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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渠畔故乡行 ——2009年回内蒙兵团十五团一连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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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斗

 

 

      人们常说:人老了,往往就会在回忆中度过。

      我虽然还没有老到内存中只剩下回忆,但是,毕竟也将近六十了,接长不短地就会想起以前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酸甜苦辣的过往,含辛茹苦的生活,虚无缥缈的理想。当然,想得最多、心心念念的还是内蒙兵团的生活。若干年来,无论是在天南海北,还是异国他乡,无论是为事业奔走,还是为生活瞎忙,心里总放不下那块曾经让我们留下了无数汗水和泪水,充满了失望和痛苦的土地。

      或许,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挥霍了我们的青春,抛洒了我们的年华,所以,才对这块土地梦绕魂萦,思念无涯。你说这是斯德哥尔摩情结也好,还是人的本性使然也吧,向阳渠就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地标,沧海桑田永远也割舍不下的牵挂。

      今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四十周年,也是我离开这块土地三十五周年。

      四十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倏然飘去,快得像坐宇宙飞船,沿途风景一掠而过,让你来不及细赏,更来不及品味,仿佛“刷拉”一下子就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

      “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去看看那块让我们付出了青春热血的土地,怀念了多年,但一直久违的故乡。酝酿多时,今年4月4日,我们一行六人——刘俊喜、赵金明、侯中瑞、刘素梅以及作者本人,还有兵团第二代蔡瑾——终于成行。

      踏上北去的列车,我的心情就一直平静不下来。

      其实,我在五原县待了五年,在呼和浩特市待了十三年,这条铁路走过几十次,或独行,或结伴,有愉悦,有悲伤,有落寞,有彷徨,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潮起伏、倒海翻江。以至夜深了,还一直独自坐在窗前,看着黑黢黢的野外,浮想联翩,无法入睡。

      刚才,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起,拿出了各自带的食品,边吃边喝边聊,感觉好像一下子穿越了时空,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物资匮乏,人们千方百计地踅摸来点吃的,总得放在一起,资源共享,见者有份,谁来谁吃,不分彼此,颇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连里男生中流行的一句话是:“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意思是:看见吃的,你别客气,坐那儿就吃,谁也不能、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客气,在那个狼多肉少的年代,别人对你就不客气,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般就塞进肚子里了,速度快的绝对让你瞠目结舌。

      那时候,每次淘换到点儿东西,吃完后,有人就会摸着肚皮自嘲地说一句:“你别看穿身黄皮(兵团服),还他妈真吃香东西。”大伙儿就会哈哈大笑。正是这种诙谐、幽默和自得其乐,才使百无聊赖的生活有了些许亮色,熬过了那个生活困苦、精神空虚的荒诞年代。

      那时候的患难与共和朝夕相处,结成了我们兵团战友几十年肝胆相照、牢不可破的友谊。

      改革开放迫使人们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社会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大潮携带着冷漠、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铁律席卷而来。“钱”成了人们心中顶礼膜拜的“神”,判别是非曲直、成功失败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强取豪夺、尔虞我诈,言而无信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感。但是,社会公认有四种人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是目前社会上最铁的:下过乡的,扛过枪的,蹲过窗的,嫖过娼的。别的事没有体会,说不清楚,我们兵团战友的友谊几十年来确实是稳如磐石、固若金汤,即使刮8级台风,掀10级地震,也丝毫撼动不了我们用青春和汗水铸成的友谊。

      已经是后半夜了,车厢里静悄悄地,唯有旅客大小不一、粗细不匀的鼾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夜的宁静,赶跑了夜的寂寞。我的思绪依然滚动、跳跃,丝毫没有睡意。

      蓦然,想起了火车上的一次邂逅。

      那是1979年还是1980年,具体记不清了,我到北京出差,回去时,买的是北京——呼和浩特的89次车票。上车后,放好东西,我就从窗口找我弟弟。因为每次回来都是他送我上火车,临走了,怎么也得和他打个招呼。

      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在窗户前一晃,就不见了。“刘玉雪”,我不禁轻轻地叫了一声。显然,她先看到我了,但是不想见我,所以躲到窗户的另一边了。我挺纳闷:在一个班里待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见一面,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连句话都不说,还匆忙藏起来,是怕我跟她借钱吗?

      我一边瞎琢磨,一边坐到了铺位上。看到我对面的那个人还在收拾东西。放好后,也转身坐到了铺位上。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心里又惊又喜:“这不是靳卫东吗?”可是,再看他,神色漠然,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东张西望地到处瞧,时不时的趴到窗户前往外看。显然,他是在找刘玉雪,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人,这才怏怏不乐地坐在那儿,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

      我有心逗逗他,就问:“你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摇头说:“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靳卫东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容质疑。

      “你再想想,兵团的。”我提示了一下。

      他又看了看我,依然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这夫妻俩真有意思,一个见着我就躲,一个躲倒没躲,可坚持说不认识,想法一致,行为统一,配合默契,不愧是对如假包换的亲夫妻。

      在兵团时,我和靳卫东是一个班的,他是副班长,后来调到连部当了文书,并兼任连里的团支部副书记。1970年5月的一个晚上,微风和煦,夜色醉人,在操场的篮球架下,他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加入共青团是件很神圣的事,自己离一个团员的要求不能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得差八万八千里,所以就从来没敢想过。

      靳卫东找我谈话后,我才知道,团组织没有我想像的那末神圣,高不可攀,我离一个团员的距离也没那么远,所以第二天就写了一份申请书交了上去。5月31日团支部通过了我的申请,6月27日团工委批准我成为正式团员,入团介绍人就是靳卫东。

      我是我们连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1971年初,靳卫东调到食堂当了司务长,我接了文书工作。

      他和刘玉雪谈恋爱时,经常在食堂的烧火间幽会,后来连里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有人就把李玉和在火车站与交通员接头时的那段著名唱腔改成“时间约好七点半,等人就在烧火间。”那时,这句被修改的台词,在连里到处传唱。有时,半夜三更都会有人站在操场上,或高亢或怪声怪气地吼上那么一嗓子,是娱乐,也是调侃,更是一种缺乏文化生活的宣泄。

      他是1972年离开一连去上学的,满打满算分别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不至于对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吧。

      面对他的失忆,我想用提醒的方式唤起他的记忆已经不可能了,只好自我介绍说:“我是刘占龙,还记得吗?”我想,我报出名字,他还想不起来的话,那真成了瞎子看灯——没戏了,就此打住吧。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可能我的变化不是特别大,也可能在我的强烈刺激下,激活了他已经沉睡的大脑细胞,在庞大的信息系统中,终于检索出了有关我的信息。

      经交谈才知道,他在驻咸阳的河西公司,这次是去驻呼和浩特的河西公司出差(这两个河西公司原本是一个公司,因为搞战备才搬到内地一部分)。

      要说靳卫东记性不好,也不尽然。

      我们两个正在聊天时,列车员过来打扫卫生,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女列车员是兵团的,随即问道:“哎,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熟啊,是兵团的吗?”

      列车员一楞,马上回答说:“是啊。你怎么知道?”

      “十五团菜班的。”

      “嗯,你也是十五团的?”列车员脸上露出了他乡遇故知的欣喜笑容。

      “我是一连的。”随着靳卫东的介绍,列车员大概想起了一些往事,越聊越近乎。最后,靳卫东不仅知道了她姓谁名谁,甚至连她们家的地址都“套”出来了。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列车员挺面熟。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绝没有勇气去询问人家,更不敢和人家套近乎。人们常说:嘴甜的孩子有糖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差异,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靳卫东从河西公司出差回来后(河西公司在郊区,离市内还有一段距离),我用自行车带他到战备路的铁路员工宿舍找过列车员,可惜的是,吃了一个闭门羹。

      深夜两点多了我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7:48,列车正点到达包头站。

      从窗户里就看到接站的刘广存和陈军了。

      四月初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位于塞外的包头依然是春寒料峭,一下车还能感到丝丝凉意。不过,这点凉意马上就被久未见面的战友的热情冲击的无影无踪了。

      陈军是原二师十九团的,金明和广存的朋友。在火车上,金明介绍过,知道他有病还来接我们,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所以握手时,大家纷纷向他致谢,并祝他早日康复。

      兵团的人有个毛病,不论地点,也不管场合,一见面就说上没完,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过去在连里就这样,现在岁数大了,更是日本人刨白薯——不吝秧子。大家和广存多年不见,问长问短,亲热无比,连出站都忘了。直到陈军提醒说,咱们先出站吧,到饭馆再说。大家这才边聊边往外走。

      广存和陈军带我们到了昆都仑区的一个烧麦馆。别看这个小饭馆不大,但干净,整洁。八点半了,来吃早点的大部分人已经赶着上班走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悠哉悠哉地慢慢吃着。

      坐了一宿的火车,把昨天晚上吃的东西都咣当没了,还真有点饿。烧麦一端上桌,马上就有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

      再看那烧麦,一个个收口微张,馅料微露,白如凝脂,形如石榴,从薄如蝉翼的烧麦皮上,可以看出深色的馅料隐隐约约的显现出来,宛如白玉上的沁色。夹起来,晶莹剔透,可爱无比;咬一口,菜香横飞,肉香四溢,面香沁人,葱香、姜香各种味道纷至沓来;咽下后,唇齿留香,回味醇厚。哇塞!太好吃了,这哪儿是人间美食呀,简直就是仙家贡品。

      吃饱喝足,我们马上打车去了长途汽车站。

      往五原县的汽车半小时一趟,非常方便。

      我们几个人过了检票口,正往通向车场的门口走时,原一连的副指导员谢正林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奔八张的人了,步伐还是那么轻盈、快捷、矫健。我们几个根本没想到他还会赶过来给我们送行,让我们着实感动,隔着拦截绳,和他寒暄几句,约好回来见,就赶紧上车了。

      9:30准时发车。

      汽车一上高速,就像蛟龙入海,马踏草原,立刻开始撒欢。

      四月的北京,虽然已经“暖风熏得游人醉”,但是天气依然是灰蒙蒙的,成天阴沉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它二百吊似的。太阳出来也是慵懒、颓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不是正常的来“上班”,而是被逼着来应付差事。

      再看内蒙的天,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暖阳高照,金光四射,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高速公路两旁,是一览无余的广袤田野,放眼望去,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人,没有动物,也没有一丝绿色,只有旷野一片,一片旷野;时不时地还能看到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田埂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枯草和枯枝上挂着的一两片黄叶在风中摆动,发出轻微地“哗啦”、“哗啦”地响声,使空旷、寂寥的大地有了些许声音,增加了一点生气。再往西走,可以看到大片大片耙好的平展展地耕地,一望无际。极目远方,地平线和天际线完全重合到了一起,弄不清是天连着地,还是地撑着天。

      我们乘坐的这趟长途车是辆有四十多个座位的大轿子,车上只有三十多个乘客,还有不少空座位。我们七个人(刘广存与我们同行)中,有好几个人都单独一个人坐在窗户跟前,一句话都不说,目不转睛的看着公路两旁的原野,追忆着失去的青春年华。从他们不断变化地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他们心里激流涌动、心潮澎湃。三十年前,那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有筋有骨的生活,有情有意的事件,呈三维立体,一幕幕地展现在脑海里,鲜活,逼真,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青春萌动的年轻时代。

      “108电厂!”不知谁兴奋地叫了一声。汽车一闪就被抛到身后了。紧接着,汽车与乌拉特前旗擦肩而过,向五原疾驰。

      12:00,正点到达了五原长途汽车站。

      下了车,我们就近住进了长途汽车站院子里的巴运宾馆。放下东西,把带来的食品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就迫不及待地上街了。

      史料表明,五原历来就是一个前沿哨所。

      无论是数千年前的广袤草原,还是一千年来的沃野千里,都是胡骑的劫掠之乡,兵家的必争之地。赵国设九原郡,西汉设五原郡,都是为了宣示领土,固边保民。

      或许上帝要补偿这些勤劳、善良的百姓,让他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艰难岁月中,能吃上一顿饱饭,就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鱼米之乡。所以,历来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这是上帝的恩赐,也是黄河的杰作,更是百姓的洪福。

      我第一次到五原县城是偷着来的。

      那是1971年或是72年,我在连部当文书。一天,要发一封电报。当时,团里没有这项业务,发电报只能到和胜人民公社所在地,该地离我们连有三十里地。那天,分配给连部的马让通讯员骑走了,副指导员谢正林就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去。

      这是辆永久牌自行车,五成新,由于保养的好,特别好骑。除了几个连干部之外,这辆车一般人是不借的。说实话,一般人也不敢去借。其实,谢副特别好说话,由于是带着情绪来兵团的,在连里也不爱管事,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

      自行车是他从包头家里托运过来的。

      我记得好像是初春,三、四月份的样子,天气还挺冷的。我骑车沿着向阳渠先到团部,然后再向西南方向骑。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和胜。当时,打电报的人很少,所以一会儿就把事办完了。和胜就是一个大村,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回去吧有点不甘心,去五原县城吧,也不知道还有多远,几点才能回来,太晚了怕挨批评,思谋了半天,最终还是好奇心战胜了畏惧感,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奔了五原。

      当年的路是条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人们戏称“搓板路”。为了能早点赶回连里,不让连首长发现,顾不上颠簸,只管拼命的往前蹬,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路上基本上见不到行人,全部注意力放到路面上就可以。又骑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城里。

      五原县城只有一条主街,宽不过数米,长不过二、三百米。街道两旁有几家卖土产、农资的商店和百货店,店里摆放的商品颜色单一、品种稀少,数量也是屈指可数,总的感觉是土气,与北京有天壤之别。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从街头走到了街尾,正感到遗憾时,忽然在街尾发现有一家新华书店。进了书店,柜台里,书架上摆放的除了“雄文四卷”就是马列的六本书。整个书店,这里一片红,那里一片白,红白相间,白红相映,像巨型的俄罗斯方块。

      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书却是我的最爱。当时,中央正提倡学习马列的六本书,我倾其所有,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四本书,心里那个高兴比吃了蜜还甜。

      回到连里已经是下午了,谢副问我是不是去五原县城了,我怕挨批评,赶紧否认。

      我们七个人在五原县的第一街上徜徉。

      二十一世纪的五原,一改三十年前“小窄道,土坯房,搓板路上尘土扬”的形象,如今三上三下的车道,笔直平坦,便道比北京的还宽,只是新移栽的行道树太小,树上枝杈寥寥,树叶也只有数得过来的几片。不过,路面干净,整洁,走在路上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由于车少,人们都在马路上溜达。沿途的房子无论大小,都是一砖到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一坯到顶,或者穿靴戴帽(下半截和上半截用砖,中间用土坯)的房子了,而且四、五层,甚至五、六层的楼房随处可见。走到十字路口,有一个挺大的超市,超市里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超市里的人也挺多,确实是购销两旺。

      晚上,原副连长的女儿孟庆梅和先生魏雨春给我们接风。为了让我们喝好这顿大酒,不胜酒力的这对教师夫妇专门请了一男、一女两个同学陪酒。幸亏刘俊喜、赵金明、候中瑞都能喝点,要是我,早喝趴下了。

      6日早晨八点多钟,我们乘坐魏雨春和他学生的车回一连。孟庆梅离开一连后,好多年没回去过了,今天特意请了假,陪我们一块儿去。

      人们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和魏雨春算是有缘人,也是“老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虽然比我们小,可是也赶上了“上山下乡”,曾经在我们连的邻村——观灯圪垯村插队。那时候文化生活贫乏,我们连隔三、五个月还会放一场电影,但是村里一年到头也未必有这么一回。所以,我们连一放电影,他和村里的小伙伴就会成群结队地来看。当时放的最多的是原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他看的最多的电影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全是在我们连看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也唏嘘不已。

      如今,他是县一中的老师,专职管理电教室。

       从县城到原十五团团部——现在的建丰农场场部, 是一条宽敞、平坦的柏油路,汽车风驰电掣,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现在的场部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团部的格局,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无从辨认了。幸亏有孟庆梅带路,找到了原团部礼堂。这里是刘素梅在团宣传队时排练节目的地方,如今改成了仓库,存放着化肥、手扶拖拉机等农用物资。刘素梅看后,感叹不已。孟庆梅告诉我们,原来各连的礼堂因为失去了使用价值,已经全部拆除了,所有的砖都卖了,现在只有团部的礼堂还保留着,不过改成了仓库。

      从礼堂出来,我们开车直奔一连——现在的一队。

      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一连的标志性建筑——原食堂的三根烟囱,在一片平房的衬托下,显得突兀、孤绝、鹤立鸡群。

      后来知情人告诉我们,礼堂拆除后,礼堂后面的厨房也拆了,只留下了厨房的烧火间卖给了个人,现在改造成了几间住房。不知主人出于什么目的,把那三根大烟囱保留了下来。

 
       连里的格局也变了,变得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当年,兵团接收的是原劳改农场的房子,但布局合理,功能清晰,实用方便。兵团接管后,在原基础上做了改造和扩建,使得设施进一步完善,功能进一步加强。

       营房最北面是连里最高的建筑——礼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盖的),礼堂的北面是食堂的操作间,平时用作饭堂,偶尔开会才作为礼堂,当饭堂的时候比礼堂的时候多多了,其实叫饭堂更合适。不过,叫礼堂让人觉得有面子,上档次。

       操作间的后面是一片小树林,是连里战士们的休憩场所,防风固沙的天然屏障,如今已经是踪迹皆无。不仅如此,过去斗渠上杨柳依依、树影婆娑,如今也是光秃秃一片,连根树毛也见不到了。当年3号地里有十几棵长了几十年的沙枣树,高大葳蕤,浓荫蔽日,如今也被砍伐的干干净净。从此,斗渠上再也见不到柳条轻扬,向阳渠上再也闻不到沙枣花香。

      礼堂前面有两排房,后面的这一排是宿舍,前面的一排从西到东,第一栋是小卖部、卫生室;第二栋是连部;第三栋是干部家属宿舍。连部前面是操场。

       操场东面是由北到南两排十六栋宿舍,属于大田排的,其中最南面的那两栋是农工家属宿舍。靠操场的这一排的山墙上,每栋都写着一个斗大的字,是当时最响亮、最时髦的口号:屯垦戍边,寓兵于农。

      西面是五栋后勤排宿舍,宿舍再往西依次是维修班、粮库、马号;操场的正南面是连里的菜窖。菜窖的东南方向还有一栋宿舍,住的全部都是农工。这些农工大部分是比较轻的刑事犯罪分子,经改造后,留在原劳改农场的,也有的是原场子弟。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技能,如木匠、铁匠、瓦匠等等。

       1969年8、9月,“六九届”的“新兵”来了之后,一连的人数达到四百多人。分出一个新连队——十连之后,也还有三百多人。我1971年初接手文书工作时,连里的总人数是三百六十多人(包括农工,但不包括连干部)。

 
      三十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个物体来说,在大自然的无情摧残下,已然是沧海桑田,变化万千了。

      当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进一连时, 感觉像走进了地震灾区。我们当年住的房子,除了少数有人居住的之外,其它的基本上都倒塌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有的房是墙在,屋顶塌了;有的是墙塌了,屋顶还在,但也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原来覆盖在屋顶上的芦苇把子横躺竖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断成了几节,大部分都腐烂变质了,有的还散发出了淡淡的霉味。不过,每间房上用来支撑芦苇把子的三根梁都没有了,不知道是队里统一拆走了,还是个人改做它用了。

       街上,有十来个人闲得无聊,正在看一只小狗转圈。

       现在的一队有多少人不清楚,原来老一连的人只有三个:两个复员兵,一个原场子弟。

       复员兵中,张海富的日子虽然没像他的名字一样:像大海般的富足,但是一定漫过了二支渠,像二黄河一样富有,队里最南面的四栋新房,有三栋都是他们家的(他的一栋,那两栋是他两个姑娘的)就是明证。

      我们到的那两天,他不知去哪儿发财了。

       胡开文的日子过的有点牺惶。

       自老伴去世后,他就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没了精气神,屋里冷锅冷灶的,每天将就着过日子。我们看到他时,头发特别长,胡子拉杂,头上随意顶着一顶脏了吧唧的蓝帽子,穿着一件好长时间没洗过的蓝色中山装,黑裤子,黢黑的脸上沟壑纵横,皱纹密布,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原场子弟张全元的日子过的则是有滋有味。

       张全元是组建兵团时的老兵团战士,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所以人们一直都叫他老二,他也认可这个称呼,致于他的大名,好多人反而不知道。

      其实,连里好多人不仅不知道他的大名,连他这个人也不怎么认识。因为他一直在离连队有5里远的羊号放羊,无论冬夏都是早出晚归,一年也难得来连队一两趟,更不用说和大家说说话,聊聊天了,所以大家对他也不怎么了解。

       知青返城后,农场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老二两口子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日子越过越红火。尤其是在农场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葵花之后,他们的收入是一年一个台阶,年年都有稳步增长。

       让人自愧弗如、啧啧称羡的不仅仅是他经济上收入颇丰,更让人艳羡的是他凭一己之力和不高的文化水平,在五原这个文化并不怎么发达的边远地区,在建丰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居然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而且是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一个学士。这样的丰硕成果,在整个建丰农场,在周围的十里八乡,就是把过去在一连待过的三、四百号天南海北的知青都算上,也没有几个。 

      老二绝对是人生的大赢家。

      当然,二嫂也功不可没。

      当我们去拜访他时,好客的老二夫妻俩热情地挽留我们一行吃饭。前文已经说过,我们和老二不是很熟,更谈不上深交,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在人家吃饭,总觉得不合适。但老二夫妇热情挽留,盛情难却,我们最终接受了老二夫妇的邀请,留了下来。

 
      中国人的作客之道是客随主便。也就是说,客人到了主人家,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安排,都是悉听尊便。有时候,主人也会象征性地征求一下客人的意见,也只是客气客气而已,其实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了。

      今天到老二家是随机的,事先没有任何安排,只好有什么菜做什么菜。二嫂跟老二一样,也是个实在人,领着刘素梅到另一间屋子,打开冰柜说:“你想吃什么肉,自己拿。”并且一样一样地介绍:“这是猪肉,这是羊肉,这是鲤鱼,这是野兔子肉,这是野鸡肉。”品种还真不少。

      更让人意象不到的是我们连的原副连长孟宪武,不顾自己80岁的高龄,一大早从临河赶到了五原,正赶过来看望我们,让我们着实感动。

      孟副是原场干部,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我们连主管生产。退休后,随儿子去了临河。前几年,因患病,做了一个大手术,目前恢复的不错。

      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魏雨春才把孟副接过来。

      大家见面,又是问候,又是照相,折腾了好半天才开始吃饭。

      二嫂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

      二嫂是湖南人,正经能做几个不错的菜(如果是内蒙媳妇,一般只会做大烩菜),猪肉自然是有的,还有平时见不到的野兔肉、野鸡肉、野菜,再加上我们带的几个熟食,凑了满满一桌。本来我们带了一瓶二锅头,可老二拿出了一瓶河套白酒,大家一致同意喝河套白酒,理由也很充分:情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回到桑梓地,当然要喝家乡的酒。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其实,那天获得人们交口称赞、一致好评的并不是炒菜,而是那锅米饭——老二亲自动手闷的柴锅米饭。当然,并不是二嫂做的炒菜不好,而是老二闷的米饭太好吃了,说天下第一、无与伦比有点吹牛,但确实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米饭。

      刚开始动手做饭时,大家都忙着择菜、洗菜、切菜,并没有人留意到在另一个灶台上闷饭的老二。当米饭的香味从锅盖的缝隙中慢慢地弥漫到空气中时,有人说了一句:“米饭挺香的!”,虽然有人附和,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喝完了酒,准备盛饭时,一揭开锅盖,米饭的香味像爆炸一样扑面而来,霎时充满了整个房间,随之飘到了院子里的饭桌上,清香四溢,馨香绝伦,不仅我们的人齐声叫好,就连一直站在墙外看热闹的人群都赞不绝口。

       再看碗里的米饭,粒粒晶莹无比,颗颗分明剔透,米粒圆润,洁白细腻,软硬适中,富有弹性。吃到嘴里,甘甜绵长,粒粒弹牙,有韧劲,有嚼头,好吃的程度,绝非一两句话可以形容。

      尤其是锅底的锅巴,外焦里嫩,脆爽香甜,一端上桌子,黄澄澄吸睛,香喷喷窜喉,瞬间就被争抢一空。最后,孟副的一句话做了点评:“手术后这几年呀,我每顿只吃一碗饭,今天破天慌的吃了两碗,这饭太好吃了!”

      我当时也很激动,做了一首七律,标题是《回一连感怀》,记述这一盛会:

年近花甲还故乡,抚今追昔倍感伤。

残垣依稀寻旧梦,小院环坐话沧桑。

相识只有三两个,合影已照八九张。

最喜老二勤劝酒,野菜胜过扒鸡香。

      饭后,蔡瑾要拍知青的故事,我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帮助她去拍片子,一部分人帮助二嫂收拾残局,我和胡开文聊起了他的朋友——邸子。

      邸子,名叫邸锦森,呼和浩特一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5月7日参加的兵团,在连里赶过大车,放过马,后来当兽医。1976年“知青”大返城的关键时刻,他因雷管爆炸,受了重伤,大难不死,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1978年底,邸子转到内蒙古医学院附院治疗。得到消息后,我去医院看过他。当时,连里的知青绝大部分已经走了,还没走的人也正在办理困退或者病退手续,给他陪床的高方庆,也正在等待病退手续的批复。此时的邸子躺在病床上将近两年了,炸断的腿还没有愈合,胳膊和两条腿的肌肉都在萎缩,其心情糟糕的程度可想而知。

      1979年,春节探亲回去后,因事耽搁了。大概四、五月份,我去医院看他,他已经出院了。是腿好了出院了,还是没人陪床出院了,无从知晓。从此,就没有了他的消息。

      再见到他,是1994年5月5日,全连战友第一次聚会,纪念“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5周年”,没想到,邸子居然风尘仆仆从五原赶到了北京。遗憾的是,那天人太多,只是打了个招呼,没来得及细聊。晚上吃饭时,刚聊了一会儿,就有人把他叫走了,从此以后,就再没见到他。谁能想到,这竟是诀别。

      说来可怜,一连原来有三、四百个知青,全都病退、困退回了城,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

      身体残疾的痛苦,知青走后的落寞,形影相吊的孤独,婚姻生活的不幸,一重又一重的打击,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无力化解,无人分担,只能默默地咬牙承受。那种万箭穿心、柔肠寸断的折磨,那种彻夜难眠、痛入骨髓的煎熬,那种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那种心如死灰、前途渺茫的绝望,使他英年早逝,四十多岁就进了天国。

      邸子:在天堂好好过吧!你再不用为生活奔波,也再不用为伤残苦恼。那里没有上山下乡,没有人嫌弃你出身不好。那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忧伤,也没有烦恼。
 
      我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在旧房之间徜徉。

      正是午休时间,人们还在床上大睡特睡,享受农闲的美好时光(现在,人们只种一种作物——葵花。四月底才开始播种),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响。整个一队像个睡着的老人,显得异常冷清而萧条。在已经倒塌和尚未倒塌的房子之间,仿佛能听到墙壁之中土坯苍老而沉重的呼吸,芦苇把子痛苦而颤抖的低吟。这些和我们几乎一样老的土坯、泥墙,看到过社会上的风云变幻,政治上的云卷云舒,它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情人。如今,垂垂老矣,和我们一样,正被或将被时代淘汰。

      岁月可以流逝,物体可以风化,但是,血和泪写的历史永远存在!
 
      几十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悖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不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既然要彻底否定一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就绝对不会有合理的成分存在;如果这个事物还有合理的成分存在,那就不能也不该彻底否定。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事物中,居然还有合理的因素,得出这种有悖常识结论的人一定是个天才。

      我继续在这些废墟之间踱来踱去,寻找青春的记忆,试图追寻逝去的时光。

      7日早晨八点多,我们一行到了乌加河畔,拍摄我们自己的故事。
       乌加河河面比以前宽多了,两边的堤也高多了,但是水少了。也许是处于枯水期的原故,只有浅浅的一层水在河床上缓缓地流淌,不急不忙的样子,像个散步的老人。由于污染严重,水像墨汁一样,黑极了。向阳渠的水虽然少,还有鱼。乌加河里不用说鱼了,凡是活物都被“黑”没了,河的两边只有松松地土壤,连枯草都看不到,不远处的堤坡上有几株不大的杨树还坚强地活着,可见这“黑水”的霸道。

       污染,无处不在。

       十点多,拍摄结束,我们乘车去一连。行驶到十四斗时,傻眼了。一台挖掘机把路挖断了,车根本过不去。如果要去一连,只能从苏独仑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回五原。当把电话打到老二家时,二嫂一开口就埋怨我们怎么还没到。她告诉我,老二和胡开文一早就到向阳渠等你们去了。我听见这句话,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什么叫“战友”啊!就是兄弟,亲亲的亲兄弟。我们顾不上年老体迈,奋力跳过那条刚挖开的大沟,沿着向阳渠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这次回五原,我有两个心愿:一是再看看我们为之献出了青春热血的土地;二是去观灯圪垯村和五道口村看看当年帮助过我的老乡。本来昨天就想去,站在猪号看了半天,去年秋天浇地的水还没有完全干透,许多地块还是湿漉漉的,没法走;况且时间安排的太紧,就没去成。今天我看老二骑了一辆摩托车,就让老二带我去一趟观灯圪垯看看老乡。

       三十五年了,村还是那个村,房还是那两间土坯房,居然还坚强地立着。唯一的改变是原来老两口住东边那间屋,现在改成住西边的了。一进屋,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在炕头,一个在炕沿,正坐着说话。看到我进来,一眼就认出来了,惊喜地说:“占龙来了!”这一声招呼,让我吃了一惊,想不到两位老人记性还这么好。

       环顾四周,除了当年那个漆面斑驳的红柜子、炕上的两床被褥之外,家徒四壁、空空如野。都说农民富了,可在他们家只看到了穷的根子,看不出一点儿富的痕迹。

       说了一会儿话,老二就催我走。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多了,也确实得走了。出来后,去隔壁他儿子家转了转,就去了老二家。

       我和他儿子是在六号地认识的,说来也是缘分。

       196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们班在六号地平整土地,准备来年种水稻,他儿子在水渠上放牛,边干活边和我聊起了天。后来知道,他也姓刘,叫占年,和我只一字之差。可能是名字听起来像兄弟,就越聊越近乎,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那时,一到冬天农闲时,几乎每礼拜天都放假。放假当然是好事,问题是一放假,食堂就只开两顿饭,每次都是饿的不行了,才能吃上一顿,时间不长又饿了。

       每礼拜天都在饥饿中挣扎。

       认识刘占年后,有时候礼拜天就去他们家串门。一般到他们家大概是十一点半,农村的晌午饭大约是一点左右,正好蹭顿饭吃,这样可以保证一天不挨饿。他父母很善良,每次到他们家,都会热情地招呼我上炕。因为不习惯盘腿坐,就在炕沿边坐着和他们聊天,那时就会有一种家的温馨和家的感觉。

       有一年的八月份,我和周庆德去他们村的瓜地买瓜。先吃了个肚圆,又买了两个,准备交钱时,其中一个瓜农问我,“你是占龙吗?”我当时一楞,心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就随口应了一句:“是啊。”“我们俩是占年的叔叔。”然后拖着长音说:“哎,自家人,快不要给钱了。”就这样,白吃了一顿瓜。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根据瓜的多少来记工分的。

       1974年秋,我上大学前,去他们家道别,他的两个叔叔送了我一口袋华莱仕瓜。回到连里,天已经黑了,我把华莱仕放进屋里。霎时,屋里就充满了华莱仕的味道,馨香醉人。张鸿任看见了,他知道我是想往家带,就说:“你把华莱仕放这儿哪儿行呀,都是哥们,谁要的话,你能不给吃吗。”我告诉他,没地方放。“走,我给你搁库房去。”就这样,我们俩又把这口袋瓜折腾到库房。

       刚回到屋子,气还没喘匀呢,“701”嗅着鼻子就进来了,“买瓜啦。”边说边到处找。最后连文件柜都打开看了,也没找到。鸿任笑着和他开玩笑:“别找了,瓜都吃完了。你要早点进来,还能吃着瓜皮,刚才把瓜皮也扔了。”“701”一看,确实没有,只好作罢。

      有件事至今都让我感到遗憾。

       那天早晨出来时,候中瑞告诉我:“咱们带的礼物,只有一只烤鸭了,你还有人要送吗?如果没有人要送的话,让魏雨春给孟副得了。”我想,观灯圪垯去不了,也没有人要送了,就给了魏雨春。谁能想到,后来又有机会去观灯圪垯一趟呢。当时,我手里只有一袋北京特产,只好把这个送给了两位老人。如果把北京烤鸭送给他们的话,就不显得那么寒酸,也能让二位老人尝一尝北京烤鸭的味道。

       唯一可以补偿一下遗憾的是:给两位老人照了相。可能这是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好像就等我去看他们似的,我走后,时间不长,老爷子就归天了。

      让我好不惆怅。

       因为蔡瑾回去还有事,在老二家吃完饭,我们决定回包头。当车拐上了向阳渠背时,一股恋恋不舍的情愫油然而生。我们下了车,站在向阳渠背上,再看一眼这块让人伤心无限,又让人流连忘返的土地。

       刚过正午,云淡风轻,灿烂的阳光直射大地。北面的1、3、5号地和南面的2、4、6号地胸襟大敞,让人一览无余。这些地块大小相等,整齐划一,渠道纵横,布局合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排灌体系。远看我们原来的营房,没有了衰微破败的形象,而是房屋栋栋,鳞次栉比。

       试想,到了秋天,几千亩葵花争相怒放,大地泼洒成一片金黄,犹如一块块金黄色的地毯。一株株葵花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像一个个飒爽英姿的战士;绿叶衬托着黄花,黄花映衬着绿叶,黄绿相间,绿黄相配,靓丽非凡,妖艳无比,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丰收图像。

       原来一连这么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的深沉……”

       祝福你,我的一连!

       祝福你,我的故乡!

2017年11月2日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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