝汽水啦，谁要喝汽水啊？”我冲战友们大喊。

    听到喊声的战友，拿着饭盒从各个科室跑过来。我打开瓶盖，倒上一些，味道如何？好喝！自制汽水成功了。喝过汽水的战友鼓励说，别忘了明天再做些。我自己也喝了一些，口感真的很好，香香、甜甜、酸酸的，各种调味剂都是经过自己的思考，按一定的比例对勾的，后来又做了几次。自制汽水的发明制作，在二十三团是绝无仅有的哟。

    制药室后来试验制做了当时作为用来治疗哮喘病的特效新药洋金花注射液。洋金花是一种中草药，经过浸泡、提炼、灌装，注射剂做成了。但注射剂不在人体上做最后的试验，是不能使用的。

    “在我的身上试验吧。”我站出来说。

    “在我的身上试验吧。”张素英也站了出来。

    于是就有医生拿来针筒，在手臂上各注射了一剂。只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皮沉重，昏昏沉沉想睡觉，已经无法回答医生们的提问了。不知道在宿舍里睡了多长时间，醒来后觉得浑身发冷，爬起来去看取暖炉，地面似乎是棉花铺就的，三步路的距离，我挪了至少十步，添加了几勺煤后，又爬回床上睡了过去。第二次醒来，感觉自己怎么像是睡在了冰窖里似的，起来一看炉子，炉火早已熄灭了。只见炉盖上有一小堆的煤，原来刚才醒来时昏昏沉沉的将煤全加在了炉盖上了。找了废报纸和引火柴，将炉子重新点燃时，门被推开，从外面进来了陈队长、付医生、李宏泽等，见到我起床了，问：“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我将煤加在炉外的经过和记起的感觉说给他们听。

    “张素英的反应比你要大些，到现在还睡着呢。”队长说。

    由于洋金花注射液的制作工艺太粗糙、副作用太大。不久后，队长宣布停止生产和试验，制药室撤销。我被调到了药房当调剂员，祝荣生调病房当护士,李宏泽调理疗室。

    调药房后很快熟悉了本职工作。那时候年轻，对什么都感兴趣，老是想学学打针，常去看护士们的操作。团部的林参谋病了，需要护士上门去打针，我就跟在卞金妙的后面。在林参谋和卞金妙的鼓励下，我拿起针头，按照程序吸完药水，在手臂上消毒后，针头对准肌肉就扎下去了。呃，我紧张得有点失控，怎么这么硬啊，尖尖的针头只在表皮上留下了一个细小的白点。

    卞金妙见状赶忙说道：“啊呀，是我忘了告诉你了，林参谋的皮肤特别的厚，你得用点劲扎。”

    “不要紧的，别害怕。重新来一次。”林参谋连声鼓励。拔出针头，重新消毒，使劲一扎，推药，拔针，消毒。林参谋一边捋下手臂上的衣服，一边说，“唔！一点都不疼，很好嘛。”

    一次的实践操作，让我对注射技术突然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以后，我经常按药方给病人打针，从肌肉注射过度到静脉注射。

 

三

 

    一九七三年春节后，卫生队单独成立了食堂。并调来了一位个子不高、黑黑的皮肤、嘴里镶嵌着一颗金牙，能干的刘姓老兵当司务长。老兄烟瘾很重，不见香烟离过手，右手食指和中指上的指甲盖都是焦黄焦黄的，说话声音尖尖的挺有特色；同时调来的还有上海兵杨辰喜以及两位女兵何新、叶丽君等当炊事员。炊事班成立之后，卫生队可以从粮站那里得到些照顾，批到更多一点的面粉等细粮，同时住院病人也得到了较有营养的饮食。在刘司务长的主持下，卫生队的伙食慢慢有了起色，常常能吃到肉馅的饺子和烙饼；他还到老乡那里先后买了二头白色的小猪仔，在食堂后面用红柳条搭建了一个猪室，让杨辰喜专门照看着。

    兵团都是由经过筛选后的健康青年人群组成，各个连队又都配有卫生员，也可能是交通不便，平时来卫生队看病的战士并不多，因此药房工作不是很忙，天寒地冻时节，就更闲了。一天，祝荣生、卞金妙、王林法，我们几个上海兵商量，到河里去抓点鱼来改善改善卫生队的伙食。说干就干，拿上箩筐、扁担、铁钎等工具，向东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湖边。此刻，冰面已经不是很硬，用铁钎凿开几个近一米直径的洞，捞去冰块，河水立刻向上涌来，一条一条的鱼浮了上来透气。两个人围着一个洞，拿着网兜捞鱼，见一条捞一条，大大小小的都有。捞了一个小时，足有三十多斤，挑回伙房，和炊事员一起杀鱼、清洗，晚上全队的人都吃上了一顿美味鱼宴。

    老早就听说上海兵可以探亲了。六月份，我和祝荣生向队长申请假期，没几天就得到了批准。从卫生队到铁路车站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渡黄河到临河；另一条是搭乘汽车经一连驻地沿公路到磴口县城。打听到机运连有去磴口的汽车，拿起旅行袋，赶了过去。快到黄河大桥时，司机探出脑袋，对车上的人说，现在去磴口站可能赶不上一趟火车，要不直接去铁路大桥边的小车站，兴许能赶上。车上的战士大叫，只要能赶上火车，怎么着都行啊。

    司机加大油门，急速前行，一列火车也远远开来，汽车与火车几乎同时停在了这个不设防的车站。匆忙下车，紧赶几步跳上，火车仅停靠一分钟。找到座位，补上了到上海的车票三十六元二角。

    第二天到北京，签票后，到天安门看了看，再到王府井和西单买了一些蜜饯，算是见家中弟妹的礼物。那时，从内蒙古到上海没有直达的火车，必须在北京转车，还要在候车室内呆上一整夜。这次探亲，我和祝荣生都穿着一套很合身的兵团发的颜色一致的黄军装，这身装束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新潮的，兵团也是让人感到很是自豪的单位。

    将要返回兵团时，我收到了一份贵重的礼物，一块瑞士国生产的天克诺牌夜光手表。考虑到我在医院工作的迫切需要和能抵御内蒙古冬天的室外温度，父母亲用家中三个月的总收入买了一款进口手表，以示对我的关爱。在后来的医务工作中，这只手表被派上了大用场。另外，这次探亲后返回兵团时，我的行李中带得最多的是购买的各类医学书籍。以后大部分的空余时间，就是看这些专业书籍了。

    从开春起，杨辰喜每天将战友们吃剩的没有油水的剩饭、菜叶、刷锅水等放在大锅里烧熟了喂养那头小猪，小猪渐渐地变成了中猪。战友们看得心里直痒痒，笑嘻嘻地跟司务长商量，猪什么时候杀呀？司务长眯缝着眼睛眨巴眨巴，呵呵一笑说：“哦，是不小了啊。不过……再喂养几天，等长大一些。”

    中猪成了大猪，战友们使劲咽着口水问司务长，猪该杀了吧？司务长问站在一边正欣赏着自己大半年来成果的杨辰喜：“这猪够大了吗？”

    杨辰喜呵呵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用浓浓的特有的南方口音说道：“再等几天。还会得长大唻。”

    司务长明显感觉到杨辰喜不舍的心情，每天喂养都喂出感情来了，于是用夹着香烟的右手挥挥，决定道：“那就再喂几天吧。”

    大猪真成了白肥猪，“呼呼”地直喘粗气，连走路都摇摇晃晃，肚子都快荡到地面上了。战友们双眼带着饥渴，咬着牙来找司务长，这下该杀了吧？

    司务长很干脆，杀！从口中吐出的这个字音里头带着明显的杀机。话一出口，又愣住了，卫生队里没人会杀呀。能熟练操作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倒是有好几位，可他们只划开过人的皮肤，没杀死过猪啊。得，还是自己学着杀吧。我和祝荣生、卞金妙、王林法、杨辰喜自告奋勇地加入到了由司务长领衔的杀猪班子里。

    杨辰喜与我手拿木棍，走进满是粪便的猪圈里头，将猪赶了出来。其他战友一哄而上，迅速将猪扑倒在地，用准备好的麻绳将前蹄与前蹄、后蹄与后蹄捆扎住。别看肥猪平时一副懒洋洋走不动路的模样儿，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作出了超乎寻常的选择，反抗，反抗，拼尽全力反抗。

    猪的嚎叫声盖过了战友们的叫喊声，粪便成了解救猪的润滑剂，十二只沾满粪便的手一个劲的打滑，已经捆扎在蹄子上的绳子被猪三蹬二踹的也松开了，一头肥猪在肉搏中战胜了六名壮实的战士后，一个漂亮的雷霆打滚，矮矮的四肢轻松站起，晃了晃圆滚的肚子，一声长鸣，敏捷地从人群中穿过，飞也似的跑了。它那一串连贯的动作，让所有在场的战士瞠目结舌，这般身手都快赶上武林高手了，谁说猪是个又笨又懒的家伙？

    “真没用！六个人都制服不了一头猪。”面对一群看热闹的战友，司务长愤愤地、含糊不清地自言自语，嘴上叼着的香烟在大幅度地颤动着。

    几位一条战壕里的兵团战友，赶紧手持木棍追赶着目标而去。重新把猪逼到墙角的时候，心中都忽然有了对付它的妙计，当再次将猪扑倒在地时，采用的是绊马索的方法，就是用绳子各扎住一条腿，分开一拉，猪再也无法站立了。按头的按头，扎腿的扎腿，当把肥猪结结实实捆住时，所有的人都精疲力竭了。

    伙房里临时搭建了一个行刑台，六个人连拖带拽的把肥猪弄到了台子上，又用一根绳子把猪的嘴给扎住。司务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把刃口较长的刀子，用磨刀石嚓嚓的蹭了几下，像是给自个儿下决心。他手中提刀，看看战友们，神情严肃地问道：“谁来下刀？”

    “我们不会杀！”集体摇头，又异口同声，“还是你来！”

    “其实，我也不会。”司务长苦笑了一下。几秒钟后，下定了决心，“好！还是我来杀吧。你们一定要使劲扼紧啰，可不能再让它给跑了。”停了停，又加重语气关照，“按住它的头，可别让它咬到我。”

    “是！”战友们真好像是钢枪在手，一起准备出击似的。

    只见司务长右手紧握刀把，手指间松开了又握紧，然后在猪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左手按住猪的头，叉开双腿，嘴中香烟被吐出的同时带出了一串“下刀子，按住啦！”，刀子又在空中抖了抖，挥了挥，渐渐的下沉，刀尖在猪的脖子下部戳了两下，猛一使劲，“扑哧”，刀狠狠地捅进了猪的脖子里，还来回抽动几下，迅速拔出刀子，“快！把盆子放好。”

    旁边的何新赶紧将一只大面盆放在了猪脖子下方。“嗯嗯”，猪使劲用鼻声抗议着。怎么回事？才见几滴血。司务长愣在了那里足足有半分钟，拿起刀在原来的刀口上，又插了进去，还晃动了几下。刀子退出后，还是不见血跟着出来，真是活见鬼了。再来！战友们鼓励着，手上的劲道也快要没了。司务长的嘴里不知道在叨叨着什么，右手再次举起屠刀，连刀带把的一起进到了猪的体内，这次不是脖子，是直奔胸膛而去，然后改变方向，上下、左右使劲晃动几下，嗖的拔出刀子，随着肥猪的哏哏声，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

    “按住，按住了。”司务长一边大叫着，一边扔掉刀子，双手使劲按住猪头。

    肥猪嚎叫的声音渐渐减弱，挣扎着的四肢也慢了下来，进进出出的气流声也变得只出不进了，紧绷着的身体松软了，最后吐出一口长长的气，闭上眼睛安静了。猪去世了，人兴奋了。成功啦！六名战士，脏了全身的衣服，劳累了二个多小时，终于为成功改变了一头猪的最后命运而欢呼雀跃。

    没有那么大的桶放得下整头猪，何新拎着几桶滚烫的开水慢慢直接浇在了肥猪那胖胖躯体的某一处，司务长拿过刚刚磨好的菜刀一使劲，只见刀刃划过的地方，猪皮一律干净，显出粉嫩的皮肤。嘿嘿，大家一边浇热水，一边七手八脚地将所有的猪毛都煺尽了。还是由司务长持砍刀，将猪头与身体分离后开膛破肚，光内脏就装了三大盆子，最后将猪身一分为二。

    “喔哟，累死我嘞。”一场与猪搏斗后的胜利，让司务长无力地瘫坐在了凳子上，用沾满猪油的手从口袋中掏出香烟，给同样耗尽体力的战友每人发了一支并点上，几支烟枪立马发出“吱吱”的响声燃烧起来，特别的香。仔细一瞧，香烟上几乎全被猪油浸湿了，怪不得燃烧得既快又香。

    过磅一秤，全部加在一起，足有四百斤的分量，还不算一大盆的血。我自高奋勇承担了清洗大肠的任务，自信地把粘在肠子上的白油剥离洗净后，从头到尾刚把肠子翻了个面。就在此刻，章衍！章衍！门诊室那边有战友大叫，听到喊声，放下活计，去了药房。半小时回来了，在肠子上撒了几大把的盐，使劲地揉，使劲地搓，继续完成我那清洗大肠的任务。杨辰喜把洗“干净”的大肠切成一段段的投入水中准备烧成大肠汤。

    吃饭的时间到了，战友们很兴奋，早早的来到伙房，每人一碗用固体酱油烧出来的颜色不是浓黑的肉块，外加一个蔬菜、一碗大肠汤。正当参加杀猪的战友在饭堂里坐在一起犒劳自己的时候，把饭端回宿舍的战友，一个一个不约而同地回来了，手里拿着汤碗，嘴里说着“这汤怎么有一股子的臭味”，边说边将汤倒回桶里。

    听到战友嘀咕，我拿起碗喝了一口，仔细品味，没什么臭味呀。杨辰喜拿个勺子在汤桶里勺了几下，神色有点怪异地自言自语：“格是啥啦？”

   “捞上来，捞上来。” 我走过去，看到大肠的内壁上粘有一丝丝绿色的东西，我问，“小杨，烧汤格晨光，侬放过啥菜哇？”

    “肯定没。”他答。

    纳闷了，我那么用心清洗，怎么还会有异物呢？在场的战友都围了过来，针对有没有将肠子翻过来再洗，展开了讨论。

    “没洗干净吧？”司务长大声问道。

    我强调肯定是清洗干净了，里外都洗了，杨辰喜强调他也翻过肠子。洗肠子时我是一个人，当听到杨辰喜说他也翻过时，一股热血涌上了我的大脑里。晕！感情是杨辰喜将我已经翻好的大肠给翻了回去，我后来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呀。好好的一锅大肠鲜汤就这么白白便宜了门外的一头小猪了，心疼得只想哭啊。

    后来的一次杀猪，是请别人帮的忙。至于没将大肠彻底洗净就烧成了汤的故事，后来传回到上海的家中时，已经演变成了“他们从猪的肚子里把肠子拉出来，直接放入锅中煮了”。

 

四

 

     一九七四年春节，药房仓库保管员呼建明，力邀药房和门诊的几位战友，到他的家中去做客。他是本地人，三十来岁，说话很轻柔，家就在离卫生队一公里的地方，一个独立的院落。走进院子，右边一个八十公分高的土堆，是菜窖；屋内很干净，靠门边是大灶，里面是大炕，炕上正中放着一个小方桌，边上有一个柜子，上面叠放着整整齐齐的被子，有别与一般的老乡家，感觉得到主人是一对很勤奋、爱家的夫妻。

    “上炕，上炕！”内蒙古人见客人到家，都是先让着上炕就坐，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今天，你们就在我这里吃饭啦。”

    “行啊！”几个肚子里缺油少荤的战友毫不客气的应答，脱了鞋，上炕盘腿，啃瓜子。

    不一会儿，土豆白菜烩肥肉片、黄豆芽端上桌子，呼建明手提一瓶五百毫升输液瓶装的白酒，几只三钱酒量的铜质小酒杯。嘴里发出一些听不懂的带有点音调的“格啰，格啰”声，然后才说出我们听得懂的两个字“喝了！喝了！”要求所有的客人，进门连喝三杯酒。并一再强调这是内蒙古人招待客人的风俗习惯。否则他就要单膝下跪，等前面一人喝完后，才能敬下一位客人。

    我申明不会喝酒，呼建明涨红了脸说不行，不会喝也要喝，喝完后随你。得，看来这个习俗够悠久的啊，都深入骨髓了。见祝荣生、卞金妙、李宏泽等已经通过了习俗的考验，为了不让好客的主人难堪，轮到我时很干脆的，第一杯一口喝掉，又苦又辣的地瓜烧酒，立马满脸通红；第二杯一口喝进后悄悄吐了半口；第三杯一口喝进趁他转过脸的当口，全吐了。

    豆芽是呼建明在家里自己发的，土豆、白菜自己种的，酸菜是自家腌制的，猪是自家养的，实足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他烧的菜，就是到今天来说其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边吃边聊，一瓶酒见底时，又吃了一通萝卜肉馅饺子，肚子满载了，起身告退。我们问他，老婆、孩子呢？他神秘一笑：“窜门格嘞！”

    来到内蒙古的地界上，这还是第一次在大的节日期间到当地战友的家中去做客，虽不是蒙古民族，但其待客习俗已经是我们较为陌生的别样的礼仪。呼建明用当年迎接贵客的菜肴招待了我们。他是一位工作踏实、兢兢业业，具备北方人所特有的强烈自尊、自爱意识的战友。

    开春，队长给我布置了去磴口县城办理两大桶百分之七十五医用酒精的购货单任务，货物将另派战士申请汽车去提。我领上钱，搭车到二十三团设在县城的转运站，来到医药公司，付钱开票。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士，从我说话的口音上判断出我是南方人。相互一聊，哈哈！巧遇故乡人啦。原来，她是正中的上海人，大学毕业后与丈夫一起来到了内蒙古，被安排在了磴口县的医药公司，家里有一个儿子，比我小几岁。远在异地他乡，见到故乡人，倍感亲切。自从得知我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后，每次到医药公司，都得到了阿姨热情的接待和照顾，再紧俏的药品，如抗生素、杜冷丁等，只要公司里有，都能让我付款带走。她还常拿点糖果给我吃，我也帮她买些个羊肉、香烟等，她照价付钱收下。

    返回到转运站，向站里面的人打听停在院子里的汽车回团部的准确时间，说是再过二个小时开车。见时间还早，决定到城里面去看看。这是第二次采购来到县城。

    在城里逛了不到一小时，就是一条集中了一些商店的旧街道。回到转运站一看，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我问转运站的人，汽车呢？开走啦！他一副无辜的样子。这下完了，刚才我把棉衣脱下放在了车上，多余的二块钱也在棉衣的口袋里，连忙借电话向队长报告了情况。就地等车肯定不行了，俗语说内蒙古“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啃西瓜。”身上若不穿棉衣是没法过夜的。从磴口县到吉日嘎拉图公社有地方政府运营的班车，隔天早晨一班。我的士兵包里只有两包香烟，没一分钱。

    想起来了，磴口县城南驻着一连，那里有我中学时期的同学，找到他们就有办法。走，出县城沿公路往南直走，经过一座长长的黄河公路大桥，据说这桥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黄河河面有几百米宽，尚未完全融化的冰面，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这里有一个黄河水利枢纽工程，“三干渠”的进水口就在附近。路的左边是低洼的茅草滩，右边干渠背高出公路许多，背上还长着几根草，孤零零的随着微风摇摆着。公路很窄，也是土路，没见汽车。沿公路左拐，走不多时，朦朦胧胧中见有几排房子紧靠在一起，高出野草平面，形似营房，当地老乡的房子是不会扎堆搭建的。根据步行的大致速度，十多里路，一个小时，我猜想，一连的驻地到了。兵团各个连队的房子，建筑格式基本上是统一的。

    来到一间房子的门口，敲门推入，探头朝坐在炕上的几位战士轻声问道：“请问，张金华住哪个房间？”

    其中一位猛的从炕上蹦跳起来，鞋都没穿好就冲到我的面前：“啊呀！是章衍啊，侬哪能到格哒来啦？侬一介头啊？”侧身拍拍炕沿，“侬坐。我去叫伊拉。”

    面相很熟的战士一溜烟跑了出去，正在我回想着这是哪位同学之时，轰！门外一下子涌进来十多人。“侬好啊！”“侬好哇？”“伊拉好哇？”顷刻间问候声此起彼伏，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活脱脱成了一个小上海的地盘，叽叽喳喳，喧闹声一刻不停。张金华、吴海龙、骆爱昌等一群的同学，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同学们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离别学校二年多的时间，前后分两批来的二十三团，相距最远不过一百公里，却似乎隔着千山万水，没再见过面，也没通过电话，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还是在探亲期间辗转得知的。于是，我代表七连的同学与一连的同学，相互间以最快的速度，最简练的家乡方言展开对话，交流起到达兵团后的情况。当他们得知我现在遇到的难题时，都哈哈大笑起来，说既然到了一连那不就是到家了嘛。

    正赶上了晚饭，有肉、白菜和白馒头。他们告诉说，一连的伙食是细粮多，经常见到肉。我羡慕地说，在七连要是有你们现在的伙食，那只能是过节的时候，看来你们是经常的在过节呐。同学中有的回班里去吃，有的端着饭碗又匆匆转了回来。这天聊得真够尽兴的，等把我的两包香烟统统抽尽，熄灯哨正好响起。

    早晨，从饭堂打回来的是小米粥和白馒头，咸菜，还有猪头肉。早饭都带肉，真是稀罕。要是在七连，就好像是做了一回美梦那样的难得。他们说，这倒不是天天有的，只是正巧赶上了。看来，我是因祸得福了啊。

    同学们要出工去了，他们借了一件棉大衣给我，并留下两人陪着等过路的汽车。一群的同学现在的战友，相互间手拉着手，似乎有道不完的话，三步一回头，难舍难分。再会啊！侬来白相啊！在学校的时候，放个暑假二个月没见着，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一切似乎都很平常。现在忽然跑到这么个既陌生又艰苦，联系不便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当中，把相互间的关系一下给拉近了……同时也看得出，加入到兵团这支队伍后，同学们都有不小的进步。（一个多月后，一连被撤编，张金华去了机运连，吴海龙等去了打井班，骆爱昌调师部当了通讯员，其他人被分在了团部附近的多个连队里。我奉队长之命，从上海女兵卫生员倪瑞珍手中接收了整整四大箱剩余的药品。）

    一路都在回味嵌在牙缝里的那个油油的、鲜香的肉味。回到卫生队，即刻去队长那里销假，并解释了晚归的原因。指导员严厉地批评道：“你的组织纪律性也太差了，不但超假，还把棉衣给搞丢了……”

    队长倒没多说什么，我也没有争辩，指导员批评的对，的确是我的错。乘车到达机运连时，我去寻找过棉衣，没能找到。付医生见我老是穿着棉大衣很是不便，就请团部后勤处处长批条，让李宏泽陪我到被服仓库去领棉衣，记得付了十元钱。

    不到一个月，从上海寄来了一件新棉衣，是父母亲得知消息后给买的。与兵团的制式稍有不同，颜色相近，穿在身上极其合身，暖意浓浓，同时寄来的还有一件新的深兰色咔叽布中山装。后来度过的六个冬季，我一直穿着这件棉衣。而那件加领的兵团棉衣，一直珍藏在箱子底下，直到捐献给了最需要的人时，它还是新的。    

    卞金妙收到了家中寄来的一个包裹，就在我的宿舍里，众目睽睽、口水下咽声中，打开一瞧，是几块三十厘米长，十厘米宽的鱼干。卞金妙拿起一块凑在鼻子下闻闻，抬起让另外几双眼睛都瞧瞧，然后递给了我。接过鱼干，放在鼻子下使劲的闻，香啊！好久没闻到如此香味了，口水都快落下来啦。

    “金妙，这鱼是熟的吧？”我问。

    “不晓得呀。”他又闻了闻，眨巴着眼睛说，“好像是熟的。”

    我翻来复去仔细瞧一瞧，闻了又闻，看出这是黑鱼块，便肯定地说：“这么香的鱼，一定是蒸熟了晒干寄来的。”

    卞金妙和我都初步认为这鱼干是熟的。我拿起一块，快步走到不远处的锅炉房，用热水一冲，迫不及待地狠狠咬了上去，拌着满嘴的口水，反复咀嚼，带着一股浓浓的香味，咽下肚去。香啊，熟的！这种鲜香的味道来内蒙古后，就没遇到。回到宿舍，将已被咬掉一大口的鱼干递给卞金妙，说道：“挺香的，好吃，熟的。”

    卞金妙也将鱼干咬出了另一个大缺口，边嚼边说：“哦，香！真香。”再次将鱼干递给战友们，“吃吗？”

    王林法犹豫不决，再次发问：“到底是生的，还是熟的？”

    几位都吃不准是生是熟，最后还是没敢放大胆子享用这顿美餐。三天后，卞金妙收到了家中的来信，匆匆跑到药房向我通报，鱼干是生的。可那些鱼干在今天以前，已被两位战士你一口我一口的全给消灭掉了呀。                  

    没过多久，我也收到了家里拜托探亲的战友带来了小包裹。打开一看，巧了，也是鱼干。里面有父亲的一封短信，说这带鱼干是咸的，洗洗干净蒸熟了吃。我叫了卞金妙，拿上鱼干，来到锅炉房用热水一冲，双手捧着，张口就咬。除了中间那根大骨头，其它的连肉带骨，嚼巴嚼巴全咽下肚去了，两人哈哈大笑，还蒸一蒸再吃呐。

    我和卞金妙在兵团里吃生鱼的消息传回到了上海，家长们纷纷议论，最后得出了一致看法：他俩一定是学会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了。

    食物严重匮乏使人变得极其贪吃。即使有那么一点点的美食，就觉得很幸福。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只要家中有吃的寄来，几位要好的战友一起先享受一通，才归收件人。借用当今一句时髦的话，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梦”。

    四月份的一天，早上起床，猛然间一阵晕眩，摸了自己的额头，烫烫的，知道是发高烧了。我让同宿舍的祝荣生、王林法代我向领导请个假。那时，卫生队的部分人员住在招待所里，原来住的房子正在翻建。

    “章衍，你生病啦？”昏昏沉沉之际，感觉自己的额头上有一只手在抚摸，指导员见我睁开了眼睛，关切地说道，“我拉你去卫生队吧。”

    “没事的，指导员，我自己能走。”穿衣，下炕穿鞋，刚站立，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二下，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

    “看你，都病成了这个样子了，还嘴硬。”指导员一伸手将我扶住，命令道，“起来吧，我扶你，车子就在外边。”

    与指导员一同来的还有一位保定兵男护士田保义，一边一个将我扶着躺在平板车上，盖上棉被。指导员拉车，保定兵推车，走向几百米外的卫生队。躺在摇晃的车上，仰望着指导员那一耸一耸壮实的后背，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仿佛车子重如千斤，而躺在车上的是他所要关心人。上下级之情、战友之情都汇集于这辆破旧的小板车，浓缩在了指导员和保定战友的四行深深的脚印里头了。

    躺在病床上，李汝刚医生拿着听诊器给我诊断了一下，说道：“没事的。小章！给你输点液，好好休息，过二天就好。”

    输液的当口，田保义一直守护在床边，没有离开过，我沉沉的睡了过去。傍晚时分，起床，头晕乎乎，脚软绵绵，体温正常了，知道给我用了催眠的药，晚饭后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上午打点滴时的一段时间，病房内正好没人，付医生悄悄来到我的病床边探望，并将一个小包裹迅速塞到了枕头底下，轻声关照道：“别让人看见了。”转身走到门口又回头微笑着摆摆手，轻声说，“好好休息。”

    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我从迷糊中醒来看清是付医生，连“谢”字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他便轻手轻脚地带上门，走了。后来，包裹打开，是半斤高粱饴糖，一听水果罐头。这一定是他得知我病了，特意到团部小卖部购买的。时至今日，在我的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那让我既感动又好奇且常常回味的极其短暂的一幕，我的心中铭记着付洼田医生那张亲切的笑脸和真诚的关心。

    第三天，李医生才允许我正常工作。这是我来到兵团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点滴输液。

    五月份的一段时间里，总觉得自己的右上腹部隐隐作痛，肝脏不会有问题吧？卞金妙也有同样的感觉。医生建议我俩到师部医院去检查。于是带着介绍信去了位于巴盟的临河三师医院。一位年约六十的老军医得知我俩都是卫生兵后，询问得既耐心又仔细，过后说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我俩纳闷了，自己的感觉总不会有错吧。老军医看出了我的疑惑，一边让我躺在床上继续做着检查，一边笑着问道：“你的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好像不太好。”我比较肯定地回答。

    “一顿能吃多少？”

    “一顿大概一斤。”

    “肉呢？腻油吗？”

    “吃多了腻。”我肯定地回答。

    老军医哈哈大笑着，趁我起身下床时，伸出右手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说道：“去抽点血吧，化验结果几天后电话告诉你们。没事的。”

    几天后，师医院电话告知，两人的肝功能正常。我想，莫不是那些个生鱼在作怪？

 

1974.06卫生队公路边 祝荣生（左）、章衍（右）

    夏日的一天午休时间，祝荣生、杨辰喜、卞金妙和我，拿上两个箩筐和脸盆等工具，带上两支黑色TNT炸药，来到二里远的一条河边，河水不深，塞上雷管，插上导火索点燃，用力扔进了河里，四人趴在河堤上，只听“轰隆隆”惊天动地的两声巨响，河水向着天空冲起了两个巨大的水柱，伴随着泥沙一起翻腾。水柱平息后，四人拿上箩筐跳进水里，没想只捞到了几条猫吃的小鱼。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没鱼吗？

    正当我们站在水中，不解地讨论时，一声严厉的呵斥声在河堤上响起：“小鬼！你们在干什么？哪个单位的？”

    这一串炸雷式的喊话，把我们吓得一跳，随着声音向岸上望去，我的妈呀！怎么是他呀，李副团长！全团最最严厉的一位军官。他的一付大嗓门，训起人来从不讲情面。无论走到哪里，他始终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军容整齐，常戴着一付白手套。干部、战士都有点敬畏他。

    李副团长行事为人上的正派作风，在全团引得了很高的威信。当他站在岸上居高临下的又问了一次，到底是哪个单位的时，我们都快被吓傻了，像四根木桩子似的站在水里直楞楞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哦……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单位的了。中午不好好休息，竟敢来这儿炸鱼，胆子也忒大了吧。赶快回去！”话音刚落，人影一晃，不见了。

    我们悄悄爬上河岸的半腰处，像侦察兵那样四肢着地慢慢探出半个脑袋瞭望，李副团长正快步朝团部方向走去，想来他一定是听到爆炸声而来的。我们商量怎么办，就这么回去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去不远处的一个桥洞下看看。有抓鱼经验的卞金妙说，桥洞底下一定有鱼。

    来到桥下，扑向水中，水中的确有鱼，手、脚都感到和鱼有接触，但水太深。卞金妙说，干脆把这一段的河水掏干。好！四人一起行动，两人一边，双手掏泥，筑完两条坝后，用脸盆“哐嘡”“哐嘡”往外掏水，但不管怎么掏，水位就是不下降。四个人讨论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正站在沙地形成的河水中，与家乡的粘土是不同的，掏出去的水从河底的沙土中又渗了回来。

    卞金妙又想了一招，来它一个混水摸鱼。四人手脚并用，将河底的泥沙带着水一起剧烈地搅动。果然，有鱼从水底蹦起来，好多啊。祝荣生、卞金妙很会抓鱼，双手一抓一条大鱼；杨辰喜和我不会抓，就拿箩筐框。约莫一个小时，从岸上又传来一声大叫：“快上来！谁让你们来抓鱼的？”

    四人听到叫声对视了一眼，坏了！李副团长又回来啦？抬头一瞧，只见岸上站着一排的人，队长、指导员都来了，赶紧抬起箩筐爬上去。一见抓了那么多的鱼，队长也笑了，不过他还是装作严肃的样子说道：“回去了。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啊。”

    回到队里，司务长别提有多高兴了，估计了一下，鲢鱼三十斤、鲶鱼三十斤、泥鳅十斤。全卫生队没事的人几乎都出动了，帮炊事班杀鱼、洗鱼。这天晚上，全队的人将鱼当饭吃了。只是，没人晓得如何处理鲶鱼身上那滑腻腻的东西，呼建明建议用黄沙搓，结果鱼肉在嘴里咬动时，牙齿间沙沙作响。长期缺油少荤的战友，哪舍得放弃已经到嘴的美食啊，连肉带沙统统塞进了嘴巴里。

    后来听说，李副团长回到团部，一个电话打到了队长那儿，说卫生队有几个小鬼在河里炸鱼，快去看看，队领导赶紧找来了。就在几个月前，团部的一位水利参谋带着九岁的女儿到冰冻的河里去凿洞炸鱼，不想炸药哑炮，就在他上前拨弄时，炸药爆炸了。他的女儿跑到卫生队报信，医生们紧急出动，将受了重伤的参谋抬回抢救，但为时已晚。

    刚到兵团的那阵子，新兵基本上都很老实，不敢乱说乱动。几年之后，新兵渐渐变成了老兵，有的干脆变成了老兵油子了，自由度也大了一些，常常有突破纪律的行为。有的连长曾经对知青兵做过精辟的总结：“一年兵，埋头苦干；二年兵，调皮捣蛋；三年兵，干脆不干。”

    这样的总结，客观上来说有点偏颇，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兵团的现状。没有战争、没有紧急战备、没有什么新鲜事情能吸引住这帮年轻人的。

    兵团是半军事化管理，请销假制度较严，平时就只能在周边兜兜风，看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风景。我在七连呆了一年，走出七连地盘的机会却仅有一次，跟着卡车到磴口去拉了一趟煤。冬天里是一天两饱（吃饭）、一天两倒（睡觉）。

    一天午饭后，卫生队的大部分人都在休息，几位老乡用毛驴车拉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女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值班医生简单问了家属大概的一些情况后，立刻组织抢救。洗胃、输液、注射解磷定、接氧气，忙乎了好一阵子。

    深夜了，病人没有醒来。卫生队对她采取特级护理，每十五分钟测一次血压、量一次体温、观察一次呼吸。天亮时，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早晨，她突然醒来，睁开眼睛，开口讨要吃的。家属见状，都很高兴，总算是醒来了。卫生队的伙房立刻烧出大米粥，还加了点糖，病人在家属的帮助下，吃了一小碗。不过，我没见参与抢救的医生们高兴起来，他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小声议论……

    作为旁观者，见病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也替她高兴，二十来个小时的抢救总算没有白费。但听了医生的议论，我感到很是纳闷，好好的吃了饭，说了话，怎么快不行了呢？

    果然，一个多小时后，病人出现了深度昏迷，病房里又是一阵忙碌的抢救声，然后安静了下来，痛哭声随之四起。这位可怜的女士，只是家庭中出现了一点并不大的矛盾而想不开，喝农药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放弃了。

    由衷地佩服我们的军医，见识了他们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正是通过对这位女病人的抢救过程，使我第一次了解到人在临去世之前会自然地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短暂兴奋，即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现象。   

    初夏的一天傍晚，两位老乡急匆匆跑来借了一付担架，飞奔而去。几分钟后，又抬着担架转了回来，上面躺着一个年轻人，进门的时候，将大门撞得乒乓乱响，大嗓门直叫：“大夫！大夫！求求你们啦，快救救他吧。”

    值班室的李保新医生听到叫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跑出门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触电啦！”老乡急急地回着话，顺着李医生的指引将人抬进急救室，搬上急救床。

    我在药房听到动静，出门来看，祝荣生、卞金妙、王林法都来了。只见李医生用听诊器在病人的心脏、肺部安放了几下，立刻命令身后的人：“快，按压心脏，进行心肺复苏。快！”

    “我来！”我自告奋勇，双手掌叠放在一起，手掌心按在病人的左胸部位，使劲按压，一下、二下、三下，原以为做心肺复苏并不吃力，不曾想急救床的高度相对于我的身高来说，形成了一种尴尬的使不上劲的活计，一会儿工夫已累得双臂酸软。

    “让我来！”祝荣生、王林法、卞金妙轮番上场，个个累的满头是汗，但病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李医生认真仔细地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确定，病人已经去了。

    双手抱着脑袋，一直蹲在门口的两位老乡听到抢救无效时，一下从地上蹦起，窜到急救床前放声大哭。从老乡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们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他们都是山东的农民，来这里是为二十三团打工制砖的，死者兼着炊事员。刚才做饭时，不知怎的电灯灭了，他用打火机做光源，检查灯灭的原因，却碰到裸露在外带电的导线……这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两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一天中午，队长来到药房，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小章，你多准备点清洗遗体的用具和消毒水，跟付医生到八连去一趟，有战士在黄河里游泳给淹死了。”

    什么？又一个？我听得有点迷糊了。就在几个月前，七连的一位女兵，我的小学同学曹剑青因故去世。

    刚准备完物品，团部唯一的那辆北京吉普车就到了门口。八连地处马头湾，小车一会儿就到了。有人把我们领到连队北面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围着一大群的战士。见到我们，主动让出一条道，圈子的中央停着一辆板车，车上躺着一位四肢叉开，仅穿一条短裤的战士。别看现场有那么多的人，却安静得让人有点发毛。我走到离板车还有一米远的地方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眼睛直盯着遗体，心里吓丝丝呃。

    付医生走过来，在我的耳边上轻声说道：“小章啊，你过去给他擦擦身体。”

    我心里打着边鼓，将医用药箱放在地上，从里面拿出消毒液、药棉、镊子等。战士的脸由于在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出现了过分的鼓胀。我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心中不免一阵惊慌，但很快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并告诫自己，四周有几百双眼睛在看着呢，表面上必须装着无所谓、动作上装着很熟练的样子。右手拿镊子夹着棉球，沾着新洁尔灭消毒液清洗脸部。还好，脸部只有干沙和一些小草，一洗就干净了；可刚在他的胸部轻轻擦过，一块皮就跟着棉球翻了起来，再擦又一块，人群中发出“哦哟”的唏嘘声，我回头用目光找付医生。付医生就在后面，走过来问怎么啦？

    我指给他看，轻声说：“付医生，这没法擦了，一擦就掉一块皮。万一肚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流出来就麻烦了。是不是用水冲一冲？”

    付医生点点头。很快，有人递过来一盆水，我在水里加了两倍量的消毒液，一手端盆，一手撩水，滴滴冲向战士的遗体，尽量冲得慢一点，仔细一点、清爽一点。遗体不能搬动，为防破损，我在几位战士的帮助下，用绷带小心翼翼地在其肚子部位缠了几圈。团部紧急送来一套特大号的新军装，将衣服的背部剪开后给他反穿，勉强套上。

    连里招待吃了晚饭，并邀请我们明天再走，付医生答应了。晚饭有羊肉、炒菜、馒头等。我一人借住在回家探亲的战士宿舍里，诧异的是这个床上还挂有蚊帐，脚和脸都没洗就睡下了。半夜里时，背上开始发痒，不长时间皮肤上开始起疙瘩，再后来是浑身奇痒。黑暗中，坐起又躺下，躺下又坐起，一直在挠着痒痒，没灯又不敢出门，一直挠到曙光出现。天大亮，我在帐子上仔仔细细寻找那让我一个晚上都不得安宁的小家伙，一个没有；将被子掀起，也没见什么东西；轻轻拉起褥子，只见与蚊帐的夹缝处，一长条的臭虫队伍正整齐列队旁若无人地向前涌动着。我的天呐，是它们啊！鸡皮疙瘩立刻布满全身，拿起药箱，头也不回，飞奔出门。

    回卫生队的车上，付医生说：“死者是天津兵，他的那帮同学很伤心。连长让我们住一晚，是担心他们伤心过度时，可以帮上一把。”

    “哦，我明白。可是昨天一晚上，我根本就没睡觉，被那些个臭虫咬得满身是包，没了方向。”

    付医生笑笑：“我也一样。基层连队嘛，什么都缺，就是臭虫不缺。”

    八连是兵团闻名的先进连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积极分子，七连和八连都是兵团的典型连队。作为个体，处在这样的集体之中，都会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自觉地去维护和发扬。

    基层连队有两位战士赶着马车送来腿部受伤的战士，只见他双臂搭在战友的肩膀上，一只脚着地，一只脚翘着，神情痛苦地进了大门，马景星医生迎上去问道：“怎么啦？”

    “枪打的。”一位战士苦笑地回答。

    我和好几位卫生员从科室里跑出来，一瞧，好嘛，这位受伤的战士一条腿的膝盖破口处一滩黑色，皮肉间好像还有一个洞。随着裤腿的剪开，露出了流到小腿下的鲜血。

    “怎么搞的？”马医生责怪道。

    “散弹枪打的。”一位战士不好意思地介绍说，“枪管里头是加了火药和弹丸的，不知怎的，一不小心触动了扳机，打在自个儿的大腿上了。”

    “你们年轻人呐。”马医生心疼地叹了一口气，布置任务，“小卞，清洗伤口。吕凯，给拍个片子。”

    卫生队立刻通知发电房送电，不一会儿，电来了。伤口清洗完，X光片也出来了，对着光线大概一数，大腿肌肉里的小弹丸有七十多颗，幸运的是没伤到骨头。打完麻药，马医生仔仔细细在模糊的血肉中寻找着起来，忙活了一个多小时，腿中的弹丸绝大部分被清除了。马医生无奈地摇头说道：“还有十多颗嵌得实在是太深了，留待以后手术清除吧。”

    透过这位战士的自伤现象，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知青战士对枪械的认知度是很低的，一支准军事部队整天忙于政治学习、种植庄稼，手中除了镰刀、锄头，什么样的自卫武器都少有接触，到了紧急情况出现时，临时上阵擦枪磨刀，握着子弹上了膛的枪支，说不定真的会像这名战士一样，先把自个或战友给撂了。

    有两位老乡用毛驴车拉来了一位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一进门将简易担架往地上一放，大叫一声“救人嘞！”转身跑没影了。正在值班的马景星医生听到叫声跑了过来，看到地上躺着的人，嘴里嘟囔一句，怎么回事？低头仔细一看，马上命令门诊外科室里的卞金妙：“准备缝针。”

    伤员被抬上急诊室的床，马医生仔细检查了伤口，伤员的伤几乎遍布全身，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从破口处就可以看到道道伤口，粘在身上的血已经变成了黑色。伤员在轻轻呻吟着，看样子神智清醒，但就是不回答马医生一连串的问话。见马医生生气的样子，就说了一句打架打的，便不再开口。

    马医生让护士将伤员的头发剃去，只见整个头皮上长长短短的斑马似的一条又一条伤口，有几条头皮外翻着，很明显的能看到白色的头盖骨。马医生望着伤口自言自语，这么多伤口，麻药往那边打呀。伤员有气无力从喉口里吐出一句：“不用打麻药了。”

    “不打麻药？那会很疼的。”马医生冲着伤员正色地说道。他是外科专家，缝合伤口的水平相当的高超。消毒过后，我们都静静地看着马医生在伤者的头上穿针引线，像是在缝合一条刚刚被刀子剪坏的衣服破口。四个大伤口缝合后，已经满身是汗，我们不停地给他擦去脸上的汗水。又将好几个中等伤口缝合后，马医生站立起来，挺了挺疲倦的身子对卞金妙说，“小卞啊，你来缝几个伤口。一些小的就不要缝了。消消毒，包扎起来吧。”

    卞金妙很熟练的缝合了十来个较小的伤口后，上完消炎药，用纱布将伤员的头部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马医生开始检查伤员身上的伤，从伤员被抬进门到现在，就没见他动过身子，莫非身上的伤更重？果然是，四肢上的骨头断了六处，标准的“四肢瘫痪”，头上被缝合了几十针，他就没吭过声，这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硬汉。检查治疗了几个小时，伙房给我们送来了面条作晚饭，也有伤员的一份，护士见他不能动，就喂他吃。硬汉被感动了，眼睛里闪着泪水，说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农作物成熟了，村里派他去看守果实。有战士到地里去偷玉米，驱赶时他用四股叉在其中一位的身上划拉了一下，就是抹一下红药水便能自然愈合的小伤口。不曾想，那位战士回去后，很快来了几位手持铁锹骑着马的战士，劈头盖脸对他下了一阵狠手。

    “被兵团的战士打了，怎么还敢送到卫生队里来呢？”

    “没法子，去磴口马车要走上一天呐，实在太远了。”他有点无奈地说，“我们也怕被你们再打，所以不敢吭声。送我来的那几位乡亲都躲了。”

    兵团战士将老乡打伤，连队立即向团部作了汇报。团部派了保卫股的人来到卫生队，同时联系一师医院。我们将老乡断裂的骨头用夹板固定好，抬上汽车。

    三个月后，我在药房的门口，又瞧遇见这位老乡，他紧走几步，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我刚出院。今天是特地来谢谢你们的”见科室里进进出出的好多医生，老乡在人群中找马医生，当他得知马医生今天正好不在医院时，很是遗憾，不好意思地说，“以后再也不和兵团的战士打架了，你们太厉害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住在医院里三个月，还不收一分钱。”

    我看了看老乡头上的伤疤，缝口很平整。这位老乡的受伤程度，是我在兵团卫生队和后来的农场医院里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一例。那么重的伤情，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我猜想，在一师医院里，可能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炮火洗礼的医生，他们那救死扶伤的品德与医术实在是令我敬仰。    

    初冬的一天上午，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气温很低，至少零下十多度。我正无事而盲目地透过大门上的玻璃向着前方眺望，卫生队的大门前有条小路，出去百米与公路相交。忽然，远处隐隐的有两个人在移动，一人的手中还抱着一团东西。渐渐的可以看清，是一男一女年轻的老乡，手中抱着的应该是小孩。男的不停地将小孩在自己的手臂上左右交换。老远就听到他们带着哭腔大叫：“大夫！大夫！快救救我的孩子啊……”

    等他们靠近时，我拉开门，引导着跑向门诊室。值班医生见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问：“是孩子吗？怎么啦？”

    老乡气喘吁吁、语无伦次，急急巴巴地介绍道：“孩子发高烧，三……三天了，就是不见好，今天不行啦。医生快救救孩子……”

    老乡将孩子放在了急救床上。我们看着老乡将布包一层一层打开。呃，小孩的头呢？伸手往里一摸，是两只脚，看来小孩是被头脚颠倒一路倒着抱来的。医生赶紧将包裹调头，打开布包一看，小孩的脸色很难看，用听诊器在胸上听了听，嘴里吐出：“赶快抢救。强心剂。”

    马上，强心剂被注射进去，人工呼吸，心脏按压，接上氧气，忙乎了好一阵，全部的抢救方法都已用尽了，医生宣布，小孩没救了。两位老乡一听，立刻蹲在地上伤心地抱头痛哭。

    我按规定算出了三十多元的费用，叮嘱老乡去交钱。老乡摸尽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一叠小票子凑在一起总共才十二元，迟疑地走出了门诊室。不一会儿，回到药房的我，听到门诊室那边有医生在大声说话：“人呢？小孩躺在这里，怎么就不管啦？”

    我一听，出去一看，小孩还躺在那里，却不见了他的父母。走到收费处一问，老乡没来付过钱。我快步走到大门外，朝老乡刚才来的方向眺望，隐约有两个人影已跑出好远。扭头见凉衣服的木桩上有马匹拴着，再仔细一瞧，嗨！这不是八连的一匹枣红色骏马吗？它正瞪着一双大眼瞧着我呐。见四下无人，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借用一下再说。

    解开缰绳，翻身上马，马儿撒开四蹄，一个疾跑，一分钟就追上了四脚急行的老乡。两人听到动静回头见有马匹追来，跑得更快了，马儿紧跑几步就横在了面前。他俩抬头一瞅，立刻大哭起来，我跳下马，轻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没钱，孩子也没了。但你们不应该一声不吭的就跑了呀。跟我回去吧，什么事商量着来。”见他俩还有点不愿意，我说，“你们跑得再快，也没我的马快吧？”

    见枣红马像一座山似的挡在了前面，外加一个神情渐渐变得有点严肃的兵团战士，两人互相看看，点点头，慢慢回身，搀扶着往回走，我牵着马缰绳跟在后面，相互间没再说过一句话。回到队里，队长他们正在门诊室里商议着，一见老乡回来，说道：“你们怎么的也应该把费用付掉啊。”

    “我们只有十二元，钱不够。”

    “那怎么办？”队长也为难了。

    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抢救费免收，条件是将孩子的遗体留下作医学研究。老乡一听这个方案，马上就点头同意。我猜想，三十多元，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当然，他们要是将孩子的遗体带回，大多数也是随意挖个坑埋掉了事。

    夫妻两迈着沉重的步子，相互依偎着走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滋味。来时是仨人，回去时却成了俩，辛辛苦苦将小孩拉扯到八岁，只三天时间说没就没啦？那可是自己的亲骨肉呀。一个高烧引起的疾病，竟然能那么轻易地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钱”字，让他们被迫延误医疗、放弃尊严，连与孩子最后的诀别都顾不上。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孩子的肉体与金钱之间无奈选择的故事，但他绝不等同于现在的遗体捐献。孩子的遗体第二天被从头到脚的做了全身病理解剖，只有一颗心脏和一付肾脏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起来，其他的生物体就埋在了附近的田野里了。

    调卫生队后，常有连队的战士骑着马匹到卫生队看病、办事，一来二往就面熟了，于是就与他们套套近乎，借马骑上几圈。二连有一匹屁股上烫有“20”字样的马，是正规的骑兵部队退役下来的战马，跑起来既快又稳，很有味道，但它欺生，老用蹄子踢人，我骑了好几回，从马背上还摔下来过。

    取暖炉用的引火柴快没了。指导员聊起了有关柴火的事，几位战士建议，到沙漠地里去找。据说，沙漠地里长着许多的红柳、灌木和竹节等，冬天干枯时都是上等的引火柴，指导员经过考虑，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吃过早饭，我和卞金妙、王林法三人，准备了砍刀、绳子、打火机、煤油、镰刀、匕首等，赶着一辆借来的毛驴车向东南方向，进入沙漠。王林法赶毛驴车，我和卞金妙坐在后面，有说有笑的。沙漠的边缘没什么引火柴。当我们进入沙漠半个小时后，大片的红柳树还有竹节和灌木出现了。

    沙漠中的红柳树，一人多高，手指般粗，几十根长在一起，使劲一拔，要么断，要么连根可拔起，当地人将其用来盖房顶、编箩筐；竹节，一种几百根长在一起的草型植物，高的可长到三米，春夏呈绿色，一到秋天就变成了黄色，可以用来做大扫把；灌木，长得最粗的不过像小孩的手臂那样，可以当柴烧。干旱的沙漠中自然生长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利用它们，最好用刀割，千万不要连根拔起而斩尽杀绝了。

    砍了些灌木，割了点红柳，很快车子上堆得高高满满的，用绳子绑扎牢靠，三个人正在为自己那么轻易完成了任务而高兴时，晴朗的天突然暗沉，耳边好像有一群蚊子在“呜呜”的鸣叫，不远处出现了一堵高大的黄褐色的沙墙，就二、三分钟，脚边的沙子也飞舞了起来，三人顿时被吹得摇摇晃晃，驴车也开始摆动起来。耳边出现了啸叫声，黄沙随着狂风扑面而来，眼睛睁不开，嘴里被灌进了沙子；驴车猛然被掀翻，小毛驴也跟着倒在地上，四蹄乱蹬，一条尾巴胡乱地拍打着地面，松软的沙地在它的扫动下，趁风得势升腾起一股又一股的沙尘，嘴巴里连续发出“啊啊啊……呃”惊恐而又含糊的叫声，好像在提醒我们：快松开我吧，沙尘暴来……来啦！

    人勉强能站立，刚扶起驴车，掀翻；再扶正，再掀翻；三人打着手势，放弃？不可能，坚持住。手忙脚乱地扶正车子，套好毛驴，被风吹着往前走。刚走出几步，不约而同都停住了，往哪儿走啊？再看四周，视线最多能看出五米远，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连同头顶的上方都是流动的沙墙，遮天蔽日，我们失去了方向感。

    在内蒙古的几年中，扬沙天，年年都见到，只是亲身处在沙暴的中心，还是头一回。我的脑海中想起了张万荣讲过的他在沙漠里遇到沙尘暴的故事。三人头碰头凑在一起打着手势，勉强商量一下，决定先不动，等沙尘暴过去。于是，竖起衣领、放下帽檐、双手插入袖口里，背朝上风，蹲坐在小车的侧面，一会儿地面上便出现了三个微微颤动的“沙雕”。等了好长的时间，沙尘暴没有停止的意思，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丝恐慌，商量着“万一”……

    突然，风声中夹杂着“突突”的响声，三人竖起耳朵仔细辨别。当声音贴近身边同时伴随一团黑影出现时，才朦朦胧胧看清是一辆履带式拖拉机。我们赶紧站起身，靠上去，挥动双手，尽量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引起驾驶员的注意，然后握成喇叭筒，不顾嘴里进沙，大声叫道：“老……乡，你去哪儿？”

    “回格！”老乡在驾驶室内用一只手打了个向前进的手势，回答一句，没想把车停下的意思，拖拉机后面的车厢里装满了红柳条。

    我们觉得有救了，忙前拉后推的赶着驴车跟在拖拉机的后面。没走多少路，拖拉机只闻其声不见其身，三人发急了，脱离了目标就有可能意味着……使出浑身解数。本来小车可以借风助力，但沙地实在是太柔软了，小车窄窄的轮子，三分之二是陷在沙子里头的。渐渐地拖拉机的响声也没啦，难道他是不顾落难人自个儿开走啦？我们勉强眯缝着双眼，低头寻找履带经过的痕迹，也消失了，我们真是绝望了。

    这天刮的是东风，我们行走的方向是西，正好顺风。其实，拖拉机一下并没有走远，因为顺风，声音被提前带往远处，加上风沙大，履带压出的痕迹，很快被飞沙抹平，追上拖拉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商量，走不出沙漠，沙尘暴停止后点篝火取暖、杀毛驴充饥。

    大地开始渐渐黑沉，温度迅速下降，难道真的要在天寒地冻的沙漠地里过夜了？就在此刻，风渐渐小了，飘在空中的沙的密度开始稀疏，天空出现了几颗暗淡的星星。很快沙平息了，三个人这下高兴啊。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自己所要行走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呢？四周什么参照物都没有，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沙包，心里知道是应该往西走，但西在哪里？黑暗中见不远处有一个比较高的沙包，三人赶紧走上去，见前方的地平线上，亮着一片的灯光，那肯定是团部。

    三人不约而同的用手指向了一个地方，相互对视了一眼，“啊，哈哈，我们出来啦！”死里逃生的喜悦不以言表，饥饿、劳累、担忧一扫而光。进入沙漠八个小时，没喝上一口水，沉重的双腿顷刻间变得轻盈起来。小毛驴大概也看出了苗头，不像刚才那样的倔强了，主动配合拉着小车向有灯光的地方欢快地小跑起来。

    卫生队的门口站着几个人在东张西望的，见我们走近了，发出一阵惊喜：“啊呀！回来啦。可把我们给吓死了。”

    指导员的一声惊呼，从屋子里又跑出来很多的人。司务长接过驴车，吩咐道：“你们饿坏了吧？小杨，何新，快去煮面条。” 

    队长、指导员看着面条连续的从碗里头被我们吸入口中，指导员高兴地在一旁说了一句：“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全队吃面条。”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担忧，用一种自责的口吻说道，“这么晚了没见你们回来，又起了沙尘暴。我将情况报告了团部，他们已经准备了马灯、手电，还联系了骆驼，正准备进沙漠里去找你们呢。真是太吓人了，以后不敢了，不能再这么做了。”他扭头朝队长轻声说道，“我向团部汇报去。”

 

五

 

    一九七五年初，战士实行供给制改革。军人都是干部，每月拿的是国家规定的干部级别工资，战士享受的是津贴制。我到兵团后的当年，每个月拿五元津贴；第二年是六元；第三年是七元；第四年是八元。

    每月的工资，男兵三十元、女兵三十一元五角,所有的生活物品自理。战士们到司务长那里买饭、菜票，饭票是细粮九斤、粗粮二十一斤，一个月的工资放在吃饭上是用不完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即刻去小卖部买了三条香烟，外加一点烟丝。饭可以少吃，烟是不能不抽的。

    机关战士的粮食定量是一天一斤，而我一顿就要吃掉七、八两，即便再节约，想想一年也要出现一个季度的缺口，有钱也没用，没饭票就是吃不上饭。卫生队向上级反映了我的特殊情况，团部的胡副参谋长详细了解后很开恩，允许我一年得到三个月的粮食定量补助。就是这样子，我平时还得处处注意悠着点吃。

    卫生队围墙外，一连几天都能见一条形似无主的狗在附近晃悠，狗很大，但不胖。兵团的干部和战士是没人养狗的。卞金妙、祝荣生和我心灵神会地想到一块儿去了，决定把狗给逮住。不过，在这旷野上，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手中缺少一把枪。

    一天下午，又见到了这条狗，三人于是来到伙房外墙边，找来一块大门板，上面堆上沉重的泥土，浇上水，冻结之后再上土浇水，制成了一块沉重的泥砣子，将木板的一边用一根木棒撑起，门板下面放上一块好不容易找来的硬硬的猪皮当诱饵。想不到，当天晚上，这条不聪明的大狗在拖动诱饵时，移动了木棒……

    一直在远处观察的我们，见计谋得逞，迅速把它拖进伙房，和炊事员一起将它变成一堆熟肉，在毁尸灭迹的心态中连夜吞吃。事后想想，哪来什么无主的狗啊，要真有野狗或狼的话，早被常常闻不到荤腥味的几千名兵团战士给干掉了。说那狗是无主的，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良心上找点安慰的借口罢了。还好，这么干仅有一次。   

    每年的开春，是巴拉亥地区蔬菜的淡季，几乎什么菜都没有。一天吃饭时，有人大叫道，汤里怎么有老鼠屎呀？司务长一瞧，说道：“小杨，给换了一碗。”

    听到叫声，我低头仔细看着，汤中是有几颗深灰色的小东西。把汤喝干，一根一根挑起粉条海带吃完，拨弄了碗底，一数有十二颗老鼠屎。

    四月份，不知道哪个地区发生了地震，波及到了团部驻地，震塌了一个鸡窝。司令部决定，搭建抗震棚，应对更大的地震。卫生队离墙根十来米处搭建简易棚，晚上住在棚内。

    棚子搭建完，陈队长命令将药房里的药全部移到棚内，再从常用药中分出一部分，以备急需。我找了几个大箱子，将药造册装入。队长命令我日夜坚守，确保药品安全。每天入夜，团部派出武装战士巡逻。

    在棚子里坚守了一个月的一天上午，女医生王自力开了一个处方与付医生的妻子一块来找我配药。我一看是庆大霉素，就说：“王医生，庆大霉素全院只有二十支，队长让我将它列入了应急用药封存了。你看，卡那霉素行吗？药房里有五十支。”

    “不行，一定要庆大霉素。你找找。”王医生命令道。

    我翻箱倒柜在箱子中找出了一盒。下午二点多，陈队长奔到药房，一脸紧张地说：“小章，上午配药的时候，你是怎么跟王医生说的。团长在发脾气，说你不给他配药。”

    呃，不给团长配药？我努力回想与王医生的对话，回答到：“没有呀。”

    “你，赶快去一趟团部，找团长把事情当面说清楚。快去。”队长命令道。

    我也有点着急了，匆忙奔向团部，在一个抗震棚里找到了席地而坐，似乎正在开会的好几位团首长。我站在棚棚的门口，喊了一声：“报告！”然后上前一步，面对团长说道，“我是卫生队的章衍……”，将上午王医生来配药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说你不肯给配药？”团长扭过头来，严肃地问道。

    我用一分钟时间，重复了经过。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不知哪位首长的声音。

    “那……我回去了。”

    “回去吧。”另外一位。

    “是！”我如释重负地走了。

    大地没再发威，防震战役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一纸调令下达：章衍调九连任卫生员。

    凭什么？为什么？经过简单、情况明了、解释清楚。接受完命令，没有想着要去执行。

   “我说了，章衍根本不是这么说的。”付医生的妻子几次对我说。

    我将被调出卫生队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战友特地从连队跑来，对我表示了关心和鼓励；机关的、卫生队的战友们，都对这道命令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也有战友给我出主意，就这么拖着，反正工资照拿。

    范指导员劝我先执行命令，陈队长沉默着不言语。不过卫生队还是安排了张素英接手负责药房工作，交接药品库存清单。在移交的过程中发现四环素药少了一百多片，缺少这么个量，是个较大的差错，不过后来又发现土霉素药多出一百多片，复核账目后确认是张冠李戴划错帐了。

    一天，司令部郭副参谋长派人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实在话，卫生队和团部相隔几百米，作为一名小兵我是难得踏进被战士们称之为“大庙”的司令部。郭副参谋长像长辈一般让坐倒茶与我聊事，透露说，这次工作的调动，是团党委的决定，已经无法再做任何的变动。作为一名下级，一名兵团战士，只能接受和服从……他还说：“我理解你的怨气。不过凭借你的技能，到九连当个卫生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嘛。”停了停，又说道，“怎么样，早点去报到？”

    呵呵，想想看，团—党—委—集—体的决定，是那么容易翻过来的吗？再僵持着也没什么意思，弄不好只会招来更加不利的状况，想到这里就爽快地答应。郭副参谋长高兴地同我握手，说道：“什么时候走，车子，我给你联系。”

    当我决定执行命令时，心情反而感到一下轻松起来，走就走吧，在哪里不一样啊！只是心里边还是有点感到不公呐。

    自从调入卫生队后，我一名小兵，只要是工作，内外无别，谁都可以喊我去干些什么。陈队长、付医生直接指挥我多一点，难道就是这个原因，无形中得罪了什么人？

    王自力医生向团长报告些什么，无法知道。我猜想，也许在当年的那种特殊时期或某种情形下，王医生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生存环境的举动。

    团党委集体讨论了一个小兵的去留问题，无意中扩大了我在二十三团的知名度。让人纳闷的是，从命令下达到我去九连报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卫生队范围内，难得见到王医生的身影。

    六月二十三日，已抗命一个多月的我，去九连报到。行李中除了一堆医学书籍外，还有几十本当年流行的送战友上征程的纪念品——笔记本，扉页上都写了一句勉励战友不怕挫折、勇往直前的流行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机运连一位叫郭荣的司机，开来了一辆卡车，绝大多数的战友都相送出门。祝荣生、杨辰喜等帮我把行李装上车。我拉着他们的手说：“我走了，你们自己当心。”

    祝荣生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慢慢说道：“哦，侬……侬也要当心啊。”

    尤丽茹猛的跨前一步，一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流着惜别的泪水，嘴唇颤动着吐出两个字：“再见！”

    我爬上汽车挥手告别，同车的还有几位战士。卡车一路颠簸，站在车厢上的我始终沉默着，随身携带的一只大木箱子在“咚咚咚”地与车厢板亲密地打着节拍。早晨升起的阳光直射在眼睛上，让人看不清前面的路况，侧脸看着茫茫的荒原，心中不免有点苦涩。沿着这条路往东，不就是在走回头路了吗？范指导员曾向我透露过，党支部已将我列入今年的党员发展对象。嗨！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吧。

    九连地处团部东面约三十公里处，再往东便是七连驻地。连长李胜利亲自出门迎接，并和后勤排的几位战士帮着将行李搬到宿舍。此刻，九连已经没有一位现役军人了，是个尚未用上电灯的连队。

    刚下车，个子高高的原十一连司务长韩启荣跑了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热情地大着嗓门说道：“章衍啊，这下太好啦！咱们以后可以在一块干啦。”

    他又跟郭荣热情地问候着，他俩曾是一个部队里的老战友。郭荣这才仔细看着我，说道：“呃！章衍？是你啊。知道是你的话，就让你坐到驾驶室里来了。”

    韩司务长的老家在河北省，六十年代末当兵复原时来到了兵团工作，在十一连任司务长，他常带着孩子到卫生队来看腹泻的病，就这么认识了。我依据经验和药性原理专门给配过几次药，听说效果很好。有段时间没见了，想不到他已经调九连当副连长了。

    “球！不尿狗的，好好干，哪啦子不行？”韩副连长以后常到卫生室来探望并鼓励我。

    宿舍与卫生室相距三十米，就在连部的边上。一到卫生室，指导员和好几位正、副排长以及多位上海兵来相见，纷纷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说，老早就知道你这个人和你的事，盼你早点来，终于盼来了一位男卫生员。当时九连有两位上海兵女卫生员严国珍和李英。

    七月，传来消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番号正式取消，兵团与师两级机关撤编，二十三团将改制为国营巴拉亥农场，兵团战士的身份转变为农场职工。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请允许我继续使用“兵”“战士”“战友”、“连队”“兵团”等称呼，只将二十三团、团部改称为农场、场部。）

    九连有约三十位上海兵，还有青岛、天津、包头等地的知青兵，以及少量的原当地林场职工。九连有男兵排、女兵排各二个，还有一个后勤排。上海兵中有好几位始终关心着我，帮我洗被子、衣服，陪我一起吃饭，不时送些饭票接济。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车班里身材结实的荆辉山跟我在一个锅里吃饭；心底善良乐于助人的上海女兵司务长张春兰、出纳沈丽娟、女话务员，还有天津女兵会计许学明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在众多战友的关心、爱护和鼓励下，我很快恢复了往日对工作的那份热情。

    九连的伙食，夏天就是韭菜炒豆芽，有时煮点萝卜，天天如此；听说，冬天主打的就是白菜、萝卜，开春前吃完，接着天天吃海带，等到地里长出了蔬菜时，又是韭菜炒豆芽。好在咱在七连时得到过实实在在的锻炼，这点困难不在话下。

    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许多战士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打补丁的，有的补丁处特别的厚实，像垫上了棉花似的；想想也是，到兵团后至今，只发过两套正规的春秋服装，全是纯棉制品，几个季节，汗水浸泡，衣服是又旧又破，布薄酥烂。不知道战士们从哪里找来的布块，什么颜色的都有，像伤筋膏药一般横横竖竖的补在衣服上；有战士大概不会针线活，衣服、裤子、袜子连同蚊帐，就是用各种大小不一的胶布贴在破洞上，里外互贴一张，还真能坚持好长的时间呢。因为在卫生队工作的关系，我的衣服磨损不很严重，但也快露出胳膊和膝盖了。九连为此配备有一台当年的稀罕物缝纫机，常听得它“突突突”的踩动声。后来有好多次，我也用它学着缝补破损的衣服裤子。

    来兵团时，我穿的那件白色的确凉衬衫，是件时髦货。后来，我拿这件衬衫跟老乡开玩笑换鸡蛋，老乡瞧衣服那么薄，同意换五个；多年后，再换，老乡识货了，说：“哦，这衣服耐穿，换三十个。”

    连队西面八公里处有个叫五间房的地方，驻有一个放马班。战士们将这连建的五间房子喊成了地名，就叫“五间房”。

    一天上午，连部通知卫生室，五间房那边有病号，尽管对那里的情况不熟，但咱是男卫生员，责无旁贷。我拿起药箱就出发，沿公路疾步而去。说老实话，干医务工作多年，都只是按医生开出的处方配药，真正单独行医，今天还是头一次，心中不免有点忐忑。连走带跑，一个小时后赶到了，见一间房子的门虚掩着，我走了进去。一位战士侧身躺在床上，脸正冲着门，我轻声问道：“你们这里哪位战友病了？”

    “是我！”他慢慢起身，坐在了床沿上。

    “不用起身。”我连忙靠上去招呼。

    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不约而同的“咦”出了声来，怎么是你？老兄是天津兵，叫刘东明，年龄比我大一岁，身高和我差不多，眉清目秀的非常精神，此刻却被病痛折磨得有点木然。他先前在团部兽医站工作时，我们就认识，近来有一段时间不见面了，却在这里相遇。原来是场部将全农场不干活的马，集中在九连饲养，他被调到了过来。

    依据老兄叙述的状况，我诊断是轻微的胃炎，于是让他用温水服了针对性的药，并让他继续躺下。他说不躺了，都躺了一天了。老兄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陪他说说话。于是，两位不常见面的南北地域的战友，天南地北的一聊就是二个多小时。我走的时候，他的胃痛已经减轻了许多。相距不过几公里，告别时还是有点依依不舍。自从老兄知道我调到九连后，就经常性的到卫生室来坐坐。

    夏日的一个下午，一位老乡骑着自行车来到卫生室，请求卫生员到他的家里给他的老婆去看看病。我大概询问了病人的一些情况，拿了一些针对性的药品，坐上了他的自行车。沿公路向西，不到五间房时向南拐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了他的家。借着窗外透进的阳光，看到炕上躺着一位年约六十来岁的妇女，一头的白发、眼睛凹陷、满脸皱纹、瘦骨如柴。若大的炕上，有五个二岁至十来岁的小孩在自顾玩耍。妇女见我进去，勉强支撑起半个身子，有气无力却礼貌地打了声招呼：“来啦……”

    她那细如竹竿的手臂，很难支撑起一付骨架，说了两个字就又躺下了。我有点惊讶，怎么有那么多的孩子呢？老乡显然已经看出我的疑惑，主动介绍说，炕上躺着的是他的老婆，其中一个孩子是他儿子的儿子，其余四个是他的孩子。儿子的儿子比他最小的孩子还要大一岁，我听得都有点糊涂了。

    妇女说自己老是抽搐、浑身疼痛，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经过初步检查，与我先前估计的差不多，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我拿出几支百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注射液，加入葡萄糖酸钙，用大号针管给她做静脉注射后，耐心地观察了一个多小时。妇女开口说，她不抽搐了，精神也好多了，慢慢靠着墙沿坐了起来。见妇女的精神有所恢复，我收拾药箱起身要走，老乡硬拉住要我留下吃饭。我对老乡说，一定要给你的老婆增加点营养，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四十二岁的人老成这个样子，我也心疼。可……我没有钱哪。没钱……”

    在老乡的千恩万谢中告别。他们除了有一间勉强挡风避雨的屋子、遮羞御寒的衣服以及一些窝窝头、玉米粥、地瓜糊勉强果腹外，几乎一贫如洗，这样子值得同情的人家实在是太多了。别谢啦，是农场的制度默许我借花献佛。

    这个地方叫乌兰宿亥，老乡家都有自己的土围子，之间相隔十来米，从外形上看那房子就像是长期缺水似的干巴巴、灰尘尘，地面就是沙地；一般的家庭中都有几个大缸，是秋天腌制咸菜用的。条件稍好一点的养头猪、几只鸡；平时不会正儿八经的洗脸、洗脚、刷牙。入冬后就不洗澡了，他们认为那些个卫生行为都是一种浪费。部分老乡正式的洗澡一生就三次：出生、结婚、死亡。

    九连的厕所已经改进，是砖砌的房子，白色粉墙很新。这种厕所虽有门、窗，但通风不畅，到了夏天，由于粪便发酵，气味上漂，特别的浓臭；密集的苍蝇、蚊子围着人直打转，亲吻着裸露的皮肤，很是讨厌；粪池内白色的蛆虫爬满了整个坑底和坑壁，一拱一拱的，让人毛骨悚然。

    作为卫生员，见到这副情景，直觉告诉我，应当在卫生工作中主动起点作用。于是，借来田间喷洒农药用的喷雾器，将卫生室里备用的敌敌畏对上水，在男、女两侧的厕所内一阵喷洒，关上门，半小时后再去打扫、冲漕。看着干净的厕所，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擤擤鼻涕，心中觉得很是舒服。一个星期后发觉，这样的地方要保持卫生，起码三天一次；再后来，干脆采用机动打扫法，见脏就喷药搞卫生。冬季时，我还常用铁锹敲击或用大头鞋踹踢那一根一根的人工造就的粪笋。

    一次，见喷雾器有点漏水，一下子找不到修理的工具，想想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凑合着用吧。哪想啊，当药水喷洒完毕，我忽然出现了头晕、恶心的感觉，呼吸与心跳也在加快，这才醒悟过来，是药水漏出湿透了衣服被皮肤吸收而中了敌敌畏的毒了。赶紧跑回宿舍，用水擦洗身子，同时喝入大量的开水。二小时后，各种症状慢慢消失，还好中毒不算太深。洗衣服时，无意中有水溅到嘴里，口感这水有一股子的甜味，其实这就是敌敌畏的味道。

    后来从五连调过来的卫生员邓东明也加入进来。在我俩的努力下，九连男、女厕所的干净程度，相信在整个农场绝对是名列前茅的。这项工作我一直坚持到调离为止。

    一天，我带着药箱，提着镰刀，正与战士们在大田里收割黄豆呢。无意中看到一辆北京吉普车离开公路拐向大田，离开约五十米时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军人，双手握成喇叭筒，放在嘴上大叫：“章衍……章衍在吗？”

    这个时候是这片土地上特有的黄色季节，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黄。我直起腰，看了看，确定是卫生队军医李保新，一弯腰继续着自己重复的收割动作。大田里头，几百号人穿着几乎相同的黄色服装，若不是哪位战士热得脱了帽子，露出一席黑色的头发，别说是用背部或屁股冲着你，就是拿脸对着你，一下都难以分辨出哪个是男兵，哪个是女兵。多年坚守在农业战线上，倘若军装遮罩不周，高原的紫外线会将战士们那偏黄的脸膛弄成了为褐色。李医生凭借着当医生练就的分辨神经、脉络的眼神看到我站直的一瞬间了，立刻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并大声招呼：“章衍，是我们呐！”

    我用一种茫然的神情看着他。李医生走了过来，用命令的口气说道：“跟车子回一趟连里，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我还要干活呢。”我没好气的嘟囔了一句，回身就走。

    “你不要走啊！”李医生急忙追上来，抓住我的一条手臂，加重了语气恳切地说道，“章衍，我们真是有事情找你，要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

    “不去！”我的语气不低不高，但态度坚决，一甩手，扭头就走。

    “章衍……回连部一趟。”不多时，指导员挥动着手臂在招呼。

    “是！”我收起镰刀提起药箱，怏怏不快地走到小车旁，一看车里还坐着卫生队的女兵王晓薇，双方点点头，算作礼貌。到了连部办公室，我一屁股坐在屋子北头的床上。

    “章衍，刚离开几天吶，就叫不动你啦？”李医生有点生气。

    “我已经是九连的人啦。跟你没什么关系。”我赌气地回答。

    “章衍啊……”指导员叫了一声，用手势打个招呼，扭头对他们说，“有什么事那就赶快问吧。”

    李医生开口了：“我们是受团部的委派来了解一下卫生队的刘XX（司务长）的有关情况。希望你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隐瞒，把他的事情说清楚。”

    “我不知道刘司务长有什么问题。”我说。

    “你不要把门关上。”李医生说道。

    “不是我要关门。是我确实不知道。”我的火气在上窜。

    “你已经把门关上。当然不想说啦。”他加重了语气，一看我又要起身走，马上说道，“那么你说说看，你在的时候，杀的第二口猪的下水是怎么处理的？”

    是的，在卫生队时，我跟司务长走的比较近，双方很聊得来。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在努力工作，钻研业务，谁还留出一个心眼去窥视别人。听了李医生的问话，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克制着据实回答道：“卫生队里没人会杀猪。司务长就叫团部作训股股长的哥哥（四川人）帮着杀的，内脏和猪头作为报酬给了杀猪的人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没有了。”

    “你肯定还有知道的没说出来。”李医生逼问。

    “真的没有了。”

    见我起身要走，李医生急了，严肃地说道，“那就在笔录上签个字吧。”

    我走到正在做记录的王晓薇跟前，仔细看了记录，让她修改了几个字，在纸的右下方，重重地签上了名字，同时瞧见王晓薇还递上了红色印泥，就用右手食指碰了一下，胡乱地在纸上按了指纹，随后用两只手指夹住纸头的一角，猛的举到了她的眼前,转身离去。

    “你怎么这样啊？”王晓薇接过纸片，用一口挺好听的天津口音说道。

    “不用去大田了，回宿舍吧。”指导员的双手在我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

    我始终认为，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到这既荒凉又艰苦的地方共同工作和生活，真的不容易，都是兄弟姐妹，都是战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幸运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多次政治运动，在二十三团和后来的农场都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我所呆过的连队和卫生队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出格的“政治事件”。每一次的上级文件精神的传达，指导员们也只是在政治学习会上讨论讨论，口头批判批判，散会后就没下文了。

    二十三团一批军人撤离时，那天我正好领受了任务从九连摆渡过黄河经临河乘火车到磴口，出车站后见广场上有一大堆的行李，连木板床都有，看看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觉得很是奇怪，走到行李边，见一些箱子上写有名字，再仔细一瞧，许多都是我认识的。军人们难道是黯然撤离，没人相送？    

    入冬，指导员给我布置一个任务，与后勤排保管员蔡永胜一起过黄河去包头市，为连队购买取暖炉上用的烟囱管、炉盖等物资。第二天一早，我和小蔡穿上棉衣、棉裤、棉帽、大头翻毛棉皮鞋、棉手套等全套防寒装备，腰间裹上麻袋出发了。九连靠近黄河，向北直线走只需三十来分钟就到了河边上。此刻，太阳已经升起，照在宽宽的冰面上，形成万道彩光。我俩小心翼翼下河在冰面上踏着小步，深怕摔倒撞破冰面。正走着，我的脚下突然发出“嘣”的一声，吓得一跳，再看看脚下的冰面，有几条向四周散发的细细的白线条，我的心顿时一紧张，站在那里不敢再动了，近在咫尺的小蔡见状哈哈笑着，用他那特有的山东青岛话说道：“没事，没事！冻得结实着呢。”

    虽然有在黄河冰面上走过的经验，但那是能行走大车的厚冰，现在还不到那个隆冬时节。我低下头，透过冰面仔细往下看，冰下不但有沙，还有草一样的东西，显然是一片浅滩，于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继续前行。风很大，透过厚厚的棉帽，双耳能听到风声中夹杂着凛冽的嘶嘶声，低低的冰面被两岸相夹，形成了一条寒潮走廊，外露的脸膛上，犹如手术刀片轻轻划过一般的生疼；走在冰面上很滑，我们的两条手臂像老鹰的翅膀一般张开着借以平衡晃动的身体。走到河中心时，小蔡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点马粪，走近一看还有马蹄子印，有经验的小蔡高兴地说：“章衍，咱有救了。只要沿着老乡走过的痕迹，就能走到对岸。”

    我也看清了，点点滴滴的马粪，虽弯弯曲曲但向着对岸沿伸。其实此刻的黄河，冰面有厚也有薄，有的地方白天是水晚上是冰，流动的河水温度又较高，透过化开的冰面正冒着热气呐，遇到冷空气来临，冒热气的地方会重新结上冰，但很薄，要是踩到这样的冰面，也就是老乡俗称的“亮子”上，那只能沉入河底，必死无疑。提心吊胆走过黄河直到上岸，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两人快步走向临河火车站，一路上尽是下面硬硬表面松松的干土，脚踩下去，一股黄粉就会升腾起来，当走到火车站时，鞋面上原来的颜色已经被遮蔽得严严实实，使劲跺上两脚，顷刻间地面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痕迹。

    在火车站边上的小面馆里，每人吃了一碗清汤刀削面，那个面很有嚼劲。乘火车于下午四点到达包头市东站。小蔡说：“我们先到战友家去看看吧。”

    对包头市我不熟悉，更无熟人，听小蔡的口气，应该是他很熟悉的战友。来到一位长期病休在家的九连战友那里。战友见有兵团的熟人到来，非常高兴，热情地立马张罗着给我们做晚饭，蔬菜面条加馒头，一直聊天到很晚，才到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早饭也是在这位战友家吃的，后来还到照相馆拍了一张三人的合影，突显兵团战友的浓浓情谊。那位战友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与我们一起骑着去青山区，拜访了另一位战友。

    十二节的铁皮烟囱，每二节套在一起，捆扎好了背在身后，咋一看活像是三根炮筒子，几套炉盖分别塞入两个麻袋。在饭店里吃了晚饭后，又住进了那家招待所。战友回家去了，说好明天一早送我们。

    与小蔡呆在室内聊天，时间还早着呢，摸出随身携带的香烟，只有一支了，小蔡的烟盒里也只剩一支。两人赶紧跑出去买烟，可是找遍了附近的小店，都已关门休业。回到旅馆，问服务员，哪里有香烟可买，回答是明天早晨九点。一支烟抽完，烟瘾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严重。活像是丢了魂似的，两人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无意中，猛然间地上一只白色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烟蒂！两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几乎同时叫出声来。蹲下身去，瞪大眼睛仔仔细细搜索起屋子里的角角落落，嘿嘿，还真找到十来个烟蒂。啊呀！前面的老兄真是够意思，临了还不忘给老弟留下些宝贝，也谢谢服务员没及时打扫。我去问服务员要一张纸，她随手从一本大号的日历本上撕下一张薄薄的纸头。回来后，将纸一撕为二，烟蒂一人一半，掰开烟蒂上的纸，将烟丝小心地抖落到纸上卷起，用舌头上的口水将纸给粘住，划根火柴点燃，美美的连着抽上两口。那味啊，可真是香吶。可惜自己卷的烟，不经抽，没几下就烫到手指了。

    一早，那位战友推着自行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当年的火车跑得可是那个慢呐，乘火车返回到临河站时，太阳已经西斜，背起烟囱管，提上麻袋，匆匆往回走。很快又下到了黄河里，沿着来路顺利走到中间时，太阳突然西沉，只觉得眼前一灰，不远处冰面的情况已经看不清了，想找到来时见过的那点马粪，已完全不可能，冰面上没有任何标记。紧张之中，两人凭借着人类本能的方向感，朝前直行，也就是朝南走。饥饿劳累加紧张，内衣几乎都湿透了。偏偏今天晚上的月亮也开起了玩笑，不知道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头讥笑地偷看着。

    宽宽的黄河冰面上，四周静得让人的心里头直发慌。两个人，四条腿，紧紧靠在一起悄无声息、提心吊胆地向前挪动着。突然，“咔嚓”一声巨响，还没等反应过来，两人的双脚直直地插入了冰窟窿中。“啊唷！”两人几乎同时惊恐地叫出声来，在这荒无人烟的黑夜里，这声大叫未免显得有点垂死挣扎般的凄惨。冰凉的河水即刻从脚开始淹过膝盖后，还在往下沉。完了！两人的心中不约而同地升腾出绝望的念头。就在叫声和念头出现的当口，双脚又好像踩到了东西，身体也停止了下沉。求生的本能，促使我们同时慌不择路地向前移动，右手抓着肩上的麻袋，左手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双腿不知道哪来的劲道，每一步都是在做着一个跨越式的动作，怨恨自己的两条腿太短，一步到不了岸边。只听得冰面“咯咯”的破裂声和水被搅动的“哗哗”声。危急时刻，人也不累了，肚子也不饿了，力气也有了，两人就像是一艘破冰船，勇往直前。感觉走了好久好久，还在黄河中蹚着。忽然前跨的脚底下出现了一个台阶，当另一只脚再跨一步时，明显地感觉到人一下长高了许多。

    “哈哈！得救啦,得救啦！真是谢天谢地。”两人面面相觑，虽看不清对方的脸部表情，但几乎同时叫出声来，为自己的劫后余生而庆幸、欢呼。

    一方面是刚经过了生死考验后的胆子是最大的，不再害怕重新掉落冰洞，另一方面是恐慌的心理在催促自己快快离开这要命的地方。于是踩着重重的脚步紧走，当感觉有坡度出现且脚又没那么滑移时，弯下腰，戴着手套的手在地上胡乱抓了一下，朦胧中感觉还有枯草，确定是上了岸。与此同时，膝盖以下的棉裤在慢慢变硬，最后像铠甲一般将两条小腿结结实实的包裹起来。检查一下物品，绑在身上的，提在手里的，倒是一样没丢，可连队在哪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近处、远处没有一点的亮光，此时此刻尽管浑身打着哆嗦，但我俩的心里都非常清楚，必须走下去，这是求生自救的唯一办法。凭着直觉，与黄河呈垂直的角度一路向前走去，铁管、铁板、“铠甲”压在饥寒交迫的身上，两条钢筋水泥般硬邦邦的腿，外加一双沉重的冰靴子，脚掌很快没了知觉，整个人开始哆哆嗦嗦、摇摇晃晃，随着腿部的摆动，不时发出“嚓嚓”的冰裂声，眼前闪现着金星，老感觉前面有房子出现。两人既紧张又劳累，移动着沉重的双腿，呼呼的直喘粗气，相互间连鼓励的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我暗自庆幸，好在这个鬼地方没草，没草的地方没羊，没羊就没狼。我抬起左手，想看看手表上的指针，怎奈眼前冒出的金星远比夜光指针亮多了。正当我们迷迷糊糊失去时间和方向感的时候，恍惚中见到了一星迷糊的亮光，十多分钟后跌跌撞撞扑进了自己的宿舍里。

    连里的许多战友都没有睡觉，等待着，见我俩这般狼狈的模样，赶紧让伙房烧面条送到宿舍，望着端到面前冒着热气的面条，一股暖流顷刻间涌上心头，为死里逃生，为战友牵挂。坐在炕上吃完面条，倒头便睡，实在是太累了。

    第二天，听到起床的哨响爬出被窝时，我感到周身疼痛、浑身无力，头晕晕的，去卫生室拿了体温计一测，三十八点八度，是昨天受惊、受凉、受累的生理反应。吃药后又足足睡了一天一夜，身体方才恢复原样，棉衣、棉裤和棉鞋也烤得干透了。可爱的战友蔡永胜也累倒了，在炕上躺了一天一夜。

    后来听老兵解迷：根据掉落的冰窟窿与岸边的大概距离，我俩极有可能走到了一种叫二层冰的冰面上，就是流动的河水遇到冷空气结成了冰，但气温上升时，冰面上又会有河水流过，遇冷再结冰，于是一个地方形成了二层冰，冰与冰之间还是会有流水。幸运的是，我们踩破了第一层冰，却被第二层冰托住，这才没有沉到水底里去。曾有一次，某个连队的一辆马车去临河采购年货，回来过黄河时掉进了刚刚结完冰的“亮子”里了，人是脱险了，一车的年货连同马匹全都孝敬了在黄河里正饿着肚子等待过年的鱼了。所以，不到万不得以，不经连队领导同意，一般的采购都是绕道场部经原一连驻地到磴口县城。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我动身离开连队回家探亲。在经过农场场部转车时，顺便去拜访了几位战友，然后乘机运连的卡车到磴口车站。跳上第二节车厢，车厢内只有寥寥的几位旅客，而第三节车厢里却挤满了人。

    火车刚过五原车站，透过窗户看到不远的侧前方有车厢翻躺在铁路的一边，车厢上还在冒着黑烟呢。有列车员走过，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老兄将两只握紧的拳头对撞了一下，回答说：“几十小时之前的事。”

    我回到家中，见到一封从巴拉亥邮局发出的电报，内容是：“章衍是否已到家？？？祝”。

    父亲说，光从字面上去理解，这是一封让人疑窦丛丛、胆战心惊的电报，还特地加了三个问号，只有怀疑其人失踪，才会打电报这么询问，难道你这次是没有向农场请假，就逃回家里来的不成？我想，这一定是祝荣生，在听到了火车相撞的消息后发出的询问，赶忙写了一封报安信。

    探家回连队后不久，蒋指导员找过来征求我的想法时说，连里拟让我出任司务长，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过了几天，他跑来还是说这事，我仍然是：不干！

    当时，对于自己所谓的理想和前途的考虑是模糊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按照自己朴素的想法，凭借着自己付出的力气，努力完成好上级交办的每一次、每一项工作，仅此而已。

    指导员蒋南征，保定知青，身高和我差不多，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好像时刻在思考问题似的，烟瘾很大，只要天亮着，那他的嘴上就不停地喷着黑烟。

    后来，他又找来了，说：“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能不能给点面子，卫生员兼马车班班长。怎么样？”

    我犹豫了。司务长的手中掌管着全连的经济大权，俗称连队的“五号首长”；马车班的班长，去管马？我不成了孙悟空了嘛。但转念一想，眼见着领导都三顾茅庐了，咱又不是什么诸葛亮，再不给点面子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清高点了吧。

    再说，到马车班不就有马骑了吗？于是答应兼任这个班长，并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了马车班。

    马车班有三间住房、三间马棚，一个库房，房前有一大块空地，是堆草料和遛马用的，有三驾胶皮大轮子的马车。老马车班的多数人调到了放马班，驻扎在五间房那里。新的马车班只留下两位战士，一位是伊盟的张新勇，比我大几岁，人称老张，老兄很爱惜马匹，马鞭子打得好，“啪啪”直响。除了有任务出车，其余时间里哪儿也不去，就躲在宿舍里头。老是叨叨其在地方上当武装部长的父亲，不肯帮他换个工作环境，命令他万事靠自己的努力。

    另一位是青岛兵丁鸿发，大家爱叫他老丁；还有一位是原当地国营林场名叫仁六的七十多岁老职工，满脸壕沟般的皱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点文化却又饱经风霜的人。不知为什么，头上竟然戴着“坏分子”的帽子，留在九连专门负责通宵喂马的活计，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九连的战士。

    马车班离连部约有一公里路，到卫生室值班或去邓东明的宿舍里吃饭，一般都是骑马的。一个班长开始领导起两个小兵和一位老兵。我和老张住一间宿舍；老丁一个人睡一间；仁六整晚坐在一间没暖炉的房间里值班。马，白天干活，晚上吃草、吃料，若几个晚上不给吃好，很快就会瘦下去。整个晚上，大概二小时要添加一次草料，马槽中的料不可加的太多，太多被马拱出槽子，会造成浪费。天亮时，给马喂马料，黑豆或黄豆，还要将马拉出去喝水。等马吃饱喝足后，拴在马桩上，如果有出车的任务，老人家还要帮忙套好马车，才能下班。

    当班长既要管事又要干活，人倒是不用多管，老张和老丁都是一把好手。干活卖点力气我不害怕，怕的是从来没赶过马车，担心自己当不好一名车把式。我虚心向老张和老丁请教，练习打马鞭的技巧。

    马鞭分为两节，后节是用藤条编制的，握手部位较粗，由粗到细，细的部分软软的可以弯曲，连接藤条的是用牛皮编织的细细的约一点五米长的鞭子，鞭子最细的头部叫鞭稍，是一根牛皮条。平时打在马身上的就是鞭稍。是不是一个好的车把式，就看这根鞭稍的使用。两位战友行，他们能用鞭稍将马的耳朵打裂，能在马身上打出道道血印，更是能将挂有十斤坨的秤盘打得翘起来。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勉强能让马匹听话。从第一次赶车打三次马鞭有两次不响的窘境，到后来基本能驾驭三匹马拉的大车，都是拜了班里头的两位战友赐教。

    九连的伙房离开水井比较远，炊事员每天得手提、肩挑运水，连部决定就在伙房的门口边上挖一口井，由后勤排的战士完成此任务。后勤排的副排长带领邢力夫、通讯员马洁宗，我有在七连时挖井的经验，就积极参与方案设计，邓东明也加入进来。连队里正好有水泥预制的八十厘米直径的空管子可以利用。于是先挖出个一点五米直径的圆坑，垒上红砖头，形成约八十厘米直径的井壁，高度约七十厘米，然后继续挖土，在砖上安放一根水泥管，一位战士在井里继续挖掘，沙土被吊上来倒掉。随着井壁的下沉，上面再接着加水泥管子，直到四米深的水平，停止挖掘，水泥管子高出地面约四十厘米，上面配上木制井盖。第二天，炊事员就用井里的水烧出开水，口感挺好的。

    连队里有一个磨坊，里面有一付大石磨和一个大炉灶，以及一些家什，看情形已闲置了好长的时间。我和邓东明在闲聊时突发奇想，能不能利用现有的条件，自己做点豆腐，改善改善战士们的伙食啊？可我俩都只在电影上见过豆腐制作的片段，并不知晓整个流程。正巧，听到消息的河北籍当兵复原来兵团工作的老战士蒋玉自告奋勇说：“我会做啊。”

    真是柳暗花明呐。三人即刻去连部请示，指导员听后很是高兴，脱口就说：“行！”

    说干就干，洗净大铁锅、水缸，找来过滤豆浆的布、点豆卤，从仓库里领出来四十斤的黄豆，浸泡在水中。第二天上午，为了省去推磨的力气，就跑到驻地的外围去碰碰运气。巧了，野地里还真的孤零零站着一头小毛驴，不费力气就把给它抓了回来，蒙上眼睛，套在石磨的架子上，用柳条轻轻抽打它的屁股。可爱的小毛驴，脑袋一低一抬地围着石磨就此打起圈来了。二个小时，就将四十斤的黄豆磨成了豆浆。辛苦了一阵子的毛驴被放回了野外。

    把豆浆勺入四角吊起的大布内，过滤豆渣，浆水进入大锅，烧开后稍凉上一会儿，但见老蒋黑黑的脸膛上一副严肃的神情，眯缝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端着一个盆子，把卤汁一点一点倒入大锅内，邓东明拿着一个勺子轻轻地搅拌，只见豆浆慢慢变成了豆腐花似的凝结起来；再把厚实的豆花捞起，倒入垫了布的四方形木制格内，盖上布，压上木板和石块，回宿舍休息去了。

    二个小时后，三人又同时来到了磨坊，搬去石块，揭去布一瞧。嘿嘿，别说啊，豆腐还真就做成了。老蒋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我和邓东明如此一番的就基本掌握了做豆腐的技巧。做豆腐，豆子与水的比例和点卤是关键，点多了是老豆腐，点少了就是嫩豆腐花。豆浆烧开后，在降温的过程中，表面会结上一层薄膜，俗称“豆腐衣”，一锅豆浆能挑出约三张的豆腐衣，我和邓东明有时悄悄地吃掉几张。老蒋在旁边看到了，挤挤眼，开心地笑笑，他没吃过一张。想来，这是我在农场里吃到的蔬菜中营养价值最高的食物了。

    之后，我们时不时的做上一回既新鲜又有营养的豆腐。每次磨豆腐前，都会到野外抓一头不知是谁家的毛驴。不过，劳作之后，都能得到善待，吃到一些豆渣。

    蒋玉的家属要从老家来农场团圆了，连部将东侧的一间房子配给了他。可是，除了一间空房子，什么家什都没有。指导员指示邓东明和我，想办法帮助老蒋整点东西。老蒋想想说：“那就帮我垒个菜窖吧。”

    行啊！垒菜窖，咱还是有点基本功的嘛。砖头、传子，连里免费供应；黏泥，就地挖个坑，洒上水一搅拌。三个人，用了一个星期，砌了个菜窖、建了个鸡窝，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天刚吃过早饭，话务班上海女兵遇到正在邓东明宿舍门口抽烟的我，问了一句，七连的赵雪芳，你认识吗？问她什么事，回答说，从上海拍来一封加急电报在巴拉亥邮局，因为天刚下过雨，农场没人去取。邮局电话打到七连找赵雪芳，说他母亲病危。可七连说赵雪芳到场部去办事了，一时无法与他联系上。

    听到是赵雪芳的母亲病危，我一惊。这个地方很少下雨，昨天却罕见地下了一阵久违的大雨，路面像撒了一瓢油似的滑润，还特别的黏糊，遇到这种天气，人们一般是不出门的，他也许无法返回而滞留在场部的地盘上了。想到这里，我即刻到连部请了假，跑回马车班，牵出一匹最好的马，迅速套上马鞍，骑上后向场部方向而去。马蹄踩踏路面时，泥浆翻腾，一边往前跑动，一边侧向严重打滑，为了避免马儿受伤，我不得不降低其奔跑的速度，碎步前行，比平时的行进速度慢多了。路过巴拉亥邮局时，我勒住缰绳，看了看邮局的大门，迟疑了一下，继续策马前行。到达场部附近时，巧遇赵雪芳，将电报内容告诉了他。

    医院炊事班上海女兵何新，患急性阑尾炎开刀，我知道后，骑上马，到黄芥壕买了三十个鸡蛋放在一只小铁桶里，拎在手上，四个多小时到医院，放下鸡蛋，返回连队。此刻，我的骑马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和邓东明受邀赶了一辆小马车到五连，上海兵姚欢欢办好了回沪手续最后一次招待战友作为告别。十几位上海兵聚在一起，将五十只鸡蛋噼噼啪啪敲碎了打在脸盆里，姚欢欢分几次将蛋炒熟，又从伙房买来一脸盆的馒头，算是美味佳肴的鸡蛋晚宴。还在七连时，与姚欢欢见过那么两回。一次他到团部办事，特地到卫生队来看我。他很珍惜战友间的情谊。

    还在不久前，姚欢欢开着履带式拖拉机来九连，有意让我过过驱动机械设备的瘾头。今年开春时，七连的赵雪芳驾驶着履带式拖拉机支援九连春耕，劳动结束时，在他的指点下，我在无人的大田里疯狂地学开了一回拖拉机。这回一爬上拖拉机，自信的我一个人形似熟练地拨弄起操纵杆，刚一发动，竟然错踩了一个控制方向的踏板，机车即刻拐弯，吼叫着直冲姚欢欢而去，好在他躲闪及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七连战士被拖拉机压伤的情形。胆战心惊中只兜了个很小的圈子，就把车给停了，以后再也没去摆弄过拖拉机。

    五间房的北面二黄河边上有一片树林，站在公路上就能看到，是由原来的巴拉亥国营林场种植的，后归二十三团管辖。黄河边上的树都长不粗，多数是直径十几厘米，七八米高，盖房子时做传子倒是正好。想当初刚到七连的第二年开春，全连战士围绕驻地每人种植一棵树，到我调往卫生队的时候，存活下来的就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了。

    树林的北面隔着二黄河有一座岛，每当岛上的草返青时，连队里那位长得黑黑壮壮中等个子有着丰富医疗经验的兽医、天津兵尤保利会给每匹马灌泻药，目的是打掉肠子里的寄生虫。马车班再把马匹轮流的送到岛上吃青草养膘增力气，不用派人看着，它们会自觉地呆在岛上，直到有人来牵走，若没人来硬赶，它们是不会下河跑的。一些比较调皮的马，腿上会被装上一付绊马套，让它只能慢走不能跑，以便在抓它的时候容易一些。

    我接到了去巴拉亥粮站为连队采购粮食的任务，于是骑上一匹光背马来到二黄河边，脱下衣服、长裤和鞋子用一块塑料布包上，按照老丁告诉的技巧，左手抓着马脖子上的鬃毛，右手托着袋子，找了一处平坡与马一起下河，马会游泳那是天生的。只见马儿的头扬得高高的，鼻子里呼呼地喘着粗气，马背在水中一隐一现，我在水中一动不动，跟着马儿在急流中起伏，没几分钟就渡过了五十米宽的二黄河，河水蛮凉的。说实话，来到黄河边上几年了，让自己全身泡在流动的黄河水中，这还是第一次，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一上岛，就找到了我那辆大车需要套挂的两匹黑马和一匹棕色的辕马，刚才骑来的马就留在岛上了。

    赶着三匹马返回到河边，拍拍两匹黑马的屁股，它们顺从地下了河，但辕马的四蹄像是生了根一般一动不动，不愿意下水，还扬起头叫了几声，以示很不高兴。我在它的脖子上重重地拍打了几下，往前推了推，示意它下河。辕马被我这么一顿批评，突然紧走几步，撇下我“扑通”一声跳下河去。我没料到它会来这么一招，心中一个激灵，双脚一蹬，跟在后面也用力的跳了下去，本想抓住马鬃的，可马的游泳速度比我快，瞬间我就落到了马的后腿边。我的游泳技术只能保证暂时不会沉到河底，一阵惊慌之时，右手抓着的袋子也已经在河中一起划起了水，但在急流中是无力拼搏游到对岸的。见自己的边上正好有一条马尾巴在甩动时，灵机一动，伸手一把抓住，人与马几乎是紧靠着的。哪想，立刻遭到马腿的几番踹踢，小腿上顷刻间一阵生疼，是辕马在生我的气？略松手，让自己移到马屁股的后面一点，手抓着马尾巴的尖尖。这招很灵，再也没被踢到。上岸的地方不是刚才的浅滩，辕马的四蹄一用力就跨上岸去了，我的两条腿脚一时来不及跟上，左手一下滑脱，整个人趴在了泥滩里，弄得浑身是泥沙，赶紧用手撩起黄河水冲冲身子，其实是越冲越脏。抖开塑料包，里面的衣服湿了一半。

    三匹马上岸后使劲抖动身子甩水，然后站在原地吃草，等待我穿好衣服。我还在想着刚才辕马为什么会踢我。啊，晓得了，那不是故意要踢我，它是在正常的划水呢，是我靠它的腿部太近了。想想刚才那一幕，不禁一阵寒颤，真够悬的，要不是及时抓住马尾巴，我一定会相伴着黄河到永远……把三匹马牵回来，老张和老丁见我浑身上下脏脏的还未干透的衣服很是不解，听我介绍了刚才的经过，他俩都笑了。其实临去前，他们还关照过，人要随马渡河，骑在马背上就是了，马会将人平安地驮过河的，可我担心自己太重了。

    赶上马车，到场部招待所过夜，晚上起来二趟，给马喂草料。早饭前，又来到马车旁，给马匹喂马料。忽然，从招待所里走出来两位中年人，径直走到我的对面停了下来，其中一位低声问道：“你是章衍吗？”

    我抬头一瞧，不认识，但很快判断不是兵团的人。白净净的脸上透着秀气，刚才的普通话中夹杂着南方口音。我点点头：“是！”

    “阿拉是上海知青办格。”标准的上海话。

    “哦，寻我有啥事体啊？”一听是家乡的亲人，我的心中一阵激动。

    “听讲你被伊拉下放到连队里去了。阿拉听到消息，特地来看看侬。”他们真诚地说道。

    “唛来赛格嘛，哪能寻到我啊？”纳闷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找到我？再看看若大的空地上就停放着一辆马车，明白了。

    “阿拉打电话到连队，伊拉讲，侬到场部来办事体了。”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很明显在观察我的反应。停了停，亲切地关照道，“侬格事体阿拉晓得了。侬要想开点哦。”

    我算是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表情轻松地答道：“我没啥。谢谢啊。”

    “格就好，格就好。”

    聊的并不多，便握手告辞了。望着其中一位的背影，有点儿似曾相识，好像刚到兵团时在七连见过。离开家乡五年，有幸见到上海市政府派出的慰问团成员，得知家乡的人们一直深深牵挂着远离故土的支边青年，多少给我带来点暖暖的安慰。

    来到巴拉亥粮站，同车而来的还有在农场医院看完病准备回七连菜班的沈赵民，他是昨晚在招待所里遇到的我。沈赵民是我同学，因为太瘦的缘故，老同学都喜欢叫他“铁杆”，这个称呼在同学们的面前，就是他的鼎鼎大名。他想随车先到九连，再想办法回七连去。

    付钱开票，到粮仓提货，保管员指哪，我就拿。装玉米的麻袋足有二百斤，从粮垛上背下，直接放到大车上；面粉五十斤一袋，右肩膀扛两袋，两只手再各提上一袋；还有一些马料，如黑豆、黄豆等，共计二千三百斤，统统肩扛手提装上车。沈赵民在车上帮着稍加整理、捆扎牢固。我提上马鞭，吆喝着，马车向大门走去。沈赵民坐在了马车的最高处。

    粮站靠在公路边上，用青砖砌成了高高的围墙和大大的粮库，露天的院子很大，方便马车或汽车调头装卸。大门口砌有两根约七、八十公分粗壮的方形立柱。马车“哒哒”来到院门口，两匹哨马快出大门口时，前面右侧的马匹猛然伸直了四肢，拼命向左侧一挤，一下挤在了左侧哨马的身上，左哨马顺势向左扭了身子，整个大车行进路线被突然改变，两匹哨马同时将大车向左侧拉动，辕马无奈只得跟着左行，大车的左侧直接向着立柱而去。

    哨马刚受惊时，走在辕马左侧的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当辕马转向碰到我的时候，才猛然醒悟，惊慌中立即向左闪出几步，手中的马鞭都滑脱了。只听得“咚”的一声巨响，车上的横辕狠狠地撞在了立柱上，三匹马左右拉动了几下，实在是拉不动了，这才停止了无望的挣扎。右哨马却还在浑身打着颤。

    我在惊恐之中匆匆绕过大车，跑到门外看个究竟。只见门口路边的一根木柱子上，拴着两匹高大的骆驼，见我出现，同时抬起头，嘴里发出一声嚎叫，像是打了声“对不起”的招呼，然后双目不知道注视着什么，大嘴巴继续着它们那永不停息的磨牙工作。喔！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前面拉车的两匹哨马，是蒙古马，非常的肯干。其中一匹肚子很大，胆子却很小，马车班的战友管它叫“黑大肚”。老是在蛮好的跑动当中，稍微遇到屁大点的它认为的危险时，就会瞪大眼睛，采取规避动作，时常会偏离轨迹碰撞它的伙伴。而它的伙伴也知道“黑大肚”在干活的时候，老是会大惊小怪的，所以即使被碰到了，一般也不理睬它，保持着直行；辕马是一匹肯干且性格温顺的好马。

    刚才，“黑大肚”的动作实在是太大了，它的伙伴被撞得没了办法，才不得不改变方向。此刻“黑大肚”瞪着惊恐的双眼还在挣扎，我知道它是见到了比它还要高大的骆驼害怕了，想逃离现场。便走过去拉住“黑大肚”的马嚼子，抚摸着它的脖子，吆喝了好几声，才让它安静下来。

    “嗳哟哟！嗳哟哟！吓煞特我唻，吓煞特我唻。”耳边突然响起了熟悉的说话声，我那刚刚平息下来的心脏又一阵紧张，怦怦狂跳。回头一瞧，是沈赵民下了大车，弯着腰站在了我的身后，脸色苍白，右手掌拍打着左胸，一只士兵包挂在他脖子上，在肚子前一晃一晃的，显得特别的宽大，惊恐万状的他继续说，“章衍啊，侬还好让开了，还好让开了。差一点点唉，侬就要被撞死特唻。”

    我差点忘了，老同学坐在车顶上呢。不过，刚才好像没见到有什么物品从车前堕落下来。再仔细上下瞧瞧他，并没受伤，也就放心了。

    我让沈赵民过来牵住“黑大肚”，然后指挥辕马做倒车的动作。辕马很乖，力气很大，用四肢向前一伸，屁股往后一坐，后蹄子动了几下，装满粮食的车子慢慢倒了起来，两匹哨马也一起跟着退回到了院子里。不见了骆驼，“黑大肚”也就安静了下来。

    摆在面前的难题是，怎么出去？就这么出去，“黑大肚”肯定还要受惊，怎么办？我跑出院外，大喊几声，四周根本就没人，本想将骆驼牵着离开一点距离，可我不熟悉骆驼的习性，看看骆驼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没敢靠近它们。不走肯定是不行的，我让沈赵民牵住一匹哨马，自己牵住“黑大肚”，慢慢向门口走去。一出大门，两匹骆驼即刻扬起头来，嘟哝着嘴巴，身体显得特别的高大，“黑大肚”再次看到骆驼时，又是一阵紧张，身子直往一边横走，差点儿影响到了另一匹哨马和辕马。好在我死死抓住马嚼子，并用身体挡在一侧，尽量不让“黑大肚”看到骆驼，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出大门上了公路。一拐弯，骆驼一下就处在了大车的尾部，“黑大肚”打了几声响鼻，前蹄撩起在地上刨了几下，使劲点了几下头，没事了。

    “赵民，上车！”我边往弯曲了的横辕上一坐，边招呼道。

    只见沈赵民的脸上勉强带着微笑，朝着我挪动了几步，弯腰低头，一边用右手掌继续拍打着左胸，一边喃喃地说道：“章衍啊，我的心脏，刚刚被你的马车吓得来蹦蹦乱跳，慌得有点走不动路了。我要回医院去看看医生，今早就不跟侬车子走了。”

    “好格呀，侬自家想办法到医院去，路上当心点啊。我走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没法子将他送到医院去。

    提起马鞭“啪啪”二响，吆喝几声。晚饭前回到连队，再仔细一检查，发现前后两根近二十公分粗的横辕已经被撞裂快断了，可见撞击力有多大。还好，撞击力虽大，距离却近，马没受伤，车没大碍。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真是老天爷保佑。将车子弄到连队里的木工班修理，个子高高、心灵手巧、待人和气的外号叫“大力”的木工班班长天津兵邢力夫，见车子撞击的这么厉害，呲呲称奇我是如何逃过了这一劫的。不大的功夫，他用两根圆木替换下了被撞断的车辕。

    出车回来，在操场上见到右手臂用绷带吊在胸前的邓东明，二天不见怎么受伤啦？邓东明也是个特喜欢骑马的人，没事就找匹马来骑骑。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今天早上，他骑着马在操场上正兜着圈子呢，马不听指挥，故意从一付篮球架子的中间穿过。马过去了，横杠却把他给留了下来，手臂打在了架子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好在马的速度不快，只是伤了筋，自己弄点韭菜、鸡蛋清捣鼓捣鼓，敷在手臂上。

    正在他捣鼓土药之时，那个用较粗的木棒搭建的篮球架子，自己倒伏了，好似向邓东明作了个真诚的“道歉”。其实，骑马还是有点危险的，一次我骑着马进入一片树林，马从树干间走过时，我被树枝拦了下来，整个身体脱离了马背悬空了……

    八月初的一天，我赶着马车去大田，蒋指导员坐在车上同去。看他，脚上穿着一双粘满泥巴挂满尘土的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颜色的球鞋，两只裤脚管卷起，一高一低的，其中一个裤管的卷边里满是尘土，都可以撒上麦种了，裸露的小腿上脏兮兮的，好像三天没洗过似的。

    我到九连后不久，连长李胜利被调往了二连任连长，与指导员单独相处的次数并不多。不过我知道，指导员此刻是一身多职。战士们不管在哪里，出勤什么样的任务，内中总能见到指导员的身影。他是一个言语不多、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基层领导。这也难怪了，乍一看他，黑黑的脸膛，纯一个模范农民的样。他抽出两支香烟，递了一支给我，点燃后美美地吸上一口，吐出浓浓的一团烟雾，说道：“章衍啊，你和邓东明的入党问题，支部开会同意了。”停了停，扭头看着我，继续说道，“你看，是你先把入党志愿书填写了呢，还是等邓东明探亲回来一起填。过几天场部要召开党委会议了。”

    我想，党委会议几个月总要召开一次的吧，不差这点时间。于是就说，那就等邓东明回来一起填吧。指导员点点头。二十多天后，邓东明探亲回来，我和他一起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副连长韩启荣、老战士蒋玉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并经支部大会表决通过。

   我和张新勇一人赶一辆马车给连队去运粮食，头天到达场部招待所过夜。第二天一早，到巴拉亥粮站，买了面粉、小米和一些黑豆等，每辆车装二千来斤，回连队时顺带着连里的通讯员马洁宗，过了五间房后离驻地不远了，遇到了老乡前几天为从干渠引水而挖的横切公路的一条沟，回填的泥土比路面低了一点，宽度约二米，与马车的轮距差不多，去的时候空车没问题，回来时就特别注意这条沟的位置，到跟前停下了。现在是重载，三人商量怎么办？将粮食就地卸下，空车过沟，再装上？不干；继续填土？没有任何的铲土工具。

    “冲！”用快速通过的办法，三个年轻人灵机一动，做出了决定。老张的马车先过，我牵哨马，他牵辕马，三匹马一起拉着大车直线冲过了水沟，很好嘛。轮到我的车了，老张牵哨马，我牵辕马，马洁宗在我的左前方。冲！哨马过了，辕马过了，车头过了，但两只轮子却卡在了沟沿上了，其中左侧的一只轮子腾空着，一秒、二秒、三秒，大车渐渐地开始向左倾斜，不管我们怎么指挥三匹马拼命拉，大车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坨子，慢慢地向着沟里滑去，三匹马被拽了回来，辕马的腿脚退到沟边时，侧向倒下了。跟在哨马后面的马洁宗和我，被拴马的绳子一抽，同时跌入水沟，一车的粮食翻了下去，还好没压到人。危急之中，我快速清醒过来，取出挂在腰后的电工刀，打开刀刃割断了三匹马身上所有与大车牵连的绳索，将马放走。老张回过身来，与马洁宗一起连推带拉的将辕马弄上了沟去，快速判断马匹没受伤，万幸。再看着自己闹出的杰作，三人都傻了，一车的粮食全都掉在水沟里头了。

    月光下能看出白色的面粉袋子在水面上漂浮，怎么办？赶快回去搬救兵吧，马洁宗骑上一匹光背马向连队急驰而去。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在一米深的水中，赌气地打捞粮食，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一麻袋的黑豆举到胸部，老张在上面使劲一拖，上去了……没一点的力气再翻动麻袋了。老张说：“章衍啊，算了，息息吧。等连里来人再捞。”

    我一声不吭爬上岸，呆呆地坐在地上为自己犯的错误生着闷气。早上在招待所里拿了二只馒头，装好车后几口就给消灭了，本来约五个小时回到连队，炊事班会用肉丝面犒劳我们的。这下可好，在这个小沟里翻车了。紧张的心情加上犯错的压力，我浑身瘫软了。

    黑暗中忽然传来了嘈杂声，随后是马蹄声声、人的吆喝声，马洁宗还是骑着那匹光背马，丁鸿发赶着一辆载有十多位战士的马车来支援了。到了跟前，马洁宗第一个跳入水沟中，一群战士什么话都不说，扑通扑通一个个的直往沟里头跳，上下一起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粮食搬上岸装好车，再仔细排摸，生怕漏掉，然后把马车也给拉了上去。三辆马车回到伙房，全体炊事班战士把十几包面粉袋打开，小心地将干、湿面粉分离，黏在袋子上的粉也被铲下来放在揉面的缸里。装小米和豆子的麻袋暂时堆放在伙房和马车班的库房里了，麻袋被受水浸泡后而鼓胀的豆子都快撑破了。

    炊事员们端出肉丝面条，亲切地看着我们三人。我只要了一点点，实在是没胃口吃，一直在为自己的错误而深深地懊悔着呢。赶来支援的战士和炊事员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他们似乎是商量好的，一句质怪的话都没有，这让我既感动又自责。

    马和马车最后确认都没事，只是用牛皮编织成的连接马和马车的非常结实的绳子，后来因为泡过水硬化变脆而不能再用了。

    后勤排长给我布置任务，出一辆大车跟随四位战士去二黄河边砍四十棵做传子的树杆来。几个人走近林子边一看，没有符合要求的树。离河边十多米处有一条笔直的老路伸向林子的深处，于是跟着进入林子约二百米，见到了需要的树木。五个人挥舞着砍刀，林子里传出了一阵“咔咔”的声音。长在河边的树木，湿度大韧劲足，不太好砍。几个小时后，被去掉小枝叶的树杆才砍了二十多根。

    见时间不早了，我招呼战友们回吧，明天再来。赶着马车，顺着原路退出，走着走着，前面的路突然没了。咦，在这么个几平方公里大的林子里也会迷路？我有点纳闷了，刚才马车是原地打转一百八十度，怎么会走错的呢。坐在车上的战友见我站在原地不走了，纷纷问怎么啦？我说前面没路可走了。四人一听一起跳下车来，走到前面去一看，可不是嘛，路果然没了，老旧的车轮印子向前直接伸进了二黄河里了。

    不远处，轰隆，轰隆，二黄河水的急流声加上岸边的泥土崩岸后掉入水里的声音不断地传来，五名战士忽然明白了什么，坏啦，刚才进来的路已经被河水给掏走了。轰隆，又是一声，左侧前方不远处，一大块泥土连同长在上面的树，一起随着黄河水去了远方。马车正好卡在无路的树林当中，要想让马车出林子，必须开出一条约三十米长绕过河岸崩塌的缺口，才能通到老路上，否则无路可走。

    当明白了连队的马车所处的险恶环境时，每个人的潜能立刻被激发了出来，屁股翘得比头高，右手均匀而有力地挥舞着砍刀，对着树根一阵猛砍，一小时多点，几十根的树被硬生生地砍断，马车顺利出来了。回头再整理砍下的大树，去掉树叉后一瞧，已远远超过了上级要求完成的任务量。战友们傻乎乎的相互间瞧瞧，都哈哈大笑起来，再回头一看，刚才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在隆隆的响声中成为二黄河的河道了。

    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床上看书呢，忽然感觉有个人影在窗前晃动了一下，连忙下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来人也刚好骑着自行车到门口。我几乎是一声惊叫：“大明！你怎么来了？”

    大明将自行车往墙上随意的一靠，张开双臂，一把将我抱住，有力的双手在我的背后使劲拍打着，激动地说道：“章衍！我是特地专程来看你的呀。”

    “好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激动地将他拉进宿舍，赶忙往脸盆里倒点水，请他擦去满脸的尘土和浑身的汗水。

    刚收拾停当，大明就开口了：“章衍！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你啥时来的九连，我们也知道。我们几个总在念叨着你……我现在调到东胜的砖瓦厂去了，当了厂长。今天我来场部办事，特地到九连来找你。”停了停，他加重语气说道，“不要在这里干了，这儿的条件也太艰苦了。砖瓦厂现在由我说了算，那里有你的位置。你跟我去砖瓦厂吧……怎么样？跟我走，咱不呆在这个地方了。”

    大明叫任学民，七连时的后勤排副排长，是个以工作特别出色、又特别善于团结人而赢得战士们敬佩的响当当的人物。在七连，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就管他叫大明。我离开时，他还在，什么时候去了农场设在东胜的砖瓦厂，还当了厂长？我心想，看来外面的世界在变化，而且还很大。对大明发出的盛情邀请，我谢绝了，当时并没有说明原因。原因是九连党支部刚通过我的入党申请，此刻突然要求调离，难以开口；另外我的女朋友在十连，我是想回农场医院的。

    大明与我聊了好一会儿，临走时再三让我好好想想，并说要是哪天愿意去了，吱一声，一切由他疏通。站在公路口挥手告别时，我的心中泛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感激之情。从场部到九连，自行车骑在这条所谓的公路上蹦蹦跳跳的起码得近二个半小时，来回就是五个小时，有的路段还只能推行。真没想到，在七连一共就待了一年时间，与大明没怎么正面过多的接触。而七连的老战友们到现在还惦记着我这个无职、无权、无钱的上海小兵，那是一种不求回报、真心实意的关怀，是纯真的不带任何杂念的情谊。时间和距离让战友们提心挂念，在我形似落难的当口，送上一份大哥般的关爱。

    望着大明骑着自行车渐渐消失在远边的地平线上时，我忽然觉得刚才应该答应他才是，不应该辜负了兄长的一番好意呐。大明的一腔关怀，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一天，我正在卫生室里值班，副连长韩启荣急匆匆跑进来，手中捏着一团不大的纸头，大声说道：“章衍，咱连有人与老乡打架受伤了。”

    打开纸头一看，里面竟然是两根手指。很快，受伤的战友在几位战士的簇拥下来到了卫生室。战士们老远就大喊：“卫生员，卫生员！快，快！他的手指掉了。”

    看得出，伤口的疼痛使这位战友的脸都变了色。我初步检查了伤口，非常严重，左手无名指一节和小手指的半截被削去，手肘上有一道五厘米长的伤口；右手肘处横断面也有一个五厘米长的伤口，流着血的口子都不浅，伤到了肌肉。做那么大的伤口缝合，我没这个能力。我一边清洗伤口，一边跟韩副连长说，赶快将伤员送医院。

    韩副连长马上要求通讯员马洁宗，请求机运连派车。受伤的战友此刻已经疼得浑身打起抖来，生理盐水倒在他的手上，一个劲的喊痛，也不让棉花球碰伤口。但清创消毒是必须的，更何况伤口是被带了泥土的镰刀所致。他可能知道了伤口不清洗干净的后果，叫了几下也就不叫了。包扎时，我努力将伤口拉紧闭合，以达到止血、防感染的目的。断指上的伤口，他拒绝清洗，只得用浸过碘酒的胶布，在不碰触伤口的情况下轻轻包裹起来。

    马洁宗回来说，机运连无车可派。我一听，说道：“副连长，我去联系一下我的老排长，怎么样？”

    “太好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韩副连长惊喜地点头道。

    我直接跑到总机室，要通了场部办公室的电话，向七连时的一排长现在的场部办公室主任杨占元汇报了伤员的情况。杨主任说：“好！我马上让小车过去。”

    马洁宗早已站在九连地面的最高处，像个瞭望员似的等在那里，当远处有黄色的雾团出现时，他返回身来，冲着卫生室大叫：“车来啦，车来啦！” 

    小车司机上海兵朱永忠驾驶着吉普车很快到达，同时来的还有医院的赵大夫。战友被扶上车，连里派了一名战士陪护，将断指也给带上，小车调头离去。韩副连长心情有点沉重，关切地问道：“他的手指有希望接上吗？”

    “没有可能啦。”我叹息着摇了摇头。我所见到是两节没有保存条件已经失去血色、微微发黑的手指，并且为他因为怕疼拒绝清创消毒而担心。

    一个月后，战友从磴口的医院回到连队，手指没能接上，且二根手指上的伤口因为炎症还需要经常性的换药。一帮哥们在战友受伤的第二天，带上铁锹来到与他打架的那位老乡家里，见人已经躲到别处，就将怨气撒在了几间破房子以及家什上，把能砸的物品统统砸了个稀巴烂。

    在九连的地盘上想要出行，很是不便，特别是回家探亲去乘火车，若搭不上机运连的车，就得乘坐地方公交车。公交车二天一班，虽基本准时，但不知为什么，经过连队驻地时，驾驶员往往会一拨弄方向盘，绝尘而去。看有没有班车过来，不是看汽车，而是看远处是不是有一个黄色的雾团在翻滚，如果雾团不停地在移动，那么它的前面肯定有一辆汽车。为保证战友顺利出行，在等待公交车的过程中，都会有两位战士骑在马上，若驾驶员不听招呼，就扬鞭催马追上去，将车强行拦停，扒开车门，把出行的战友给塞进去。这种骏马追汽车的游戏，我也玩过好几回。

    国庆节前夕，连部决定从仓库中拿出点小麦去加工面粉。我赶上马车，装上一千多斤的麦子，朝七连方向行进，来到当地公社的一家粮食加工厂。凑近了一看，整个屋顶到处都是一根一根像细面条似的垂挂着的粉尘条子，一位年约四十的师傅坐在一个破凳子上抽着自己做的卷烟。

    老师傅将我运来的麦子倒进了一个大漏斗里，没多大的工夫，麦子被脱去了一层壳。他很内行地向我介绍说：麦子第一道去壳；第二道是麸皮；第三道加工出来的叫精白粉，出粉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这是最白且口感最好的面粉，那是舍不得吃的呀；第四道是麦芯加工出的粉。我们吃的都是将后三道工序加工出来的所有的粉，统统搅拌在一起。

    已是正午。老师傅将拖拉机作为动力的机器全部关停，招呼道：“中午了，在这里做点饭，吃了再走吧。”

    “好啊。这里有炉子吗？”

    “有，有！”老师傅拿起一杆秤，往精白粉的袋子中一戳。“两斤！”他的嘴上报了个数，然后摊成一个大饼，往大锅里一放。一边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一边用手翻动几下，两支烟吸好，面饼熟了。又取出一块茶砖说道，“烧点茶，一会喝。”

    “师傅，咱俩一起吃吧。”看着眼前香喷喷的面饼，我说。

    “不用，不用。我自个儿带着饭呢。”老师傅是一脸的诚实、厚道，从旁边提起一个布袋子，里面是几只冷面饼。

    面粉全部加工好后，付钱拿了发票，我再次递给他一支香烟，看得出他有点激动，一直把我送到公路上。我觉得挺好笑，老师傅真是个聪明的有心人吶，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将两斤的精白面粉装进了肚子。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拿秤杆将面粉秤一下。

    国庆节这天，连部给每位战士发了一份面粉和肉馅。我一个人，实在是不想动手，躺在床上美美地抽着香烟，数着房顶上传子的根数。数到肚子饿了，就在干面粉中加入少许水，用筷子快速一搅拌，将大面球隔成许多的小球，一边少许加水，一边加面粉，最后做成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面球；在一锅滚开的水中，用筷子挑入肉馅，一搅拌，一锅鲜汤就有了，把面球倒入鲜汤，一锅浓稠的鲜汤面球就做成了。尝尝，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将自己的“发明创造”告诉了多位战友，不料他们说这是十足的懒人做法，据说有好几位战士都使用了相近的烧法。弄面粉之类的饮食，对北方人来说不是问题。记得，在卫生队时一次聚餐，青岛女兵韩丽荣，一人擀皮四人包馅，她还可以停下来哼哼小曲；而我，一人擀皮两人包，把手臂擀酸了，包的那两人还可以停下来聊聊天呢。

    这里除了天上的阳光、地下的水不缺，什么都缺，战士们开荒种田所获得的收成，根本无法满足连队所要保持战斗力的基本需求，就连马匹过冬吃的草料都无法得到完全的保障，时常要到老乡那里去采购。

    五间房放马班的荆辉山骑着马匹来看望马车班的战友，几个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聊天。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在大声吆喝，跑出去一看，见几头牛正在偷吃草垛上的草。这个三米高、四米长、二米厚的草垛，是战士们在夏天时，一点一点辛辛苦苦从黄河边上割了背回来，专供马车班的九匹马过冬吃的。马匹是连队的运输工具，是全连战士的生活保障。其他不干活的马或牛供给的饲料是很少的，所以饥饿难耐的牛常常会出来偷吃。

    荆辉山是老马车班的战士，深知这堆草料对九连的意义。只见他突然跑过去，在地面上急切地寻找着什么，我想他一定是在找一根木棍吧。哪知他竟然走到一把一米多长是大铡刀前，迅速拔去销子，提起刀片快速来到不肯离开的最后一头牛跟前，挥舞起刀子，向着牛背狠狠劈了下去。只听得这头牛“哞”的大叫一声，瘫痪在地上。我们几个人忙奔跑过去，只见牛的四肢乱抖，想跑又跑不了，瞪着大眼祈求着，鼻子里喘着两条急促的白色气流，并不多的鲜血顺着毛发从背上的两边慢慢流了下来，从切开的伤口上都可以窥探到内脏了。

    砍伤牛是一件大事情，有战士骑上马朝连部飞奔而去。一会儿，韩副连长骑着马飞驰而来，一看趴在地上的牛，嘴里问道：“咋闹球的？”

    “牛偷吃草料，我们赶都赶不走，荆辉山就把它给砍了。”在场的战士小声回答。

    “大后生，你的劲没处使啊？你也太厉害啦。”韩副连长看了看荆辉山，不知道是褒还是贬。停了几秒钟，非常干脆地说道，“杀了，吃肉。”

    尤保利闻讯也匆匆赶来了，拨开人群，俯在牛的身边一看，脊椎与神经都已彻底断裂，嘴里嘟囔道：“没救啦，只能吃肉了。”

    “好！吃肉。”看热闹的战士们得意地看着荆辉山，齐声大叫。其实大家都盼着吃肉呢，平时杀一头猪，只能吃到几根肉丝，一头牛起码能吃到一块肉，暗中都佩服荆辉山为爱马一怒劈牛犊，是模子。也感谢这头具有献身精神的牛呐。杀牛是要经过农场场部批准的，不管了，那是领导们的事情。

    尤保利以最快的速度让这头可怜的牛解除了痛苦，杀牲畜他手脚麻利，连队里的羊都归他负责杀。他知道我是个好学之人，于是每次都把我叫上，教我怎么杀羊。现在我协助尤保利先将牛头砍下，透着鲜血的皮和肌肉组织剥离到大半时，将四条牛腿给卸下来。已经有战友在一匹小黄马的身上套好了一辆小车，刚把牛腿肉扔到垫着两只破麻袋的车上，战友手里的鞭子还没打响呢，小黄马已经拉起车子，向着伙房飞奔而去，好像车上拉着的是给它自己享用的马料。马车班这边其它的牛肉和内脏还没整好呢，只见伙房那边的上空黑烟腾空而起，想必那四条牛腿早已下到热锅中去了……离伙房不远的宿舍里，闻到香喷喷牛肉味的战士们，此刻一定是垂涎欲滴，多少年等上一回呐。

    卫生室的药品快用完了，需要去农场医院领取。我骑上小黄马，让它快速步行，过五间房不远，坐在马鞍上点燃一支香烟，优哉游哉的正享受着呢。突然间，小黄马的一条前腿一跪，好无防备的我，整个身体一个前倾，竟然腾空而起跨过马脖子，摔在了马的正前方，双手肘部重重地嗑在了泥土上。马失前蹄后却又迅速地站立起来，我的双脚并没有脱离马镫子，整个人一下就被倒吊在马脖子下了，脸冲着地面。我的妈呀，生死存亡啊！小黄马，你小子想干什么呀？

    九连的马匹所配的马鞍子都是牛皮做的正规的军用马鞍，坐在上面很舒服，骑的又都是走马，你只管坐在上面，如果不是赶时间的话，可以很安稳的让它自己走，你只当是坐在摇椅上休息。如果要赶时间，就双脚踩着马镫，屁股稍稍离开马鞍子，这样可以减少颠簸；如果是一位好骑手的话，那就将屁股粘在马鞍子上，跟着马背一起上下起伏。这个马鞍子有个特点，如果马在跑动当中人掉下来，只要是掉在马的后方，马镫子与马鞍会自动脱钩的，以保护人的安全。

    可我现在是向前摔落的，马镫子与马鞍无法脱钩，所以双脚就被吊了起来。只要小黄马此刻一开步，我的小命就将不保。万幸的是，小黄马不但没向前走一步，还非常懂事地低着头，两眼眨巴眨巴直盯着我，一副做错事的模样，又好像在问，伙计！你这是怎么啦？

    还好，莫名其妙的一摔，没将我摔糊涂。我一手撑地，另一只手拉了拉缰绳，嘴里“喔喔”地叫着，请求它帮助时，小黄马突然单膝下跪，我是一阵狂喜，赶紧弓起身子，腾出一只手去帮助脚丫子卸马镫，不知是紧张过度，还是我的大头鞋太宽，马镫子将鞋子死死卡住，手忙脚乱的就是脱不出来。脱鞋子！人在危急时刻，往往会快速打开智慧的闸门，变得聪明一些。立马伸手抓住右脚鞋跟，脚使劲一抽出来了；一只脚踏在了地上，赶紧三肢爬行、跳跃着来到马儿的另一侧，用同样的方法，让自己与马匹脱离了。

    当我的双脚站立时，整个人的情绪升腾出一缕兴奋，真的应该庆幸自己；看着小黄马，心中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喜爱，今天还好选择了它……我伸手抚摸着小黄马的脖子，再瞧瞧地面，马好像是踩到老鼠洞了。关键时刻，小黄马聪明、冷静，它是一匹速度快，耐力稍差点，很听话的好马。

    在我双脚落地的同时，小黄马也站立起来，抖了抖身子，打了几声“吐吐”的响鼻，没事似的一副好走了吗的神态。重新穿上鞋子，眼睛朝四周扫了扫，刚才的那支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摸出烟盒，用颤抖的手取出一支点上，猛吸两口，安抚安抚自己怦怦乱跳的心。翻身上马后，我没让小黄马放腿奔跑，实在是舍不得让我的好伙伴跑累了。

    取了药回到连队，我将遇险的经历告诉班里的战友，他们觉得既奇怪又不奇怪，说：“马是人类的朋友，很通人性。马失前蹄时，它宁可自己再次摔倒甚至受伤，也不愿踩着你。不像毛驴，你骑着它时，它认为是在欺负它，走路时喜欢往障碍物上蹭，把你蹭得掉下来时，还会乘机踢上两脚呢。”

    天冷了，宿舍里烧起了火炉，我和张新勇把仁六拉进屋，热情地对他说：“仁大爷，天冷了，晚上你就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坐吧。一来呢你可以取取暖，二来你帮我们照看照看炉子，省得我们半夜爬起来加煤了。”

    听到邀请他晚上到有暖炉的宿舍里过夜避寒，老人家一副惊愕的样子，双手乱搓，后退两步，连连摆手，结结巴巴的轻声说道：“不能，不能！会吵着你们的。”

    “没事的，仁大爷。你只要进出关门的时候稍微轻一点，不会有影响的。”我安慰他。

    老人家见我们非常的诚恳，犹犹豫豫地点头答应：“那……好吧。明天开始。”

    对于晚上能到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仁大爷很是感动，又带着老政治运动员的敏感，悄悄对我说：“你对我太好了。可是，这么做，有人会说你的……”

    “不会的。你就来吧。”我没想那么多，更没有带着什么敏感性去琢磨老人家所说的话语背后具有的深刻含义。不过，我还是善意地提醒道，“坐在温暖的地方，人容易睡着。老人家，莫要耽误工作就好。”

    “不会的，不会的。”他赶忙应答。

    第二天，仁大爷从家里拿来了一把帆布面可折叠的小凳子，俗称“马札”，一只水杯，在熄灯前“住”进了我俩的宿舍，他看我们睡觉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炉子在他的照看下，宿舍里很是暖和，盖一条被子就够了。

    整个晚上，他手提马灯，连轴似的进进出出，出去时将灯芯拧亮，进门前又小心翼翼把灯芯拧小。对喂马工作，一直是尽心尽力的，对于他那缓慢的动作，我不去说他，都这把年纪的人了。

    仁大爷似乎深怕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地道的地方，常跑到我的面前说：“小章啊，我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吗？”

    我心里明白，老人家这是在寻机开口，以排解沉闷的心情。长期来面对特殊的政治形势，老人家像个陀螺似的，只低头干活，不抬头说话。而他的年龄却是我们这些小战士的几倍，是真正的长辈。

    老人家患有多种慢性病，特别是哮喘很是严重，冬天里呼吸都很困难，稍靠近点就可以听到他的喉口“呼哧，呼哧”的气流声，真不知道他在零下一、二十度的空屋子中，是用一种怎样的毅力坚持下来的。在得知了仁大爷的身体状况后，我特地给他配来了一些针对性的药，如“安茶碱”、“咳必清”、“氯化铵”、“青霉素”、“红霉素”等。仁大爷克服着身体上的不适，坚持工作。现在我叫他到宿舍里休息取暖，以避夜晚寒风的吹袭，这仅是出自于我的心中对一位老年人最最起码的点滴同情。

    一天，指导员碰到我，很是随口的问道：“听说，仁六，晚上一直是在你的宿舍里坐过夜的？”

    “是的。那间屋子实在是太冷了。是我叫他坐到宿舍里烤烤火，暖和暖和的。”我说。

    “哦！……”指导员应答一声，用一种明显是理解的表情看了看我，点点头，若有所思低着头走开了。

    仁大爷每天早上下班回家前，总爱走到我的面前打声招呼：“小章啊，我回格了。”

    “哎，回吧。”我也总是礼貌地应答着，然后望着他那严重伛偻的身躯，双脚后跟拖地，在厚厚的泥尘中行走得有点颤颤巍巍，身后留下了两行深深的印迹，朝自个儿家里走去。仁大爷由于哮喘、咳嗽和进出门所发出的轻微响声，有时也会让我和老张从睡眠中醒来，但自从他进到有取暖炉子的宿舍休息后，我睡觉时觉得很是踏实。在此，特别感谢战友张新勇对我所做事情的理解和支持。

    从农场场部传来一个好消息，基建部门已经订购了发电机组，九连马上要与油灯说拜拜啦。不过，一些宿舍与连部预定的发电房有一定的距离，需要树上几根电线杆。我和后勤排里一位个子不高却挺能干的天津兵副排长，自告奋勇，承担起用马车拉电线杆的试验性运输任务。用马车拉水泥制作的电线杆，全连都没人这么干过，可以想象到任务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

    吃过早饭，两人将套了四匹马的大车赶往场部招待所过夜。副排长特地关照说，明天回程时因为我要专心赶车，晚上就由他负责照顾马匹，添加饲料。那个时候，脏的、苦的、累的、危险的工作，都是基层干部抢在前头去干。

    第二天一早，来到堆电线杆的地方，卸去马匹，固定大车，我俩与后勤部门的战士们将三根电线杆一根一根的装上大车。一根电线杆六米长、约六百斤重，车的前头安装有一个邢力夫为此次特殊的运输任务特地制作的极其牢靠的木头架子，将电线杆粗的一头固定在架子上，然后将细头搬上去。在平衡了前后重量后，重新将电线杆仔仔细细捆扎牢固，套上马匹，人就坐在电线杆上，出发了。

    载重后的马车在坚硬且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运行，慢慢悠悠，其速度完全可以称之为“挪动”，整个车架发出一种令人提心吊胆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电线杆太长了，坐在上面都快看不到辕马了。我挥动马鞭，聚精会神，紧张地瞪大双眼细细观察着路面上的情况，指挥着马匹尽量绕开疑似的大小泥坑，深怕有什么闪失，要是伤了战友或马匹的话，那都是一桩无法交代的事情。

    直到傍晚时分，终于安全地回到了连队的操场上。十多位战士站立于电线杆的两侧，一位排长一声号子，轻轻松松就将电线杆给卸了下来。隔了几天，全班三辆马车一起出动，将所有的电线杆都安全地运了回来。

    此时的地面冻得跟石块似的，一镐下去一个白点，几十镐砸下去，只是一铁锹的土，怎么办？各排为了早点用上电灯，纷纷请战，最后是全连战士一起出动，拿来所有能烧火的东西，地面上用火烤，边烤边挖，十多根电线杆，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将其树好，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只等场部送来发电机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话务班门口边上的空地上与战友们闲聊抽烟，无意中看到有两大、两小四个人，提着大包、小包的离开公路向营地这边走来，挺像是连队里好久不见的唐山兵老张一家子。

    “唉，这不是老张一家子吗？”不知谁叫了一声。

    听到叫声，战士们一起往公路上看去，真是失联了好久的老张。于是一哄而上，将老张全家团团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嘘寒问暖，好像老张一家是刚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老张夫妻激动得眼含热泪，一个劲地回应，回来啦，回来啦！

    原来，当兵复原时选择来兵团工作的老张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六月份回原籍河北唐山探亲，正巧遇上了大地震。一家子人都被倒塌的房子给掩埋了，当其侄子将他们从废墟中扒出时，四人都受了较重的伤，幸运的是没有生命危险。后来被抗震救援指挥部安排至安徽省疗伤。刚开始，老张想给农场打个电话通报，但唐山的通讯完全中断，到安徽后因为打电话不便，就此便没了音讯。这才让战友们一直牵挂着失联近五个月的老张一家子……

    这里讲个小故事，就知道点当年中国长途通信线路的质量。连里有位上海兵接到家人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只听得这位战士对着话筒，一个劲的“喂，喂？”根本听不清上海方面在说些什么，最后就见她一下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她可能以为是周边的环境太嘈杂了。见她一边“呜呜”的哭，一边继续“喂，喂？”其实，环境很安静，实在是线路信号太差，语音传输失真。这个时候就是钻到罐子里去，恐怕也无济于事。

    十一月底，连部通知我，去农场场部参加基干民兵军事训练一个月。晚上，仁大爷来宿舍，我将消息告诉了他。老人家听后竟然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顷刻间双眼泪花翻滚，然后将脸冲着地面，嘴里含糊不清地“唔，喔！”表示他知道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整理好随身物品，却见仁大爷站在宿舍外向里张望，我赶紧出门走上几步，握住他的手说：“仁大爷，你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呀？”

    “我在等你呐。”老人家的神情有点紧张，带点不知所措的样子说道，“你要当心身体啊！你要回来啊，一定要回来啊。”

    我有点吃惊，老人家怎么会怕我一去不回？便笑着说：“放心吧！任大爷，我一定会回来的。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唉，唉！我回格了，回格了！”老人家慢步离去，走了十多步，再一次慢慢地回过头来……

    集训期间，我接到调令，调到巴拉亥农场医院。这次基干民兵的军事训练，终于圆了我扛上一回真枪的梦。新任农场武装部长蒋南征是老领导，特地多批了二十发半自动步枪子弹，让我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实弹射击的瘾头。

    训练一结束，上医院报到后，与参加集训的其他战士赶回连队。晚上，战友们弄了个简单的欢送会。韩副连长特地拿来几瓶家藏的白酒，邓东明和话务班上海女兵的男朋友，悄悄在我的杯子里不停地添加白开水，张新勇不知是计，在与我的对喝中醉了过去。

    韩副连长贴着我的耳朵说：“你是咱九连的骨干。要不是你的女朋友在十连，怎么可能把你给放走呢。”

    第二天一早，张新勇和丁鸿发准备将我送到连部，跟着送煤的车回医院。我忽然发现，门外边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是仁六！老人家见我出门迎他而去，连忙伸出双手，踉踉跄跄地前冲了几大步。

    “仁大爷，我调走了，到农场医院。你老人家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任大爷一双瘦骨、冰凉且颤抖得厉害的双手紧紧用力抓着我的手摇晃着，好长时间不肯松开，双眼直楞楞地望着我，眼泪止不住的啪啪往下掉，嘴唇颤动着嗫嚅地说道：“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是呆不长的，呆不长的呀！早晚是个要走的人呐……”

    望着落在我手背上老人家的热泪，真惊讶他的智慧。到九连工作一年半，近距离相处近一年，我的调离竟然会让老人家有那么大的反应。老人家的心中是不是感觉到我的调离，有可能从此让他失去一点点久违的同情，难得的理解。我也有点隐隐担心，心中不免酸酸楚楚，本想多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仁大爷，你需要的药，卫生室里都有，要用的话去拿就是。我走了，以后有机会，我会来看你的……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好！”老人家终于松开了手，慢慢转身离去，边走边用手擦着泪水。

    九连的生活条件虽艰苦，但战友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我刚到达时的那样，淳朴、实在。留着小胡子的包头兵副连长、包头兵一排长、一排上海兵吴副排长、二排杨排长、后勤排长；胖胖的女兵沈慧生……还有许多没能记住名字的，是这些亲爱的战友，在我人生最低谷之时，用热忱烘托起了一股巨大的暖流，让我度过了这段充实而又愉快的时光。他们的笑容、身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旋。

 

七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跟着汽车一回到巴拉亥农场医院，得知消息的祝荣生、杨晨喜、王林法、何新、袁红英、顾双凤等跑到路边来迎接，帮着抬箱子。

    祝荣生一见久别的战友正式调回,满面笑容地说：“啊呀，章衍啊！阿拉又好一道工作了。”

    我到医院现任党支部书记，保定知青、曾任八连副连长的严敬亭那里去正式报到。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女士，也是到上海迎接知青的一位。她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是九连拦着不放，你呀，早就调回来了。”

    农场医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调入了好几位人员，原六连卫生员李建国、子弟学校毕业的唐彦芬、嘴上特喜欢说“木头鬼”的一位老职工的女儿、蒙古族的林茹等；还有从医学院中专毕业后分配来的葛大夫、杨大夫、赵大夫、王大夫；医院还配备了一辆救护车，专职司机是从包头来的名叫乔湛江的小伙子，比我小两岁。

    医院被一分为二，原门诊部成了住院部，门诊部搬到了公路对面新建的房子里。院长是一位姓石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中等个子，戴着一副据说是由水晶石磨制的会变色的近视眼镜，说话响亮，爱喝酒，爱说笑话。

    春节将临，张金华、吴海龙、金建明、何长弟、谭志明等十几位同学一起探家。我和吴海龙等三人各自穿着原羊皮做的光板皮袄，黑白相间的长毛凌乱地露在外面。火车上闲来无事，大家问我要了一些随身携带的酒精棉球，专心擦拭被香烟熏黑的手指甲。上海男知青到兵团后，原本不抽烟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学会了抽烟。

    一群人来到公共汽车站，刚要上车，原本挤在车门口的人们，呼啦一下向后退去。呵呵，上海同胞真够谦让的。

    回到家里，母亲说，你的身上怎么有股子臭臭的羊臊味，赶快去洗个澡。我闻闻，果然是，臭味明显是从皮袄上发出来的。哦，北方干燥，南方潮湿，皮袄还原了。

    这次在上海站乘火车回蒙，是多年来最为轻松的一次。大个子吴海龙、张金华等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施展着他们的力量，抢先登上车厢，找到座位，控制窗户和行李架，几十只大小包裹连同十人全部通过窗户进入车厢，我是被他们抬起送进去的。

    想当年，每次探家，特别是春节，在上海买火车票要到北京东路上的售票处通宵排队，探亲假期十二天外加来回路程假，连头带尾十八天。记得有一次，光买票就耗去了二天，就是为了买上一张带座位的票子。一张车票只能买两张送客票，于是采用一人进站后，兜上个圈子悄悄来到围墙边将车票从缝隙里传出，如此一人一人的取巧而入，以期让全家人在临别前能再团聚一会儿。

     坐火车去内蒙古，第一次是专列，以后全靠自己，有时动员起家族的力量买上一张返程的火车票，用以保证按时归队。车站上还能见到几波人争先恐后，为谁能先上车而大打出手。十八天的时间中，前后有六个晚上只能坐着打瞌睡，车厢里拥挤到了吃不上饭、喝不到水、洗不了脸，踩着座椅靠背艰难地上趟厕所；卷缩在三人座位的底下睡上一觉，甚至能就地站起活动一下身子，都有那么点满足的感觉，每次到达目的地，人像是生了一场病似的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据我的同学介绍，若到云南兵团，火车加汽车，路上所耗的时间根本不止三天三夜。

    知青探家时的包裹大都是干瘪的，最多带上一点所谓的土特产。但在离家时，恨不得把能吃的果实统统收刮干净，大包、小包扛在肩上，是自己体力的极限。北京站的行李寄存处离出站口有约二百米的距离，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后，那些行李却成了压垮自己的包袱。每次都能看到单个的女知青，流着泪水，痛苦而费力地拖动着沉重的行李，或去寄存或去转车。那种无助只有离开故土，上过山、下过乡、插过队、到兵团走上一回的知青心里最清楚。

    我们都是响应号召，抱着同一个目标，从同一个城市出发到祖国各地去奉献青春的年轻人。千人共挤一列车，数千人挥泪送行，和平年代，世上少有。而加入知识青年行列的上海人实在太多，轮流地来来去去，周而复始，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天天都是人挤人的场面。

    医院病房的走廊里，一位穿着又旧又脏光板羊皮袄的老乡拦住我，一副十分拘谨的样子，轻声开口说道：“帮个忙行吗？”见我愿意听他说下去，打着手势比划着继续说道，“我是陪人来医院看病的。我的骆驼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能不能帮忙给买些盐巴和草料？”

    一见老乡的这身装束，就知道是从牧区来的人，一些生活于沙漠当中的游牧民，出来进去一走就是一天，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些最原始的马或骆驼。相助何必曾相识，我有意想帮助老乡一下，爽快地对他说：“行啊，我去给你买些盐巴弄点草。不过，你把骆驼借我骑一下？”

    “行了！”我随他来到伙房的东面，老乡解开缰绳，嘴里“吐吐”的吆喝了几声，骆驼就跪了下来。“可以骑上去了。”老乡说完又问道，“你骑过骆驼吗？”

    “骑过！”我肯定地回答，在九连时还真的骑过几回。

    “你要下来时，向下拉拉缰绳，它就会跪下的。”老乡嘱咐道，“盐要二十来斤。”

    我手握缰绳提了提，一声“喔……”，高大的骆驼开步了，没几大步就上了公路，骑在上面很有节奏感，到农场小卖部，向售货员要了一只破麻袋，垫上几张塑料纸，买了粗盐；来到了十连的马车班，要了大半麻袋的草料。

    老乡说着谢，付了三元盐钱。我递给他一支烟，不解地问：“那么多盐，吃得了？”

    “吃了。”老乡回答着，又问，“有桶吗？”

    “什么桶？作甚。”

    “就是那种取水的桶。放盐，骆驼吃得方便些。”老乡双手比划着说。

    “有，有！”我明白了，立刻取来一只装猪食的干净的大铝桶。

    老乡把盐全部倒入桶内。介绍说，骆驼一次吃够了，可以几天不再进食。一会儿工夫，盐都被它吃进了肚里。他又提来了足足五桶的水，又被它一气喝完。我问老乡，牧区有没有骆驼毛？老乡听出了意思，说下次来可以给带上一些。

    老乡骑上骆驼，朝东南方向的库布齐沙漠快速走去。两天后，他来了，带来了五斤白色的驼绒，二元五角一斤。他见病人还不能出院，当天就走了。又过了三天，老乡骑着一匹骆驼，后面拖着一匹，将他的老乡接出医院。医生建议再住几天，把病彻底治好。老乡说：“没钱嘞。算球嘞。”

    老乡没拒绝多开点药带回去，结清费用，分别骑上骆驼，再一次朝沙漠而去……其实，巴拉亥离草地不远，往南直线横穿约五十至七十公里宽度的库布齐沙漠，就是著名的伊克昭盟大草原。听说，夏令时节，蓝天下的草原是非常美丽的。

 

1977年夏 机运连旁 章衍（左）、乔湛江（右）

    夏日的一天，我跟随救护车驾驶员乔湛江去六连办事，同车的还有一位姓杨的机运连驾驶员，他与小乔是好战友。办完事从六连出来还没上公路呢，吱的一下车停了。小乔侧身离开驾驶座，站在了踏板上，对我招呼道：“来，你来开车。”

    “我？”我感到很是惊讶，没想到战友会自愿教我开车，“我不会开呀。我……有点害怕。”

    “怕甚。开！”战友的态度极其的坚决，他知道我很想学习开车。

    方向盘像块高强度的磁铁一般，把我吸引了过去。在小乔的指点下，我照葫芦画瓢，车子原地抖动了两下，熄火了。小乔又给我做了一连串的示范动作，还让杨兄紧靠着我，轻快地说道：“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这是双保险嘞。”

    在两位战友的贴身指导下，汽车正常地动了，在公路上像蜗牛一样爬行，后来加速起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每当偏离严重时，左右两边各有一只手，将方向盘拔正。开到机运连，杨兄下车，小乔才接过方向盘，将车开到医院停好。

    救护车是不能随便动的。不过，小乔只要有任务出车，我总是找个借口跟着一起去，半道上就由我来开；有机运连的战友开车来办事，也缠着他们允许我开上一圈。我还弄来一本关于汽车概况的书籍，坐在凳子上，边看书边模拟着练习操作的技巧。

    王林法、杨辰喜、乔湛江和我，常会凑点钱一起到老乡那里买西瓜。让我倍感奇怪的是，巴拉亥也有“花兰柿”，却根本没有黄芥壕产的那样香甜。

    老乡常来销售蔬菜。我就用五分钱买点葱，洗净断成寸长，撒点盐一拌就是菜，挖一点固体酱油泡一碗汤，配上米饭、高粱饭、窝窝头、钢丝面等；或买点白糖，将馒头、窝头用刀子划开，撒上糖。冬天吃两顿时，略多买点食物，留下些睡前吃，一吃完立刻睡觉，就是怕肚子撑不到天大亮就咕咕乱叫。

    每年的初秋，也是番茄的成熟期，几位战友会凑钱一起到附近的十连去购买。十连种植的番茄，红彤彤的半个拳头那么大，掰开了能看到瓣上带着粉，甜甜的没酸味。看守大田的是上海兵李文龙，就托他去买，一买就是几十斤，一角钱一斤，扒了皮就能吃了，纯绿色食品。

    深秋到来了，河水结上了冰。一天傍晚，连队里用毛驴套着一辆小平板车送来了一位女战士，脸色发黄，直喊肚子疼。几位医生对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化验、分析，最后确定是肠梗阻。医院没有条件治疗该病，乔湛江受命将病人连夜转院至磴口，随车还有一位医生、一名护士，我也跟着一起去。

    救护车返回到一半的路程时，车子不动了。小乔下车检查后确认是车的半轴坏了。他决定一人徒步回去，让我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发动机，以免机器过冷水箱冻结，也可以使车厢内的温度不致过低。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空旷无人黑咕隆咚的地方，越向四处张望心里就会越害怕。

    四个小时后，前方出现两柱强烈的灯光，是小乔取得零件带着一台卡车和一位修理工回来了，卡车带着医生和护士先回医院。车修好后，我开着汽车向巴拉亥方向快速移动，一缕曙光正冉冉升起……一路上，我们感到十分的庆幸，救护车没坏在去县城的路上，足以说明这位女战士的运道真是好。

    第二年的上半年，在我熟练掌握了汽车驾驶技术的当口，乔湛江调离了巴拉亥农场，救护车就没有了正式的驾驶员。需要用车时，就从机运连借驾驶员。我曾偷偷地开上车子到医药公司去采购药品，幸好没碰上警察的检查。后来的院长张万荣帮我去办驾照，怎奈地方交管部门一看咱是外省人，说属于“飞鸽牌”的知青，一律不准报考。没有专职驾驶员的救护车停放在那里，使用时老出点故障，后来就干脆趴窝了。

    想来，小乔是我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的第一位师傅。小乔在机运连里有一位关系很铁的战友叫王达，后来调到了其他地方。但他经常开着汽车到农场来办事或探望他的父母亲时，喜欢跑到小乔和我一同住的宿舍里，与小乔通宵谈天说地。每当王达来时，我就到病房去睡觉，真羡慕他们的兄弟情谊。

    乔湛江在宿舍外搭建的鸡窝里有四只童子鸡在扑腾，调离时关照我给饲养一下。他一走就是一个月，一天突然开着车回来，没一会儿又走了。看着鸡崽渐渐长大，还不见小乔回来处理，我无奈将它们全杀了，弄干净后吊在阴凉的隐蔽处，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出现。直到鸡飘出一股子淡淡的异味时，才在浓浓的酱油味的掩盖下，和唐彦芳、顾双凤、王林法一起饱了口福。

    经常来到医院见见面的在打井班工作的同学吴海龙，一天手上拎着一条腌制好的狗腿来看我，说是前段时间用枪打到的。一看到狗肉，我是垂涎欲滴。吴海龙笑笑说：“好朋友，有福就同享。”

    关于知青能否返回原籍的消息，零零星星传来。少部分战士，通过自己和家里人的一番努力，确实办了手续永久返回了原籍，农场里出现了人员加速流失的苗头。石院长走了，杨大夫、赵大夫、王大夫等多位医生陆续走了，原七连卫生员张万荣被调来当院长。

    战友顾双凤曾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章衍啊，侬晓得哇？张院长在上任的第一天碰到我就说，他到医院里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章衍给调回来。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闻听兄长的一语表态，不竟让我想起了七连的战友们。是啊，那个时候交通设施落后、通信联络不便，战友们若碰不上面，要说的话就只能留在心底里头了。

    医院里院校毕业的医生陆续走了，留下的是凭借着通过医生们的传帮带而掌握了实践经验的知青医务工作者。面对医生的奇缺，非常注重钻研医学并已卓有成效的张院长，在狠抓全体医务人员的业务知识，努力提高医疗水平的同时，将欧阳泽等提为医生，我和祝荣生也取得了处方权，又把邓东明也给调来了。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派我到北京买回一台卧式X光机。

    经过调整，医院恢复了正常的门急诊。欧阳泽等医生此刻在常见病方面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有长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前后到大医院去实习过，平时也注重医疗理论的充实。

    战士住院的较少，躺在病房里的大都是当地的老乡。冬天农闲，老乡是一人住院几人陪护。病房里，常常是一群的老乡，围着炉子席地而坐免费取暖，抽烟闲聊，烟雾弥漫，一股子土烟发出的臭味，连我这样的“烟鬼”都觉得有点受不了。女护士每次进去，会被呛得猛烈咳嗽，于是训斥几句。老乡也不生气，相互之间扮一下鬼脸，继续他们的海阔天空，晚上就地卷缩着过夜。

    一般的常见病，，在几位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住院三、五天便能全愈。老乡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农场医院在巴拉亥地区的医疗水准以及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帮助，临别时都是万分感激的。

 

八

 

     一九七八年初几天，祝荣生、何新夫妇的孩子在农场医院出生了，这可是大喜事啊！他俩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兵团的小单位里长时间的一同工作。何新生小孩时，是女医生葛大夫和护士王晓微接的生。

    葛大夫一忙活完，走出临时产房，高兴地对等待消息的几位战友说：“是女孩，顺产。”

    我立马跑到伙房，拿来一杆北方特有的带有形似畚箕的秤，将葛大夫抱出来的小孩放在盘子里，一划拉秤砣，估摸着去掉蜡烛包的分量，净重五斤八两。随后骑上自行车，赶到巴拉亥邮局，给正在伊盟东胜医院实习的祝荣生发了封“妻已分娩，速回”的电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第二天午后，祝荣生就回到了医院。我纳闷了，绕上一个库布齐沙漠怎么也得两天，他该不会是直接穿越了沙漠？祝荣生说，农场的吉普车正好在东胜。嗬，运道真是好，朱永忠开的车子快成了接他的专车了。祝荣生、何新夫妇孩子的降生，将同学们的身份统统升格为长辈；她也是咱大场镇知青中成对结婚后唯一在内蒙古的地界上出生的孩子。

    待人和气、医术较好的葛大夫在完成了新年迎接一位新生命的到来后不久，也调离了医院，许多战友相送出门直到公路边，依依不舍地看着她上车，大家彼此的心里都清楚，这一别可能永无再见。       

    由于生活物资的严重匮乏，张院长向场部申请调拨了医院附近的几亩地，同时调来了一位叫岳文跃的种菜好手。战友们管他叫老岳，没事时常到田头看老岳种菜，与他聊天。老岳四十多岁，廋廋高高的个子，待人和气，说话声音轻轻的总是带着微笑，很能聊，精心耕种着几亩地，让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友们有多种蔬菜吃。老岳是老高中，文化基础扎实，勤奋好学很爱看书，特别是医学方面的，他边种田边到X光室学习透视和拍片操作，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技术。我离开农场后，老岳在来信中告知，他调到了杭锦旗医院。

    邓东明调到医院后，我向他打听仁六的情况。他却告诉说，仁六在去年冬天就去世了。在最后弥留的日子里，任大爷在其儿子仁大宝、仁二宝的面前不断地念叨着我。当听到任大爷已经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中很是震惊和伤感，老人家似乎委屈了一辈子……

    一天上午，医院门诊值班室，猛然闯进来一位年轻的老乡，神色慌张，急急巴巴地大声说道：“大夫，大夫！快……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老乡，别急别急。慢慢说”我一边安慰，一边问了他一些情况。

    “……孩子只有四岁啊！”老乡哭诉道。

    我即刻从药柜里拿出二瓶烫伤药以及自己制作的土药，背起药箱，跟战友打了声招呼，坐上老乡的自行车，在颠簸了好长的时间后，才来到了他的家，老乡的脑袋上满是汗珠，眉毛、胡子都挂上了白色的冰霜。我随老乡进得屋子，屋里很暗，一股子异味扑鼻而来，右边一个灶台上的大锅里冒着一缕一缕的热气，屋里倒很暖和。从屋子里传出低一声高一声孩子的哭泣声，炕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神情呆滞，怀里扶坐着一个小男孩，男孩的一条腿穿着裤子，一条腿赤裸着，哭声不时从嘴中发出。

    我将药箱放在炕上，探过头去冲着小孩的脸亲切说：“给我看看你的腿，好吗？”

    女子将小孩托起，孩子顺势站了起来，他的左腿立着，赤裸的右腿荡着，手掌紧握成了两只小小的拳头，浑身打着颤。借着从窗户上透进的阳光，我仔细检查伤情，即刻毛骨悚然。细细的伤腿上，一根骨头外面包裹的只是一层厚簿不一渗着血汁的鲜肉，大腿上的部分皮肤、整个小腿从膝盖到脚面的皮，都上哪儿去啦？我惊讶地抬起头，看看女子，再看看小孩，只见小男孩的眼睛里挂满了泪珠，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露出痛苦和哀求的神情……

    老乡介绍说，早上一锅的水刚烧开，小孩在炕上玩耍，不小心一条腿插进了锅里，老婆见状赶紧将他从锅里拎起，见棉裤湿透也为降温，就一把将裤子脱下，皮肤也跟着被扯了下来……

    刚说完，老乡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哇哇的大哭了起来。我的心也不由自主的开始打颤，实在是太惨了。唉，除了叹气，还能怎么样呢？荒无人烟、与世无争的地方活着的人们，危急时刻，还能用多少所谓的医学知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不能怪孩子的家长，不能怪他们呐。

    本来以为最多是烫了几个大泡的伤情，没想到竟然如此严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于是轻声对老乡说：“小孩的伤势太重了，整条腿上的皮肤都没了。你家中这样的环境，很容易感染的。你应该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老乡站起身，双手一摊说道，“你就给上点药，算球嘞。”

    小孩继续直直地看着我，哭声小了，大概是哭得太久了，也可能是疼痛得麻木了。要知道，这样的伤势所引起的疼痛粘上谁都是难以承受的。我打开药箱，拿出当年所谓最好的烫伤特效药獾油，直接倒在了伤口上，然后用药棉签轻轻涂抹，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手势，尽量让棉签轻触伤口，小孩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那移动的右手和他自己的腿。第一次和第二次上药的时候，他的腿下意识地向后收缩了一下，后来就不动了，哭声也停止了。

    我心里清楚，冰凉的药，此刻涂在伤口上是能去痛的，但只是暂时的。当整条伤腿涂满了药时，我犹豫再三，将手上的敷料和绷带放回了药箱。我将药箱里所有的烫伤药和一些抗菌药片，外加我自制的用没开眼的小老鼠泡在菜油里已经半年的土药都留了下来，希望能对这家人有所帮助。

    来到屋外，我对老乡说：“希望你能带孩子去大点的医院医治，否则很难好的。过几天你可以用我留给你的药继续给孩子用。千万记住，不能用没有消过毒的布包扎伤口，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我们医院。”

    老乡激动地坚持要用自行车送，我没让，更没提费用的事，一句“算球嘞”，已经表达出他们在面临伤害与死亡威胁时的无奈等待。沿着来时自行车压出的车轮印子，我的脚步有点沉重，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医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么大的伤口，应该立即将小孩送往医院，送进无室菌，把伤情控制住，等待植皮。可是，我做不到，我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有医院，但没有设备，有设备可能没技术，有技术又可能没钱。如果小孩的伤口处理不好，别说他的腿保不住，就连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回到医院，我又找来了二罐獾油预备着。遗憾的是，这位老乡再没找来过……

    当地的老乡来看病时，一般病情已经发展到中度或重度，否则是不会来的，大都是经济原因。虽然医疗费用并不贵，像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包括伙食费在内，不会超过三十元；床位费每天三角钱、常用药如四环素、土霉素片剂，每片在一分钱左右；青霉素、链霉素、葡萄糖针剂一般都在二角钱以下。

    老乡要住院就医的话，需积攒到够一次押金的数额，要不然可能会被拒绝。住院病人在出院时也有拖欠费用的情况，十几元或二十几元。有的老乡欠费出院，若干天后会主动回来还清；也有一直欠着的，实在追不回来的就无限期挂着账。在我离开农场医院返回上海时，挂在账面上的住院欠费，总共一千多元，这些费用可能已经挽救了许多人的健康乃至生命。

    关于知青返城的各种小道消息，不停地传来。这个时候的政治氛围有所宽松，平日里战士们在聊天时，不再只是思想上的先进与落后那么简单的对比了，所议论的内容和公开的程度，已经涉及得更深、更广。

    据战友介绍，兵团正式转制为农场一年多后，战士们的情绪开始出现剧烈的波动，大田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生产效率严重下滑，普遍存在怠工现象。早上按时出工，晚上按时收工，但中间环节几乎完全失控。有领导监督就象征性的弄两下，没领导在场，就打牌、聊天；种土豆，用平板车将种子拉到大田，一铲子下去放上两颗；要是领导不在场，干脆挖个坑把半袋子的种子一起倒入，盖上泥土，大家哈哈一笑，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排长过来，一看种子不见了，就问：“种完啦？”

    “种完了。”几乎是异口同声。

    看车上的化肥也没了，排长又问：“化肥撒完啦？”

    “全部撒完了。”异口同声。

    “回吧！”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高高兴兴排着长队，扛起农具，走在了回营房的道路上。

    不久，连队领导检查农作物种植情况，青苗稀稀拉拉。见大田里鼓起了一个不正常的大包，很是诧异，一锹下去，一堆发着嫩芽的烂土豆；找到化肥掩埋的地方，泥土的颜色都不同于周边……开春的时候，各类种子是用拖拉机运到大田的；秋收的时候，战士们的头上顶个脸盆，就可将一季的某种果实给收回来。没有收获的劳动，毫无意义，更让人看不到前景，看不到生活的目标，麻木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尽管农场的生产形势每况愈下，但每月的工资还是照发。就算如此，谁都不知道农场今后的发展方向，更不清楚将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少有人知道该如何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当年许多积极报名奔赴边疆，真心想做出点贡献，实现人生价值的战士，也不得不将曾经的誓言收入口袋、豪情缩回胸膛，对理想、前途出现了迷茫，干部没了决心，战士没了信心。

    这支庞大的知青队伍，此刻真正成为了当地政府财政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农场的生产口号已经由“为国家作贡献”转变为“亏损不要超过一百五十万，争取亏损一百三十万。”记得农场的张副场长说过这么一番话：农场职工就是全部放假回去养着，也比每天去农田干活的费用要少。起码不需要种子、油料、办公费用。

    八月份，我接到口头通知，准备到呼和浩特市去参加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可惜书面通知书转递到我手上时，会议已经闭幕了。与此同时，农场上下人心浮动。

    军人在撤离兵团时，主动透露出一个被证实的信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成立到撤销，总共接收了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十多万；而从上海各县奔赴兵团的知青共有好几批，人数多达数千，分别配属给了一师、三师、四师；我和同学们乘坐的那趟专列是第一批到二十三团的，为了防止真实的情况被返馈，兵团故意扣押了我们的第一封信件，直到最后的专列发出。而被扣押的信件中，有的还被拆封检查过。

    我调到卫生队后，见到了军医付洼田、遇到政治处雷副主任时，都与他们聊起过在上海时，关于对兵团状况的宣传中有太多的不实之词，他们都承认隐瞒了部分客观情况，并说上海人生活条件太好了，不用点策略，没几个人肯来。调到农场医院后与党支部书记严敬亭聊起此事，她回答得更是直接了当：“想想看，我们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只有说假话了。这么穷的地方，有谁愿意来？”

    是啊，当年要是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如此艰苦的就业条件和荒凉的生存环境，讲不定有一半的上海知青是不会自愿报名的。我们是冲着“兵”而不是冲着“农”来的。兵团转制为农场后出现的动荡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从战友家里的来信中得知，上海市在外省上山下乡的部分知青和家长正在以一种特殊的行动，向政府提出一个要求：回家！现在这支知青队伍转眼间又变成了浩浩荡荡的返城大军。政府采取放行与接收的政策，也是面对现实，顺水推舟，合乎人心。

    后来传出巴拉亥农场党委郝书记对农场各个科室部门的最新指示以及与地方政府部门打的招呼：只要是农场职工来办理离蒙回原籍手续的，一律给予方便、放行，出了事情由我承担全部责任。

    郝书记掷地有声的讲话内容公开后，好似在热油中对上了一瓢水，顿时炸开了锅。战士们的身体像是被一种回城风中存在的“细菌”所传染，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被击中而倒下，原本冷清的医院很快就熙熙攘攘，前来就诊的战士络绎不绝，身体上都出现了“大病”、“重病”、“要命的病”。医生、护士都在帮忙写诊断证明书，医院的诊断证明章就在我的抽屉里。后来从这个图章上盖出的字，都有点模糊不清了，医院里一米多高的一堆病历卡转眼间就都不见了。

    农场委派办公室主任杨占元作为代表，由大场镇知青陈福明陪同，到上海宝山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协商关于巴拉亥农场内的宝山籍知青的回城事宜。

    政策规定，有婚姻续存关系的知青是不能回原籍的。怎么办？好办！离婚去。整个农场不知道有多少对跨省份的知青家庭，一夜之间都“闹”起了矛盾，纷纷跑到民政部门，一句“感情不和”，便拿到了离婚证书；有的连结婚证都没带，没关系，回去自个儿决定留下哪一份；有的其中一人恰巧不在巴拉亥，没关系，拉上年龄和相貌近似的战友，再带上帽子、口罩……

    一点都看不出来，战士们的手中开始掌控了一种能将自己办回城的“魔法”。许多战友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请我帮助他们将行李捆扎、打包，送他们一个个的离开巴拉亥，都是一付胜利大逃亡的神色。这对我不能不有所触动，似乎是在考问我，你还能坚持多久？又似乎是在提醒我，各地政府愿意接收知青回城，而办理相关的手续是一件不难做到的事。

    随着人员的不断减少，离场部较远的几个连队被裁撤，编入到了场部周边的连队中。原本有约五千人的兵团团级编制，改制后的县级单位的巴拉亥农场，此刻已然成为了一个空壳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知青们的离开，使农场面临的即将到来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转眼间一劳永逸地迎刃而解了。

     十二月份，邓东明从上海探亲一回来就跟我说，他这次是来办理粮油、户口转移的，在探亲期间已经办好了顶替的手续。猛然听到这一消息，我愣住了，邓东明你也要走啊？一直以为此生将永远成为边疆好战友的两人，也面临分别，这个消息来得实在是有点太突然了。

    八年前同学们碰到了，会问一句：“侬，内蒙古兵团去哇？”

    八年后战友们碰到了，会问一句：“侬，啥晨光回上海啊？”

    短时间内，农场里上海籍知青的人数便所剩无几，医院里我更是成了唯一。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竟自问，你该何去何从？回父母亲的家，家中住房条件较差，还有我睡觉的地方吗？弟弟刚从学校毕业，将再次依据我在外地支边的理由，争取分到好一点的工作单位，如果我此刻回去，该理由将荡然无存；若不是身处太过荒凉的地方，这里每月发给的工资外加边疆补贴，比内地的万岁三十六元要强多了，病退回家就此放弃尚属稳定的收入，回城既失业，从而增加父母亲的经济负担，这不是我要回去的目的；那么用顶替的形式回家，条件是否具备呢？越来越多的战友都能顶替回去，难道我不该试试？我是带着既准备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又盼望着能回家乡的心愿，向焦急等待着我明确态度的父母亲，发出询问信并告知我的真实想法：“若不能用顶替的形式返回上海，我将继续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九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母亲的工作单位寄来了招工录取商调函。按政策，母亲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她的单位接收我回原籍顶替她的工作。幸运之神降临，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家乡父母官的办事效率竟然是如此之高。

    在农场派出所工作的蒋南征妻子化汝习一看我可以回上海工作了，高兴地连连表示祝贺，并迅速开出了户籍以及其他关系的转移证明。

    我从医院财务部门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九元五角外加行李托运费一百元，必须带回家的物品先期打包托运。此时，医院的门诊间只有欧阳泽医生，以及唐彦芬、林茹等坚守着岗位，勉强维持着门诊接待，住院部此刻既无病人又无医生，我将重要的医疗器械、药品归至库房，做最后的登记、封存。

    当得知在东胜召开的农场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张万荣院长将于三月六日下午回到医院。我将自己不再使用的物品，诸如多余的米、面和几件旧衣服等送给了一位原九连的包头兵李长海。对于他的遭遇，我非常的同情，他是我离开农场前特地上门探望的最后一位战友。我嘱咐他，有事找老领导韩启荣连长，一定会得到帮助的。李长海低着头，右脚尖在地上轻轻地滑动着，喃喃地问道：“他们（包头知青）来看我，说以后不会再来了……你来看我，以后还会来吗？”

    “我回上海去了，很难再来看你了。”我心情沉重地拍拍他的肩膀。

    晚上，我去张院长的家。院长和妻子白凤贤大姐见到我，非常高兴，热情招呼坐下，说等会儿一起吃骆驼肉。怪不得刚进门就闻到屋子里飘着一股很香的肉味。我简略汇报一下这段时间里医院运转情况，并将物品清单交给他。

    “院长、白大姐！其实，现在……我也是来与你们告别的。我准备明天离开巴拉亥回上海了。”我心有不舍地说。

    “怎么，你也要走啊？”他俩一听，都愣住了，“不是说……你……走不了了吗？”

    “我已经办好了顶替回城的手续。这些日子之所以没有走，是在等着院长你回来之后汇报一下医院的情况。”

    “办事效率真够高的。”张院长点点头，稍稍想了一想，神情变得有点严肃地问道，“你，能不能晚一天走啊？”

    “哦！怎么啦？”眼见他的表情变化得有点快，我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啊呀！你是不知道呀，因为都说你走不了了，你的入党就没有直接给批。要是知道你能走的话，党委早就给批准啦。”他忽地站起身，把清单往床上一放，边穿棉袄边对白大姐说，“你自个儿先吃饭，我和章衍出去一趟。这个组织问题是一定要给解决的。”

    他拉着我来到农场政治处主任赵生芳的家里。赵主任听说我明天就要回上海去了，也是一阵的惊呀，想都没多想说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一会儿功夫，她回来了，递上一份入党志愿书说：“如果你已经走的话，志愿书就不用填了。既然没走，就将志愿书填一下吧。再找两位党员做介绍人，填好后交给我。”

    夜已经很深了，望着马灯里跳动的火苗，我激动得有点儿不能自持，人生道路上的一件重大事项，在我最不抱希望的时候，幸运之神却再次降临。为防填错，打了草稿后，在忐忑不安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天大亮，迅速填好志愿书，再次来到张院长的家，他已经在等着我了。他看志愿书，我吃骆驼肉。

    张院长在入党介绍人处填写并签名后，若有所思地说：“少了一个介绍人呐。咱们医院已经没有党员了。”

    “原九连副连长韩启荣了解我，让他做介绍人吧。”

    “太好了！快去快回。”

    我疾步来到十连驻地，找到韩启荣。他一边连着说，好事！好事！早该解决的事。一边提笔写就并签名。紧紧握手，道别。

    “走！我陪你去赵主任那儿。”张院长说。

    来到政治处，赵主任也正等着呢，见我们进去，问：“填好啦？”

    我点点头。赵主任接过志愿书，极其认真地一页一页看完，抬头说道：“章衍啊，关于你的入党问题，农场党委是有预案的，如果你走不了，暂时不予批准。原因我就不说了。”她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递过来，叮嘱道，“你和邓东明的组织关系转移单，我已经开好了，一并带上。你放好，千万别弄丢了。”停了停，她用大姐般深情的眼神看着我，似乎在回忆我和祝荣生、赵雪芳三位上海知青到达二十三团七连那天，正是她作为连队副指导员出面迎接的。而后又心情舒畅地笑着大声说，“现在好了，你能回上海去了，农场党委一定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你的人事档案，我们会寄到上海的，你放心走吧。再见啦！”

    与赵生芳主任郑重道别。返回医院的路上，张院长解开了一个在我心中长期存在的疑问，九连党支部通过的章衍和邓东明的入党志愿书，农场党委为什么一直没有给批准呢？

    原来，一九七六年年中的那次农场党委会议作出决定：鉴于军人撤离后，在兵团转制为国营农场的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形势，一段时期内暂时停止发展新的党员。九连党支部将章衍和邓东明的入党志愿书递送上去时，正巧没能赶上那次会议，就此被搁置在档案里头了，其他连队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这次的农场党委会议决定，为了对长期以来符合党章条件，表现确实突出，却又一直未被批准入党的那些个同志负责，做了一个预案，能走的，予以特批；走不了的，暂时不批。这次党委会将历年来各连队党支部通过后送审待批的三十六位中的六位予以批准，上海兵中有三位：章衍、邓东明、潘健康。

    当年从上海乘火车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达宿亥车站时，我见到并结识的兵团派来迎接知青的第一人是张万荣；现在结束在内蒙古巴拉亥农场的工作返回上海，正式要辞别的最后一人，还是张万荣。真是应验了人们常说的那是一种别样的缘分吧。

    三月八日七时，战友荆辉山借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迎着早晨升起的太阳，载着我向医院东北八里地的巴拉亥公社骑行，那里有一个地方政府运营的公交车站。到达时，荆辉山累得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章衍啊，侬哪能嘎重格啦？”

    有那么重吗？二个月来，吃不好睡不好的，体重还能增加？一看自行车，后轮胎没气了。我让他先回去，他不肯，一定要亲眼看着我上车。公交车载着我向西行驶，只见荆辉山骑上自行车在后面拼命地追，眼睛直视着汽车上那块泥点斑斑的后窗玻璃，其实直视着后窗玻璃的还有我那一双慢慢变得有点模糊不清的眼睛。他，连同那辆自行车，在阳光中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子……再见啦，我的战友！

    汽车经过农场场部时，我的双眼死死盯着那片房屋。作为最后离开医院的上海知青，此刻的内心五味杂成。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青春和汗水；留下了与战友们共同战天斗地时结交下的友谊；留下了知青们不远千里奔赴边疆垦荒屯田的痕迹；更有战友年轻的身躯化作丰碑，永远坚守在那茫茫的荒原上了……

    别啦，巴拉亥！在这里结识了那么多从祖国各地来的大哥、大姐，成为了他们的战友，使我从一个懵懂的毛头小伙转变成较为成熟的青年人。

    乘一列火车同来的青年，不曾经历想象中的金戈铁马，在反侵略战争中建功立业，倒是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凭着良心奉献青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成立到撤销，沧海一粟，留下了一抹淡淡的痕迹。姑且不去探讨她的社会形势、政治意义、历史背景，单单从全国各地云集于此的十多万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兵团战士来说，就值得骄傲一时，回味一世。我自问对兵团的贡献，那就是装在军用水壶里无色无味的水，泼进沙漠瞬间蒸发、融入黄河瞬间无影；而兵团给予的却是一盆燃烧的碳、一桶冒烟的水、一枚下落的锤，在我的心灵深处锤炼出了一章永不磨灭的印迹；荣耀与艰辛，也许就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赋予时代青年人的一番折磨、一种历练、一页光辉、一筐财富。

    汽车蹦蹦跳跳一路前行，忽然不跳了，黄河闸桥到了。侧脸望去，黄河还是冰层一片，阳光照耀在她的身上，泛着长长宽宽的一道白光。过不了多久，冰融水复的时刻就会来临，黄河之水将托举着大大小小的千万冰块，浩浩荡荡向着下游奔流，势不可挡。

    来到磴口县医药公司，想跟那位好心、热情的上海阿姨道个别，她的同事说，阿姨今天正好调休；又去了原二十三团转运站，那里已被一家不知名的单位占领了；抬手看看表，十二时正，我木然地走到了名叫巴彦高勒火车站的广场，深情地环顾四周，它迎来送往了多少知识青年；走上几级水泥台阶，进入候车室，买好了到上海的火车票，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某个时刻的来临。

    十三时左右，晴朗的天空下，一辆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拖着一列长长的绿皮车厢，带着隆隆响声来到了站台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下来，我将乘这趟列车离开曾经停留过一段时期的驿站。站台上的铃声响了两回，我希望列车员此刻失职，好让我像来时那样站在第一个踏步上，挥手向内蒙古的天与地作无言的告别。怎奈，忠于职守的列车员毫不留情地催我上车，转身就把车门给关上了。“哐当”一声巨响，在切断我思绪的同时，将我的身体与内蒙古的土地彻底隔离；这声巨响更是把我的这段岁月中奇特的经历抛撒在了茫茫的库布齐、涛涛的黄河、喧闹后重归宁静的巴拉亥……

    列车开动了，我不由自主地将脸紧靠着窗户，双眼使劲往外张望，一离开车站，所能见到的除了荒凉还是荒凉。真没想到，耗去了近八年的青春时光，而今的我却孤身一人，寻着来路踏上归途……列车经过宿亥车站的一瞬间，我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向“内蒙古兵团、巴拉亥农场”作最后的告别。 

    三月十一日上午，列车停靠在了当年的出发地上海火车北站。我的双脚一踏上站台，心里咯噔了一下“到家了！”而站台上的所有人，没有一个是为欢迎我而来的，那个锣鼓喧天、口号阵阵的年代悄然远去。七O届初中毕业生荣幸地赶上了一趟奇特的末班车，成为了上海市最后一批赴外省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走在车站广场上，低头看看自己，敞开的棉衣正面一长条蓝色的补丁、外套半旧的淡兰色咔叽布中山装、尚未破损的黄军裤、变了色的大头棉鞋、陈旧的士兵包里塞着吃剩的半只面包和一斤饼干、小旅行袋中装着一条破棉裤、一顶半新的羊皮帽以及在磴口购买的作为纪念物的两斤黑色纯羊毛绒线。

    穿着“兵团战士”的装束，怀揣五元八角的全部积蓄，回到父母亲身边。那段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兵团生活则尘封于脑海之中。

 

十

 

    后记：从踏上专列起至今，匆匆过去了四十六年，对人的生命里程来说可谓是漫漫长路，对历史长河来讲只是弹指一挥间。原本能组成一个加强排的五十六位行知中学、大场中学初中毕业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而今，曹剑青、唐思敏、赵国龙、陶国平……包括在兵团期间与我共事时间最长的祝荣生、何新夫妇都相继驾鹤西去。蓦然回首，已有一个班的战友永远地离开了这支队伍。

    当我打开思绪的闸门，将那个渐渐远去的“兵团——尘封的记忆”里的故事叙述并整理出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曾经的经历像电视连续剧一般在脑海中不停地涌现，似涓涓细水，绵延不断……仿佛自己又一次以豪迈的激情踏上征程，在荒原上和战友们一起脱坯制砖盖房、收割秋日果实、努力救死扶伤；仿佛自己再一次跨上骏马，与汽车比高下；每每见到我的孙子时，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小男孩挂满泪珠祈求上苍拯救的眼神，他还好吗？多少回梦里，上海与巴拉亥好似一段无法缩短的距离，那里毫无变化、原汁原味地等待着，召唤我再次去亲吻。

    那么多应当再见的老战友，你们生龙活虎的身影常常在我的眼前飘浮；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再次见到你们的影像时，却是白发飘逸，一遮永不回复的青春，恍如隔世梦境……

    作为曾经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在此向兵团战友敬礼！向上海籍战友敬礼！向至今生活在巴拉亥（呼和木独镇）的战友敬礼！

    谨以此篇纪念一起度过了那段青春岁月的战友。由于时间久远，记忆上不免出现一些模糊，所述故事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敬请谅解。如果当年的战友看到本文，有机会相互转告并问安好的话，不胜感激。

 

2003.02巴拉亥 左起：章衍胞弟、蒋玉、梁万宝、韩启荣之妻、韩启荣、佟宝贵之妻、佟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