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课本的中学时代——六九届教育状况统计分析
十六斗
“六九届”是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初六八”之后应升入中学的第一梯队，但却一直被挡在中学校门之外。在小学多耗了一年多，才最终跨进了中学的校门，可被剥夺了正常的学习权利。他们与“老三届”有相同的命运，但又没有“老三届”的学识和经历；与“老三届”一起裹挟到“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又被排除在“老三届”之外。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舆论，说起什么事也只提“老三届”，从来没有人能想起“六九届”，好像压根就没有“六九届”什么事。所以一度想与“老三届”合并，称之为“老四届”，但又与实不符，于理不通，且响应者寥寥，只好作罢，最后只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依然称之为“六九届”。
“六九届”只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进入中学后，除语录外，没有一本教课书，也没有正式上过一门文化课，更没有做过一道练习题，浑浑噩噩地混了一年多，稀里糊涂的就毕业了。官方慷慨地送给了“初中毕业生”桂冠的同时，还大方地送给了一顶当时很时髦的帽子——“知识青年”，然后就来了个张飞吃肉——连锅端，全部发配到边疆“屯垦戍边”，接受再教育去了。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要革命，不要生产；只要红，不要专的年代。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问，这个学你们是怎么上的？换句话说，上学时连一本教科书都没有，你们干什么来的？
最近，我把中学期间的日记整理了一下，可以比较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是1968年1月11日升入中学的，到1969年8月10日公布分配方案，共在中学上了19个月，合计是578天（其中1968年是356天，1969年是222天）。
国家每年法定的节假日是7天，两年是14天。不过，1968年是元旦过了以后才开的学，而1969年国庆前就分配了，应当扣除3天，因此，两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1天。
在这两年中，没放过寒、暑假。
下乡劳动时，我们的作息时间全部随着贫下中农的作息时间安排，星期日不休息，所以应该算在工作日之内。在学校期间，星期日休息一天，应该扣除。在这19个月中，扣除下乡劳动时间，共有65个星期日。搞清查时，有两个星期日没有休息，计在工作日之内，那么星期日就只有63个。扣除节假日和星期日后，工作日是504天（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工作日为有效时间）。这五百多天都做了些什么呢？下面我分门别类地介绍一下。
一、各种政治活动统计
这里列举的政治活动是指学校、年级组织的大型活动，各排（班）举办的活动不计在内。
1.参加劳动
在上中学期间，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最长。
1968年参加夏收和秋收，一共去了三次农村。1969年春，学校索性把下乡劳动变成了思想改造的主课，我们连是第一批（当时学校都按军队的编制，学校是红卫兵团，年级是红卫兵营，依次是连、排、班。六九届的学生比较多，分成了若干个营，每个营三个连。一个连有六个排,每个排大概五十人左右），从3月26日一直劳动到6月10日，中间回来了10天（4月25日——5月5日）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学习贯彻“九大”文件。这五次下乡一共去了122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24.21%。
2.办学习班
参加名目繁多的学习班6次，最短的办班时间是4天，最长的是12天，共48天。其中，有3次是班干部学习班，其余3次是全班都要参加的学习班。考虑到班干部抽出去学习后，全班同学也没上文化课，无非是在老师或者辅导员的带领下，读报纸、学社论，所以统计全部按48天计，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9.52%。
3.一些重要活动
我这里说的重要活动是指全校或者全年级召开的，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的校会、动员会、表彰会、誓师会、报告会、批判会、批斗会、庆祝会、拥工拥军会、学习英雄人物事迹报告会、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会以及军训、各种游行等活动。这些活动短的一两节课（剩余时间一般是讨论），时间长的可以开5天。两年间，这样的活动举行了44次，共61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12.10%。
4.忆苦思甜报告会
请老工人、街道大妈、贫下中农等做过6次忆苦思甜报告，吃过一、两次忆苦饭，用了5天时间（其中有一次是下乡劳动时请贫下中农做的报告，时间计在劳动时间之内），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0.99%。
5.清理旅店
为了确保首都的安全，市革委会组织中学的红卫兵（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当时，有用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的说法）对全市的旅店进行清查。清查的时间都是晚上，等旅客全部回来睡下后开始，一般是晚上十一点行动。凡住店手续不全的、介绍信不合格的，全部集中到指定的地点遣返。
我们连负责的地区是前门、打磨厂一带，如延安旅馆十一店、人民旅馆二店，人民旅馆三店等。一共去了4次（还有一次是去火车站，时间较长，每排抽了两三个人去的，未计在内）共12天。
1968年12月，在永定门火车站南面的一个学校设立了一个收容站，由我们连的红卫兵负责管理。主要收容火车站和附近旅馆的流浪人员和手续不全的人员。我们在那儿吃住两周，计14天（包括星期日）。
做这些工作共26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5.16%。
6.野营拉练
1969年6月1日晚上8点到2日凌晨5点，我们营（有三个连）进行野营拉练，整整走了一夜，据说有50华里。
1日白天做准备，2日白天休息，用了2天时间，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0.40%。
7.反革命分子批判会
1968年4月23日和24日，学校分别召开“关于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的干部动员会和全校动员会后，学校给我们连每排分配了一个“黑五类”，每天批斗两节课。分配给我们排的是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男老师，姓王，约有三十多岁。每天上午8点上课时有人押来交给我们，两节课后再押走。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因为什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知道他是个坏分子。我们把教室里的桌椅全部挪到旁边，中间空出一大块地方，让这个“现行反革命”站在中间，我们站在他周围，面对面地进行批判。
头一、两天还写了稿子，后来连稿子也没有了，念一段语录，批判这个“现行反革命”一顿。这个工作进行了6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1.19%。
以上七类大型活动总计耗时270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53.57%。
二、情况说明与分析
除了上面的大型活动之外，剩下的时间，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46.43%，计234天是不是正常上课了？答案是否定的。
下面我介绍一下各排（班）的安排。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说当时教师的安排。
当时，每个排（班）除了安排一个班主任之外，还有两个高中的学生做我们的辅导员。1968年1月11日开学时，是两个高三的学生做我们的辅导员。3月28日，高三的面临分配，就回去办学习班了。5月24日，又从高一的学生中派来两个辅导员（第一天见面会上是两个人，后来只有马淑敏留下了，另一个乔纯秀“失踪”了），一直坚持带我们到1969年的1月16日撤走。
学校经常把教师抽出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留下辅导员负责排（班）里的日常活动。高三的辅导员走后，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空缺，老师一被抽走，就由排（班）文革负责日常工作，主要是我负责。我只能带着大家学习“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读报纸上的文章等等，要不就是开排（班）务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上了几次文化课，都是由两个高三的辅导员田文贵、孙女士（名字不记的了）给上的。英语学了26个字母和“万岁”、“万寿无疆”两个句子，数学好像讲过一、两次数轴，后来就再也没上过任何一门文化课。
当时，我们对上文化课也不重视，我的日记中对上文化课一事没有任何记录，只有语文课是个例外。
第一任班主任庄秀秋是教语文的。
在那个时代语文是没法讲的。困为没有课本，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2月7日她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讲的是《韶山升起红太阳》；再上课是2月20日，讲的是《科学技术常识》，以后就再也没有讲过课。
既然没上文化课，那么这将近8个月的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以下一些内容：
1.天天读
每天一节课，雷打不动。这是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之外的头等大事，即使在五次劳动中也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2.学习讨论会
每次参加完学校、红卫兵团、营、连等各级召开的大型会议之后，排（班）里都要组织学习讨论，时间长短根据会上布置的内容来定。现举一例：
1969年6月24日，连里召开了动员会。会上工宣队庞师傅做了《教育要革命》的动员报告（实际上是“上山下乡”的动员）。主要讲了国内外形势，教育革命的意义等内容。提出“红卫兵、排文革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树立三爱(爱农村、爱边疆、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建立革命到底的信心。”最后，布置了下阶段学习文件：《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五七指示》、《三七批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九大文献》及报纸上的有关文章。要求：
（1）武装思想（学习以上材料）2天；
（2）大批判阶段
揭发、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3——4天；
（3）斗私批修阶段
斗掉一切活思想，达到随时服从祖国需要的目的，树立三爱的思想，时间安排是4天。
仅仅这一个动员会，就要讨论9——10天。
3.组织学习一段时间后，每个人要讲学习心得。
1968年4月15日——19日，学校召开了《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开会之前，每个排、连都要评选出学毛选积极分子，在排、连里讲用。然后再从中选出参加学校的代表。
1969年1月29日，为了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学校开展了评四好连队、五好个人的活动，要求每个人、每个班（小组）、每个排（班）都要写总结，讲用，从中选出四好连队，五好个人。
4.每次劳动结束后，每个人要写总结，做个人鉴定，每个班（小组）、每个排（班）都要写总结。
5.刚开学时，上课的人比较齐。随着时间的推移，请假的人越来越多，上课的人越来越少，为此，就组织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刚开始这么做还见效，后来就失去作用了，发展到最后，连请假也免了。有时，最多只能来一半人。我们排文革的几个人三天两头的去家访，找人来上课。
军宣队的张排长讲了几次也不起作用，就让每个人写保证书。写一次能好两天，过后又依然如故。
时间就像不要钱的水一样白白地流失了。
三、花絮
1.特殊训练
1969年9月中旬，我们在榆垡公社参加秋收。全连六个排（班）三百多人，住在榆垡中学的教室里。没有床，教室的地上靠墙和窗户铺了两溜麦秸，周围用砖挡上，中间留出来一米多宽的走道。这两溜麦秸就是两条大“炕”，每个“炕”上可以睡十几个人。条件虽然简陋，不过麦秸铺得厚实，躺上去软软地，有点像席梦思的感觉。我们把褥子铺到麦秸上，把被子靠墙放好，这个“家”就算安置妥当了。
第二天，开始了秋收劳动。和农民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和农民的唯一区别是：每天早晨我们要出早操，要“天天读”，晚上要参加政治学习。
一天晚上9点整，操场上忽然响起来了集合的哨声，连长刘青云站在操场中央，边吹哨边大声喊着“红卫兵集合了。”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从四面八方迅速地跑过来，很快站成了两排。在“稍息”、“立正”……一连串的口令声中，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校外走去。
那个时代，军人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能当上解放军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入伍是万里挑一，有幸能被选上，祖坟上都得冒青烟。所以平时我们都自觉地按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每天劳动，早晨也要走队列。榆垡公社距城里大约是九十华里，每次我们都是走着来；劳动结束后，再走回去。
出了校门往东大约一百米就是通向河北固安县的马路，马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不时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九月的郊区，晴空万里，繁星满天，微风送爽，温度怡人，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马路上，感觉就像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志得意满，前途无量。
马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空旷寂寥。宁静的夜晚只能听到我们“一、二、三、四”的响亮口号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的嘹亮歌声。
出了村，又走了一会儿，可能刘青云累了，或许是觉得到了野外，没人再听我们唱歌了，他也不带着我们喊口号了，也不唱歌了。我们踏着齐步，就那么默默地走着，夜色中只能听到“嚓”“嚓”“嚓”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马路在前面向西拐了一个弯儿。我们沿着路向西拐，然后又折向南。这里是大队的果树林，路两边种的都是梨树。梨子快成熟了，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有点甜腻，也有些醉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能看出果树的大概轮廓，看不出果树的具体形状。远处，则是黑乎乎的一片。
夜幕沉沉，万籁俱寂，偶尔从草丛中传来几声蛐蛐的叫声。
大地睡着了。
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划破夜空，飘向四野，直插九霄。声音凄厉而悠长，略带沙哑，由高到低，在空中抖动、震颤，又戛然而止。好像一个女人被仰面摔到地上，一只粗壮有力、长满汗毛的大手伸向她的脖子，要掐她的喉咙；她用两只柔弱纤细的胳膊攥着那只大手，拼命地抵抗，想推开那只魔掌。坚持，再坚持……，最后终于支撑不住了，那只大手就象一把铁钳，从空中落下，一下子卡住了她的脖子。在这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钻心刺骨的尖叫。这是临死前的挣扎，恐吓死神的呐喊，更是不甘弃世的呼救。
这声惨叫，吓得我们头发乍起，汗毛倒竖，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恐惧像高压空气，霎时充满了我们的每个毛孔。
队伍“刷”地一下就停住了，我们楞在那儿，脑袋里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刹那间，空气好像都凝固了。黑黢黢的夜像死一样静。
大约过了五、六秒钟，或许是为了摆脱心中的恐惧，给自己壮胆；或许是为了吓走那个杀人的魔鬼，救出那个可怜的女人；或许是为了冲破黑暗的压抑，摆脱这个可怕的梦魇，我们五、六十人不约而同的发了一声喊，拼命的向前狂奔。
像百米冲刺一样跑了七八十米，队伍突然跟急刹车似的停住了，一动不动。我在队尾，借着路灯的昏暗灯光，看见前面二十多米的树上赫然吊着一个人，在微风中轻轻地晃动；他（她）的影子投射在我们前面五、六米远的地上，模模糊糊的一团，上下左右微微地移动。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束手无策时，前面路旁的树丛中，忽然传出了“哈哈哈”的笑声，一下子唬的我们毛骨悚然，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不错，不错，相当不错。”随着话音落地，从路边的树丛中钻出来两个人，原来是工宣队的两个师傅。看见了他们，我们的心才放回肚里。
走在前面的是王师傅，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体态中等，很干练的样子，平头，杂毛，站到队伍前，开始讲评：“今天大家表现不错，没有被鬼哭狼嚎这些怪里怪气地声音吓倒。说明我们不怕鬼，不信邪，是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队伍，不愧是革命的接班人，毛主席的红卫兵！”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杨树上吊着的不是人，而是一件雨衣。那声凄厉的叫，就是这位王师傅捏着脖子学的。
2.猪口夺食
1969年3月份，我们到红星公社金星大队新建村第三小队参加教改实践（别说参加“劳动”，太俗）。在两个多月的实践活动中，我最大的感受用一个字就可以高度概括——“饿”。一天到晚，总感觉没吃饭一样，老是觉得肚子空空、饥肠辘辘，前心都好像贴到后背上了。
那时，我一个月的定量是30斤，其中40%的细粮（白面），20%的大米，40%的粗粮（主要是棒子面）。
一天三顿饭这么安排：早饭是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午饭两个窝头，或者是一个馒头，一个窝头，一份菜，一个汤（随便喝）；晚饭与中午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就没有吃过米饭。
中午和晚上的菜顿顿是白菜、土豆，或者是土豆、白菜，偶尔换个样就是再掺点胡萝卜，几乎见不到油星儿。汤就更好做了。把菜盛出来，加两桶水就是汤了。叫“汤”只是名字好听，其实叫“刷锅水”更符合实际。
新建村的贫下中农还实在，拿我们真不当外人，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平整土地、送粪、打埂、插秧，样样不落。
下面是1969年5月21日公布，23日开始实行的作息时间，从中可以知道我们的劳动量。
作息时间表
5：00 起床，洗漱
5：30 —— 6：00 早操
6：00 —— 6：30 早饭
6：30 —— 7：30 天天读
7：30 —— 11：00 上工
11：30 —— 12：00 午饭
12：00 —— 2：00 午休
2：00 —— 6：00 上工
7：00 晚饭
8：00 —— 9：00 政治学习
9：00 休息
安排够紧张的吧！
一天到晚的就这么折腾，你说我们能不饿吗？
在我记忆中，最痛苦的那天是和贫下中农指导员沈青云打田埂。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长得瘦小枯干的，1.69米的个，体重也就一百斤多点；沈青云大概有二十五、六岁，当过三年兵，约1.75米的个头，高大魁梧，膀大腰圆。因为出身好，又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这一切就决定了他思想好，政治觉悟高，作风正派。小队就指派他给我们当了指导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带我们干活儿，也方便与大队、小队勾通。
那天是在稻田里打田埂。
稻田里的田埂比旱地的田埂要求高的多，因为插秧时，人们得把100多斤的稻秧挑进地里，所以要把田埂打的高、宽、瓷实。
当时，我们俩一人一锹铲土往起堆，铁锹铲的多，速度快，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干了有二、三十分钟，我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又坚持了一会儿，我就感到头晕、恶心，脸色苍白，支持不住了，可我还在咬牙坚持。沈青云看我确实顶不住了，就去招呼别的同学，我这才松了口气，干活儿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渐渐地我才缓过劲儿来。
当我直起腰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好不容易熬到中午该吃饭了，往回走时，我的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抬起来。到了伙房，拿着两个窝头，就跟猪八戒捧着人参果，二三口就吞到肚里了，感觉和没吃差不多，没等到下午干活就又饿了。
在两个多月的劳动中，我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是吃了一顿饱饭。
那天早晨出早操时，我去伙房找我们排（班）的朱杰民说点事。谈完事后，他让我等会儿，就一个人进伙房了。一会儿出来，从兜里掏出来两个窝头，悄悄地塞给我。我也顾不上口袋里干净不干净，赶紧塞了进去。然后双手插兜溜达出来，找了一个没人的旮旯，狼吞虎咽地把两个窝头吃了。回去待了一会儿，又跟着大伙吃了早饭。一早起来，就吃了三个窝头一碗粥，饱饱的，心里那个美。
只有那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没饿着。
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班主任韩宝田韩老师，他是年级组长，每次开大会都是最后一个发言，给我们讲“养生学”。他的话软绵绵、轻飘飘，没有四两棉花重；最关键的是驴唇不对马嘴：“现在有的同学一天到晚喊饿，我跟你们说呀，饭不能吃的太饱了，那样对胃不好，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一般来说，吃个八成饱最合适。”
这位韩大爷有严重的胃病，甭说吃八成饱，就是吃六成饱，也得吃胃药增加胃动力，否则消化不了。三十多岁的人，驼着背，像五十多岁的样子；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像张死人脸。走路慢慢悠悠，轻飘飘地，脚底下一点儿根都没有，一阵风能刮一个跟头。何况，他们（工宣队，老师）不用参加劳动。有时在地里看见他们，也不是劳动，而是视查各排（班）的劳动情况。
俗话说，半天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是发育的关键时期，最能吃的时候。我们的胃就像炼钢炉一样，吃生铁也照样化了，更别说那两窝头了，所以每天我们都饿。更要命的是，明明饿，还不允许我们说饿。工宣队的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到处喊“饿”影响不好；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垫垫肚子，也不让买，怕贫下中农有看法。说了归齐，就只有一条路最保险——饿着。
我们三百多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天天饿着（主要是男生）。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诉下，学校与大队联系，大队又与公社联系。最后公社同意从粉房拿出一部分粉渣卖给我们，每斤2分钱。只能卖给我们一部分的原因是其余的粉渣都得给公社的养猪场留着。
猪口夺食，效果显著，我们的窝头终于变得“高”了点，也“胖”了点，口感虽然不是很好，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饥饿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