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蒙兵团》读后兼忆团长赵树农
兵团老头
最近我的老伴把书架清理了一下，有些书拿到了地下室，摆上了刚刚得到的几本新书，我们不是喜新厌旧，新书的作者们也不是名家大腕反而清一色是我的兵团战友。
今年是内蒙古兵团战友的聚会年、出版年，他们四十年的积淀喷薄而出，有如道道彩虹无比的鲜艳。读他们写的书事前并不必要怀着崇敬的心情或者渴求得到什么启示，但是作者们叙述的的往事就发生在我们共同的过去，什么样的友情能比拥有共同的过去更珍贵的哪！
我要把这些书一字一句的读一遍，以此不辜负战友不辜负我们共同的昨天！
我刚刚读完了《我的内蒙兵团》
这是一本战友文章的选编，作者各师的都有，主编赵秋波是兵团二代。
1969年赵秋波到23团看望自己的老父亲时刚刚六岁。他这样回忆自己儿时对于23团的印象：“团部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光脚踩在上面，舒服极了，我去了就想在上面翻跟头。另一边就是光秃秃的土地，没有树，只有一簇簇野草，那泛着白皮的土地，踩在上面会“噗噗”的塌下去，大人们叫它盐碱地---”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很艰苦，这几年和各地的战友接触多了，都说自己艰苦,其实程度很不一样，23团确实是最差的。十几个连队一条线驻扎在库不其沙漠北端，只有七连有点河滩地能种点庄稼，多数连队都是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23团不像21、22有劳改农场的底子可以接管，完全是白手起家，各连队的战友放下行李就开始脱坯建造自己的房子。吃不饱是第一大敌！配合吃不饱一起进攻我们的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些话题要说起来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陈珍惠是这样记述她们女子班背羊粪的：“---这里是早年牧民倒场废弃的几个羊圈，扒开黄沙，下面积了厚厚的干羊粪，把羊粪装到每个人的麻袋里，让后用背包带像打行李背包那样背在后背上，每个人负重100多斤---脚下是一陷很深的黄沙，每爬一道沙梁都累得筋疲力尽---背上的麻袋越来越沉，肚子里也越来越饿，正在这时一个战士突然从口袋里摸到了一把红薯片（兵团初建时主食是糜子米，后来就是红薯面，这时红薯干都当主食了）这是她早上起来没有来得及吃完就装在了口袋里，这时想起来了，拿出来分给大家，嚼起来比肉还香。北国的寒冬天气干冷，军用水壶里的水都结了冰，但每个人的头上却冒着热气---终于回到了连队，卸下麻袋人们都不会走路了，身体只想往前扑。”
文字里面描述的情景我们都历历在目。同样是拉羊粪李凤林是这样记述的：“师部从外地运来几车皮羊粪卸在了临河火车站，需要我们去把它们拉回来。那时是冬天，临河离我们连队六十里，来回一百多里路，中间还要经过冰冻不久的黄河。这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每班一辆用大胶皮轱辘改装的车，一人驾辕，其余人拉边套，---装满羊粪，走起路来就觉得吃力多了，途中要经过好几个高岗，每当上坡时老远就要跑起来，以借着惯性往上冲，快爬到坡顶时，车就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到坡顶两腿都软了。更不好走的是几里地的黄河冰道，脚下经常打滑，感觉像是有劲使不上，不仅身体累，连心都累---过了黄河天已经黑了百十里地路程已使战士们筋疲力尽，双腿就像灌了铅，沉重的不听使唤，只是机械的往前迈，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终于走进了连队营房。”
这样的描述很多，几乎每个作者都提到了。但是，尽管生活那么艰苦通篇读完并没有感觉到悲观，而是充满了乐观和奋发向上的斗志。
我们都是苦过来的，吃苦并不是我们的刻意追求和原本的愿望，但是这些磨练确实给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增添了力量。最近也有不少回忆文章，在描述兵团生活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怖和压抑。我们不能说人家说的不是事实，大环境虽然一样，小环境才是真正给人留下印象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也不都是动手打人的，打人的永远不能摆脱凶手和暴徒的骂名，也不是一个不懂事就能开脱的了的。23团的一个友邻，那里打人整人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恐怖故事里都不平淡，这些虽然是现实存在，但是任何血腥也不能抹杀兵团战友在艰苦环境中的友情和温暖，正是这些友情和温暖牢牢地把大家连在一起。内蒙兵团成立四十年了，解散都三十多年了，大家天南地北的生活了一辈子，仍然不顾一切地聚会见面，这在全国恐怕都少有，连接大家的绝不是仇恨和偏见！恰恰是善良坚强和心灵的阳光灿烂。
陈东纪从西排干干了半年凯旋回到了连队。他这样记述回到了连队的情况：“—我们受到了一次超乎寻常的欢迎，我们的大卡车还没有停稳，全连指战员便一拥而上，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车下的人纷纷伸出热情的手与车上的人逐个握手，人如潮涌，握手也乱了套，右手握左手，左手握右手，或两只手同时伸出来握别人、被人握，与我们已经握住手的不愿意松开，后面的人伸手一个劲儿往前挤。车周围全是战友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想下车，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是战友们一个一个架下车，又抬起来走的，那情形真让人热血沸腾。我们被拥到宿舍，战友们依然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话长短。一会儿，女排的战友们给打来一盆盆温水，让我们擦洗，又一会儿副指导员赵友琴带领一干人马从食堂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鼻的肉丝面，连长、指导员一直看着，劝着我们一个一个吃下去----当时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革命大家庭，也体验到了男女战友之间充溢着革命内涵的情真意切。因为接下来的一幕更证实了这一点，第二天，由女排长、女班长带队，所有的女战友来到了男排宿舍，不由分说把我们的被褥强行抱走去拆洗----”
此情此景并不遥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欲横流人情越来越淡，我们经过三四十年的比对倒是更加明确：兵团战友之情丢不得！我们对炙热的战友情怀充满感激，它将在我们生命里永驻！
但凡比较阳光的地方，大家都很平等，没有歧视，领导的带头作用也好，总之就是大家说的同甘苦共患难。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我们23团的团长—赵树农，这本书的主编赵秋波就是赵团长的儿子。
在写他父亲时秋波这样说：“1975年底，兵团解散了，父亲一个人在那儿度过了七年，他带着一个跟随他半辈子的背包和严重的哮喘回到了家。零星记得在他酒喝得微醉的时候给我讲过他打鬼子、打老蒋的故事，也讲过在朝鲜那么多人战死了，讲他的班、他的连、讲他剿匪的惊险，讲内蒙兵团。我渐渐长大，父亲讲的越来越少了。1984年10月，父亲突然病故，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亲身后巨大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父亲走了，带走了所有的故事。”
赵团长是山东人，38军战士，十几岁参加了八路军，真正的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说话大嗓门，热情爽朗，有股豪气。赵团长为官清廉，不搞特殊化，在团机关与干部战士一起排队在大食堂吃饭，下连队，拿两个馒头，端一碗菜汤，蹲在地上就吃。无论割麦子还是挖大渠，都有团长干活的身影，而且他也喜欢和战友们在一起。建团定点初期，常常是晚上用皮大衣一裹，躺在沙岗上过夜。赵团长在23团威信很高，现在老23团的兵团战友们提起他来无不钦佩无不赞扬。前年我碰到鄂尔多斯一位干部，他参加过兵团转地方的交接，他说23团交接的时候连人带物都非常细的造了册，物和帐没有一件对不上，有的团连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没有留给地方。赵团长真的就是背着自己的背包和加重了的哮喘病回去的。曾任‘解放军报’社长的刘绳写道：“就我的感觉而言，在“左”风盛行的年代里，23团的政治气候不过激，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许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在团里依然大有用武之地----，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理所应当，可是在当时，赵团长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顶住了一些非议，表现出过人的胆量和勇气。”
我和赵团长不是很熟，因为我1971年就离开了23团，1975年我希望老伴也从23团调到临河，但是政治处以工作离不开为由不放。正好在一个会议上我碰到了赵团长，就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赵团长想了想：“是啊，你们也好多年了，个人问题该考虑了，小唐在团里也贡献不小，组织也该关心关心了！”正说话，师里干部科王科长走过来，赵团长立刻叫住他：“老王，小唐的事你下个令儿，我回去给她办，他们不小了，该办了！”这样我老伴才调到了临河，这虽然是我的私事，但团长对我有恩，我们永远不能忘！
我只是粗粗读来，还要细细去读，这样的书是读生活读情感，绝对的开卷有益。
最近我的老伴把书架清理了一下，有些书拿到了地下室，摆上了刚刚得到的几本新书，我们不是喜新厌旧，新书的作者们也不是名家大腕反而清一色是我的兵团战友。
今年是内蒙古兵团战友的聚会年、出版年，他们四十年的积淀喷薄而出，有如道道彩虹无比的鲜艳。读他们写的书事前并不必要怀着崇敬的心情或者渴求得到什么启示，但是作者们叙述的的往事就发生在我们共同的过去，什么样的友情能比拥有共同的过去更珍贵的哪！
我要把这些书一字一句的读一遍，以此不辜负战友不辜负我们共同的昨天！
我刚刚读完了《我的内蒙兵团》
这是一本战友文章的选编，作者各师的都有，主编赵秋波是兵团二代。
1969年赵秋波到23团看望自己的老父亲时刚刚六岁。他这样回忆自己儿时对于23团的印象：“团部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光脚踩在上面，舒服极了，我去了就想在上面翻跟头。另一边就是光秃秃的土地，没有树，只有一簇簇野草，那泛着白皮的土地，踩在上面会“噗噗”的塌下去，大人们叫它盐碱地---”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很艰苦，这几年和各地的战友接触多了，都说自己艰苦,其实程度很不一样，23团确实是最差的。十几个连队一条线驻扎在库不其沙漠北端，只有七连有点河滩地能种点庄稼，多数连队都是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23团不像21、22有劳改农场的底子可以接管，完全是白手起家，各连队的战友放下行李就开始脱坯建造自己的房子。吃不饱是第一大敌！配合吃不饱一起进攻我们的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些话题要说起来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陈珍惠是这样记述她们女子班背羊粪的：“---这里是早年牧民倒场废弃的几个羊圈，扒开黄沙，下面积了厚厚的干羊粪，把羊粪装到每个人的麻袋里，让后用背包带像打行李背包那样背在后背上，每个人负重100多斤---脚下是一陷很深的黄沙，每爬一道沙梁都累得筋疲力尽---背上的麻袋越来越沉，肚子里也越来越饿，正在这时一个战士突然从口袋里摸到了一把红薯片（兵团初建时主食是糜子米，后来就是红薯面，这时红薯干都当主食了）这是她早上起来没有来得及吃完就装在了口袋里，这时想起来了，拿出来分给大家，嚼起来比肉还香。北国的寒冬天气干冷，军用水壶里的水都结了冰，但每个人的头上却冒着热气---终于回到了连队，卸下麻袋人们都不会走路了，身体只想往前扑。”
文字里面描述的情景我们都历历在目。同样是拉羊粪李凤林是这样记述的：“师部从外地运来几车皮羊粪卸在了临河火车站，需要我们去把它们拉回来。那时是冬天，临河离我们连队六十里，来回一百多里路，中间还要经过冰冻不久的黄河。这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每班一辆用大胶皮轱辘改装的车，一人驾辕，其余人拉边套，---装满羊粪，走起路来就觉得吃力多了，途中要经过好几个高岗，每当上坡时老远就要跑起来，以借着惯性往上冲，快爬到坡顶时，车就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到坡顶两腿都软了。更不好走的是几里地的黄河冰道，脚下经常打滑，感觉像是有劲使不上，不仅身体累，连心都累---过了黄河天已经黑了百十里地路程已使战士们筋疲力尽，双腿就像灌了铅，沉重的不听使唤，只是机械的往前迈，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终于走进了连队营房。”
这样的描述很多，几乎每个作者都提到了。但是，尽管生活那么艰苦通篇读完并没有感觉到悲观，而是充满了乐观和奋发向上的斗志。
我们都是苦过来的，吃苦并不是我们的刻意追求和原本的愿望，但是这些磨练确实给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增添了力量。最近也有不少回忆文章，在描述兵团生活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怖和压抑。我们不能说人家说的不是事实，大环境虽然一样，小环境才是真正给人留下印象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也不都是动手打人的，打人的永远不能摆脱凶手和暴徒的骂名，也不是一个不懂事就能开脱的了的。23团的一个友邻，那里打人整人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恐怖故事里都不平淡，这些虽然是现实存在，但是任何血腥也不能抹杀兵团战友在艰苦环境中的友情和温暖，正是这些友情和温暖牢牢地把大家连在一起。内蒙兵团成立四十年了，解散都三十多年了，大家天南地北的生活了一辈子，仍然不顾一切地聚会见面，这在全国恐怕都少有，连接大家的绝不是仇恨和偏见！恰恰是善良坚强和心灵的阳光灿烂。
陈东纪从西排干干了半年凯旋回到了连队。他这样记述回到了连队的情况：“—我们受到了一次超乎寻常的欢迎，我们的大卡车还没有停稳，全连指战员便一拥而上，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车下的人纷纷伸出热情的手与车上的人逐个握手，人如潮涌，握手也乱了套，右手握左手，左手握右手，或两只手同时伸出来握别人、被人握，与我们已经握住手的不愿意松开，后面的人伸手一个劲儿往前挤。车周围全是战友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想下车，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是战友们一个一个架下车，又抬起来走的，那情形真让人热血沸腾。我们被拥到宿舍，战友们依然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话长短。一会儿，女排的战友们给打来一盆盆温水，让我们擦洗，又一会儿副指导员赵友琴带领一干人马从食堂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鼻的肉丝面，连长、指导员一直看着，劝着我们一个一个吃下去----当时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革命大家庭，也体验到了男女战友之间充溢着革命内涵的情真意切。因为接下来的一幕更证实了这一点，第二天，由女排长、女班长带队，所有的女战友来到了男排宿舍，不由分说把我们的被褥强行抱走去拆洗----”
此情此景并不遥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欲横流人情越来越淡，我们经过三四十年的比对倒是更加明确：兵团战友之情丢不得！我们对炙热的战友情怀充满感激，它将在我们生命里永驻！
但凡比较阳光的地方，大家都很平等，没有歧视，领导的带头作用也好，总之就是大家说的同甘苦共患难。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我们23团的团长—赵树农，这本书的主编赵秋波就是赵团长的儿子。
在写他父亲时秋波这样说：“1975年底，兵团解散了，父亲一个人在那儿度过了七年，他带着一个跟随他半辈子的背包和严重的哮喘回到了家。零星记得在他酒喝得微醉的时候给我讲过他打鬼子、打老蒋的故事，也讲过在朝鲜那么多人战死了，讲他的班、他的连、讲他剿匪的惊险，讲内蒙兵团。我渐渐长大，父亲讲的越来越少了。1984年10月，父亲突然病故，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亲身后巨大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父亲走了，带走了所有的故事。”
赵团长是山东人，38军战士，十几岁参加了八路军，真正的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说话大嗓门，热情爽朗，有股豪气。赵团长为官清廉，不搞特殊化，在团机关与干部战士一起排队在大食堂吃饭，下连队，拿两个馒头，端一碗菜汤，蹲在地上就吃。无论割麦子还是挖大渠，都有团长干活的身影，而且他也喜欢和战友们在一起。建团定点初期，常常是晚上用皮大衣一裹，躺在沙岗上过夜。赵团长在23团威信很高，现在老23团的兵团战友们提起他来无不钦佩无不赞扬。前年我碰到鄂尔多斯一位干部，他参加过兵团转地方的交接，他说23团交接的时候连人带物都非常细的造了册，物和帐没有一件对不上，有的团连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没有留给地方。赵团长真的就是背着自己的背包和加重了的哮喘病回去的。曾任‘解放军报’社长的刘绳写道：“就我的感觉而言，在“左”风盛行的年代里，23团的政治气候不过激，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许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在团里依然大有用武之地----，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理所应当，可是在当时，赵团长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顶住了一些非议，表现出过人的胆量和勇气。”
我和赵团长不是很熟，因为我1971年就离开了23团，1975年我希望老伴也从23团调到临河，但是政治处以工作离不开为由不放。正好在一个会议上我碰到了赵团长，就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赵团长想了想：“是啊，你们也好多年了，个人问题该考虑了，小唐在团里也贡献不小，组织也该关心关心了！”正说话，师里干部科王科长走过来，赵团长立刻叫住他：“老王，小唐的事你下个令儿，我回去给她办，他们不小了，该办了！”这样我老伴才调到了临河，这虽然是我的私事，但团长对我有恩，我们永远不能忘！
我只是粗粗读来，还要细细去读，这样的书是读生活读情感，绝对的开卷有益。
谢谢赵秋波，大家都会感谢你！谢谢赵秋波，大家都会感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