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丁护士

昕燕

 

    丁菲菲坐最晚一班摆渡过了黄河，又搭上老乡的驴车，天刚擦黑就回到了二十团。

    尽管路上听老乡说兵团撤了，现役军人走了，知青也都快跑光了，农场局派来的地方干部正在逐步接手…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她感到吃惊。一年前她离开时这里还很繁忙热闹，兵团战士、干部人来人往乱乱哄哄的，可现在却是人走房空，四周静悄悄的，除了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丁菲菲望着团部偌大的营区，只有七、八间房里亮着昏暗的灯光，就象一片坟墓中闪烁的鬼火一样。她的心里感到一阵悸动，开始怀疑自己重返兵团的决定。

    丁菲菲提着那只不太重的手提包，回到了团卫生所的宿舍，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锁。这有些出乎意料，她原以为一年的时间会让这把小锁锈蚀得很难打开。她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燃了一支蜡烛，这是早就准备好的，因为她走之前团里的发电机就被烧毁了。屋里的一切还是她走时的样子，白色的床单罩在被褥卷上，由于落了很多土巳经变成了灰色，她的镜子、擦手油都还挨着小书架中几本护理专业的书籍整齐地放在桌上，只是除了厚厚一层尘土外，好象还拉上了蛛网。为打扫一下卫生，丁菲菲从团部自流井挑了一担水回来，路上歇了两次肩膀还有些疼。过去这种活儿是轮不上她干的，那些男战士会把这活儿，当成向美丽的白衣天使献殷勤的绝好机会来把握，她只需报以一个微笑，说声谢谢就可以了。当煤油炉上的水壶突突地冒着热气，把壶盖顶得叭叭做响时，丁菲菲的清扫工作也告一段落。她给自己沏了一杯很浓的麦乳精，舒服地靠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房间里另一张床板上还放着张和平用旧棉絮自制的枕头，可被褥和箱子都不见了，显然这位立志扎根边疆的呼市大姐也回城了。丁菲菲和这位大姐的关系一向不太融洽，张和平总是用批评的口气语重心长地教育她，要改掉资产阶娇小姐的生活习气，要很好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丁菲菲也看不惯她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更受不了她视钱如命的活法，甚至嘲笑她从未在服务社买过罐头吃。可现在当她走了后，丁菲菲感到的却是莫名的孤独。

    秋天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慵懒。当丁菲菲推开当年掛着军务股的脾子，现在却用张白纸贴在上面写着“劳资科”的门后，出现在她面前的是滿屋烟雾，在窗户直射进来刺眼的阳光中缭绕。原本是军务股长“李大胖子”(知青背后都这么叫他)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中年的地方干部，穿着一件可能是老婆为他接管兵团才做的黑棉袄，而且象多数地方干部那样没有罩衣。他自我介绍是临时负责劳资工作的“老顾”。对此，尽管从未谋面，丁菲菲也是确信无疑的，如果不是组织委派，谁会无缘无故地接手兵团的这个烂摊子呢！让丁菲菲感到别扭的是，这位“老顾”除了不停得抽他的那个蛤蟆烟，只是拿眼睛望着她，好象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完全没有“李大胖子”在兵团战士面前的那种自信洒脱。

    丁菲菲只好称他“顾科长”，并说明了来意：“我是团卫生所的卫生员，叫丁菲菲。我请假回北京一年多了，昨天刚回来。可是卫生所找不到领导了，只好到您这儿来销假。顺便问一下我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还在卫生所？”

    “老顾”好象半天才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你不是来办返城手续的。”

     “不是。”
       
    “回家一年，一定是超假了吧？”“老顾”终于露出领导者的口吻，但马上又说：“不过兵团的事我们管不了，你先回卫生所等候通知，过两天新所长就会到任。不过呢，新领导到任前你要负责看管好卫生所，不能丢东西，那都是国家财产，移交时都登记造册过的。”

    丁菲菲从军务股(她心里仍然不接受这是什么劳资科)出来后，赶紧跑到司令部前面的操场透了口气，那蛤蟆烟的味道熏得她直恶心！为了散散身上烟味她不打算马上回卫生所去，而是遛遛达达地向团部东边的招待所走去。20团的招待所有四排房子，每排十间屋子。过去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各连来团部办事的干部、战士住，还有些拉粮拉货的马车停在那里，卸车后笼头、缰绳、套膺摊开一地，让你不小心走路就会绊脚。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四处空荡荡的。房前停车的平地原本压得很实，不知不觉中也长出了几丛织芨草。窗上的玻璃多数是被砸坏的，一定是哪位战友临走前为渲泄多年压抑的情绪做出的“壮举”，因为兵团虽撤余威尚在，当地老乡还不敢这快就进入当年的“危险地带”。多数的房门是敞开的，也有些巳经不翼而飞了，想必是被人当了行李的包装箱。丁菲菲无意中走进了招待所第二排西边的那间房，这里以前是机关几个女战士的宿舍，她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找刘新英来玩。刘新英是团部总机的话务员，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丁菲菲在北京的一年一直都是住在刘新英家里，因为她在北京早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出生的那年父亲参加了志愿军，这位刚走出大学门不久的书生连美国鬼子长什么样儿都没见到，就在冰天雪地里的一次车祸中壮烈牺牲了。第二年的春天她的母亲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她是由姑妈一手带大的。姑妈在一所女子中学当校长，受过良好教育，为人和善，工作认真，是个真正投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好人。由于丁菲菲失去了双亲，姑妈对她格外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已亲生儿子的程度，这一点让她的表哥始终耿耿于怀。1965年，丁菲菲考进了姑妈所在的中学。转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红卫兵组织为了不断掀起斗争新高潮，想方设法用尽手段地做她工作。她虽然拒绝参加“剃头”“坐飞机”那些过激活动，但最后还是怀着彷徨、犹豫、无奈的心情，在“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黑干将丁原”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姑妈名字上那个大大的红叉，一旦和丁菲菲的名字联系起来，她一生的厄运就开始了！姑妈是她报名参加兵团那年去世的，刚刚办完丧事，表哥就向她宣布了“断绝一切关糸”的决定。也就是说那一刻起，丁菲菲在北京就没有“家”了。
      
    在刘新英家住的这段日子，她俩儿还象在兵团时一样把不多的钱和粮票合在一起花，尽管有些清苦但也其乐融融，直到刘新英分配工作有了收入，她们才敢去商店买零食，才能一起看电影。刘新英上班以后，丁菲菲常常一个人呆在屋里无事可做，渐渐地她想回兵团了，毕竟总赖在朋友家不是长久之计。每次提回去的事，刘新英都会哭上一鼻子，闹到最后总能达成妥协：再住一个月。最终让丁菲菲下决定决心走的有两件事：一是医院确诊她患有“风湿性主动脉瓣狭窄”，常识使她意识到自已的生命巳是何等的脆弱，甚至不必再与生活做更多的计较，但她不敢告诉刘新英；二是接到来信说刘新英的父母和弟弟，即将从江西干校返京工作，在房屋政策落实之前，这间十八平米的筒子楼是绝无她的容身之处的。
      
    她在刘新英的宿舍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回忆。那个带着裂纹的炉盖还安稳地躺在土炉子上，丁菲菲最喜欢用火钩子在上划出刺耳的“吱吱”声，然后看着刘新英捂着耳朵，紧闭双眼的痛苦状开心大笑；土炕东侧有个大大的耗子洞，每隔几天就要填很多土，否则刘新英无法在上面安睡，最后还是她俩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后勤仓库偷了块床板，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风斗上“常青指路”的画报是她们一起糊上去的；墙围上“兵团战友报”里每张照片的人物都被画上了胡子和眼镜，其滑稽的样子曾让她俩儿抱成一团笑出了眼泪…丁菲菲离开之前在屋角处拣到了一只钢发卡，她清楚地记得这屋里住的人中只有刘新英有这种发卡，便把它带回卫生所了。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丁菲菲每天都到那些没人住的空房子去转转，机关灶、大礼堂、幼儿园、澡堂子、小学校一处不落，甚至对搬光了东西的家属房和仓库也挺感兴趣，总是乘着没人进去瞧瞧。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中这竟然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不去走走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凡是看到对兵团生活有些象征意义的东西，丁菲菲都会当成很有收藏价值的“纪念品”拣回来，弄干净后整整齐齐地放在张和平的空床板上。几天下来，她发现被遗弃的东西中最多的是兵团服，不光有单衣、棉衣，还有棉大衣和皮帽子。她想不通，“当初饿成那样都没舍得拿去和老乡换鸡蛋吃的兵团服，怎么就不要了呢？”于是她随身带了把折叠的小剪子，从每件衣服上剪下一颗“光板扣”(有别于真军装的八一扣)作为“纪念品”。她很为自已的这个创意感到自豪！有一天，在基建大院里，丁菲菲拣到一台不能听了的半导体收音机，波段开关还放在“短波”上，她由此断定这肯定是个常听“敌台”的主儿。还有一天，她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在放映员张世弘的屋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加仑桶，里边装着滿滿一桶柴油，看来两个月内不用再为煤油炉的燃料发愁了。当然，最让她开心还是在白干事家找到了一本他女儿白雪梅的日记，上面写道：“6月5日，周二，晴。今天爸爸带我去卫生所打针，我没哭，爸爸夸我很勇敢！其实丁阿姨打针根本不疼，她还用手挠我屁顾(原文如此)特痒，等我长大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当一个打针不疼的好大夫！”这段日记丁菲菲一连看了三遍，然后得意道：“傻丫头，大夫还用给人打针么？你懂个啥儿！”
      
    日复一日，丁菲菲游荡于团部的各个角落。每拣到一件“纪念品”她就感到庆幸，窥探到别人往日的小秘密她也会很开心，一旦什么东西勾起了伤感的回忆，她就默默地掉会儿眼泪。
     
    就这样，丁菲菲拣回来的“纪念品”越来越多，巳经摆滿了那张床板。就这样，可以让她动心拣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她决定要放弃这种努力。就在决心放弃的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尽管多数兵团战友家境都挺困难，尽管他们都象张和平那样日子过得很节俭，可是对无法返城的恐惧感，就象魔鬼扼住了喉咙，让他们觉得那怕再耽误一分钟都有窒息死亡的危险！所以，战友们才会丢下那么多有用的东西，仓皇如败兵般逃去，可能都没敢再回头看一眼这片印着青春身影的土地。
     
    其实，对丁菲菲来说最难打发的时间是夜晚，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卫生所的三排房子里只住着她一个人。因此，天黑以后她就插紧门捎，再顶把铁锹，从不出门。一般情况下，晚饭以煮干掛面为主，而饭后她能做的事情只有两件：要么在烛光下把玩那些拣来的宝贝；要么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在秋虫的伴唱中发呆。也许在发呆时的候她想起过很多往事，她的童年、她的姑妈、她各个时期的男女朋友…有甜蜜的、苦涩的、还有懊悔不巳的。也许在发呆的时候她曾悟出了这样的道理：人只有生活在同样的群体中才会感到幸福，而自已却在追寻这个群体的路上变得更加孤独。无论怎样，丁菲菲在孤独的驱赶下一定产生过这样的幻想：一个身材强壮的男人破门而入，只要他不太丑陋，只要他不太猥锁，只要他不很粗暴，只要他愿意说一句让自已感到关心的话，她都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个近乎荒唐的幻想让丁菲菲羞红了脸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随着农场生产、生活秩序的好转，丁菲菲的生活也逐渐正常了，她继续忙碌在卫生员的岗位上。两年以后，在配合助产师救治一位难产妇女的过程中，她猝死在产床前。在收拾遗物时，大家一致认定那些兵团的“纪念品”都是私人财物，应该随她而去。
    
    最后，当地的老乡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让丁菲菲进入20团的战士陵园，而是把她埋葬在什拉召东南方向，那片开遍马兰花的布拉摊上。所以注定三十年后，当那群滿头白发为纪念赴蒙四十周年而来的兵团战友们，站在陵园的墓碑前致哀时，并不知道在不远处还躺着一位年青、美丽、孤独的战友——那个打针时为分散痛感，会轻轻地，轻轻地用手挠着你“小丁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