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生活那几年
大漠长河
《文史参考》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杂志。其中有个栏目《口述历史》，开栏的话就是：“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还原大历史的细枝末节”。今年第一期（2011/01/05第1期/总第25期）刊登了龚玉的文章《我在朝鲜生活那几年》。龚玉是二师十五团的战友，看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她有这样一段难得的经历。虽然这篇文章讲述的主要是生活方面的见闻和感受，但是读来确实让人有一种“还原大历史的细枝末节”的感触。
征得龚玉本人的同意，现将这篇文章转发在这里，相信战友们也会喜欢。
我在朝鲜生活那几年
文、图 龚玉
1990年，在平壤万景台金日成故居。
1990年7月至1993年7月，我曾借调到人民日报，随同先生一起，作为驻平壤记者，在朝鲜工作了三年。
一场雨让平壤交通瘫痪
我们是7月份坐火车去的。过边境线后不久，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火车在离平壤还差半站地时，再也走不动了。几个小时后，前任记者终于赶到阻截处找到我们，他说他的小车在半路被水倒灌，只好搭乘大使馆的车来接我们，不胜狼狈。平壤平日是一座满目鲜花和绿草坪的美丽城市，街道宽敞整洁，大同江、普通江两条碧绿的大水穿城而过，常有许多人站在大桥上甩着长钓竿悠闲地垂钓。但那天，大水一直漫过江边沿街的路灯，水面几乎就要触着桥面，满街都是花花绿绿的雨伞。雨基本已经停了，但公共交通因停电而失灵，下班的人只好步行回家（因为缺油，地面公共交通以电车为主）。一个国家的首都，因为一场大雨就要瘫痪？我有点难以理解和接受。那一晚，除了使馆区，好像全城都在停电。
先生在朝鲜任常驻记者约有十年之久，是个朝鲜通，我则是第一次到这个国家。由于国内驻外政策的改变，一些驻外人员可以携夫人出国，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下子住房紧张，人民日报就搬出使馆，在外交公寓自己租房子住。当时共有三家常驻机构租住在外交公寓，还有中国“海运”公司、中国“民航”公司。
当时除中国和苏联等少数几个早期与朝鲜就有建交关系的大使馆，平壤的使馆区和外交公寓都集中在一处。这片区域互相间外国人可以自由通行，但对本国人民则是禁止的。区域虽没有用铁丝网和围墙圈起，但所有的路口都由人民军统一把守，只有挂有外国车牌的汽车可以自由通行，朝鲜的服务人员出入则有专门的通行证。也许同时亚洲人，面孔难以分辨，所以我们夫妻俩晚间出去散步，只要走出这片区域，回来也要受到盘查。
让我感到不便的还有：所有街道都一直顶到路口中央才分岔，使得十字路口非常狭窄，拐弯或错车时，几乎是一个窄窄的死角；下雪天即使是使馆区也没有人铲雪，丘陵地区起伏的街道和狭窄的路口，让我更觉其危险，并产生一种错觉：这么狭窄和不便，一旦有个天灾人祸，怎么能够逃生？抑或，这样的设计，本来就是战争爆发时“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阻击敌人的隘口？唯一的例外，是一条通往学校的小道，允许朝鲜小学生们通过使馆区去上学。戴在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随着孩子们的跑动和跳跃而一闪一闪。
最头疼的是吃饭问题
外国人商店也在这一片区域里，从我们家步行走小路只要5分钟。其作用相当于当年国内的友谊商店，但要小许多，是一座二层小楼。一楼是副食品，二楼是百货，理发修鞋做衣服也都在这儿。头一次来这儿采购就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提着篮子在一楼约50平米的店面草草看了一遍货架，只觉商品少得可怜，价钱又贵，比如一斤西瓜15块钱（朝鲜元），约合7美元；而那种短粗已经发干变黄的黄瓜，在北京论堆卖我也看不上。
在我的印象里，驻平壤的三年，我最头疼最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吃饭问题。初到平壤，我因为不知该到哪儿去弄点吃的而迅速消瘦，甚至有时两眼发蓝（住在使馆可以吃食堂，不必为此操心）。民航的同志曾给我讲了一件他们的真事：因为人多，他们有次想一下子买7斤鸡蛋，外国人商店却供不上货，只能预定。我们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是：我们曾到平壤最大也是唯一一家儿童商店，想为孩子买件礼物。结果售货员告诉我们说，这儿所有商品都是按人口凭票包片供应，如果没有相应的购物票，你就是有美元也买不了东西。所以在朝鲜待久了，我竟然培养出了上街不带钱包的习惯。
朝鲜当时共有三种货币，一种是用美元等硬通货兑换的蓝颜色的钱，一种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因贸易往来采取记账方式而产生的红颜色的钱，还有一种是朝鲜本国人民使用的绿颜色的钱。相同面值的钱构图也相同，只是颜色不同，被我们分别称为蓝钱、红钱、绿钱。但实际上，外国人一般不能使用绿钱，而在外国人商店购物时，红钱与蓝钱有时等值，有时红钱则要比蓝钱多付3至6倍的价格。一开始，我们工资发的是红钱，直到一两年后，在大家一再要求下，才把工资折合成美元发给我们。后来有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在中国国内黑市上，美元值钱，最高时1美元能兑换10元人民币；而在这，人民币还是非常好使的，1元一般能兑换到10元绿钱，而且想要换到多少都不成问题。
外国人私下里兑换绿钱，是为了到自由市场去购物。朝鲜当时已有不少农贸市场了，但对外却保密，一般也不许外国人去。农贸市场相对于正式商店，东西要贵许多，但也丰富多了，一般以吃的为主。比如一个鸡蛋1元（朝鲜元，下同），一把10来根的蒜薹10元，一条50公分左右刚钓上来的新鲜大鱼300多元，相对于一个大学教授（也有人说是人民军军官）每月200多元的工资，这些当然很贵。曾有新华社记者告诉我们说：有人民军军官满足而又骄傲地对他讲：他每月挣200多元，按官价1:2.1汇率，就是100多美元，不算少了。当时我们夫妻俩国内的工资，也就每人每月100多元人民币。但由于我们是用1元人民币兑10元绿钱在采购，所以生活一下子改善了不少，解决了我们生存的大问题。
中国大使馆是唯一以集体食堂包伙制来解决大家吃饭问题的大使馆（其他国家都以家庭为单位自行解决），由于内外纪律限制，使馆不可能私下兑换绿钱，也不能到农贸市场采购，但由于祖国与朝鲜接壤，所以中国大使馆又被其他国家所羡慕。中国使馆解决吃饭问题的最主要方式，是到丹东采购。
当时北京-平壤的国际列车，是挂在北京-丹东直快的最后两节车厢，软卧硬卧各一节，每周一周四各一趟。车到丹东后，这两节车厢过国境线，再挂到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火车后面。到平壤后，这两节车厢的列车员就到中国大使馆吃住一夜，第二天再如此返回。因为有了这个便利条件，中国大使馆经由丹东外办联系了丹东的某国营大商场，并与北京国际列车的列车员们协商好：每周两趟，每当国际列车在丹东停靠准备过境时，就由商场的员工将早已采购好的时鲜果蔬等交由列车员们搬上火车，捎带到平壤的大使馆，解决使馆人员的吃饭问题。
中国使馆为了解决大家生活问题，还曾效仿过前苏联使馆，在使馆院内开设小卖部，货物、人员也由丹东外办帮助解决。
朝鲜百姓主要靠配给生活
朝鲜老百姓中，生活较好的一是日侨，二是华侨。华侨虽然每年到中国的次数有限制（每年1至2次，得有关系才行），但总算可以带点东西回来。海关通不过时就想办法偷带些私货。往中国去时带海参黄金什么的，回来就带日用品，除自己用，也以黑市价出售。日侨则是有亲戚从海外汇美元来再换成蓝钱使用。朝鲜后来开有不少外汇商店，里面物品丰富许多也贵了许多，并且只能用蓝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外汇商店就以中国商品为主了，主要都是中国过时的淘汰货。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朝鲜家庭，能有一辆中国造自行车就算是家中的大件了。
一般朝鲜老百姓主要靠配给制生活，东西都非常便宜，比如大米1公斤8分钱；医药费、学费基本免费，学生1年发两套校服等；又比如大学教授的住房、家用电器等，都按级别、职别由国家提供，价格低廉。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应该算是高福利的社会制度了，只是物质匮乏，配给有时不能到位。
曾经有一年冬天，我们因交通事故被就近安排到一间约六七平米的屋子里等候警察到来，屋里只有一个人，一个柜子，还有靠窗户的两摞筐。因是地暖供热，也无桌椅，我们就按他们的习惯坐在地上，这使我们有机会与普通老百姓聊了会儿天。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家蔬菜商店的仓库，靠窗户的两摞筐里是正在发着的黄豆芽；他还说了平壤市民每户过春节时的配给物品和数量。我当时就想：怎么会有这么小而空无一物的仓库？难道所有货物就是这几筐黄豆芽吗？而一个人供应2两桔子，如果是一口之家，这2两桔子又该怎么称呢？
金日成大寿给士兵发手表
199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80大寿生日，平壤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先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我则应邀在主席台右侧的外国人观礼台上观礼。金主席登上人民大学习堂前面的金日成广场主席台时，广场上万众欢腾，我也在人丛中跳着脚想一见他的尊容（就像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也曾跳着脚想能看见毛主席一样），旁边一位年轻的担任警戒的人民军士兵，便热心地就势双手一托我的腰，使我在跃起的刹那间亲眼见到了金主席。见我如此热烈，小士兵也很兴奋，他亮出了腕上的手表，后来又摘下来给我看，并告诉我，此次大庆，金主席送给全体士兵每人一块手表。我惊讶于这种惠及到每个普通士兵的赠予，便细看那表，手背面竟然标注的是中国合肥的汉语拼音。后来又有中国人告诉我说，这批表的另一部分是由中国武汉制造。
希望老师冬天穿得暖和点
朝鲜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我也沾过光。我曾到距家最近的金亨稷师范大学免费学习过1年朝语。朝鲜非常重视教育，全国没有文盲，百姓待人接物文质彬彬；街道没有人随地吐痰扔垃圾；妇女们很少怒发冲冠。
朝鲜最大的大学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校园宽阔，科目设置齐全；排位第二的就是金亨稷师大了。师大是以金日成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因为金老先生是当教师出身。朝鲜人的文明礼貌随处可见，比如课间上厕所，每间厕座都有门，有人无人时都关着，有人如厕时就先用手敲一敲门，里面如无人也敲一敲门回应，这才再进去。
朝鲜妇女一般上街时都习惯于化妆，淡淡的。人们衣着款式不多，质地也不是很好（大多为尼龙化纤类），但都整洁大方，胸前按不同级别佩戴着不同的金日成像章。妇女们很少有穿裤子上街的，都是裙装，即使冬天也如此。穿鲜艳的民族服装上街的也不在少数。大中小学生们多穿着统一校服。课间休息时，女大学生们喜欢到厕所间去补一下淡妆。但让我不习惯的是，由于缺电，即使是高等学府，即使是5层楼上，抽水马桶也不能使用，冲厕和洗手都靠厕所间立着的一口大缸供应。甚至有时候提供给外国人参观访问的旅游景点也这样。
配备给留学生班的老师是2位，一位是政治指导教师（朝鲜学生班也如是，就像中国军队都配备有政工人员一样），另一位是授课教师，姓张。中国每年与朝鲜互派交流的留学生很多，都是由政府选派；朝鲜的多个城市都有中国留学生。课本也是免费的，厚厚的一本精装本，纸的质量很差，发黄，粗糙。
张老师上课永远一身西装革履打领带，冬天也穿着单薄。他喜欢和我们聊天。他会写一点中文，也会些英文，历届中国留学生都称赞他。
张老师过生日和儿媳妇坐月子时，我都给他送过“厚礼”，一次是10个鸡蛋（朝鲜鸡蛋论个儿卖）；一次是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一颗鸡蛋，刚好够做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的菜。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在北京怎么能够拿得出手？但在朝鲜，就是一份厚礼了。张老师很高兴，他曾在我生日时回赠我一份厚礼：请师大书法最好的老师给我题了一幅字（朝鲜书法），大意是：恭顺而又像玉一样的名字。一面将我的姓氏巧妙地镶嵌在里面（朝鲜为拼音方块文字，可以谐音），一面又将对女性外圆内方、温润性格的赞美、祝福表达出来。然后再签名盖章，精心裱糊在一块长60多公分宽20多公分的纸板上。我一直将老师的这份心意保存至今。
我们班毕业时，曾全班合送了一件托人从中国买的纯毛背心给他。我回国后，又自己专门送了一件厚厚的男式时装样的大棉袄给他，是托中国回国休假的留学生带给他的，以保证他能收到，也希望他过冬时能穿着得更暖和一些。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编审，曾于1990年7月至1993年7月，借调人民日报，在朝鲜首都平壤常驻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