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

耿耿

 

 

 

 

 

我爱北京天安门----为国庆六十一周年而作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
    这恐是文革时期我国老百姓最为熟悉的一首儿歌。
 
    我对北京的记忆源于五六岁刚记事时，知道自己是在北京出生的。
    小学了，从语文书上知道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幼小的心里多了些许自豪。又听母亲说，我是在一个教会医院出生的，许多护士都是外国人，把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当时我小记不住医院的名称，后来对上号知道是有名的协和医院，从此，林巧稚的名字连同协和连同北京也一起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再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旧立新，打砸抢查抄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斗黑帮揪牛鬼蛇神　停课停产　游行大串联，　学校乱了厂矿乱了　机关单位乱了社会乱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北京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从六六年的八.一八到十一月下旬，短短的三个月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先后七次检阅了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北京——成为那个年代中学生崇拜向往的革命圣地，天安门则是圣地中最具代表的标志性建筑。
 出于对伟人的崇拜，当年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倍感骄傲自豪，但自豪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没见过毛主席的还是大多数。在大串联中，我们一行同学刚到了郑州就看到了国务院关于立即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大家没敢在郑州多停留，几天后就决定乘车北上返回呼和浩特。
    此趟列车终点站是北京永定门，到呼和浩特必须在京倒车。我们大队人马从永定门车站下了车要步行辗转到新车站乘车，当我们顺着天坛西北外墙的小路行进快到新车站之时，已然看到了前门，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沸腾之声，清晰的听到了毛主席向红卫兵小将问好的声音。啊，毛主席，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广场的喇叭里不断升级的声浪震撼着大家的耳膜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与天安门广场如此的接近，真正的近在咫尺，大家能想象到此时天安门前万众欢腾的热烈场面，也可想象出广场上每一位欢呼雀跃的身姿与笑脸。而在此时，我们一行的男女同学却无权逗留北京更无权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后只能悻悻地在新车站乘车立即离京。
    眼睁睁的错过了能看到毛主席的绝好机会，回到呼市的我们只能是万分的遗憾无限的后悔。后悔我们胆小没敢集体赖在北京，后悔我们当时不能生出双翅飞进广场。就这样，半年过去了，内心仍被错过绝好机会的委屈堵着，心底里仍旧潜藏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在复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向往北京想往天安门的愿望日益强烈，就像当年一首歌中深情唱的那样：
    “……我们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祝福您…..”
    一旦这种强烈的愿望从心底里奔涌升腾，“到北京去”便成为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决心与行动。一九六七年之夏，我与班里的好友瞿湘平一拍即合，真的实施了扒火车到北京的计划。不过，我们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如同历险般被迫停止了。
    我的同学好友瞿湘平是杭州人，个子比我高也很有心计。从开始酝酿去北京之事到形成计划再到实施行动，我们俩始终守口如瓶。我们背着各自的父母偷拿了家里的钱与全国粮票，在商量好的那天夜晚，约九十点时绕过火车站的检票口，从西边百米外没封闭无人看管的地段走到了铁轨前，顺铁路向东就能直接走到站台上。那时的火车站很简陋，只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是候车室。站台很空旷，向东看到几十米处的前方一辆车头朝东的列车停在站台上，车尾正朝着我们。火车只要向东开，必定是北京方向。我俩喜出望外向那车尾快步走去。忽然，后面远远传来“干啥的？站住！”“站住！　站住！”的吼声，是站台上两位背枪执勤的军人，无疑他们是在喊我俩。我与瞿湘平不但没停步，反而就像得到了助跑令不约而同撒开丫子向前跑，径直登上了列车尾部的铁蹬上到了高高的车厢钻了进去。
    这是一节邮车，里面堆着许多大大的鼓鼓囊囊的帆布邮包。气喘吁吁钻进车厢的我俩天真的以为那两位军人只是吓唬吓唬我们，我还幼稚的幻想着我俩已钻进了车厢，军人看不到我们也就不追了…..，我的美梦还没做完，两位军人就进到了车厢直朝我俩走来。
    面对面，竟然发现是两个像男孩一样的小军人。站在一起，与我的个头也差不多还没有瞿湘平高呢。一张口，他们是南方人，看得出他俩也就十六七岁。也许南方人长得显小，但我敢肯定他们是新兵蛋子。眼前的军人个子再矮年龄再小毕竟还是军人，肥大的军装下，他们背着枪，更要命的是在他们的左臂上有着像红卫兵一样的红袖箍，白色的“纠察”二字赫然醒目。我和瞿湘平不知道，此时火车站已被执行军管，这两位男孩似的新兵蛋子在站台上正在执行保卫任务。公务在身的小军人一脸的严肃，我俩七嘴八舌的诉说着我们大串联时没赶上毛主席检阅的委屈，任凭我们表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仰之情，任凭我俩表白我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之情，无论如何也感动不了这两位执行公务的小军人。他俩操着南方口音命令我俩下车，瞿湘平不停的念叨着她心里的话： “我们就是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我们就是想去看看毛主席”她的心里话也是我的心里话。我俩的眼里都充满了晶莹。小军人改变了语气说这是货车不安全，让我们按规矩买票去乘客车。我俩哭穷说没钱，但这不是理由。关键时候我哑口无言，瞿湘平激动得喷着唾沫星子发挥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仍不奏效之后，无奈的我俩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邮车里的押运人员，尽管两位中年男押运很同情我俩，但有两个戴红箍的小军人纠察在场，高大威猛的押运人员也不敢私自留下我俩。终于在和颜悦色的劝说与不近人情的强压之下，我俩无奈的走下了邮车车厢。在两个小纠察的“护送”下我俩进到了候车室，在那里坐到了大天亮，然后步行半小时到学校继续闹革命——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因为我和瞿湘平事先有约，扒车未遂之事如果我们自己不说，我们的父母亲绝对不会知道。他们也不会想到，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为了去北京敢去扒火车。
    过后，这件事我俩都没对父母讲，但我们告诉了很亲近很信任但并非我们班主任的朱凡老师。四十多岁的女老师一扫平日的慈爱满脸的严肃：
    “你们太冒险了！” 
    “你们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吗？你们不知道站台上军人的枪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背着枪巡逻，叫你们站住你俩还敢跑！？万一……” 女老师瞪圆了两眼严厉的一通训斥把我俩吓得缩了脖，的确如她所说，那晚我们在站台上被纠察追着跑时，万一纠察把我俩当成搞破坏的阶级敌人开了枪怎么办？文革时期乃非常时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军人为保卫火车站执行公务时对不法之徒开枪完全有理由呀。人家把我俩当成阶级敌人真开了枪，我俩死了不也是白死吗？就说你是被冤死的，活该！谁让你们不长眼！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好笑，那时当学生的两个女孩我和瞿湘平怎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去扒火车？其实答案很简单，是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样板着全社会也样板着我们，是大串联时自由乘车的便宜还没拣够。大串联已过去半年之久，我们仍想不花钱蹭车去北京，这种事有多可笑啊。但好笑之余是更多的后怕，想起那次扒火车就后背冒凉气，万一纠察真的向我们开了枪……，啊，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喽。
    改革开放后，有了去北京的机会，天安门实在是我心中的圣地，每次去京我都要郑重的在天安门广场留个影。即使是路过北京，我也不放弃机会。这张照片就是二零零四年的初冬，我独自途经北京西客站在中转的间隙，乘公交52匆匆赶到天安门的留影。为了这次拍照，乘公交从西客站到前门来回都遇上堵车，差点误了我上火车的点。
    北京，无论何时它都在我心中。我爱首都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