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之“吃挂落儿”——余洪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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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题之语：
      “吃挂落儿”其中的“落”字的读音是“烙”。相同的读音，譬如曲艺形式“莲花落”等。
       据查， “挂落儿”，为北京、天津一带的方言，土话，为连累，牵连的意思；“吃”则多为挨、受的意思；吃挂落儿即为受连累，受牵连。 
       另外有一种认为是“瓜葛”的儿化音“瓜葛儿”，流传时间久了，被读成“挂落儿”。
       还有一种认为“挂落儿”，是一个建筑上的专业用词，我国传统建筑牌坊下面的装饰构件，就叫“挂落儿”。人们每年给富贵人家拜年时先要向着牌坊行礼，由于此时牌坊下面的“挂落”也跟着一起接受人们的礼拜，这就是吃“挂落儿”的由来。后来引申为受牵连。
       不揣冒昧，我的认识介于第一、二两种之间——我觉得“挂落儿”是“瓜落儿”的读音转化。人们都知道，瓜蔓遍地，在秋后清理瓜地时，说不定哪个瓜叶下面就藏着被遗“落”的小瓜蛋子，被瓜蔓牵连而出；儿化韵形容瓜之小。

       本来今天挺忙，可凤凰网偏偏不让我静心——刊登了有关余洪信事件的回忆：

       这一回忆使我想起当年为此“吃挂落儿”的事情来了。

       1972年夏，兵团各连收到上级下发的“通缉令”，通缉名叫“余洪信”的现役军人；说他叛党叛军，用枪打死人，潜逃在外，可能要投靠“苏修”，各连队要严查并抓捕该人。

       该“通缉令”到达连队时，我正在北京享受第二次探亲假。“五一”节在紫竹院公园游园，观看文艺演出，耳闻目睹了“林彪事件”后文艺政策调整的成果。在新街口南大街的“白雪”照相馆，我看到全家在1971年夏天（我第一次探亲时）的合影，被照相馆作为样板展览在橱窗里。我也亲耳听到身边的观看者窃窃私语——“看这家的四个儿女，俩儿俩女。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这是老四。”我在一旁，看到他们把我家的大姐、二姐、哥哥和我，整个儿全都说错了——大姐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保障，显得年轻，成了老四；二姐在天津塘沽工作，生活不错，成了老三；哥哥在黑龙江兵团某团部宣传队，起码吃白面，成了老二；我在内蒙古兵团干农活，缺衣少食，餐风宿露，“脑门翻波浪，眼角放光芒”，富于沧桑感，成了老大。 

       探亲结束返回内蒙时，同院北屋的三叔三婶念我几次探亲给他们捎回花篮柿和瓜子，买了烧鸡给我送行；家中父母和奶奶也不让我把烧鸡留给他们；我只好带着烧鸡上路。在北京开往包头的列车上，我打开烧鸡的包装纸，品尝着美味，思念着亲友。大概据当时的消费水平，老百姓是绝对吃不起烧鸡的。这时，就开始有人找出各种话茬与我交谈，询问我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等。在包头火车站的中转大厅，同样有三、四个人没话找话地探询我的来历。在包头开往兰州的列车上，也有人问询我，甚至乘警出面查看我的兵团战士探亲证明。到此为止，我满腹狐疑——怎么一路上这么多人“关心”我呢？后来，邻座一人告诉我——他们都以为我是被通缉的余洪信呢！我恍然大悟。我与乘警开起了玩笑：“对不起，耽误你立功啦！”

 

       几位战友在布隆淖尔车站接我下车。返回连队途中，谈及此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通缉令一到连队，大家都说，这个余洪信怎么和yyy挺像啊？！”我心中纳闷“我有那么老么？”一到连队，我去连部销假时，看到连部窗户上贴着印有余洪信像片的通缉令。我正在端详，卫生员曹达洪从我身后走过，我问他“我和这余洪信像吗？”他肯定地说：“像，尤其那双小眼睛。”我彻底晕了。 

       二十几岁的兵团战士居然和四十几岁的人相像，岁数最小的弟弟反倒成了最显老的大哥。面对多方面的反应，我无语了。兵团的蹉跎岁月啊，把我们这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弄成灰头土脸，饱经沧桑。即使探亲时刻意乔装打扮，以让家长亲友放心，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