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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生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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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修竹

 

 

第一章    我的军垦梦

 

       1969年7月下旬,空军的飞机不断在古城保定上空盘旋。飞机上投下的布告飘落到城区的大街小巷。

       我已多次捡到过这种空投的布告。它与贴满大街小巷的布告一样,是中央的“七·二三”、“七·二八”布告和4800部队、保定地革委的“七·二二”布告。布告我已看过,条款很多,但大意挺简单,就是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还提到要坚决镇压反革命。

       动用飞机散发布告,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三十八军(当时的番号为4800部队)要动真格的了,它要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还在武斗的保定两个对立派别,放下枪炮,实现联合,最终达到保定的稳定。

       三十八军介入保定文革之后,支持的是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书记刘子厚的“工总派”。“工总派”虽然把刘子厚搞得灰头土脸,但最终并没有把他打倒。“三结合”以后,刘子厚成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依然主政河北。其它地市反对刘子厚的造反派全部垮台,只有保定的“工总派”因有三十八军的支持,才得以幸免。支持刘子厚的保定“红楼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决意置“工总派”于死地,而“工总派”依然还想着彻底斗垮“红楼派”。所以,保定依然枪声不断。

       此时,保定文革已基本上由三十八军主导,它必须尽快结束保定的混乱局面,以跟上全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强迫两派就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所参加的保定五中“钢铁兵团”就属于 “工总派”。 三十八军要求我们回校搞联合,我们本该响应。可 “钢铁”似乎已是一盘散沙,并没有人出头组织这件事。我们依然盘踞在市人委西北角的小院里。

       市人委的全称是保定市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市政府。市人委所在的大院据说是清代的贡院,里边的房子还真的都是古衙署式的旧建筑。它的格局是院子后边还有院子,挺老大的。这里是“工总派”的据点,我们在学校无法立足,便占据了其西北角上的一个花园式小院。

       保定五中“钢铁兵团”,本来比对立面五中“烈火”和五中“造反团”势力大,占据着学校的中楼和北楼。但由于后来学校对门的第一橡胶厂“工总派”倒戈,“红楼派”整个保定地区的农民组织“贫代会”,又把据点建在了五中的西边,使我们处于两面受敌而又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可怕的是,“烈火”和“造反团”手里有了枪,我们处在了真实的威胁之下。迫于形势,我们搬出了学校,到这个小院落脚。

       我已有很长时间不去市人委了。因为“钢铁”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活动,连为本派充数壮胆的游行活动都没有,只有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在那儿胡混,实在没什么意思。

       从兴高采烈地欢迎停课闹革命开始,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算起来也有三年时间了。革命造反的热情,在“到底做得对不对”的追问中消耗,我已没有了争斗的昂奋,只有对这种混乱的厌倦。

       8月初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又去了市人委,竟然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保定招兵。

       如能参加内蒙兵团,说不定就能亲手教训苏修老毛子了。3月份发生珍宝岛事件时,我曾满腔怒火,义愤填膺,恨不能自己也去当兵守边防。

       当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我的向往。绿军装,红领章,英姿飒爽,骑马挎枪,那是多么豪迈。

       文革初期,我们班的李国型就光荣入伍。他是我的好友,我特意到保定地球物理探矿公司他的家中,为他送别。我请求他到了部队以后,尽快给我来信,多介绍部队的情况。

       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信封上他的地址是“河南洛阳总字790部队23分队”,番号!让人自豪的番号。可惜,它与我毫不相干!我认真地看着信中的每一个字,力图从字里行间想像出部队的火热生活。

       拿着他的来信,我嫉妒得眼睛都要发红。但我知道我没有戏,我永远都当不了兵,因为当兵要过“政审”这一关。政审要上查三代,看看家族中有没有人有政治问题。初三上学期团支部培养我入团时,我已从班主任刘永义那里得知,我父亲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兵。解放后虽已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但仍是一个极大的污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政审“审”的就是老子,我有个有问题的爹,怎么可能通过征兵时的“政审”呢?

       兵团招兵,让我眼前一亮。听说,兵团也在解放军的序列,也是部队的编制,由现役军人领导,能算半个兵。但招兵条件不像解放军征兵那么严格,也没有名额的限制,能够加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另外,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我感觉,与其将来被安排下乡,还不如主动去兵团,因为我对兵团有着极为美好的印象。

       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军垦战歌》,反映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影片中,青年男女唱着高亢、嘹亮战歌,满怀激情,战天斗地,把亘古荒原变成了塞外江南,那火热的场面,引燃了我想当兵团战士的热望,成为我军垦之梦的源头。

       尤其那首《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插曲,一唱就令人对军垦生活无限神往。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

       就让哪里盛产棉粮。

       哪里有高山,

       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嘿!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

       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上。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

       在斗争中奋勇前进,

       朝着共产主义坚定方向。

       我感觉只有那些有远大抱负的有志青年,才有资格唱这样的歌曲。而自己每每唱起这首歌曲时,也会不自主地渴望自己具备这种资格。

       还有一首叫《边疆处处赛江南》:“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赛呀赛江南。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哎,鱼呀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更是诗情画意,令人遐想。

       我还看过一本小说,叫《军队的女儿》,也是写新疆建设兵团的,曾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小说的主人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叫刘海英。她年纪虽小,理想远大;积极上进,勤奋好学;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无畏;瘫痪后,又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最终光荣归队。堪称青年的榜样!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情节之中,把自己也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掩卷深思,我会想,我要是刘海英的战友,该多好啊!

       另外,我还看过一本描写云南知识青年建设边疆的书,叫《边疆晓歌》。已记不清是不是写兵团的,只记得有知青恋爱的内容。看那本书时,我很关注这样的情节,与此无关的往往跳过。看了此书,我竟然幻想着自己也在边疆建设中找到意中人。

       而眼下自己有机会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了,自然激动万分,仿佛自己已是《军垦战歌》中的人,自己已和心目中的英雄们站在了一起。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招兵的消息传开后,“工总派”占据的市区出现了“逃避斗争,就是背叛”、“做彻底的造反派,不做可耻的逃兵”的大标语。

       有人对我说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北京军区序列,他们来保定招兵是个大阴谋,是支持“红楼派”的北京军区,瓦解保定造反派的釜底抽薪的诡计。希望人们不要报名。

       我感觉,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招兵动员不仅面向三十八军支持的“工总派”,而且也面向北京军区支持的“红楼派”。为防止因在保定招兵而把派性斗争引到兵团,招兵时还按派定向。“工总派”的去三师、六师,“红楼派”的去一师、二师。而且支持“工总派”的三十八军,也动员“工总派”的学生去三师二十三团,据说,该团的现身军人都是从三十八军调去的。

       我分析,不愿意让人们报名的应该是各组织的头头,手下的兵走没有了,他们还给谁当头儿呢?而不应该是三十八军,因为那时主导保定文化大革命的已是三十八军,保定出问题,中央要向三十八军问责,三十八军当然希望保定尽快稳定下来。所以北京军区组织保定两派学生去内蒙,三十八军一定会顺水推舟的。

       其实,我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而且已看出,我们对于争斗结果的影响那就是个零。至于谁更造反,谁更革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终不过沦为上层斗争的工具。

       学校也不像机关、企事业单位,派性斗争夹杂着个人恩怨,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虽然学生们造了半天反,也想争个上下高低,但也都知道最终要一拍两散,各奔东西。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刘子厚,一生一世斗下去,非斗出个血海深仇不可。我们班的两派同学间就没有什么仇怨,私交还都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报名去内蒙,没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

       1969年8月上旬,我接到通知,说兵团接兵的人第二天到我们“钢铁”的驻地,进行招兵动员。通知我的好像是张玉庆,他是“钢铁”的小头目,也想去兵团,应该是他组织了这件事。

       第二天,还没到约定时间,市人委西北角的小院就挤满了人。不仅有文革的积极分子,还来了不少不怎么参加活动的准“逍遥派”。人们三三两两地交流着能够听到的各种信息,焦急地等待着招兵的人的到来。

       他终于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白白胖胖的军官。有人介绍说,他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二团的政委,也是六师接兵的负责人,叫蘭克夫。人们称他蘭政委。跟在蘭政委身边的还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挺秀气的学生模样的人,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据说是蘭政委的助手。

       蘭政委先给我们讲了组建兵团的伟大意义。他满怀深情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兵团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鞭策!在毛主席“一·二四批示”的指引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今年春季胜利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他介绍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北京军区序列的生产建设部队。由军队领导,建制、待遇和正规部队一样,同样也发武器。不同的是,它的任务更为繁重,不仅要保卫边疆,还要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兵团的建军宗旨就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所以,我们既是兵,又是民。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他说,我们接兵组的同志,这次来到保定,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一·二四批示”,为兵团挑选精兵强将。

       他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的驻地是锡林郭勒盟草原。锡盟草原是中国的四大草原之一,水草丰茂,牛羊遍野。

       在动员报告的最后,他说,历史赋于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最神圣的任务,就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人类。所以,你们不仅要关心保定,还要关注全国,放眼世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在祖国北疆布下了新疆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建设兵团。这不仅对保卫我国北部边疆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反修、防修和世界革命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讲到这里,他挥动手臂,激动地说,你们的面前是一副重担,既艰巨,又神圣。把这副重担交给你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你们的信任,是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红卫兵的光荣,你们红卫兵的骄傲。党在向你们招唤,毛主席在向你们挥手,你们应该怎么办?

       被他的激情所感染,一些人不由自主地大声回答:“参加兵团!”我已热血沸腾,也跟着大家一起喊起来。

       动员报告结束后,人们立即把蘭政委围了个严严实实,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各种问题。有人问是不是发枪,有人问能不能骑马,有人问发不发军装,蓝政委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兵团和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吃饭,有连队食堂,穿衣,由连里发军装。买日用品,连里发津贴,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三年之后实行工资制。

       也有女同学问什么时候才能探家。蘭政委答复说,三年之后安排,每年一次。

       人们把能想到的问题,基本上都问了个遍。看看人们基本平静下来,蓝政委让他的助手给大家发了申请表。

       我领了一份,我的好友张金贵也领了一份。我俩曾反复商讨是否参加兵团,最后商定,结伴而行,共赴边疆。

       回到家里,我把我想去兵团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明确表示反对。

       她的理由很充分,也很现实。家里收入不多,父母收入加在一起也就70多元;而孩子不少,一共5个,生活一直非常困难。我是老大,他们早就盼着我能上班挣钱,补贴家用,减轻他们的压力。

       1966年,我初中临近毕业时,他们就曾为此事伤过脑筋。我想考高中,将来能上大学。而父母则希望我尽快工作,及早挣钱。可巧那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上学也好,上班也好,都无从谈起,此事才不了了之。

       现在,好容易熬到文革有了收尾的苗头,她当然盼着我能分配工作,为家里挣钱。

       无所事事的焦躁,想找到工作开始新生活的焦急,一直煎熬着我,我当然理解母亲的心情。我不仅知道她希望我担当养家重任的心思,也知道她对我远离故土,几年不能回家的忧虑。

       可我把去兵团看作自我解脱,冲破沉闷困境,开创新生活,实现夙愿的现实途径。虽然母亲为我设想的将来可能更好,但它能否实现,却根本无法确定。

       我一直信奉“手里的一只鸟,胜过树上的十只鸟”,所以决定想办法突破母亲的阻拦。

       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用“大帽子”压服她。人们都处于“革命狂热”之中,父母因私欲阻拦子女的狂热举动,往往会被子女揭发,殃及自身,被人扣上“不许子女革命”的“帽子”,所以父母们处理此类事情会格外注意分寸。

       我抓住母亲也有这种顾虑的弱点,向她大讲参加兵团的伟大意义,无非是添油加醋地重复蘭政委讲的那些东西,并强硬地表示不管说什么也一定要去。

       母亲最终向我作了让步,说等父亲回来听他的意见。

       父亲那时在保定市西郊供应站华二南基地工作。单位离家很远,不能每天都回家。

       由于初二我申请入团时,获知父亲有历史问题,并向他核实,他似乎已自我矮化,不再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待我。由于影响了我的政治进步,他好像对我还有点愧疚。

       文革中,我参加的是“工总派”,他参加的是我的对立面“红楼派”,我们在家时虽不像社会上的两派那样仇视,但也常争得面红耳赤。我与父亲的关系,远不如我与母亲的关系密切。母亲参加的也是“工总派”,虽然派性不是很强,但说起文革的事,也总会站在我一边。

       父亲回来了,他支持我去兵团。他的看法是,年轻人总守着家有不了出息,出去闯荡,才能增长见识和才干,将来干一番事业。他对母亲说:“我的意见是孩子愿意去,就让他去。家里的事,我们扛着。不能因为我们,影响了孩子的前途。”

       母亲不再反对,我去兵团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第二章    再见了,古城

 

       父母同意我去兵团之后,我立即填写申请表。

       姓名一栏,我本应填写我一直使用的户口名苑占国。但我担心这个名字可能会对我在兵团的进步有负面影响,就自作主张地填写了“苑战国”,而将“苑占国”填在了曾用名一栏。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个名字。

       父母起的名字“苑占国”,我使用了17年,一直相安无事。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有人因为名字不“革命”而被批斗。我怕别人说我想占有整个中国,是大“野心家”,一直惴惴不安。

       可能是遇到这种问题的不止我自己,社会上很快出现“改名风”,什么“卫东”啊,“向东”啊,“卫红”啊,“志红”啊,一下子出了一大群,反正是怎么显得比别人更“革命”,就怎么改。

       我不想搞那么大动作,让别人不知我是谁了,又想逃开那个“占”字,就改了个“战”。虽然和“春秋”“战国”沾了边,但其实没有那么深的意思,不过是要甩掉“野心家”的帽子而已。找到这个“战”字,我很得意,觉得既对得起父母,又能保自己安全了。但我一直没有正式使用过它。

       接着填写的是本人情况。性别:男。出生日期:1949年。民族:汉。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初中。政治面貌:群众。本人简历:1957年9月-1963年7月,后福盈小学上学。1963年9月-今,保定五中上学。

       我求学的保定五中,是一所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学校,我所上的初三年级,就是学校的最高年级。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我们初三年级就已学完全部初中课程,并已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文革打断了我们的毕业进程,我们别说拿到毕业证,就是考试分数也已无从查询。老师对此已无暇顾及,就是学生也已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没人再关心自己的分数。

       我还填写了家庭成员情况。为防止节外生枝,我没有如实填写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想用这种方法,割断我的过去,彻底摆脱那种下等人的感觉。我断定接兵的人不可能逐个地政审调查,即使他们真的想这样做,在保定两派还混战一团的情况下,他们也难有收获。我的想法是先去了再说,大不了被退回,那我还看了草原开了眼呢!

       交表后,接兵的人就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体检相当正规,让人有一种真要当兵的感觉。

       由于担心不能被批准,我还特意去接兵人所住的保定交际处打听。蘭政委的那个助手接待了我,他说很快就会发通知,让我回去等着。

       终于,我收到了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红印章的通知,我被批准了!好友张金贵也被批准。我俩都被分配在六师直属连,听说是师部的警卫连,好像比其它连队武器装备要好得多。还听说分配在师部的是少数,多数人都被分到了各团。

       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兴奋的情绪难以消退。

       我想象着将要开始的新生活,头上是白云蓝天,脚下是无际草原,身边是和我一样的热血儿女,我们骑马挎枪,守卫边防,我们战天斗地,建设家园。我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我们在火热的生活中结成战斗友谊,我们在亲密的接触中撞击出爱情火花……

       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一直对我非常好,可我对她却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她是降班到我们36班的。她个子高高,相貌也不错。但我对学习不好的同学总有一点瞧不起,所以对她并没有格外关注。大约是在初二下学期时,我迷上了无线电。不知她怎么知道了我的这个爱好,在我课桌里放了无线电方面的书,还留了个纸条,说她父亲是这方面的技师,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可以提供给我看。

       我在家里是老大,没有享受过姐姐的关爱。在和她的接触中,我感到了姐姐般的温暖,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可时间一长,我们俩的这个小秘密被其他同学发现,我成了人们起哄的对象。面对羞辱,我不由迁怒于她。而她也真像姐姐一样地管我,要求我这样,要求我那样,让我心烦。我没有了和她约会的热情,只是被动地应付。

       还有一位女同学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可我偏偏暗恋着她。有一个学期,我的座位就排在了她的后面,我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不知为什么,我在她的面前会自惭形秽。她的学习没有我好,长得虽说也算漂亮,但绝对不是美女,皮肤还有点黑,而且爱耍小脾气。我为什么会感觉她像天仙一样圣洁完美呢?

       由于我一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所以我强烈地盼望她也去兵团,以便能在我攒足勇气时向她表达我的爱意。这种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迫使我向人倾诉。最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好友张兆雄(邻居)的弟弟张兆祥。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人倾诉,主要是考虑他年纪小,不会有鄙视我的意思。

       在接到通知之后的那个晚上,我俩坐在新北街他们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熟视无睹地面对着昏暗灯光中不断闪过的自行车,专心地议论着这个问题。别看他年纪比我小四五岁,也就十五六,可谈恋爱已颇有心得。对女孩子的研究也比我强多了。他说的那些和他交往的女孩,有的我还真的见过,确实不错,但我不知那些女孩是否真的在追他。我一再问他,也问我自己,要不要在去兵团之前,向我爱慕的那位同学表示我的意思。他一再鼓励我大胆去追,并认为我早该这么做。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去说的勇气。

       我爱慕的那位女同学最终没有报名去兵团,对我非常好的那位女同学也没有去。在我校报名去兵团的女同学中,我们班的一个都没有。而别的班的要去兵团的女同学,我却一点儿都不熟。我不免有些失望,却仍抱有希望。

       我们这批人奔赴内蒙的时间,初步定在8月22日。我们有十几天的准备时间。

       接兵的人要求我们自己准备被褥、衣物、日用品。还特别强调要准备一副墨镜,说风天可以防砂,雪天可以防雪盲。因为内蒙的风砂厉害,刮起来人睁不开眼。内蒙的雪也很大,冬天遍地是雪那是常事。晴天时雪反射的阳光能致人雪盲。另外,还要准备蚊帐,因为那儿的蚊子又大又多。

       由于接兵的人特别强调了准备墨镜、蚊帐,我也就格外重视,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可家里也没有这些东西。邻居王保安在玻璃厂上班,他们观察玻璃熔液要用墨镜,只是颜色浅得多,充其量只能叫茶镜,他送给了我一副这种镜子。父亲又给我从他们商店买了一个新蚊帐,算是凑上了必备品。

       准备的被褥也是旧的。我铺盖的被褥已脏得洗不出来,上面还有不少臭虫的血迹,带上太丢面子。母亲便从全家的被褥中挑选了一套最干净的,给我拆洗后做好。

       我脑海中至今还留有做被褥时的清晰印象:在院子中间铺了一张席,母亲和主动帮忙的同院的淑彦嫂子各坐一边,在阳光下弯着腰缝被子。淑彦嫂子是个心眼很好的人,总是心甘情愿地帮我们家的忙。

       另外,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条新棉毯。毯子以浅红色为主,间有白色的条格。

       要带的衣服以我现有的为主。新做了一件灰色的夹克,面料质量上乘,款式是我穿过的衣服中最时尚的。

       买了一双蓝色的网球鞋。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我们班的王平安上初二时就穿上了“白网”。他是校乒乓球队的,不仅球打得好,装备也令人羡慕。使用的是“红双喜”的球拍,好像要几块钱才能买到。脚下蹬的就是“白网”,还露着蓝色的尼龙袜子,那叫一个帅。班里的男同学几乎都穿“解放鞋”,他的“白网”格外抢眼。我一直盼着自己也能穿上“白网”,可我连跟母亲说想买的勇气都没有,自知那是太过分了。这次我要离家了,终于提出了这一要求。母亲痛快地答应了,只是说白球鞋不适宜干活,让我买了一双蓝色的。当时尼龙袜子还是贵重的稀罕物,爸爸也就只有一双,他割爱送给了我。

       要带的日用品我也作了精心准备。买了个带盖儿的大茶缸,搪瓷上面有“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红字,红字下面是天安门的图案。这个茶缸我一起保留到现在。带了一把父亲以前给我的“双箭”牌水果刀。还买了小镜子、小拢子和擦脸油。父亲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加厚的黄色搪瓷脸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着就特结实。我还向他要了他的刮脸刀,因为我不想再留自己的小胡子。

       另外,在文化娱乐方面,我带上了我搜集的一些我喜欢的彩印国画,带上了我正在使用的颜料和毛笔。带上了笛子、口琴、我自制的手抄歌本,以及一本北京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编辑的歌曲集。这本歌曲集我视为珍宝,上面的歌几乎每首我都喜欢。其中就有《军垦战歌》中的那两首插曲。口琴是则王保安送给我的。

       我自己攒的那台四管来复式收音机是全家娱乐的唯一电器,我自私了点,也准备带上。

       至于零花钱,我手头就有。7月底的时候,我曾为保定果品公司押运了一趟西瓜,挣了30多块钱,还没有上交。

       这个活儿是邻院一位阿姨主动给介绍的。她在果品公司工作。她们公司每年夏天都收购西瓜往外地批发。为防止在火车运输途中有人偷瓜,她们一般都要雇人押运。

       我从小攒起的一百几十本小人书,临走时给了最小的弟弟。

       东西准备了一大堆,怎么带呢?父亲从单位给我买回一个大包装箱。听说别人要带是皮箱、柳条箱和正规木箱,好友张金贵也正在打箱子,我决定改造我的大包装箱。

       我自己没这个手艺,也没有木工工具,自然而然想到了当木匠的喜子。

       喜子本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院伙伴。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初中,他没有考上,就拜师学了木工手艺。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喜子一家被赶回原籍。后来返回保定却一直能搬回我们院。

       喜子回保定后,一直住在已经结婚的姐姐家里。他姐姐家就在保定税务角“乐仁堂”药店后边的院里,离我住的前进胡同(文革前叫相府胡同,文革中改名)很近,我们还能经常碰面。我喜欢无线电,他也喜欢无线电。他的水平不如我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时就来问我。

       我找到他,说明求助的意思,并告知时间紧迫。由于手头活儿挺多,他略显迟疑,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我把包装箱给他送过去,他便插空儿干一通。包装箱的板子很薄,“严缝”的难度很大。不过喜子毕竟是干了五六年的木匠,“严缝”后的板子几乎看不出缝隙。由于担心不能按时完工,我便常常假借给他帮忙,过去看一看。

       他姐姐是个很爱干净也很讲究的人,家里收拾得不仅利索,而且时尚。床单总铺得非常平整,干净得像刚洗过一样。电灯用的是吊灯,还有漂亮的灯罩。喜子就在这么干净的屋子里摆开了干木工活儿的战场。

       现在想来,真让人感到过意不去。可当时就觉得喜子是和我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帮我理所当然,干得进度不快,我还心底不悦呢。压根没有想到应该为自己的打扰,明确地向喜子的姐姐表示歉意。

       箱子打好后,涂了黄色的调和漆,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包装箱的板子毕竟太薄,实际上并不结实。

       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把自己所有的《无线电》杂志和手头全部无线电零件,一股脑儿送给了喜子。

       出发前,我们还领到了军装。穿上新发的军装,我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精气神儿十足。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领章帽徽,其质量也不能与真正的军装相提并论。布是很薄的平布,颜色是似绿非绿的干菜色。后来发现衣服颜料的附着力极差,一洗就掉色。洗上几次,绿色就变成黄白色,我们戏称之为“马尿黄”。

       临近出发的时候,同院的邻居们喝酒时,特意叫上了我,算是给我送行。

       在我们的大杂院中,王保全最爱张罗凑在一起喝酒,他弟弟王保安肯定要参加,一般会叫上我父亲,有时也叫南屋的田世杰。

       那天是8月17日,星期天。午饭时王保全又把这些人邀到他们家里,还破天荒地叫上了我。父亲一直不让我喝酒,但这次没有反对。

       王保全说:“你就要走上社会了,就算成人了,可以喝酒。”他给我倒了一小杯,自己也倒了一小杯,让我和他一起干了,并说:“我祝你能在兵团干出一番事业。”我从来没有喝过白酒,尝了一下,很辣。但想到自己就要到外边去闯天地了,还能怕喝酒么?就端起杯来,一口干下去。谁知白酒是那样呛人,我立马咳嗽起来。王保全说,头次喝酒可能会呛,没事,喝两杯就好了。父亲提示我:“在这种场合,应该主动地向长辈敬酒。别人敬了你,也不能忘了回敬。”我赶紧回敬了王保全一杯,并给田世杰、王保安和父亲敬酒。

       他们喝酒用的是一种三钱多的小杯,感觉着喝一杯也没有多少,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喝醉。也确实如王保全所说,喝过两三杯就不再有呛的感觉,还有了甜香的的回味儿。我觉得自己会喝酒了,就放胆和他们喝起来。

       后来,好像保全、保安他们还给我讲,走上社会之后在应酬场合应该注意那些事项。不过我似乎已听不太真切,眼前的一切还都有些晃来晃去。后来,我稀里糊涂地就回自己的小屋去睡觉了。

       下午醒来,我感到小屋里都是酒气,发现地上还有残存的炉灰。而且头很疼,胃也不好受。挣扎起来,想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一出门,正碰上王保全,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副省长醒了?”我莫名其妙。可看看院里的人,还都冲着我笑。

       我到西屋去问母亲,她心疼地说:“你喝了多少酒哇?吐得满地都是。还说胡话,说将来要当副省长。你真是丢死人了!”

       我听愣了。这是我干得么?有这种事儿吗?

       晚饭时,我的胃还在难受,没有一点食欲。

       为了送我,母亲提议要照个全家福。照相时,为显示我们全家对毛主席的忠诚,七口人全都胸戴主席像章,都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只有站在后边的我和大妹妹,由于只能照上头部才垂手而立。这张“革命全家福”自打上兵团起,就一直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8月21日,也就是我要出发的前一天,我最要好的邻居伙伴张兆雄和田春宝,也和我照相留念。

       1969年8月22日,是我们这批新兵团战士正式出发的日子。

       那天午后,我们由市里组织,顶着烈日乘车游行,算是告别保定古城的最后仪式。

       我们的车队有专车开道,是又奏鼓乐,又放鞭炮,声势浩大。在缓缓行进的大卡车上,我们身着兵团军装,胸佩绸扎的大红花,和街道两旁的父老乡亲依依惜别。

       为了欢送我们,已有人清除了“逃避斗争,就是背叛”、“做彻底的造反派,不做可耻的逃兵”之类的大标语。到处贴的都是“中华儿女,志要四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内容的标语口号。满街花花绿绿,显得挺有气氛。

       我们的车队经由新北街、裕华路,向车站进发。在经过新北街我所住的前进胡同时,我看到邻居小儿妈也在人群中翘首观望,一脸牵挂的神情。她知道我去兵团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她对此事的确切态度,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我很好,她肯定在关心着我。

       游行的车队最终都汇集在火车站。站前是一片喧嚣。几面大鼓同时擂响,震得心脏似乎要从胸口蹦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旗帜,摇来晃去,让人觉得整个车站都在晃动。已提前在这里等候的送行的人,已挤满站里站外,在三五成群地大声谈论着什么。当我们从汽车上下来时,耳边到处是呼唤声,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们的行李已提前办了托运,我随身只带了一个新发的绿挎包,里边装了些路上要用的东西,所以进站时显得很轻松。

       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家人。他们围着我,继续说一些让我在路上要注意照顾自己的话。我似乎听到了,又似乎没有听进去。

       烈日烤着站台,让告别充满焦躁。能和家人再多待一会儿,本是离别前最后的享受。可看着大伙都对我满是惦念,我又感到自己似乎在煎熬之中,恨不能列车立即到来,让我尽快解脱。

       父亲好像还要嘱咐我一些什么,但嗫嚅后说出的,还是到了后要尽快写信之类的话。我也想对他们说些宽慰话,但总觉得喉头好像堵了什么东西,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列车终于进站了。是不是专列我没有留意,但停在我们面前的都是空的车厢。车门一打开,大家便一拥而上,全无军人的组织纪律性。接兵组的人大声地叫喊着,力图维持好秩序,但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在一片混乱中,都挤上了车。

       我和张金贵抢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他坐在里面,我坐在了外面。

       列车的车窗都被打开,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在做最后的交流。我的家人也站在车窗外,默默地看着我。张金贵的父亲把他刚买的一个西瓜从车窗塞了进来。

       一阵放气声之后,列车缓缓开动,车厢内外一片告别声。车下不少人追着车窗挥手致意。车上有的人还把手臂伸出车窗,与亲友握手告别。我的家人也随着人群移动,不住向我挥手。列车加速了,我趴在窗口,看着家人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完全看不见。随着列车的加速,车厢里的哭声也越来越大。

       我和张金贵都没有哭,我们只是默默地坐着,盯着小桌上的西瓜,没作任何的交流。

       随着一声长鸣,列车开出保定车站,奔向遥远的北方。

       到兵团后,我特意填了首词,表达当时的心境。

       别古城

       高举红旗,远征塞外,满腔热血奔流。任雨急风骤,恶浪迎头,不怕千难万险,更莫道、别苦离愁。决然走,喝干饯酒,执手别秋。

       休休,这回去也,有领袖批示,勇进不留。定挥抢跃马,震慑敌酋。重整边疆天地,让戈壁、化作绿洲。绿洲上,平添麦浪,新起高楼。

       文革开始后,我对毛主席诗词有了浓厚兴趣,并由此痴迷上古诗词。但苦于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后来得到一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讲述的正是诗词基本知识。我便整日抱着它研读,上兵团时自然带上了它。到兵团后,我还试着按王力的要求作诗填词。但由于没法找到关于平仄及韵部方面的资料,只能胡填。这首词便是我按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词牌试着填写的。也是胡填,算不得数。这种热情大体持续了一年左右。到1970年8月,我感到这样做实在是费力不讨好,便基本放弃。再有感而发时,便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再受所谓格律的局限,只求个大体押韵而已。

 

第三章    啊,大草原

 

       列车开出保定后,车厢里的哭泣声很快平息,窃窃私语取代了大声喧闹,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耳边单调的无休止的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已让一些人昏昏欲睡。

       我却没有一点睡意,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近处成片的庄稼向车后飞跑,远处灰褪色的山在缓缓移动,间或有一些小站在眼前闪过。真正独立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我一直处于兴奋之中,窗外的景物是如此平常,可我却感到新鲜、刺激,仿佛它很快就会转换成草原美景。

       “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的神圣职责。”我忽然听到有人在车厢中大声讲话。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瘦高的学生站在通道中,他白净的脸上表情庄重。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唱一段样板戏,以抒发我们奔赴边疆的豪情。”

       昏昏欲睡的清醒了,窃窃私语的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人。人们纷纷打听他是谁。这时有知情者告诉大家,他是保定八中的,就爱唱样板戏,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人称“样板人”。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他刚唱两句,车厢里就暴发出一片笑声,鼓掌的,叫好的,乐得前仰后合的,人们的情绪立马高涨起来。因为他唱得委实一般,我知道大家是在取笑他,拿他找乐儿。

       可他并不受笑声的干扰,依然一本正经地唱他的样板戏,直到把这个唱段唱完。

       “再来一段!”有的人感到不过瘾,鼓动他继续唱。

       “样板人”的戏瘾被激发了,还真的一段接一段地唱起来。直到人们听累了,他也唱累了,才坐下休息。

       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夜晚。感觉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列车才继续前进。

       1969年8月23日傍晚,列车经过一整天运行到达了白城市。接兵组的人安排我们在此处下了火车。

       据接兵的人说,白城市是吉林省的一个城市,是从东北进入内蒙的门户。从这里进入内蒙的铁路线叫白阿线。白城是白阿线的始发站,中蒙边界的阿尔山是其终点。我们将从这儿转乘去往阿尔山方向的列车,目的地是大石寨镇,那儿有我们兵团六师的转动站。

       我们下车后没有出站,就在昏暗的站台上等待所要转乘的列车。

       由于没有出站,又在黑夜,站外的情况一点儿都没有看到,据说白城市是个县级市,不很大。

       等得时间不长,我们所要转乘的列车就到了。上车后发现,这是一种老式列车。车上没有当时普通列车的那种绿色人造革面儿的靠椅,而是陈旧的又低又窄的木板靠椅。这种靠椅类似公园里那种室外靠椅,用木板条作为椅面和靠背面。木板条与木板条之间,有很大的空隙,人坐在上面很不舒适。车厢饰面、地面及小桌也很破旧。车窗很小,玻璃几乎都不能打开——可能永远也用不着打开,因为在酷热的8月,我们上车后都没有感到热意。车顶很低,几乎触手可及。车灯还是白炽灯,不知是瓦数太低,还数量太少,车厢一片昏暗,像进入了农村的土房。

       和我们一起上车的旅客几乎都是当地的农牧民,穿的衣服都脏兮兮的,大多还携带着大小不一的鼓鼓囊囊的口袋。上车后,我们就和这些脏兮兮的旅客及各色口袋挤在了一起。

       列车开动了,风不知从何处钻了进来,冷飕飕的。

       我们很快就都有了座位,因为当地的旅客多是短途旅客,列车开出不久,就有一些人在停靠的小站下车。不过还没有等我们坐稳,又有一些同样的旅客涌上了车。

       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小站都重复着这一幕——一批“大袋小袋”涌下去,又一批“大袋小袋”涌上来。看上去,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后来得知,这些人虽然做的生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不买车票。白阿线因此有了另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白拉线。到现在我也不知那些小站当时是否有人在深夜里卖票和剪票。

       大约是在过了午夜之后,列车到达大石寨车站。接兵组的人招呼我们下了车。不知为什么车站没有电灯,漆黑一片。我们摸黑走出车站,发现站外依然一片漆黑,整个小镇没有一处路灯。从脚下的感觉看,好像连平整的路也没有。

       好在那天天气晴朗,星星格外明亮,加之有铁路的信号灯发出的微光,我们可以大致感觉周围的情况。

       接兵组的人招呼我们跟着他走。我随着人流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一个大院,听别人说这里是兵团六师的转运站。

       在院里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们才被领进了一个很大的仓库。

       黑暗中我听到蘭政委在高喊:“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下来再安排大家乘汽车到各团。”人们一阵骚动。

       “同志们,兵团刚刚组建,各项建设还没有开始,眼下的条件确实艰苦。不过,条件很快就会改善的,因为我们来了。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就是来搞建设,来改变艰苦的条件的。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先吃苦,先苦后甜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下这点儿困难绝对吓不倒我们兵团战士。对不对?大家就地休息吧。”听到人们不满,蘭政委赶紧做工作。

       蘭政委走了,大家个想个的休息之法。有铺上自带雨衣的,有从外边找来施工用的草袋草帘的,也有搬来砖头的,大家或坐或靠或躺,凑合着度过了到达兵团后的第一夜。

       天亮以后,我发现转运站挺大,院里还有其它房子,应该是安排兵团过往人员住宿的。可能昨晚一下子来的人太多了,住不下,才安排在了仓库。

       去师部之前,我们要把自己的行李先装上汽车。由于铁路方面还没有将行李车调运过来,人们就在铁路边上等候。

       借此机会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叫大石寨的小镇。视线所及,看不到像样的房子,看不到像样的街道。家家户户是土房土院土墙头,连院门都没有。见到带砖的房,那一定是个什么单位。周围有些不高的石头山,近得就像村寨的高墙。

       等待时,人们再次起哄让“样板人”唱戏。他也不推让,站到一个高处放开嗓子就唱,人们又沉浸在欢笑中。

       师里对我们这批人还是比较重视的,已安排人在此等候接兵。

       这时我才知道,赴保接兵组中就有两人是我要去的师直属连的,一位是副连长,叫尚玉英。一位是老兵,叫郭金元。是不是他们选定的直属连新兵,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这批人中有60多人分到了直属连,其中包括我们保定五中的张金贵、谢洪忠、李冬辰、李向东、李金友、徐亚丽。意外的是,还有蘭政委的那个“助理”,原来他也是参加兵团的知青,叫余康。后来得知,余康是北京知青,蘭政委是他的亲戚。他近水楼台先得月,提前当上了兵团战士。更令人意外的是,有人说蘭政委并不是政委,而是53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为正主任)。只是为了方便接兵,才故意让人那么称呼的。

       装好行李后,运送师直属连新兵的卡车,就和运送其它单位新兵的卡车组成一个车队,向师部进发。听说,其他单位的那些新兵,主要是54团和拖修厂的。

       一辆车上了二三十人,再加上行李,挤得满满当当,如果怕挤不愿强行坐下去,恐怕就得站一路。

       和我们相比,接兵的干部们要享福多了,他们坐进了司机楼。

       听接兵的人说,师部距离大石寨500里,但路不好走,跑二三天能到达就谢天谢地了。开车的司机说,根本就没有路,是兵团成立后兵团的汽车轧出了这么条道儿。赶上雨后草滩积水,说陷住就陷住。

       车队驶离大石寨,我就盼着看到真正的草原,可是汽车却一直在山里行驶。

       我以前从未乘汽车走过山路,初次走在这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渊的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心总是悬着,注意力恐怕比司机还要集中。

       经过观察,我发现我们走的山路,大体是在半山腰切出来的。切出的里侧立面,因山的陡峭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有的地方高达十几米。而外侧则是原来的山谷或山坡,有的地方深得令人眼晕。

       路如此之险,为什么不修宽些呢?我心里一直在抱怨。尤其是对面来车两相交错时,看到汽车走到路的边缘,恨不能路边能竖着栏杆。虽然心里忿忿,但也无可奈何。好在这条路上车并不多,没有多少错车的机会。

       有一段山路,其险状是令人胆战心惊。它的里侧立面顶部有许多大石头,像怪兽一般探出头来,风化的痕迹清晰可见,好像随时都有扑下来的可能。真不知当初这里是如何验收合格的。

       神经绷紧的时间久了也会麻痹,车在山路上走得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少了心惊胆战的感觉。

       后来路边的山坡逐渐平缓,峻岭变为山岗。这里的山岗都不高,但横向看起来很长,且一道紧接一道,犹如凝固的海波。两岗间偶尔能看到草地,自然是狭长的条状,没有一点“草原”的意思。

       车就在这起伏的山地里行驶,好像是大浪中忽上忽下的一叶小舟。

       这条路的路面也谈不上什么平整度,能像搓板的就已很不错了。碰上大的坑凹,我们会被颠得腾在空中。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叫什么沟的地方,印象中好像是树木沟。我这个人对地名不太敏感,总认为那是司机的事,我只管坐车就是了。至于坐车途中经过了哪里,我一般都懒得打听。

       树木沟树木确实不少,但房子好像不多,不知是个村,还是个镇。

       我们就在这里吃了饭。我们就餐的那个饭馆不干净。还很小,连我们这一车人都放不下,有人还得在外边吃。

       饭后,汽车继续前行。黑夜来临了,走夜路不再安全,只能停下来。前无村,后无店,我们只能睡在车上。

       望着天上的星月,我是怎么也睡不着。更让人心烦的是,飞进了大批的蚊子,围着脑袋“嗡嗡”叫。这些入侵者似乎认为我们不会反抗,上来径直就咬,不做任何的周旋。前面的被拍死,后面的也不管什么前车之鉴,仍然冲过来,颇有前仆后继的气概。看来拍打不是办法,我只好把上衣蒙在了头上。谁知内蒙蚊子有隔衣咬人的功夫,此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为了防御蚊子叮咬,我们找出车上的苫布,整个打开,蒙在我们身上。

       自打过了白城之后,我发现昼夜温差的变化在加大。夏夜的那种令人难以入睡的闷热,完全没有了,倒是冷得恨不能盖上棉被。

       8月25日天亮后,我们继续前行。地势平缓多了,已很难见到裸露的高大石头山。所到之处,不论地势如何,基本上都覆盖着茂盛的绿草。

       随着汽车西行,把草地分割开的山丘相距越来越远,平坦的草地面积越来越大。虽然不知车到何处,但我感到,草原就在眼前了。

       我打起精神,全身心地感受这真实的草原景色。它虽不像画报上那么浓艳,但确实清新得如同水洗。

       绿,是草原的主题,静谧的原野是绿的,远处的山坡是绿的,让人有在巨大的绿色地毯上奔驰的错觉。可这绿色的地毯并不单调,上边还点缀着缤纷的色彩。各式各样的花儿争相绽放,多彩多姿,在随风起伏的绿波中摇摆,跳动,给无际的静谧平添了无限生机。虽然我叫不上这些花儿的名字,但我感到非常亲切,觉得它们是在真诚热情地欢迎我。

       更让这美景添色的是,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羊群、牛群、马群,它们安详得近乎不动,好像特意在让我们欣赏有了它们才得以构成的草原典型景色。间或,我们还能看到蒙古包。这种半球形的牧民居所,让人可以确信,你已置身神奇的蒙古高原。

       正当我陶醉于美景之际,不经意间,发现西边小山包上冒出一团黑云。它像一头狂奔的怪兽,拖带着雨线,向我们猛扑过来。转瞬,“啪啪”的雨打声便和我们的惊呼声混在一起,密集的大雨点疯狂地拍击着我们。

       可这片黑云四周,却依然阳光明媚。原来,这片云只盖住了我们的头顶。

       汽车很快就冲出了雨区。我眼看着挂着雨帘的黑云向东翻滚而去。

       晒了一路,我们早已燥热难当,这阵雨来得及时,正好为我们消热。

       这天晚上,我们宿在了一个叫二分场的地方。后来得知它是军马场的二分场。过了二分场就是兵团的地界了。

       印象中,我们睡在了没有完全完工的房子里。

       8月26日,我们的车队继续西行。沿途已很难再见到较高的山岗,草原已有了无边无际的感觉。

       草原上的云朵,犹如飘在头顶,让人感觉草原的天似乎很低,低得近在咫尺。湛蓝的天幕,是那么清澈透明,仿佛可以一眼望穿。

       车下的草地,草不太高,也不太密,但绵绵不绝,直至天边,让人震撼草原之辽阔。可极目环望,蓝绿相接之天际,尽收眼底,又让人生出草原原来如此之小的感慨。

       但这里的草原远不似我的家乡华北平原那么平展,起伏是其主旋。后来得知,这里的地形是波状地形,真正平展展的望不到边的草地并不多见。

       汽车行驶到较深的“波谷”时,还会遇到积水的洼地。这种洼地一般和面前的山坡一样长,无法绕行,只能选择相对高些的地方通过。车过这些水洼时,走车压过的地方,由于已翻浆,容易误住。走车没压过的地方,万一路面更软,就有可能陷得更深。

       司机们似乎对此都心中有数,每当临近这种洼地时都猛轰油门,硬闯过去。但这种“闯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一旦误住,车上的人就只得跳到泥水里推车。

       货车遇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无法自救,只能到附近连队救援,别说,我还真看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的车队开近一片大洼地时,就看到洼地中央停着运送物资的汽车,边上还停着前来救援的拖拉机。只是拖拉机和汽车上都没有人。不知是不是拖拉机也出了故障,他们又去搬新的救兵。

       这片洼地已被轧得到处都是深沟烂泥,已无法分辨那里是主道。我们前边的那辆车顺着一条新轧过的泥沟行驶,没走多远就陷在泥里。虽几次挣扎,最终还是一动不动了,车上的人们只好跳下来推车。

       我坐的汽车选了一条新路,憋足劲猛冲。虽然走得比前边的汽车远一些,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误在泥水中的命运。

       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无奈地向我们喊了一声:“都下来推吧!”我们也只得跳入泥水,围在汽车四周一起向前推。汽车加力了,飞转的车轮溅起的泥水,打了我们一身一脸。此时是推车加力的关节点,我们不敢松懈,卯足劲儿喊着号子合力猛推。在几番晃动之后,汽车终于开出了车轮转出的深坑。我们呼喊着,一鼓作气,把车推了二十多米,才出了洼地。

       在过这片洼地时,有人和送知青的老师吵起来,几乎动手。打听得知,那个老师是保定小车中学的,他不推车,还悠闲地摘野花,被一其它学校的小个子知青斥责,便吵起来。小车中学的知青自然不能让老师吃亏,赶紧把他们劝开。

       声明一下,小车是个地名。小车中学绝不是专门培养开车司机和推车技工的学校。

       在这天下午的行程中,我还目睹了一次跳车事件。

       当时,有一辆汽车从我们车的右侧超车,就在将要超过的那一瞬,我看到那辆车上一位白脸知青,突然站起,纵身从汽车的侧后方跳了下去。他落地摔倒后,立即爬起,跟着我们的汽车慢跑。

       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超过我们的那辆车停了下来。跳车的人紧跑两步又爬上了汽车。

       他是谁?为了什么跳车,至今我都不清楚。

       下午四五点钟,汽车爬上一道山梁时,我们又看到了房子。房子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山梁西边的草原。

       汽车没有在有房子的地方停留,而是把我们拉到了一大溜儿三角形的工棚跟前。此时只剩下运送直属连知青的汽车了。

       “到站了,卸行李吧!”有人这样招呼。

       “搞错了吧?我们是分到师部的。”

       “这儿就是师部。”车队的司机替接兵的干部回答。

       看到师部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还要住工棚,好多人难以接受,拒绝卸行李。但车队的司机已经着急,一再催促。人们不愿为难他,不情愿地卸下了行李。

       我在下车的人中寻找那个跳车的人,没有找到,他应该是分在别的团的知青。

       卸下行李之后,接兵的干部就带我们到直属连的食堂吃饭。

       直属连的食堂是一个用荆笆作墙的大棚。从外观看,大棚就像古代部落的房子,树干搭成的棚架,泥草铺成的棚顶,抹泥荆笆扎成的墙,没有用一块砖。别看它构造原始,还造得挺高挺大。我从门口向里一瞧,原来里边支了不少立柱。

       食堂的南边紧邻四栋土坯房。这四栋房前后各两栋。食堂就位于它们的正后方。食堂的北边,就是我们要住的工棚。

       几笸箩馒头和几大桶面汤已放在食堂门口。

       “嘟……”一声哨子响,工棚里钻出了不少知青。他们用让人听着很不习惯的天津话说笑着,三五成群地朝食堂走来。人人手里都拿着小搪瓷盆和搪瓷盘,有的还边走边敲。原来他们是比我们先到兵团的天津知青,已经被安排在直属连。

       我们每人也发了一套和他们一样的餐具——一个带花的白搪瓷盆和一个带花的白搪瓷盘。瓷盘用来盛菜,瓷盆可以盛粥或汤。

       那些天津知青大都把饭菜盛入盆、盘,转回工棚。我们则只能像老乡一样,蹲在食堂周围的地上,端着盆吃了。

       有个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粗壮的保定知青,一连气吃了十多个馒头。他好像在和一些人打赌比赛,看谁吃得多。最终他拔了头筹,赢得了什么不知道,反正能看出那些人对他都很佩服。后来听说,他是保定二中“革命造反队”的头头,那些和他比赛的,应是他的同学。

       我一边吃饭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东边,是我们最后翻越的那道山梁;北边,近处有座山包,远处有些感觉不高的山;西边,是道平缓的山坡,远处有些感觉稍高一点的山;南边,则是一马平川的草地。

       看来,师部的所在地处于簸箕地形的中部。这块地方相当平坦,虽不太大,但建座中小城市还是足够的。但眼下这里却非常冷清,目力所及能看到的房子,也就二十来栋,有不少还在建设之中。

       晚饭后,我们搬入了工棚。

       工棚很像农村看园子的窝棚,只是更高更长,可以住上三十多人。

       工棚由木杆支撑。从正面看,两端埋入地下的“人”字架,便是工棚的门。架顶上的另一木杆,又与后边的多个埋入地下“人”字架的顶部相扎,这样延续下去就构成了工棚的框架。框架的腰部还有加固用的横杆。工棚的外墙则是抹了草泥的苇箔。

       当地人管这种工棚叫“马架子”,我们也就跟着这么叫。

       进入马架子,便是一条深四五十厘米,宽五六十厘米的长沟。沟底成了马架子的地面,而沟两边原有的地面已铺上芦苇,成了通炕。

       我们把箱子放在马架子斜顶与地面的夹角处,并把被褥铺在箱子外的芦苇上,就算安了家。

       有了与蚊子战斗的经历,我本想支上蚊帐。但通炕安排的人太多了,已无适合的空间,只好作罢。

 

第四章    烈士与马架子

 

       1969年8月27日,吃过早饭之后,连里让我们这些新来的保定知青,在食堂周围待命,等候分班。

       借此机会,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这儿的房子,都没墙没院,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形单影只。房子的四周,全是漫无边际的草地,好像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这一丁点儿人,不由生出被世人抛弃的感觉。

       我们住的那一溜儿三角形马架子,在食堂北边,共有17间。我们连占的是其中的7号、8号、9号。马架子看上去很低,其三角形的顶尖也不过一人多高。据说,师部所有的机关,都暂时安排在了这些马架子中。在马架子北面很远的地方,隐约还能看到一小片房子,据说是砖厂。

       昨天我们路过的那些稀稀拉拉的房子,在食堂东边,据说是师直机关的,大约有十几栋吧。东边更远处,隐约还能看到房子,据说是车队。

       食堂西边,空无一物。

       食堂南边是那四栋土坯房。听说,就是我们将来要搬入的宿舍。我发现这四栋房子也是在建房,内墙的泥还没有抺,屋顶的水泥瓦也还没有挂完。据说,这些房子说林东、林西的民工盖的,没盖完他们就走了。

       四栋土坯房南面两栋的西边,是一栋住着人的砖房,房顶上还架设着天线,据说,住的是沈阳军区守备六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

       那四栋土坯房的南边是一条挺宽的土路,土路的对面还有房子,听说是师里的招待所。再往南是师部医院。

       在这四栋土坯房周围转悠时,我看到有一栋土坯房的后墙上,贴着白纸黑字的追悼会会标。虽然会标经风吹雨打已经残破,但“郭瑞先烈士”几个字还清晰可见。

       没听说这里打过仗,怎么出了个烈士呢?他(她)是个什么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六师组建还没半年,怎么会死了人呢?一大串儿疑问压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嘟……”,集合哨声打断了我的深思。

       尚玉英副连长和其他四位现役军人,来到了食堂前。

       尚副连长组织我们列队。他个头不太高,但长得挺精神,嗓门也好,喊起口令来清脆响亮,听着都提精神。比我们先到的知青都按班站好,我们保定知青则随机地排了几队。尚副连长给我们一一介绍了连队的领导。一位四方大脸的军人,是指导员崔成法;一位白胖的军人,是连长陈晓春;一位儒雅的军人,是副指导员郭二周;一位相貌敦厚的军人,是军医朱文义。

       列好队之后,指导员崔成法给我们讲了兵团的相关情况: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序列。全称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它是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战斗组织。采取兵团、师、团、连的编制序列,部队将配备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其任务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兵团平时搞生产建设,战时要投入战斗,保卫祖国。

       另外,还讲到了六师的一些情况:六师所在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草原之一。不仅可以放牧,还可以开垦一部分搞农业,六师已组建的51团、52团、53团,就以农业生产为主。这里还有多种矿藏,其中煤碳资源最为丰富,六师已组织人员开采,很快就能出煤。六师的牧业团、林业团也在筹建中。

       连长陈晓春也给我们讲了话。别看他个头不高,派头却不小,小架子一端,俨然像个大首长。讲话干脆利索,具有典型的军人作风。

       他首先介绍了连队的基本情况:直属连是师部唯一的直属连队,包括新到的知青在内有一百多名指战员。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战备值班。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盖房子。要尽快完成食堂南边那四栋土坯房的建设收尾工作,务必保证连队能在入冬前搬入。还要参与机关用房的建设,保证机关人员也能按时入住正规房。

       连长还给我们提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兵团按照部队的规章进行管理,兵团战士必须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擅自行动。要遵守兵团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要遵守请销假制度,离开班排,要向班排长请假,离开连队,要想连长请假。要遵守作息时间,等等。

       最后连长宣布了新兵分班名单。保定知青被安插到现有的班排,班长都是先到的知青。

       分班后,班长组织我们按班调整了铺位。

       听先到的知青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那是十二分了得。连长陈晓春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勇无比。指导员崔成法参与了改编董其武部队,那是老资格。

       住进了马架子,仍有不少人蹲在外边吃饭。

       那天中午,我也加入了“蹲吃派”。就在我端着碗喝小米粥时,一阵风刮过来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及到近前,发现竟是蚊子。它们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扑来,顿时我的头就处于无数蚊子的包围之中。风过之后,蚊子们无影无踪,但小米粥上却漂着十数只蚊子尸体。这种阵式,真让我大开了眼界。

       午饭的主食是花卷,菜是水煮羊肉。吃羊肉时感觉膻味很重,不大习惯。可天津知青说,这可是草原美味,牧民管它叫“手扒肉”。吃几次就不膻了,而且还能体会到它独特的鲜美。

       晚饭是羊肉炒圆白菜,还有热面汤。虽然对草原的羊肉还略感不适,但总体上感觉比家里的伙食要好。起码白面多,不像家里整天总啃窝窝头。

       自从8月22日离家,我还一直没有好好洗过脸,搞个人卫生已是当务之需。我看马架子里有现成的水桶,就提了一个去井房打水。

       井房就在那四栋土坯房的正中间,是一座低矮的小房。小房正中有一口井,井上架着一盘辘轳。井房里还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小锅炉,是烧饮用开水的。

       我从井中拽上井绳,发现绳头上拴着铁卡子,放心多了。文革中,我去农村帮助老乡秋收时,想多做好事,就主动去给老乡挑水。村里的井绳上拴的是铁勾子,我怎么晃动井绳都不能让水桶沉到水里。结果,水没打上来,桶却掉在了井里。害得老乡借了捞桶的多爪勾,在井口蹲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桶捞上来。此事曾让我大丢面子。所以,打水前我对此格外关注。我把水桶套入铁卡子,再用辘轳放了下去,然后小心蹾了两下,水桶竟然进了水。成功了,我的心也放了下来。

       我把打的水提到马架子门口,便和大家一起在工棚门口,洗脸擦身。擦洗完毕,三十多人挤在窄小的空间里,你说我唱,乱是乱了点,倒显得挺有生气。

       方便时大家都去西南边的小厕所。后来我发现,东南边也有个厕所,刚刚启用,很干净。而且高大宽敞,空气流通。我宁可多走些路,也去东南边的那个厕所。

       天黑以后,我们马架子里的灯自己就亮了。天津知青说,师部有发电房,能自己发电。发电房就在工棚的东南方,不太远,站在门口就能听到它的声音。我静下心来仔细听,还真的听到了发电机“嘣嘣嘣”的运行声。

       灯亮之后,班长提醒我们,有事赶紧办,10点前发电机就会停止发电。听说供电还有时间限制,人们都忙活起来,抓紧办理手头的事情。 

       我借着灯光,给家里写了封信,因为父母特意叮嘱我,到了兵团的第一事就是写信。我在信里除了问候,主要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无非是已安全到达,并分了班,搬进了工棚,吃得还不错,等等。当然也说了连队的纪律、草原的风光之类的内容。

       在书写信封上我们连的地址时,天津知青告诉我,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乌拉盖,但不能直接写“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直属连”,而要写“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五七六信箱直属连”。因为兵团也和真正的部队一样,对外通信时要使用代号,以防止泄露具体的驻防地点。

       我也享受了真正军人的待遇,心里还蛮自豪的。

       当然,自豪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蒙兵团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兵团的干部都说有个毛主席的“一·二四批示”,虽然“批示”的内容从来没有人传达过,不过大家都认为“屯垦戍边,寓兵于农”这句兵团口号,就是毛主席的批示。不管“批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反正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组建的部队,我们有理由自豪。

       对于六师的来历,连干部说是诞生于1969年3月。在1月24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兵团后两个月,六师就组建起来。5月7日,内蒙兵团在呼和浩特召开成立大会时,六师实际上早已存在。 

       不过,听先到的知青讲兵团及六师的历史,似乎更具传奇性。

       他们说,兵团司令员何凤山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内蒙兵团的命令后,立马坐上飞机视察内蒙。并在飞机上大笔一挥,把兵团的6个师一字排开,勾画在内蒙地图上,六师被勾在了锡盟。还说,六师师长郑东明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六师的命令后,立马赶赴锡盟。在大石寨转乘汽车后,就一个劲地向着草原深处猛跑。也不知跑了多远,反正他跑倦了,跑烦了,就停下来。他看脚下的这块地儿就不错,便把师部安在了这里。

       当时听了,我就感到有些像猜想。后来得知,他们兵团并没有一字排开,而是集中在了内蒙中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和中西部的河套地区。

       据说最初的规划是,一、二、三师设在内蒙古中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境内,四、五、六师设在内蒙古中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境内。由于锡林郭勒盟草原地区不适于发展农业和超量发展畜牧业,兵团不得不将四师从锡林郭勒盟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使“东三师、西三师”的格局变成了“东二师、西四师”。

       看来,六师的辖区在东乌旗的东部,并不是师长郑东明的选择,而是北京军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安排。至于师部为什么选在了乌拉盖,现在已不得而知。也许包含了郑东明个人的意见,但不应该是一个随机的决定。

       天津知青来得比我们早一些,总跟我们充“元老”。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1969年5月10日离开天津,5月13日到达兵团的。被分配到53团7连,下车的那个地方蒙语的名字叫布尔都。那儿没有房子,只有一处牛棚。接他们的连干部说,他们要先住在牛棚里,等盖了房子再搬。7连的干部就是现在直属连的这些干部。但那天他们只见到副指导员郭二周,副连长尚玉英。他们跟连干部又哭又闹,有的人还赖着不下汽车,但最终还是在连干部劝说下住进了牛棚。牛棚里都是牛粪,他们不愿意住,可老牛还不愿意走呢,他们只能和老牛挤在一起。在与老牛相伴了一周之后,师里一声号令,把他们调到了师部,改为直属连。他们到了师部以后,主要的工作是脱坯。据他们说,这活儿可累了。在他们之后,又陆续来了汉沽、南堡等其它地方的知青。

       整天与天津人一起生活,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特点——能说。以前也听过“京油了,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我们保定人自己说此话时,是“保定府的勾腿子”,意思是保定人擅长摔跤,特别会用“勾腿”这个招法。)的说法,亲身感受,还真是此言不虚。天津人整天叽叽喳喳,张口就是一套儿一套儿的,说事儿就夸张,争论就强词夺理,给人的印象是真能说呀。我最惊异的是,他们叙述事情细节的能力都很强,能把很一般的事儿,讲得引人入胜,逗人发笑。所以有天津人在场,一般不用担心闷得慌。

       可我听着他们说话的腔调很不习惯。一是齿音字,中华不说中华,说宗华;现成不说现成,说现层;老师不说老师说老斯。给人的感觉是浅薄,没文化。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我们保定的知青文化水平高,他们基本上都是初一的学生(初二、初三的知青都让天津市安排到农村插队),而我们保定知青不仅有初中三个年级的,还有高中和中专的。比如我,就是学完全部初中课程的真正初中毕业生(连里的天津知青也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初一课程都没学完)。二是句尾语调上飘,不管句未的这个字是几声,让他们说出来都类似二声,让人感觉油腔滑调不实在。还有一个感觉就是 “闹”。他们说话又溜又冲,总感觉在争吵,喜欢清静的人肯定受不了。

       接触中发现,最能体现“卫嘴子”“能说”这个特点的天津知青,一个是李国庆,一个是赵文成。但二人用的地方略有不同。李国庆的“能说”体现在追求进步上,显得比别人更革命。而赵文成的“能说”主要用在挖苦人上,见谁损谁,倒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看到我洗脸之后,照着带来的小镜子栊头,还抺了擦脸油,就给我编了个“天津快板”的顺口溜:“回到工棚没别事儿(ser),他先掏苏(书)包,小镜子儿,小栊子儿,还有雪花膏……”我本来就不喜欢耍嘴皮的,就下对他就更反感了。几次想发作,教训他,都担心影响了自己进步,强忍了下来。

       还有一是个叫杨金恒的黑壮的天津知青,虽然没有他们“能说”,但却比他们更能咋呼。

       有一天下雨出不了工,大家都闷在马架子里。他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嘱咐大伙:“我唆(说),哥们都小心点,贼(这)棚子可不结实,说塌说塌,都给我机灵点,别你妈妈给砸着。”

       我以为他又在咋呼,可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真的!前些日子夜里下大雨,有个马架子就塌啦。还砸着人啦!你妈妈就是我扒出来了,扒出来就死啦!”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这种曾要过我们知青命的马架子,立即警惕起来,上上下下地观察马架子有无不安全之处。虽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我的心却悬到了半空。

       雨停之后,我又到外边察看马架子的情况。

       此时云消初霁,东边的蓝天上挂起一道鲜明的七彩长虹。人们纷纷钻出来,尽情欣赏。

       杨金恒听到动静,也钻了出来。他看到大家都很兴奋,不以为然:“嚷嚷嘛,贼(这)不你妈妈彩霞吗?”一句话,逗得大伙都哄笑起来。他更不服气了:“笑嘛?你们懂得嘛啊!”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自从知道马架子曾夜里砸死人之后,我夜间睡觉总奓着耳朵,稍有动静,就会惊醒。

       我挺奇怪,搭马架子的木杆看上去都很粗,怎么会说断就断呢。经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些木杆是桦木杆,没有剥皮的桦木受潮容易腐烂。据当地人说,“桦木剥了皮,胜过老黑榆。桦木不剥皮,三年烂成泥”。而我们住的马架子就是用这种没有剥皮的桦木杆搭的。雨季时,雨水渗入的地方,木杆的强度就会下降,再加之下雨时马架子的草泥顶子会重量倍增,很容易突然断裂。

       知道了这些,我对所住的马架子更加警惕了,简直把它看作了难以防御的杀手。

       这个杀手杀死的战友是谁呢?我突然想到了在前两天看到的追悼会会标,是不是就是那个烈士郭瑞先呢?我向天津知青求证,这种猜测被证实,砸死的那个人就是郭瑞先。不过她不是天津知青,来得也晚一些。

       后来听女生排的人说,郭瑞先是内蒙古土特默右旗萨拉齐来的知青。是6月17日到兵团的,8月12日就砸死了。

       她们说,小郭被砸之前的那段日子一直在下雨,大概连续下了七天。刚下没几天,她们排马架子的木杆就发出了响声。连干部听说后,安排人加支了立柱,并让她们都睡到了看上去更安全的一边。连长陈晓春还特意嘱咐她们,要保持警惕,有情况立即躲到中间的沟里。

       12号晚上,雨还在下。她们在不安的情绪中入睡。夜里,巨大的响声把大家惊醒,工棚塌了一大片。

       “工棚塌了!”乱作一团的人们,叫喊着爬到沟里,并试图钻出去。平时并不绑的棚门,这天却绑上了,有人摸黑把它解开。人们纷纷钻出工棚,有人顺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身上,有的只穿裤衩、乳罩就跑了出来。

       连干部和男生排的人闻讯赶到,清点钻出来的人数,发现少了一个。连长发动大家找自己熟悉的人,最终确认郭瑞先还没有出来。

       连长带着男生排的人钻入工棚,发现郭瑞先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身上压着落下来的木杆。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郭瑞先扒出,抬到工棚。经检查,已经死亡。

       郭瑞先死后,兵团授予她革命烈士的称号。

       郭瑞先是个怎样的人?天津的男知青们和她接触得不太多,说不出太多的情况,只说她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女孩。杨金恒能多说一点儿,也只是他亲手扒出了郭瑞先,还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了出来。

       一个战友就这样的走了。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惋惜,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由此对马架子有了一种厌恶之情,只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曾经吞噬我们知青生命的鬼窝棚。

 

第五章    铁锨下的跳鼠

 

       师里给各单位下达了命令:入冬之前,必须盖好所有在建的房子,以保证安全过冬。其实,自六师组建后,建房便成为各单位工作的重中之重。谁都知道,入冬后不能搬入新房,将会面临的窘境。

       师部的基建一直以民工为主,我们保定知青到达兵团后,直属连力量大为加强,成为师部建房的生力军。师里要求我们连,除了尽快建完我们将要搬入的四栋土坯房,还要抽调更多力量,承担师部基建的突击性任务。

       我虽然没有参加直属连宿舍建设的收尾工作,但我格外关注它的进度,有空儿就过去看一看。

       时间一长,我注意到了一个人,一个嘴唇较厚,皮肤较白的保定知青。他干活特别卖力气,还经常鼓动同伴,挺引人注目的。

       一天早晨我去井房打水,看到他正在和泥。那时还没到上工时间,可他已经开始干活了。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光着脚站在泥堆里四处踩踏。9月的内蒙早晚已经很凉,泥水中还掺和着杂草,踩在里边一定又凉又扎。可他却乐呵呵的,还唱着小曲,让人觉得他好像在享受一种什么乐趣。我非常感动。经打听,得知他叫黄文光,是保定市小车中学的知青。他的同学都叫他“黄灯儿”(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外号的含意)。

       和他一比,我感到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先后参加过挖土、背砖、脱砖坯、脱草坪等劳动,也咬着牙想干到前头,但从没有如愿过。看来我的吃苦精神与别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我干的这些活儿,都是师里为加快师部基建进度,给直属连安排的突击性任务。

       最先安排的是帮助师部砖厂挖土。

       由于草原上蚊子太多,干活前连里给我们发了防蚊罩和防蚊油。

       防蚊罩上部是一个带遮檐的布帽,遮檐前大后小。下部是一个蚊帐布做的长筒,长筒挂在了遮檐的外沿。长筒底部有松紧带,可以卡在脖子上,防止蚊子钻入。长筒处于脸部的这块儿是绿色的尼龙细网,既防蚊子,又不影响视线。大体就像养蜂人戴的防蜂护罩。我感觉它的防蚊效果确实不错,就是干活不太方便。但吸烟的人都说它太不结实,尼龙网让烟头一碰就是一个窟窿。

       防蚊油是一种绿色的液体,抹上以后,也挺管用。就是每人只发了一小瓶,我们都是晚上在外边开会时才舍得用。

       我们要去干活的砖厂在师部北边,就是我以前看到的工棚北面远处的那片房子,大约离我们连有三四里地吧。

       据说,是因为师部基建对砖的需要量太大,砖厂人手不够,无法满足,师领导才命令我连去支援的。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知青,都没有制砖的技能。挖土的活儿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交给了我们。

       挖土的地点就在砖厂附近,是一个不太深的大土坑。我们人手一把铁锨,就地挖土,再把挖出的土装到小推车上,运进机房,倒入制砖机的进料坑中。

       砖厂的机房,四边都开有挺大的门洞,但门洞上都没有安装门。机房的正中是一台制砖机。我们倒入进料坑的土,通过传送带进入制砖机。经过制砖机加湿挤压,土从出口挤出时,变成了光滑的长方形泥条。泥条的一侧有竖向的钢丝,泥条被推过钢丝之后,就被分割成为一块块的砖坯了。

       后来,砖厂烧好的砖无法及时运到工地,影响了师部建房的进度,师里又命令我们连为工地运砖。

       干这种活儿最好用大马车,拉得又多,又方便装卸。可那时连里还没有大车,好像师里也没有,我们只能人工搬运。连里倒是有两辆小铁车,能拉上千斤的东西,但数量显得太少了,总不能全连上百号人轮流推它吧。而连里最富余的是人,当然就只能人搬了。

       一开始大家没有经验,直接用手抱或背,不但运得少,抠砖的手指还累得受不了。很快就有人用绳子和木板做成了背砖的专用工具(可能受到砖厂民工背砖工具的启示)。用这种工具背砖,绳子套在双肩上,木板绑在绳子上置于身后,砖由他人帮助放在木板上,身体略向前倾就可以走了。由于着力点不在手指和双臂而在双肩,不但背的多了,而且还省力。人们纷纷效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那时虽然还没有流行“竞争”这样的词,但要为了革命多搬砖的劲头却是一个赛过一个。我也想多背一些,但背上砖就要一连气地走三四里路(途中无法停留休息),多背一两块都感到吃不消,走到后来不但肩膀痛得厉害,而且还有要虚脱的感觉,所以一直把砖的数量维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些家是农村的学生,不知是体能好,还是意志坚强,他们往往在数量上压我一头。我虽然很不服气,也试着加量,但尝试的结果是下一趟必须减下来,不然就无法坚持了。

       在背砖的竞争中,我从没有出过头。

       除了挖土、运砖,师里后来还安排我们连帮助砖厂脱砖坯。估计是制砖机的产量满足不了需求,让我们也上手,多脱一块是一块。

       我们用的是那种带底儿的木砖坯模子。那种模子有两个斗儿的,有三个斗儿的。好像是男生用三个斗儿的,女生用两个斗儿的。在往斗儿里摔泥之前,还要把模子在细沙中扣一下,以粘上沙子,防止泥粘了模子,扣出时变形。这个活又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有人能扣得又快又好。他们在跑动中完成动作,且扣得砖坯边角饱满,形状规矩。我被他们落下后,不由怀疑他们是否以前就干过这样的活。

       另外,我们还脱过大草坯。不过这个活可能不是帮砖厂干的。因为这种坯不用烧制,是直接用来盖房的。它块头比砖坯大许多,感觉份量得是砖的三四倍吧。

       师部盖的土坯房是“四角硬”,除整栋房的四个角用砖砌外,其它部分全用这种草坯垒。盖的砖房是“外砖里坯”,即整栋房的外墙全用砖砌,而里边的隔墙全用这种草坯。所以,草土坯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脱草坯,和草泥是个难点。要一层土一层草地堆好。还要提前倒水洇上,等完全洇透之后才能和。由于加了草,用铁锨是不能和了,要用一种叫“二齿”的工具。它的样子类似猪八戒的钉耙,只不过是两个齿,齿垂直向下。虽有这种专用工具,但干起来还是累死人,不使出吃奶的劲来,那是和不动它。

       脱草坯也有专门的模子,但和砖坯的模子不一样,就一个斗儿,还没底。脱坯之前,先要把坯模子过水,而且,每脱一块都要过水一次,以防草泥粘在模子上。脱坯的时候,先把坯模子放在地上,再把草泥放入拍实、抹平,然后提起模子,就大功告成。这个向上提的动作,还真有“脱”的意思。不知脱砖坯时明明是“扣”,为什么偏偏叫“脱”?脱草坯的技术性好像比脱砖坯要差一点,坯的质量上也不如砖坯要求的那么严格。这种草坯不管用于内墙还是外墙,反正最后都要罩墙面,即使不太规则,也没有太大影响。

       脱草坯的时候,连里组织了竞赛。我们保定来的一个叫安建国的知青,还给大家照了相。

       竞赛就在我们连队北边的草地上进行。一大片人排着队,争先恐后地比着干,场面非常热烈。

       开始时,人们都瞄着旁边的人,暗自使劲。但很快就拉开了差距。我曾借伸腰休息之机,看了一下我处的位置,我已落下了一些人,但还有人远远跑在了我的前面。那时,我恨不能一分钟当两分钟用,连观察周围情况都怕影响了进度。虽一个劲猛干,但最终还是未能冲到前面。

       我的好胜心一直非常强,总让别人压一头,心里灰灰的。

       房子建到吊顶阶段,需要大批苇帘,连里还组织女生班突击打过苇帘。

       我没有亲自参加过这项劳动,但我看到过女生们干这个活儿,大致了解苇帘的加工过程。首先,根据苇帘的宽度,确定所需经线数量,并在地上钉上固定经线的钉子,再把经线绑在钉子上。然后就可以把截好的芦苇一小把儿一小把儿地编在经线上。编够了规定的长度,就可以绑结最后一把儿,拔出钉子完工。用的线,我印象中是细麻绳。这活累不累?好干不好干?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也就说不出个中滋味。

       初到兵团,就干这么重的活,确实感觉很累。不过干活过程中碰到的草原动物,多少调剂了我的情绪。

       最吸引我的是一种像麻雀而比麻雀略大的鸟,它们三五成群,在草丛中飞起飞落,让草原显得很有生机。我没有问过当地人它们是什么鸟,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就是百灵,因为我听说内地卖的百灵都是从内蒙收购的。

       小时候看见大人们养百灵,羡慕得很。鸟儿在竹笼中得意地卖弄婉转的喉咙,主人在竹笼外一脸陶醉地欣赏,让我感到有只百灵肯定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我一直幻想自己也能养一只。现在机会来了,找到它们的窝,捉只小的养大不就行了吗?

       我留意观察了它们飞落的地方,发现是一个个小圆洞。百灵住在地洞里?我有些怀疑。可又想,草原上没有树,它们当然应该住在地下。

       通过进一步观察,我最终确认,那些地洞不是它们的家。地洞的主人是一种圆头圆脑圆身子的小老鼠,长得挺可爱的,绝不似它们城里的亲戚那样贼头贼脑尖嘴巴。我还发现,草丛下竟然有窄窄的鼠路把洞口连接起来,看来它们还挺注重交通建设的。

       百灵的窝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四处找寻,一无所获,也就放弃了。

       一次挖土的时候,我们还真挖出了这种老鼠。

       洞里的老鼠一蹿出,所有的人都未经领导批准,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围堵老鼠。一大片人举行着铁锨,大呼小叫地追打,令人想起“老鼠过街”的成语。蹿出的老鼠,虽然就是我感觉长得很可爱的那种,但人们似乎没有因此手下留情,它很快就惨死锨下。

       打死了这只老鼠,人们并未善罢甘休,还继续挖洞,想找到新的“敌人”。“敌人”虽未挖到,却挖到了“敌人”的粮仓。原来内蒙的秋天来得早,此时,草已结籽,老鼠们也已备好了过冬的粮食——一大团草籽。观察挖开的鼠洞,通道光滑,粮仓干净整洁。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竟把自己的家打理得这么好。看它们贮藏的草籽,我觉得有点像稗草籽。但那时和连队那些家在农村的知青还不熟悉,没有请教他们,所以到底是不是也不敢确定。

       还有一次,我见到了能在跳跃中转向的跳鼠。那次也是在挖土,好像人比较分散。正在我一心挖土时,不远处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兴奋的惊叫,“跳鼠!跳鼠!”我闻声猛一抬头,只见一个拳头大小的动物,一下子蹿到了一米多高的空中。只这一眼,就让我对跳鼠有了极深的印象。它那优美的姿态,敏捷的动作,真是令人叫绝。

       腾起的跳鼠身后,立马围拢了一群人,依然是高举着铁锨,兴奋地呼喊。可怜的跳鼠,不知因何就成了这些人猎杀的对象。跳鼠可能从未见过这样恐怖的阵式,使出浑身解数逃窜。它一跳两三米远,腾在空中时还能突然向左向右地转向。一大群人呐喊着,紧紧跟在它的后边,忽左忽右,穷追不舍。跳鼠腾跃的功夫虽高,但终究耐力不行,跳了不长时间,速度便慢了下来。在人们的围追堵截下,它最终不知所措。不知是哪位“英雄”,捷足先登,一锨就将其拍死。

       等我追过去时,它已静静地躺在那里。黑色的毛,在风中抖动;长长的后腿,偶尔还抽动一下;带有毛穗的长尾,已染上血迹。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圆睁,只是困惑,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潜意识里可能认为,没有为什么,理所应当就该这样做。后来反思此事,感觉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一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思维定式;二是面对弱者显示自己强大的欲望;三是潜藏的残暴的虐杀心理;四是调节单调工作乏味。总之,那时根本没有善待它的想法。在那个时代,对人都不善待,况且动物乎?

       另外,我还看到过一种大眼睛的老鼠。一般你发现它时,它也会直立着看你,前爪还做作揖状,一副对你毕恭毕敬的样子,很可爱的。听当地人说它是“大眼贼”。我怀疑,这个外表斯文的家伙,其实是梁上君子,所以人们才给它们叫了个这么难听的名字。

       还有一种体如大猫的老鼠,也会像大眼贼那样直立做作揖状,只是更加肥硕。当地人说它是旱獭,肉很好吃,皮毛还可以卖钱。但我没有见到过有人捉住它。

       到9月下旬 ,整个师部的基建都进入了尾声。

       此时天气已大凉,除中午还能略感温暖外,早晚已似初冬。我们再洗脸擦身就都得在寒冷中进行了。

       搞基建本来就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我们却一直无处洗澡。天热时可以擦一擦身,天凉以后就难以坚持了。

       可保定七中的尹书田,似乎天生抗冻,当我们都不再坚持擦身时,他还脱个大光膀子照洗不误。有人不免称赞他:“鬼子真行。”

       七中的知青都这样叫他,我们也就跟着这样叫。他并不在意,是有呼必应。为什么会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我没有深究过,不得而知。

       临近中秋,人们本想观赏草原的圆月,谁知却变了天儿。乌拉盖上空,浓云低沉,天色昏黑,北风呼啸,寒气袭人。

       就在这样的晚上,尹书田还是照样脱了衣服擦身,人们自然又是一番夸奖。尹书田也不免洋洋得意。他的同学却不以为然,说:“有本事,光着屁股在外边跑一圈。”

       此时已吃过晚饭,马架子外面一片漆黑,寒风嗖嗖,就是穿着棉衣站在外边都会感到很冷。但激将法的作用还真大,他立马脱光衣服,跑到外边,在人们的见证下,围着我们住的工棚转了一圈。他的同学无话可说了。

       这一下也让尹书田出了名。

       8月25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连里给我们发了月饼,每人两块。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有人喊:“下雪了!”我往外一看,雪已从门口涌进来,原来大雪已堵住了马架子的门。

       中秋节下大雪,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人们都赶紧起床,到外边看雪景。

       此时的乌拉盖草原,已成雪的世界,到处白茫茫,平日所见景物已全不见踪影。望着满目白雪,我庆幸自己按要求带了墨镜,不然太阳出来还真有让人致盲的可能。

       以前读唐诗时,见到“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句子,还不以为然。现在亲见八月十五就下这么大的雪,才知并不虚妄。

       这场雪让我们保定知青傻了眼。来兵团前,只发了夏装。天冷以后,连里说冬装很快就能发下,但还是没有天儿变得快。

       天津知青就幸运多了,他们来兵团前就发了棉衣、棉裤。因为他们是5月来的内蒙,那时草原天气还未转暖,他们必须穿着棉装从大石寨进入草原。

       气温骤降,天津知青纷纷找出棉装穿上,并不在乎。我们只能把能穿的内衣都穿在身上,以拒严寒。

       雪停后,气温并没有立即转暧,我们只能盼着快发冬装了。

       此时,住在马架子中的机关人员似乎都已搬入了建好的正规房子,只剩我们连还在等待。我们连的房子虽已完工,但墙还有些潮,还要等一等。

       师部建房的民工好像大部分也都回了老家,剩下的就住进了我们西边的那些空出的马架子。

       当时,我们不把这些人称“民工”,而叫他们盲流,感觉中与流氓归于一类。

       有的民工想方设法结交和巴结我们连长。出于什么想法不得而知,我猜测,可能是想让他帮助安排工作,或得到什么照顾。他们最终和连长攀上了关系,还把连长请到他们住的工棚中一起喝酒。

       连长酒量如何,我不清楚,但这次是喝高了,醉醺醺地回了连部。

       这些盲流是什么出身?是否是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他们拉拢连长有什么阴谋?连长怎么能和这些人成了酒肉朋友?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一连串的问题,让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们感到事态严重。有人向指导员追问此事,还有人向师里反映。

       那时,人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出了什么事都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问个为什么,连长竟然和盲流喝酒,自然让人感到有些怪异。

       听说,连长因此受到了批评。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依然故我。

       中秋节前后,保定五中分到53团的一些同学先后来到师部(好像有冯强,还都有谁记不清了),看望我们这些分在直属连的同学。他们是搭乘团里到师部的汽车来的。

       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我们学校来兵团人员的更多情况:分在52团的有王文英、李国英。分到53团的有崔一劳、李明伟、张玉庆、梁吉海、张秀荣、冯强、郝锦秀、曹会文、温宝茹、翁玉德、欧阳艳茹、贾尉茹、安旭生。分到54团的有陆大连。分到57团的有安淑贤(来兵团改名安辉)。

       分到师部的同学我早已知道。他们是六师医院的吕建军。砖厂的杨留幸、李新仙。

       其中分到53团的崔一劳、李明伟是我的同班同学。

       虽然分到团里的同学来师部看望过我们,但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同学。原因是我不爱结交朋友,在车队没有认识人。而步行到下边的连队去,则是不能考虑的。

       虽说我们到了草原,多数行动都是步行,但步行去各团的连队串门,却很危险。草原上几乎没有建筑,更甭说标志性建筑,茫茫四野都一个模样。脚下的路都是轧出或踩出的土路,绝无指示的标牌,没有熟悉路况的人带领,自己朝大致的方向走,十有八九会走错路。

       草原上迷路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很难碰到人,找不到吃喝是必然的,遭到狼群袭击的概率在夜间会大增,冬天还会被冻死。所以连里一再强调,出连队要请假,没有安全保证,不能擅自离连。我一般不愿冒无谓的风险,也就从未看望过同学。

       中秋节前,我还收到了同班同学程谦的来信。他说,他没有随五中的学生到六师,而是跟他哥哥一起去了三师23团。他哥哥是二中的学生,叫程群,篮球打得不错。程群也是工总派的,应该也到六师,我们连就有不少二中的学生。但保定工总派的学生最愿意去的是23团。23团的现役军人干部都是38军的。当时38军“支左”支持的就是保定工总派,保定工总派与38军早已是荣辱与共一家人,工总派的学生想去23团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可当时去兵团是按学校划得片,不知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走的什么渠道去的。

       他在信中说,他的哥哥当了团篮球队女队的教练,他好像是团篮球队男队的成员。随信还寄了一张他骑在马上的照片。我给他回了信,信里介绍了我们这里的一些情况。但没有给他寄照片,因为我到兵团后还没有照过相呢。

 

第六章    中国有航母,为什么告诉你? 

 

       到兵团后也就一两天,连里就向我们传达了兵团政治部的通知——深入开展战备教育,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虽然我们连的基建任务非常繁重,但连里还是把战备教育安排在了正课时间,我感觉连里相当重视。

       印象中,连里组织我们学习了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最高指示。

       学习了党的九大文件,特别是林彪作的九大报告。印象中大致内容是,美帝、苏修为瓜分世界,既勾结又争夺,都在扩军备战。我们要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要准备他们大打、早打,要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从文件中,我仿佛嗅到了战争硝烟的味道。

       连里还传达了上级文件,宣讲了兵团和师里下发的战备宣讲材料,并请师首长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是那位首长想不起来了)。他讲到,苏修的几十个装甲师正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对我们实施突然袭击。

       结合学习,连里组织我们进行了讨论,要求我们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我对此次教育相当重视,特意买了个新笔记本记载学习内容。听报告时恨不能记下所听到的一切,但自己又没有速记本事,结果记了个稀里哗啦,事后连自己都看不懂记的是什么了。

       通过学习教育,我感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的周边全是敌人,有美帝,有苏修,有各国反动派,蒋匪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已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反华包围圈”有越箍越紧之势。我感觉,战争正在迫近,党中央已经在为打一场大仗,做相应的准备。中央决定组建我们内蒙兵团,便是这种准备的具体体现。

       战备教育中,苏修又有了新名字,叫社会帝国主义,也称新沙皇。其实俄罗斯的帝国情结非常强烈,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在扩张。仅武力强占的中国领土就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人家给咱们送来了社会主义”,成了咱们的“老大哥”,当然旧事就不便再提。可后来他们成了“老修”,而且对我们虎视眈眈,那就又当别论了。

       所以教育中是老账新账一起算,不仅控诉老沙皇强占我国领土的老罪行,还把勃列日涅夫之流,定性为继承老沙皇衣钵的徒子徒孙,称为新沙皇,大讲其新罪行。

       讲到的老沙皇罪行,主要是用武力强占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以合法化。具体的好像提到了强吞江东64屯、海兰泡惨案等。

       讲到的新沙皇罪行,主要是制造边境事件,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印象中,曾说苏修在两国边境地区挑起的边境事件有几千起。另外,还讲到苏修要控制我们的事,如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之类。

       讲得最详细、最具体的是珍宝岛事件。此事发生在我们来兵团之前,曾激起我强烈的保卫祖国的激情,是促使我下决心加入兵团的因素之一。

       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可苏修不断入侵,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1969年3月2日,苏修军队再次入侵珍宝岛,袭击我们的巡逻队,我军被迫进行还击,打退了苏修军队的入侵。 3月15日,苏修军队又先后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还动用直升飞机和大炮,对珍宝岛发动进攻。我军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英勇无畏,采取灵活的战术,与苏修军队周旋,最终击退苏修军队,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宣讲时,好像连战斗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可惜我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讲的了)。这次战斗还出了个叫孙玉国的战斗英雄(英雄事迹也记不清了),后来成了九大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为配合连里的战备教育,连队组织文艺演出时,复员老兵们就出了个有关珍宝岛事件的节目。用的是“好来宝”的形式,四个人坐在椅子上,自拉自唱。现在还清楚地记着唱词中有一句是“三月二日那一天”。

       战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认清战备形势和任务。

       当时的战备形势,副指导员郭二周常用四个字概括,叫“陈兵百万”。说苏修已经在我国的北部部署了上百万的军队,而且都是机械化部队,随时可能对我们发起攻击。

       据说,苏修在中蒙边界部署的军队就达20万。在我们六师的北面就有苏修的空军基地,基地的飞机飞到六师师部也就需要十几分钟。另外还驻有苏修的三个机械化师。六师师部距离蒙修边界不过二三百里,苏修的机械化部队要是发动进攻,打到我们师部恐怕最多也就用两三个小时。

       如果真要入侵,苏修是轻车熟路。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进入中国对日作战时,就曾有部分军队从我们所在的锡盟突破。为使坦克、大炮、运兵车辆顺利通过乌拉盖地区的沼泽地,他们曾炸山取石,修筑了通道。此通道至今还在,被当地人称为“苏蒙联军入境道路”。

       在我们六师辖区内,没有解放军的大部队,只有沈阳军区守备六师的一个侦察分队。我们都叫它“小分队”。它好像是排级建制,主要任务从名字就可能看出来,不是打仗,而是侦察。指着他们抵挡苏修大部队,那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苏修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我们怎么办?

       上级对我们的要求是,疏散部队,避敌主力,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坚持斗争。发展生产,做好支前。

       形势严峻,人们都感到了很大压力,有人就给内地的朋友写信,说马上就要开战,要做最后的告别。

       苏修的罪行也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热血沸腾,感到为祖国和人民立功的时刻是真的到了,我没有惧怕感觉,只有与敌人誓死拼杀的欲望。心想,这次可以老账新账一起算,夺回被他们强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现和保定战友“在莫斯科红场会面”的约定了。于是便写下了下面的两首诗。

       听形势报告有感

       神州红旗漫卷,兵团战士心红。

       狂风恶浪何所惧,旭日在我胸中。

       何人黄粱一梦,苏修小丑发疯。

       鲸吞蚕食昔日事,我已众志成城。

                                          1969年9月13日于六师

       再作

       美帝苏修,暗勾结瓜分世界。新沙皇,舞刀弄枪,火中狂蝶。莫把今日作昔日,撼我难于撼山岳。七亿人,已全民皆兵,坚如铁。

       珍宝岛,江边血,多少仇,定要雪。咱钢枪紧握,壮怀激烈。边疆曾洒先烈血,岂容别人来侵略,满腔恨,滚滚成怒海,何时泄?

                                           1969年9月19日于六师

       那时,我是一有触动,就想写诗。自从文革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之后,便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浓厚的兴趣。到了兵团,更有了模仿的冲动。那时很难看到真正的唐诗宋词,只有样板戏的戏词沾点“古韵”,所以写起来用的多是样板戏的语言。

       战备教育开展以后,我一直盼着发枪,但总也没信儿,让我心焦。

       9月30日,连里突然就给我们发了枪,每人一支旧的老式762步枪,外带10发子弹。这回我“手握钢枪”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我紧张的同时还有些兴奋。认为,一定是上级掌握了敌人的什么动向——苏修要在“十一”动手,看来战争已迫在眉睫,我要真的打仗了。

       发枪过程中,有个大个子,满腹牢骚,不停地用山东话嚷嚷:“俺要扛机枪!俺要扛机枪!”听别人说,这人叫费守洪,外号就是“费大个”。他也是保定知青,是华二南基地职工的子弟。我猜他可能是随父母从山东调到保定的。

       发枪后,连队干部给简单讲解了枪的使用方法,就宣布我们进入了战备状态。

       虽然气氛非常紧张,有临战前的感觉,但连里并没有组织我们进行必要的训练,只是让我们坐在工棚里待命。吃过晚饭,连里要求我们继续保持战备状态。

       10点钟之后,发电机房停止了工作,工棚里一片漆黑。我们按连里的要求,抱着枪坐在炕沿边上。

       战争真的就要来临了。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突然,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该做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进行任何具体战斗准备。

       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绷紧的神经也慢慢松弛下来。不知道到了什么时间,我只觉得越来越困,似乎有时就忘掉周边的一切。我强制自己打起精神,和睡意进行反复的搏斗。

       经过一夜煎熬,我们终于挨到了天明。

       连干部说,苏修没有在“十一”前夜动手,不等于敌情解除。我们还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宣布我们仍处于战备状态。

       为庆祝国庆,连里改善伙食,搞了会餐。但人们战备的弦还绷得紧紧的,没人有心情搞什么欢庆的活动。

       人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面对这种形势,总感觉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谁起了个头,人们就讨论起仗该怎么打来。有人担心我们用步枪对付不了苏修的坦克。有人就说,没事,师里已经给咱们连配备了火箭筒。再说,苏修武器先进,不是照样在珍宝岛打败仗,怕什么?

       还有人说,我们有原子弹,有氢弹,有航空母舰,还有许多秘密武器,肯定能打败苏修。我置疑中国是否有航空母舰,立即被人说是崇洋媚外。质问我,外国有,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有?我说我从未听过中国有航母,他们就说,那是军事秘密,能公开吗?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我无话可说。

       最后,黄文光总结说,我们不光有秘密武器,更重要的是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是一定能打败苏修的。

       10月4日,连队召开全体大会。

       连长在会上宣布,师里决定,我们六师直属连更名为战勤连,成为全师的武装战备值班连队。并按照战备的要求,确定建制,配备武器。

       苏修虽然没有在“十一”动手,但我感觉,师里还是在加紧做打仗的准备。

       连长还宣布,战勤连的建制为三个男生排,一个女生排。每个排的编制为三个班。另外设由连里管辖的连部班和炊事班。

       各班的武器根据担负的战斗任务配置。一排的三个班为机枪班,各配备两挺轻机枪。所有排长、班长、副班长配备冲锋枪。除连首长配备手枪外,其他战斗人员均配备步枪。

       随即,连长宣布了各班排人员名单。

       由于时间久远,我只能回忆人员分布的大致情况,人员可能有遗漏,职务和所在班排也肯定会有不准确之处,还望战友们补充和指正。

       一排机枪排。排长陈书贺(复员兵)。

       一班班长郭金元(复员兵)。副班长赵平均(班长、副班长发冲锋枪。下同)。机枪手宋宝瑞(中专生)、王志勋(中专生)。副射手李树昆、贺宗云。弹盘手范忠、刘安柱、李建喜、李炳新。

       二班班长黄贵顺(复员兵)。副班长王会元。机枪手魏路通、马春湖。副射手倪国臣、苗少斌。弹盘手李广田、刘建波、陈东祥、李冬辰。

       三班班长刘万才(中专生)。副班长黄文光。机枪手费守洪、周志国。副射手刘长兵、韩瑞川。弹盘手张庆彬、王春来、永向前、。

       二排排长王福林(复员兵)。

       四班班长张万锁。副班长谢洪忠。战士贲永怀、杨金恒、孙宝生、戴铁胜、李长义、陈建邦、陈勇、田振英。

       五班班长黄振田(复员兵)。副班长刘振开。战士刘腾云、李义敏、季国强、李继钊、于兵、孙铁、李培年、侯占祥。

       六班班长王长海(中专生)。副班长李增福(中专生)。战士韩泰青、冉俊杰、郝永和、慈进学、李向东、王金德(中专生)、苑和平、王艺忠。

       三排排长杨立桐(复员兵)。

       七班班长李玉富(复员兵)。副班长安建国。战士王国钧、苑战国、郭发需、刘明山、尹书田、邓运来、齐峰、李金友、孙爱民。

       八班班长冉凡良(复员兵)。副班长李国庆。战士张金贵、赵振英、余康、王德元、李铁炼、孙运国、曹德江、刘树仁。

       九班班长李建良。副班长刘志强。战士马令杰(中专生)、赵文成、田增雨、张洪全、孟宪福、刘立冬、夏云鹏、周兆瑞。

       四排排长邓树森(复员兵)。(四排为女兵排)

       十班班长XXX(复员兵。名字忘了)。副班长付秀兰(中专生)。战士王玉花、贾青梅、刘志敏、曹玉红、李桂芹、张长彩、刘俊美、杨素芳、李兰英。

       十一班班长庞凤义(复员兵)。副班长辛淑兰。战士赵山花、赵金花、张丽薇、王桂敏、李津荣、姚臣茹、刘桂兰、郭秀林、李焕玉。

       十二班班长潘东启(复员兵。名字已不敢肯定)。副班长安蝶芬。战士赵素兰、刘国娟、王兰、徐亚丽、胡志荣、白华荣、杨景霞、王彩凤、刘秀敏、张俊华。

       连部人员:医助张洪仁(复员兵),卫生员曹贵芬,会计李树贵,出纳明秀芬,理发员穆学成,文书李宝奎,通讯员王国庆。

       炊事班人员:刘彦岭(复员兵)、邢金冠、王双印、崔志刚、李占荣、李忠民、刘金锐。刘彦岭是班长。炊事班的只记住这几个人,应该还有其他人,但我记不起来了。

       在直属连改为战勤连之前,沈金禄、李会龙、周保成、张双喜、霍丙吉、张淑华、孙富华、霍文钦、高家祥等十几人调到其它单位。

       还有一个叫巩如煦的北京知青,一心想放马,也在9月份调离。他是高干子弟,好像是调到了52团10连,真的去放马了。

       另外,那个嚷嚷“俺要扛机枪”的费守洪,也真的分到了机枪班。

       公布完名单之后,连长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明天搬家。

       指导员好像也在会上讲了话,似乎是讲了师里这一决策的重要意义。

       会后,连长陈晓春还私下向我们透露了更为令人激动的内部消息,如果战争打响,战勤连将被扩充到野战部队,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只要符合条件,就直接转为现役军人。

       兴奋之余,我不由又担心起我是否能符合条件。

       10月5日,新上任的班排长开始组织我们搬家。

       连里新任命的班排长,大部分是复员兵。这些复员兵中,陈书贺、杨立桐在部队时曾任班长。其余的都是战士。 

       我们的排长杨立桐在复员兵中,属出类拔萃者,有事时敢于出头。我们到兵团后就听说,他曾为了帮其他复员兵出气,与天津知青打了一架,虽未占到便宜,但已令知青们不敢小觑。

       后来,他逞能爬杆时,有天津知青在下面假装敲锣羞辱他,又被他痛打。这下天津知青们不干了,要报复他。指导员崔成法让他检查、道歉,才了结了此事。

       不过,人们也都知道了,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杨立桐排长把我们召集在分给三排的房子前,开了全排的第一次排务会,安排了各班的住房。

       分配给三排的房子是四栋房子中东北角上的那栋。他按照连里规划把我们班放在了东起第一套房子,八班放在了第二套房子,九班放在了第三套房子。第四套房子是整栋房的最西边的一套,好像连里把其中的大间安排成了卫生室,排长住在了小间。

       安排完之后,各班班长就组织战士们搬家。

       我们七班的班长也是复员老兵,叫李玉富。

       他似乎不善言词,就是让我们按他安排的位置,把自己的被褥摆放在炕上。

       这四栋房子从外观看几乎一样,都是石头砌得地基,红砖砌成的房角(当地人管这种房叫“四角硬”),也都是由四套房连体组成。但东边两栋和西边两栋在房子的内部结构上略有不同。

       我们东边的两栋房,其单套房的内部结构是:进门是一条1米宽3米多的通道。通道右边有一门,通向一间大屋,大约有十二平方米(深4米,宽3米),一盘土炕占去半间屋。通道左边有一门,通向一间小屋,大约六平方米(深3.3米,宽近2米),一盘土炕占去多半间屋。通道正中还有一门,通向小后屋,大约4.5平方米(深1.7米,宽近3米)。小后屋的东北角上还有一个小门,通的是大屋后边的一个一米宽、三米长的小仓库。

       西边的两栋房,取消了一进门的那个1米宽的通道,进门直接就是一个大外屋。

       后来发现,师部所有的房子都是这种后面带小屋的结构。这样,冬天的北风不能直接吹到居室的后墙山,可以改善居室的保暖性能。

       我们按照班长的要求,都把自己的箱子放在了小仓库。枪支和脸盆等日用品则放在了小后屋。

       大屋的炕上安排了郭发需、邓运来、刘明山、尹书田、李金友、王国钧和我。我被安排在炕的最东边,挨着墙。班长在大屋东南角上搭了一个木板床。

       小屋的炕上安排了副班长安建国和孙爱民、齐峰。

       听说,班长在大屋,副班长在小屋,是连里的安排,目的可能是便于管理。

       别看我们的大土炕挺“土”的,却是地道的火炕,可以烧柴取暖。它的火膛口就在小后屋。

       土炕上已铺上蒙古大毡。大毡比炕长出有一米多,多出部分折叠着放在了下面。这种大毡很厚,单层和双层的交接处有个埂,睡在那个地方的人会被硌得很不舒服。

       铺褥子时我发现,炕上安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只有叠压着才能放下所有人的褥子。

       晚上睡觉时,一般都得挺直身板睡,弓着身子睡觉已成奢望。出屋小便回来,就有可能把你的空间挤没了。

       搬入房子后,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一个字——挤。

       熄灯后人们万一有个大事小情,都得摸黑儿干,实在是不方便。有人便用小瓶子做了油灯应急。随后,各班纷纷“引进”,也都很快就用上了这种小油灯。

 

第七章    再也不敢画毛主席像

 

       我们连改为战勤连之后,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颇有秣马厉兵的感觉。

       训练是从学习枪支知识开始的,上的是全连战士都参加的大课。

       课堂设在连部前面的操场上。我们以班为单位纵向排列,坐在新发的马扎上,肩头就靠着新发的762步枪。

       我们的前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要讲解的枪支。

       连干部最先讲解的是762步枪。据连干部介绍,这种枪因其口径为7.62毫米而得名。是单发,打一发后,需要拉枪机退壳、送弹,才能打下一发。一次可装入5发子弹。是我国生产的仿苏制式步枪。我印象中说它是53式。

       连干部说,我们这批枪是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其实,连干部不讲,我也早就看出它是旧枪。虽然金属零件还都很亮,但木制枪体的油漆已有多处的划损。

       连干部还拆解了桌子上的步枪,指着拆解下的部件给我们讲解它名称和功用。印象中,762步枪大体由枪刺、枪管、准星、瞄准器、枪机、扳机、枪托等部件构成。

       连干部还细讲了枪机各部位的名称。为验证学习的效果,连干部随机叫起女生排的一个战士,问她枪机的后部部位叫什么,她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响亮地回答:“机尾!”

       这一声,把我们这些非天津籍知青都逗乐了。有的人还当场就学她,也来了一句:“机尾!”,人们笑得更欢了。后来,我们非天津籍的男生,便不再叫她的名字,而叫她“机尾”。

       之后,连干部还给我们讲了“三点一线”的射击原理,做了装卸子弹和瞄准的示范。

       最后又给我们讲解了枪支保养的知识。

       我们除发了枪,还发了10发子弹和子弹袋,子弹袋当然也是旧的。子弹袋里就装着盛有擦枪油的油壶和拧枪上螺丝的枪起子(钢板的螺丝刀)。还有一个擦枪膛的专用工具叫枪探——一根头上带眼儿的细长钢棍,好像它是放在了枪身的什么部位。把布条穿到枪探的眼里,再蘸点擦枪油,就可以擦枪膛了。

       后来,我们打枪的机会极少,但擦枪却是日常工作。

       讲完步枪,连干部又讲解了冲锋枪和机枪。

       我们发的冲锋枪好像也是53式,就是志愿军用的那种枪托可以折叠在枪的上部,枪管外套上有好多圆孔的冲锋枪。它打的是手枪子弹。

       我们连配备的机枪是那种前边两条腿,上面一个大弹盘的轻机枪。

       由于我不使用这两种枪,讲解时听得不太认真,相关知识没有记住多少。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射击训练。

       先由连干部给我们做卧姿射击的示范。连干部边做边讲,把持枪、跑动、卧倒、装子弹、瞄准、退子弹、起立等分解动作讲得一清二楚。由于射击的关键环节是瞄准,连干部还详细讲解了持枪的姿势、瞄准和击发的要领等(击发要用手指的合力)。之后,由各排长组织各排进行练习。

       我们在趴在连队附近空旷的草地上,一练就是半天。开始还感觉新鲜,但很快就感觉乏味了。

       后来,连里组织我们进行了跪姿和立姿射击的训练。但训练次数最多的还是卧姿。

       我们排长杨立桐是老兵,军事素养不错。他带我们训练时,一个人一个人地指导,纠正我们的错误。经过几天训练,我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射击的要领,就盼着实弹射击了。

       谁知射击训练完了之后,是没完没了的刺杀训练。

       刺杀训练可比射击训练复杂多了,光“准备刺”的动作就一练半天。先是“预备用枪”后是“枪放下”,接着是“前进”、“后退” “向后转”。看着动作挺简单,做得达标了还挺不容易。

       刺杀的核心动作应该是“刺杀”,因为只有刺杀了敌人,才算达到了目的,可这个环节反复练习的就一个动作,叫“突刺”。口令是“突刺——刺”。好像后来加了个动作叫“垫步刺”,是距敌稍远时上一小步再突刺的一招。
 
       防守反击的动作教的最多,有“防左刺”、“防右刺”、“防下刺”。还教给了我们防守后用枪托和弹仓击打敌头部的招数。

       进行具体练习时,还是以排为单位,各练各的。

       由于我们都在一个操场训练,各排间可以看到对方练习的情况。

       “防左-刺!”

       “防右-刺!”

       “突刺-刺!”

       我们排长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在这种各排竞争的场合,他喊起口令来就更为卖力,他那尖厉的叫声总比别的排长更有穿透力。

       女生排就在我们前方训练,有人练着练着就走了神,偷看起女生来。

       “李金友!你斜楞着眼子看哪呢?”排长对这一现象不能容忍,当即发作,点了我们班李金友的名。

       他这一喊不要紧,不仅我们排的人把目光都投向李金友,其它排的也都停止训练,朝我们看过来。

       当人们知道李金友是因为偷看女生而被点名后,都笑起来。李金友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们再见他往往就冒出一句:“你斜楞眼子看哪呢?”

       排长批评人,那是决不客气,往往都尖酸刻薄。我们排有个保定农专的中专生,叫刘树仁,是农村出来的学生。他拼刺时有个习惯动作,就是刺完后枪尖总要向下压一个。排长是越看越不顺眼,又是当着全连四个排的面,大声吆喝:“刘树仁!你耪地呢?”

       刘树仁年纪比我们要大,又老实巴交,本来大家都挺尊重他,这下子可好,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人们见了他,往往也会来句:“你耪地呢?”

       由于我们排长要求严格,批评不讲情面,训练时我们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敢有丝毫松懈,表现得确实比别的排更为突出。

       在军事训练中,我们还进行了战斗队形训练。

       战斗队形训练的原则,是“三三制”原则。据连干部讲,这一原则是林副主席总结出来的。林彪虽然强调在战略上要集中兵力,但在实施攻击时却反对密集出击,要求采取“三三制”的战斗队形,以避免人员过于密集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三三制”战斗队形,要求每个班编为三个战斗小组,每个组有三个成员,由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分别担任组长。实施攻击时,小组成员之间采用三角战斗队形,战斗小组之间也采用三角战斗队形,交替掩护进攻。

       连里分班宣布职务时,我第一次听到有“战斗小组长”这么个古怪的职务,当时不知道是它个什么官。直到我们进行战斗队形训练时,我才知道它是为适应“三三制”战术而特意设立的这么一个职务。它一般由有忠实可靠,又战斗经验的战士担任。

       战斗队形训练,我们是又跑又冲,还常常匍匐前进,总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

       虽然我们训练都很刻苦,但排长杨立桐似乎并不满意,每天进行全排点评时都是批评多,表扬少。

       当过兵的人讲起话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爱用歇后语和俗语。我们排长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他点评时,那是全靠这种话连接。他的口头禅是“我就不信你羊上树”。意思是不信那些调皮捣蛋的人能翻了天。

       他挖苦人时特别损。李金友好显摆自己多么能耐,排长点评时就说他“你从小卖白菜,你什么都明白。”九班的战斗小组长马令杰,几次和班里其他人发生冲突,排长就批评他“你这个战斗小组长,是整天战斗!”

       我们班的战斗小组长是王国钧,保定二中的,也是农村出来的学生,我就和他在一个战斗小组。他略瘦,很高,打篮球是连里的绝对主力。他为人公道,富有同情心,有长者之风。特别是对我,格外关心照顾。他是团员(在学校入得团),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靠近团组织。在他的帮助下,我到兵团不久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并在各方面向他看齐。

       在军事训练中,连干部还一再强调要以政治统帅军事,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因此,我们在开始军事训练的同时,还组织了“天天读”。就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时间安排在早上8点至9点。这个学习,按林副主席的要求,要“雷打不动”。

       军事训练从属于政治,自然不会雷打不动。师里给我们安排了生产任务,我们的军事训练就得改在早操时间。由于早操天天出,我们的军事训练也叫“天天练”。

       我们连改为战勤连之后,实行了与正规部队类似的作息时间。由于我们的作息时间多次变化,而且冬季实行吃两顿饭的作息时间,所以我对连里最初的作息时间表已记不准确,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估计一下。

       6点半至6点45分:起床。

       6点45分至7点10分:早操。

       7点10分至7点半:整理内务、个人洗漱。

       7点半至8点:早饭, 

       8点至9点:“天天读”。

       9点至12点:正课时间。

       12点至12点半:午饭。

       12点半至1点半:午休。

       1点半至5点半:正课时间。

       5点半至6点:晚饭。

       6点至8点:自由活动。

       8点:连队晚点名(点评全天的工作学习训练等情况。有时还会随顺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9点半:熄灯(哨一吹,大家必须尽快准备入睡,磨磨蹭蹭会受到班长批评)。

       “天天读”学习的篇目多数由上级安排,有时连里也会结合工作实际,增加一些相关的内容。一般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由班长主持,由一人按连里下发的学习计划上规定的《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篇目,进行朗读。大约读半个多小时,就进入讨论时间,要求每个人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且有人记录,最后班长还要把学习、讨论的情况向连里汇报。

       我们连的复员老兵都是农村兵。我们班的班长李玉富好像是河北景县人,他说话有家乡口音,又不爱讲话,所以在“天天读”时他仅说一下要学习的篇目,便安排别人朗读。我们班有三个半结巴:安建国是细碎型口吃,齐峰是大喘气型口吃,李金友是连珠型口吃。孙爱民是因羞怯而说话紧张,算半个结巴。班长很少把这种考验嘴皮子的任务交给他们。我们剩下的5个人就有幸承包了这项工作。感觉我读的时候还是不少。

       虽然朗读也得劳神,但大家都想表现得比别人更追求进步,自然会尽心尽力朗读好。我们的普通话都不标准,不过个个都力争向广播员看齐,努力读出抑扬顿挫。有时,看朗读的人读累了,嗓音不好了,也会有人主动要求朗读。

       政治上追求进步,有很大一块体现在对政治学习的态度上。齐峰、李金友、孙爱民,朗读的机会少,讨论时又发言不太踊跃,他们很快便被排入后进行列。

       “天天读”开始以后,连里要求各班办学习园地,交流学习心得。由于我平时总爱写点“打油诗”之类,班长提出想让我办。我嘴上说“怕办不好”,心里却巴不得呢。我半推半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要办我就得比别人办得更出色,有自己的特点。我决定发挥自己的绘画专长,给园地配一个“毛泽东思想闪金光”的彩绘栏头。我拿出自己带来的水彩颜料,照着毛主席像章画了一个毛主席的正面头像,并围着头像画满金光,下面画的是鲜花盛开的草原,最后在草地图案的部分,写上“学习园地”。寓意“主席思想照耀边疆,兵团战士茁壮成长”。我们班的战友交口称赞,我又看了别的班的专栏,不过是在白纸上圈个边儿,再写上“学习园地”,最好的也就是加了一点装饰。我感到我办的专栏明显比他们的要好,不由暗暗得意。

       一天,二排的战士陈建邦来找我们班的王国钧和邓运来(他们都是保定二中的),看到了我办的专栏,说毛主席画得不像,是丑化伟大领袖。我没有发作,但班里其他人不干了,都说挺像的。他讨了个没趣,不再强辩,走了。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非常紧张。让别人“上纲上线”,有可能就会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事我看多了,当然处处小心。自此,我是再也不画毛主席像了。后来听说,他哥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这也就难怪他比别人眼光高得多,“曾经沧海难为水”吗!

       虽然有此虚惊,但我的才能还是被人发现,很快就被选入连里的墙报组。

       为了增强“天天读”的学习效果,连里还组织我们结合连队实际、个人实际,讲心得体会。并层层选拔,让讲得好的在全连“讲用”。

       “讲用”是那时的专用名词,虽然没人规定过它的确切意义,但人们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体会讲出来”。

       大多数人讲体会,不过是表表决心——不怕面临的困难,不怕苏修的恐吓,坚决扎根边疆,保守边疆,建设边疆。但有的人敢于主动暴露自己的私心杂念,向自己开刀,大胆斗私批修,这就显得比别人讲得好得多。

       我的口才不好,而且也不善于发现自身的闪光点,所以我谈的学习体会,往往平淡无奇。我们排里讲得最好的是李国庆。由于生动,形象,勇于结合实际,还被推到全连讲用。

       李国庆是八班副班长,天津知青,瘦瘦的,嘴皮子利索,一讲一大套,整天叽叽喳喳。我看他猴了吧唧,处处臭显,有些看不惯。不过他说话确实挺逗的,总能让人发笑。

       他讲的内容,还是天津知青分到53团7连时的那些事。无非是汽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叫“布尔都”的地方停下来,那里只有一处牛棚,等在那儿的干部说那儿就是7连。干部说他们要暂时住在牛棚,因为他们住的房子还等着他们自己去盖呢。他们过去一看,牛棚里还住着老牛,遍地都是牛粪。他们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怎么也想不到会住这样的地方。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有的人哭起来,有的人拒绝搬行李下车。虽然大家闹了情绪,可事实是他们不可能再退回到天津去。他们只好抱了些草铺在牛粪上,就在这臭哄哄的牛棚里打开了铺盖,住了下来。一周之后,他们被告之,整体调到师部直属连。

       但讲这些事时,他不是一般地说个过程,而是突出细节,什么牛粪怎么进了被窝里呀,什么吃饭怎么就着臭味呀,什么老牛怎么挤人呀,经刻意渲染,都是活灵活现。他还故意穿插许多趣事,逗人发笑。最主要的,是他突出讲用自己如何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战胜自己的私心杂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让人感觉他讲得不浮浅,有思想深度。但他在七连到底干了些什么,我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听到。

       对这段艰难岁月,不仅李国庆作为“讲用”的资本,所有天津知青都引为自豪,一跟我们摆老资格就称“布尔都老点儿”。

       我很奇怪,就这么点事儿,李国庆怎么能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还因此成了师里的“学毛”积极分子?

       不服气的当然不是我一个,天津知青中就传出李国庆“根不红,苗不正”的说法,说他爸爸是“三开分子”——日本鬼子来了吃得开,国民党来了吃得开,共产党来了照样吃得开。那个年代这样的问题对人的前途命运负面影响极大,但李国庆好像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不由怀疑这是个别人出于嫉妒的编造。

 

第八章    诡秘的信号弹

 

       处于反修前哨,我们不仅要防备苏修大部队的进攻,还要防备苏修、蒙修特务的渗透。因此,我们战勤连还担负着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夜间巡逻,保证师部夜间的安全。

       这种工作可能是由战争年代的“站岗放哨”转化而来,老兵也称之为“站岗”。又由于它是轮流值勤,人们又把它叫作“值班”。

       按照连里的规定,我们12个战斗班大轮班,轮到时每班负责一个整夜。

       班里的战士也是大轮班。轮到本班巡逻时,接着上次的顺序继续排,每人巡逻一小时。巡逻从熄灯之后开始,到起床前结束。

       连里强调。巡逻时要荷枪实弹;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流动起来;要重点保证司、政、后机关的安全。

       人们都盼着轮到自己值班时能赶上首班或末班,那样基本不影响休息。赶在中间就挺受罪,尤其是冬天,要在睡意正浓之际,强迫自己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站到凛冽的寒风中去。而且转一个小时回来,已困意全消,要煎熬好长时间才能入睡,闹得第二天总是没有精神。

       虽然我也感到值班挺受罪的,但我认为这是保守国家安全和自身安全的重要工作,必须认真地把它做好,不能因为是单兵行动就偷懒耍滑。

       当然,连干部也会查哨,从连里晚点名批评个别人值班不负责任就可证明,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到过。

       每次巡逻,我心里都高度紧张。独自一人在夜间巡逻,而且正处在中苏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敢说自己不紧张,绝对是谎话。

       我背着762步枪,警惕地走在师部的土路上。夜是那样的静,静得发瘆,仿佛四处都暗藏着凶险。没有了一切喧嚣,只有偶尔响起的风声,仿佛人世间只有我一个是活的生灵,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孤独无助。天上的星星,竟然如此之多,密密麻麻,清晰而真切,完全不似内地夜空的飘渺。细细看上去,感觉像是无数只眼睛,在不怀好意地偷窥。星光下,四周的山包影影绰绰,好像伺机而动的怪物。

       我一向以自己胆大而自豪,不信神鬼之类,能够壮起胆子四处巡察。我知道,此时能给我(我们)带来危险的,只有苏修、蒙修的特务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所以,我认真察看每一个角落。多次巡逻,我已形成了自己的巡逻线路,即在没有规律的前提下,在一个小时内巡察遍了师部所有地方。我不但巡视连队周围和司、政、后机关,还要巡视招待所和医院。

       有时在行进中,我会生出一种情感,一种保卫祖国,重任在肩的神圣之感。

       敌特随时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巡逻时都是真枪实弹,而且子弹上膛。

       一次,六班副李增福巡逻回来,忘了关枪保险。进屋把他的冲锋枪往自己枕头上一放,就想叫下一岗的人。不料枪滑机走了火,几发子弹全都打出去。不幸中的万幸是枪口冲外,没有打到他自己,也没打到别人。要是枪口偏向睡人的一侧,可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夜半枪声吓醒了同屋的人,也惊动了其他班排的人和连干部。虽然没有出人命,可人们后怕啊!尤其是惊魂未定同屋战友,简直跟他哭笑不得。这么大事故自然要上报师里,李增福也一夜成名,被树为思想麻痹的反面典型。

       李增福,是保定农专的学生,因为是中专生,比我们年龄要大些。家是农村的,面相显得老些,人也老实巴交,不擅言谈,在出风头的地方永远也不会看到他。可他却因此被全连的人所熟知,以致说起他时,人们便会想起“枪走火”。 

       事后,连里组织我们开展了查事故苗头的活动。我们再巡逻时,就不但要想着怎么向敌特开枪,还要想着怎么防止意外走火。

       巡逻时,没有发现过敌特,却发现了信号弹。

       经查信号弹不是我们兵团自己人放的,而周围又没有其他人,人们不由怀疑,敌特实际上已经渗透进来,只是我们没有抓住而已。

       终于,我也亲眼目睹了这种东西。一次巡逻时,不经意间看到连队北边的夜空,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亮的绿色小光球,感觉它不太高,距离我也不太远,好像就在砖厂和我们连之间。我马上想到这一定就是人们说的信号弹。就在我观察时,又有一颗升起,这次是红色的。虽然它们是那样好看,但因为它是敌人要采取某种罪恶行动的信号,我心里感到的却只有紧张和恐怖。

       连里虽然已多次接到发现信号弹的报告,也曾组织过搜索,但却一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我决定冒险查个究竟。我端着步枪,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连队北边的工棚,逐棚察看,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我又向北搜查,周围空空荡荡,并无人迹。我本想进一步细查,可由于不能判断信号弹从何处发射,最终放弃了寻找遗留物的设想。之后,我向连里带班的干部作了汇报。

       第二天白天,我特意到工棚北边再次察看,转了几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师部周围不断出现信号弹,说明敌人活动十分猖獗。师里要求尽快查明情况。

       任务交给了我们班。鉴于以往的“事后追捕”均无收获,班长决定“事前设伏”,在第一时间展开抓捕。我们“守株待兔”的地点就选定在师部北边的一处废弃的破草棚,因为那个地方经常有信号弹升起,而东、南、西三面又有适于隐藏的建筑,便于我们埋伏。

       那天天色大黑之后,班长安排我们悄悄地进入了各自的埋伏地点。班长事前已和我们约定,信号弹一出现,东、西两面立即向北包抄,与南面的战友配合,形成合围。

       在黑夜中耗了三四个小时,别说是破草棚那儿,就是整个师部也没有出现一颗信号弹。班长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心浮气躁了,通知我们悄悄撤回。第二天,又耗了半宿,依然没有斩获。

       第三天晚上,我们继续埋伏。晚上11点多,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出现在破草棚上空。我们飞身蹿出,不到三分钟就围住了破草棚。我们十来个人把破草棚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反复搜查,别说“敌特”,连“敌特”丢下的罪证都没见个影儿。班长不死心,打着手电反复检察地面的草丛,也没有发现信号弹发射后的遗留物。

       是不是“敌特”跑得太快,在我们眼皮底下溜了?东西合围的战士否认了这种假设,因为在合围过程中人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有人跑出不会看不到(那天有月光)。看来,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事前在此放置了带延时发射装置的信号弹。

       果真如此,想“抓现行”是不可能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班长也没了主意,只好把我们此次行动的结果,如实向连里汇报。

       连里又做了怎样的部署,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后我们都在猜测,是谁在师部周围不停地安放这些东西。

       有人猜测是敌机空投的,因为听说下边的团里、连里也有这种东西出现。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理由是空投没有那么准,不可能都投在营房周边。

       我们连军医朱文义的判断就是有“拓务”。他的家乡口音挺重,总把“特务”说成“拓务”。

       有人猜测是从外蒙跑过来的特务干的,可这也难度太大了。从边界到师部有二三百里,步行不可能,骑马?开车?这也太容易被我们发现了。可我们并没有在师部附近发现过可疑的人啊。

       最有可能是潜藏在我们附近的特务干的。谁是特务?入冬后民工们都走了,牧民是轻易见不到一个,难道说我们兵团内部藏着特务?这太可怕了,也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虽说很难见到牧民,但人们还是倾向于牧民中隐藏着特务。因为外蒙人和内蒙人原本就是同一民族,从相貌、衣着上难以区别,蒙修从牧民中发展特务既有情感的基础,又有方便条件。

       他们放信号弹干什么?因为出现信号弹后并没有出现其它异常,我们猜着,就是想恐吓我们,给我们制造思想混乱。

       还有,按常理儿信号弹发射完了,总得留下点什么弹壳之类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发现不了呢?

       看来,只有抓到一个特务,才能解开这些谜团了。

       平时牧民很少来师部,只有师里组织文艺晚会时,他们才三五成群地骑马赶来,站在兵团队伍的外圈观看(兵团战士参加此类活动都是坐在地上)。为防止阶级敌人和敌特捣乱,师里指派我们连负责保卫。连里往往安排一个班的力量在外圈巡逻,察看异常。

       此时,如果敌特自己送上门来,岂不省得我们到处寻找?但牧民们观看节目时,都很平静,并无异常。反倒是有兵团战士偷骑了牧民的马,害得牧民演出结束后四处寻找。后来发现是兵团的人在偷骑,便向师里告状。

       原来,连里有一帮人到了兵团就想骑马,可那时我们连却没有马。他们看到牧民看节目时,就把马拴到周围的电线杆子上,便悄悄溜出去偷骑牧民的马,骑完再悄悄地拴回原处。可能是有人骑得时间太长,人家要走了他还没有回来,才被人家发现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大事。师里抓住影响民族团结的事,都会挺当个事地处理。牧民告状后,师里便开始追查,最后竟然查到了我的同学李向东头上。

       李向东,是我们学校老初一的学生,文革前本叫李大兵,文革时才改了个这么时髦的名字,不过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叫他“大兵”。别看他身条细,胆子却挺大,在学校时就属于“敢想敢干”一族。所以他敢偷骑牧民的马,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而且来兵团时接兵的干部曾说,来兵团就可以骑马挎枪,可我们却一直连马毛都没有碰过。现在这么多马就拴在身边,我们的心能不动吗?

       查到后师里要求严肃处理,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连里最后只对他进行了批评。

       后来,有一次文艺演出时,真的有人捣乱了。站在外圈观看的人总是向前涌,被挤倒的人就压在了兵团战士身上。面对混乱局面,有位师首长上台大喝:“有阶级敌人在捣乱!战勤连的,给我把他抓起来!”

       我们战勤连应该是全师最能战斗的部队,可我们一直没有显露身手的机会。这回好了,有师首长的命令,我们可以大开杀戒。反正打得是阶级敌人,不打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呢!连长一声令下,后排的战士呼啦蹿起一大片,很快就揪出了捣乱分子。当我们认出他是师部铁匠炉的铁匠小牛时(铁匠房虽然也由兵团管理,但铁匠们是民工),已被打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但连里并没有因此就放过他,又把他带到连部,臭训一顿,才算了事。

       虽然我们一直在抓特务,但直到一两年后信号弹完全消失,我们也没有抓住一个特务。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连里还经常进行夜间紧急集合训练。

       连里规定,紧急集合时不得点灯,不得打手电,以免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睡梦中,只要听得哨声一响,我们就得一骨碌爬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手忙脚乱地武装自己。

       首先是穿衣服。冬天时穿衣服最麻烦,除了内衣,还要穿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皮帽子,穿大头鞋。出门前还不能忘了戴皮手套。如果由于紧张,少穿戴了某一件,就会大吃苦头,甚至受伤。我的一位53团的女同学,就因为冬季紧急集合时没带皮手套而冻坏了手指。

       其次是打背包。要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把背包打得又快又好。有时紧急集合还要带上备用的衣服和鞋。这时打背包就更麻烦了,要把衣服打在被子里面,把鞋插在背包带下面。

       接着要背上水壶(我们发的水壶是部队淘汰的旧军用水壶)。壶里当然要有水,水须提前灌好。

       还要背上挎包。发给我们的挎包不是真正的军用品,而是一种与其类似的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要装上我们的精神食粮-毛泽东选集以及“学毛”所需的笔、本等用品。为携带方便,我让家里给我寄了新出版的凸版纸小字四卷合订本“毛选”。此书现在已是我的收藏品。

       然后扎上子弹袋。子弹及擦枪用品平时就放在子弹袋里,此时一般不需检查。还要背上装了两颗手榴弹的手榴弹袋。最后拿上我们的762步枪。

       在黑暗中干这么多事情,却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人们的紧张与忙乱可想而知。更令人恼火的是,我们的炕上人太多了,你穿了我的衣服,我抻了他的被子,他拽了我的背包带,经常乱作一团。

       排长焦躁地低声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好不容易三个班的人都出来了,排长立即带我们跑向连部。

       连长正在连部门口看着他的手表。

       四个排终于都到齐了,连长当下就公布各排所用时间。晚到的不仅排长班长有压力,战士们也觉得脸上无光。

       集合完毕,连长一般还要带着我们跑上一会儿步,回来再检查行装的效果。此时会笑话百出,有抱着被子的(背包跑散了),有棉裤腿里甩出秋裤的(秋裤提前套在棉裤里,穿时没有上),有穿反了裤子的,有系错扣子的,有忘戴帽子的,有松着鞋带的……

       留有印象的是女兵排的赵山花,一次是跑散了背包,一次是没拿步枪却拿了根扁担。我们班出过洋相的好像是齐峰,他的秋裤就从棉裤腿儿里钻出来。我自己则是忘过穿袜子,好在连长检查时没有发现。

       这种夜间紧急集合一周要搞两三次。由于苏修真有进攻的可能,听到这夜半哨声,人们都很紧张。有的女生干脆把带来的袜子都穿在脚上,以防回不了连队没有袜子换。

       紧急集合要争分夺秒,练好打背包,便是抢先的诀窍之一。班排长们都是老兵油子,自然知道其中的道道儿,便组织我们反复练习打背包。

       至今,我还记着打背包的方法。先把被子两边折到中间,然后对折,再把折后的两个头儿向中间折,此时要注意将打好结的宽背包带放在其中的一边,最后折成方块成型,就可绑扎了。绑扎时用细背包带,要求是“三横两竖”。

       发给我们的背包带有两根,一根宽而短,一根细而长。细长的那根是绑带,短宽的那根是背带。背带要根据背的舒适程度调整打结后,打在背包里面。

       班长共教了我们两种打背包的方法,一种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打法,一种是应付紧急集合的打法。

       应付上级检查的打法,打得结实、漂亮,长途行军也不会松动。但缺点是用时太长,不适合紧急情况。其方法是先将细带对折后作U形,并把它放在背包下作为纵向的“两竖”。之后,把细带的一头穿过搭过来的U形,绑扎上面的“一横”。此时要注意,绑扎“横”时要穿过背带,千万别把背带也绑在一起。再把细带的另一头拉上来绑扎下面的“一横”。最后,两个头相交绑扎中间“一横”,就大功告成。

       不过,我们紧急集合时,都不用这种方法,而用另一种简捷的方法。先把细带的一头儿回折打成一个圈儿,圈儿的大小以其压在背包下面作为“两竖”之后,其两边还能折到上下两“横”的位置为宜。这样放好后,把细带的另一头儿向上拉紧穿过U形,形成“一竖”,之后用螺旋方式绑扎“三横”。绑扎完以后,翻过背包把“横”“竖”整理好,就算完成了。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用时短,缺点是不结实,容易散。

       后来,有打背包慢的人想出了更好的方法:把发的被子打成背包备用,盖家里带来的被子。再紧急集合时,直接背上备用背包就行了。大家看此法效果不错,纷纷效仿。(由于备用背包可以慢慢地去打,所以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法绑扎。)

       为在紧急集合中抢先,有的班还想出了提前侦察的办法。熄灯前派人到连部悄悄观察,看有没有紧急集合的端倪。如发现有此兆头,就和衣而眠。

       连里还从实战出发,隔段时间就搞一次夜间拉练。就是在紧急集合之后,不是宣布解散回班,而是拉出营区,到野外去训练、演习。

       这可比紧急集合更考验人。你想想,我们穿的,背的,带的,那得有多少斤。负重那么多,还得跑步行军,能让人气都喘不上来了。

       10月19日,也可能是20日,连里传达了林副主席的紧急战备指示(应该是林彪一号令吧),要求我们进入一级战备。我的感觉是,大战在即。

       10月21日凌晨3点多钟,紧急集合的哨声真的响了。我们叽哩骨碌地爬起来,急手夹脚地带齐东西,列队到连部集合。

       人员到齐后,连干部说师里给我们下达了命令,要求我们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参加战斗。由于刚传达了林副主席的紧急战备指示,人们感觉可能真的出现了敌情,心情紧张地跟随着连干部们向北急行军。因为边界在北边,我们的类似拉练多数向北。

       脚下的枯草中还残存着初雪,走在上面很是吃力。大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稍高的山丘。这时,连长下达了冲锋的命令,让我们攻下这个山头。我们立即呐喊着向上冲,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山丘顶部。其实,不顺利才怪呢,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敌人。看来,苏修这次并没有来。

       站在山顶上,满天星斗闪烁,近的似乎触手可及,黑黝黝的原野则尽在脚下,让人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豪情。

       很快,连长宣布圆满完成战斗任务,我们随即凯旋。

       归途中,东方渐白,随后慢慢生出一道道的红云。很快,东边天色大红。“快日出了!”人们都兴奋起来,一夜疲惫顿时无影无踪。太阳终于探出头来,在我们的呼喊声中,越升越大,红亮得让人不敢正视。最终,它跳出地面,映射出万道霞光。我们回到连队时,已是早饭时分。

       随后,我写了一首诗记载此事:

       军事演习

       冲锋踏野草,攻坚攀高山。

       夜伴星光动,朝随旭日还。

       宝书揣怀内,仇恨记心间。

       会当擒熊羆,志冲万道关。

                 1969年10月22日于六师

       诗中的“宝书”指毛主席的书,“仇恨”是指对苏修“熊羆”的仇恨。那时,正流行“假、大、空”,不仅以其为荣,还以其为能。所以我这首诗还是挺有时代特色的!

       后来,我们的拉练又增加了野炊的要求。一人给我们发了一个干粮袋,像白萝卜那么粗,有一米来长,装满了炒米。拉练时要求我们把它绑在背包上面,作为野炊时的干粮,平时吃饭的饭盆也要装入挎包。另外,班长还安排人携带野炊所用的大饭盆(当锅)、烧火支架和劈好的木柴。

       我们连肯定在拉练中搞过野炊,不知我为什么没有参加。留有的印象是,班里的人议论野炊时水怎么都烧不开。

 

第九章   半夜,我们的土炕着火了! 


       除了苏修、蒙修这些敌人,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就是蒙古高原冬季的严寒。

       自从我们到了兵团,连里就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扎根教育”。可决定我们能否扎根的关键,却不是这种教育的成败,而是能否安全过冬。

       我们所在的乌拉盖地区,10月上旬就入冬,一冷就得200多天,到次年4月下旬才能回暖。而且冬季出奇的冷,1月份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23度,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2度多,如果不能解决取暖问题,必然出现大面积人员冻伤。就是境内外的敌人不赶我们,我们自己也得灰溜溜离开草原。

       当地牧民,世居于此,自有其过冬的办法,那就是烧牛粪。入秋后,我就看到过他们赶着牛车在草原上游荡,把散落在地上的牛粪拣到他们的木车上。后来还看到了他们堆起的牛粪堆,块大、结实、外表光亮的码在了外圈,一层层堆上去,让人联想起河北农村的柴禾垛。经过风干,这些牛粪饼既易燃,又耐烧,是草原上能找到的最为经济实惠的天然燃料。

       可我们兵团是大批人马,不可能靠拾牛粪过冬。草原上的牛粪就那么些,能够牧民用就不错了,我们再插上一腿,那就谁也甭想安全过冬了。那该靠什么呢?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煤了。令人惊喜的是,我们脚底下就有煤矿。不知当初把兵团安排于此地,是否与地下有煤相关。

       1969年3月六师一组建,就投资上千万元筹建霍林河煤矿和发电厂。采矿地点选在了霍林河五七镇,在师部东南方,相距大约有170多华里。该处的煤层埋藏浅,适宜开采,而且有霍林河水可资使用。

       负责采矿的连队是51团四连。7月份他们动工兴建第一口斜井,预计10月出煤。

       不过我们连的领导对此不放心,要求各班利用休息时间去搂草,一旦取暖用煤出现问题,就烧火炕。

       连里还调来一批草帘,要求各班挂在窗户的上边,白天卷起,晚上放下来挡风御寒。

       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冬装也在10月上旬发下来。有厚羊皮里子的皮军大衣,有棕色羊皮或黑色狗皮的绿布面皮军帽,还有一双羊皮里儿牛皮面的大头鞋。这些服装虽不是正规军装,但据说都是按军装式样做的。只是面料不如军装质量好,颜色正。布料和我们发的夏装近似,穿上像土八路。由于我们驻防乌拉盖,又穿着这种像军人非军人的服装,便戏称自己为“盖军”。

       我们的冬装面料虽不如正规军装好,但皮子还是货真价实的。皮大衣上的羊毛直毛的有一寸多长,曲毛的更长(我们的大衣所用皮子五花八门,绵羊、山羊、新疆细毛羊好像都有,分上好的是幸运,分上差些的也只能自认倒霉),穿在身上感觉是暖和多了。

       由于大衣抱回班里后,我不好意思挤上去挑,最后落了一件直毛的,皮硬毛稀。我心里很别扭,又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认为我自私。谁知穿了没几天,还发现皮子出油(没熟好)渗脏了大衣面,心里很沮丧。想跟班长反映,又怕影响进步,也就将就着穿了。以后每当看到油渍别扭时,就劝自己,吃亏是福吗!

       皮帽子带护鼻子和护耳朵的小盖子,挺像真正的军帽。尤其是那种棕色羊毛的,不放下帽耳朵时,露不出布料颜色,看起来跟真军帽没啥区别。狗皮帽子多为黑色,怎么看都不像军帽。虽不知哪种更暖和,但大家都更想要棕色的。狗皮的帽子好像比例很小,但我们班不幸就摊上了一顶黑的。最后这顶黑帽子分给了孙爱民。

       大头鞋的羊皮里儿毛也挺长,试穿一下,感觉还是真暖和,只是脱下时粘了一袜子的羊毛。

       我们晚到的知青还发了绿色的棉军装,也就是天津知青已穿在身上的那种棉装。这种棉装我们在内地也穿过,只不过一般不是军装的样式而已。

       发军装好像是在晚上,我们是在灯下试穿欣赏的。

       发了军装之后,连里就抽人给各班砌烧煤的炉子。我们都是直接从学校来到兵团的,对砌炉子这种泥瓦匠的活计还真不摸门儿。连里就到各班求贤,终于发掘出一批能工巧匠,其中就有我们班的李金友。

       砌炉子需要砖,连里以为向师基建科打个招呼就能要来,没承想事情不这么简单。基建科推三阻四,迟迟不同意给。连长陈晓春为此动了肝火,怒气冲冲地带着一帮人,直奔师部北边原老二队的一个砖窑,三下五除二,扒下砖窑的砖就往连里拉。

       此事惊动了师里,师长郑东明将陈晓春臭骂一顿。但砖的问题也最终得到了解决。

       有了砖连里开始安排人盘炉子。我们班俩屋的炉子就是李金友当技工盘的。

       那天上午我们出去训练,回来时,大屋的炉子已基本盘好。炉子盘在了进门左拐的位置。炉子下边挖出了存炉灰的坑,坑上是四四方方的炉子。炉子里下了铸铁的篦子,炉子上面嵌了配套的两道铸铁圈(我们称其为大圈、二圈),正中是铸铁的火盖。炉子的一个角上留了烟道,烟道口上已插上镀锌铁板的烟囱。感觉挺像那么回事的。

       虽然有了炉子,但没有煤,还是不能取暖。

       到了晚上屋里是真冷啊。连里通知我们烧火炕。

       虽然我没有烧过火炕,但我们班的不少人都来自农村,他们知道怎么烧。看他们点火烧起来,我发现烧火炕其实挺简单的,不过是点燃火膛中的草之后,适时地向里边续,使之不间断地正常燃烧而已。

       草在火膛中熊熊燃烧,火炕慢慢热起来,可屋里却没有感到温暖。大家分析,可能是新盖的屋子太湿太凉,火炕的那点儿温度还不足以产生大的影响。

       到了熄灯时间,渴盼的享受还是没有到来,大家不免有些失望。

       我有幸睡在火炕上,应是受益者。但我躺的地方,离火膛最远,只是感到褥子湿乎乎的,被窝里都是潮气,睡在里面实在不舒服。但也只能将就着入睡了。

        “着火了!着火了!”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同时惊醒的班长迅速点着了油灯。只见从火炕的西北部冒出大股的浓烟,翻滚着向四处弥漫。发出喊叫声的是睡在炕西边的郭发需,他慌乱地把被褥卷向炕边。

       “大毡着了!”睡在郭发需东边的邓运来也赶忙卷起了自己的被褥。

       “我的褥子也着了!”郭发需又喊起来。

       还是班长利索,在人们还没有醒过味的时候,他已从小后屋端来一盆水。邓运来接过水盆把水倒在了燃着的大毡上。随着“刺刺”声,大毡上的火很快就熄灭了。随后,郭发需又把他褥子上的火熄灭。

       查看损失,大毡烧了个碗口大的洞,郭发需的褥子烧了个拳头大的洞。

       睡觉时火膛中的火已经熄了,大毡为什么还会着呢?掀起大毡,我们找到了原因——火炕表面大草坯上的泥,抹得薄而不匀,有些坯缝间还透着气。而火炕表层的大草坯由竖放的草坯支着,形成布满全炕的烟道,火烟与大毡实际上只隔着一层草坯,这些草坯之间留有缝隙,从火膛中窜上火焰自然就点燃大毡了。实际上,在火膛的火熄灭之前,大毡就已经着了,只不过燃烧得还不充分,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由于着火的地方离火膛口最近,草坯还很热,火炕上的水很快就被烤干了。只是大毡着水的部分和郭发需褥子着水的部分还是湿的,没有办法,只能将就着睡了。

       火炕如此得不安全,我们班是再也不敢烧了,就等连里拉了煤尽快点炉子了。

       据说煤矿“十一”就出了煤,可我们为什么不去拉呢?有人猜测是煤出得太少,得先保证师部的机关。有人则说是车队的汽车安排不过来。

       等啊等啊,终于师里给我们连安排了汽车,让我们去拉煤。很荣幸,跟车装卸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班。班长安排去三个人,其中包括我。

       时间大概在10月中旬或是下旬。那天吃过早饭,师部车队的卡车就到了。连里的司务长坐进了驾驶室,他也跟着去,大概是负责结账吧。我们班的人则找了一些草垫铺在车箱底部,坐在了露天的车箱上。

       汽车开出师部后,速度加快,在车上是感觉风越来越大。我们躲在驾驶室的后边,还把皮大衣领子支起来包住头,才感觉吹得不那么难受了。

       去煤矿的路虽是土路,但比较平,坐在车上不是很颠,可以安心地欣赏草原的初冬景色。

       初冬草原的主基调是黄色,放眼四野,无处不黄,全无往日的生机。路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建筑,连牧民的毡包和牛羊也都很少能看到。

       置身于这空旷无际的黄色之中,虽有几分回归远古的味道,但平静得过了份,不免让人感到有些乏味。

       从师部到煤矿也就一百七八十里路,可我感觉坐车已坐得烦躁了,还没有看到煤矿的影子。

       就在百无聊赖之际,驾驶室里忽然传出了“黄羊!黄羊!”的惊叫,我们赶紧站起身观看。眼前的景象太令人震撼了,车前几十米处竟然有不计其数的黄羊在穿越公路。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片的羊群,也跟着兴奋地叫喊起来。

       面对驶来的汽车,黄羊们突然都停了下来,头向汽车,凝神伫立。它们如同雕像般一动不动,与驶向它们的汽车对峙着。

       尖尖的犄角,长长的耳朵,黄黄的皮毛,车离羊群越来越近,连黄羊那警惕的目光都清晰可见了,可它们依然一动不动。

       估计司机是想轧死只黄羊解解馋,汽车骤然加速,冲向羊群。就在汽车将要接近羊群的一霎那,羊群不知接到什么信号,或是本来就有什么约定,突然以路为界,分成两群,向南、向北箭一般飞奔而去。

       太壮观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无数个同时跃动的白色羊屁股,就似翻滚的浪潮。我眼看着奔逃的羊群如同潮水般向远方退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群黄羊得有一千多只。”我感叹道。“不止,最少也得三四千。”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不过,谁也没数,也都没有凭视觉确定羊群数量的经验,到底有多少只,也就不得而知了。

       11点左右,我们到了煤矿。煤矿好像位于一个盆地之中,周围是些不太高的山。印象中盆地里还有河床,但没有看到水,不知那是不是霍林河。

       所谓煤矿不过是一个倾斜向下的深洞,洞口堆起一个倾斜向上大台子,有铁轨从台上铺向洞里。挖出的煤就靠铁轨上铁斗车,运送到大台子顶端向下倾卸。

       我们的车就停在了这个大台子的下面。大台子下只有煤面儿,没有块煤。我们要等着新挖出的块煤倒下来,才能装车。可等在那里还有其它的车,所以煤一倒下来,大家就一窝蜂地乱抢。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时,我们才抢满了一车煤。

       装煤时我发现,这里的煤似乎有些不对劲,块头挺大,份量却很轻,也没有光泽,不像我在内地见过的原煤。

       汽车返程时,我们只能坐在煤的上面。没有了驾驶室的遮挡,感觉风比来时大多了。我们都团成一团儿,用皮大衣把自己连头带身子包裹起来,在呼呼的冷风中坚持着。天渐渐黑下来,气温也更低了,我冻得浑身发抖,脚感觉都麻木了,心里只盼快点到家。

       回到连里,电灯都亮了,起码是6点钟多了。

       第二天洗脸后我一照小镜子,哇!整个一个花皮脸。

       虽然昨晚就洗过脸,由于早晚都是用的凉水,煤灰并没有全部洗掉,还东一块西一块地残留在脸上。我只好照着镜子一点点儿地洗净。

       早饭后,连里通知各班去分煤。煤虽是我们班拉回来的,可我们并没有因此沾到什么光,我们也和别的班一样,只拉回两铁车。煤是少了点儿,不过连里说会继续安排人拉。

       生炉子时,没用多少柴草就把煤点着了,还真旺!把烟筒都烧红了一大截儿。但火只烘烘了一阵儿,很快就乏了,原来这种煤易燃但实在是不经烧,好像比瓷实木头强不了多少。后来听说,是因为挖出的煤形成的年头较短,还残留着树木的特性。

       终于点上炉子了,我们可着劲才烧呢!烟筒红了,炉身也热了,后来竟然把堆在炉子旁边的煤堆都引燃了。人们都惊叹这种煤的燃点也太低了。

       有了火,屋子暖了,可以烧热水了,我们能痛痛快快洗澡了。

       刚到兵团时,我们用凉水擦身。后来冷了,就从连里供饮用开水的小锅炉打水洗脸。那个锅炉不过一人多高,供我们一百多人喝水都很勉强,去的晚点儿都打不到开水。如果从那儿打水洗澡,就会影响别人喝水,连里知道就会批评。再者,屋里也太冷,所以,我们已很长时间没有用热水擦澡了。

       现在有了火,人们想到的首先就是洗澡。晚饭前,我们就打上一桶井水,放在炉子上开烧。个把小时后,水烫得不敢下手了,就再打桶冷水来兑着热水开洗。由于屋里空地就那么大,后补充进去的水也一时半会热不了,就只能分批进行,一批最多能洗俩三人。

       澡盆那是没有,只能用脸盆将就。先脱光上衣,然后洗头、擦洗上身。再穿上上衣,脱掉下身的衣服,擦洗下身。除了像尹书田那么生猛的,一般人不敢脱光了洗。屋里虽说暖和了,但毕竟达不到澡堂的温度。

       洗不了一会儿,就已满屋子的水蒸气,真有了澡堂的劲头。

       洗不上的也别急,还的明天呢!

       生火以后,大家都享受着它的温暖和方便,独有我却因此遭了冰灾。

       我们住的屋子,没等晾干就搬了进去,经炉子一烘,潮气全跑了出来。而我睡觉时所靠的那面墙,实际是整栋房的外墙,冰凉得很,潮气最终都凝结到这面墙上。

       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我所靠的这面墙的墙角结了冰。很快,角上的冰层加厚,并向下延伸,最终到达了我放被褥的地方。我叠放被褥时只好尽量离后墙远些。

       再后来,冰层又顺着炕边向南延伸,把我的线毯也冷在了墙上。我只好从工地找了一块脚手板,横着戳在墙边,但板子也很快就和墙冷在了一起。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只好将就睡。

       这些冰伴了我一冬,快开春时才消失,应该是火炉把我们的屋子彻底哄干了吧!

 

第十章    争五好与创四好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连队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开展了“争五好创四好”活动。

       连干部说,这项活动在正规部队已开展多年。按照上级要求,兵团也必须搞好这项工作。

       此项活动的名称好像是“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而“评五好”则是“创四好”在战士身上的体现。评选五好战士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军事(生产)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创造四好连队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生产建设)好、生活管理好。

       怎么评呢?连干部说,平时要做好“争、创”,到半年时初评,到年终时总评。

       由于在“创造四好连队”活动中,还要评“四好排”、“四好班”,各班排之间有了竞争,排长们也就较上了劲。在我们的四个排长中,强势的是一排长陈书贺和我们排长杨立桐。

       二排长王福林,虽然与他俩一样也是复员老兵,但心计和能力要稍逊。在三个男生排的争锋中,他的排较少占到上风。

       由于王福林是二排长,连里的坏小子都叫他“老二”。因为一排长没有人叫他“老大”,三排长也没人叫他“老三”,所以,他的这个“老二”并不是兄弟排行的意思,而是相当于如今的“小弟弟”之类的说法。 

       可能是水土不服,王福林身上长了个疮,治疗了几次都没有好。连里那帮爱编派人的坏小子,就给他编了个歇后语,叫“老二的大疮—没治了。”

       这个歇后语用在什么地方呢?那时,人们爱把“无计可施”“无能为力”的状态称为“没治了”,所以人们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就会冒出一句“老二的大疮—没治了”。

       四排长邓树森,也是老兵。不过我对他没有多少印象,感觉是个低调的人。加之他领导的四排是女兵排,我们排长好像并没有把他作为竞争对手。

       我们排长处处瞄着的就是一排。他要求,内务卫生,三排要比一排好;连队集合,三排要比一排快;各排拉歌,三排要比一排响;出操训练,三排要比一排齐;一块儿干活,三排要比一排猛。连里评选先进,三排评上的人也不能比一排少。完全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聆听排长教诲的机会也就比别的排多得多。

       对我们来说,搞内务算个新鲜事。内务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人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直感就是室内的日常生活事务。可连里要求我们整理内务时似乎又只是整理被褥。文革时,我曾参观过三十八军的内务,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所有的被子都叠得那么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连里要求我们和正规部队一样,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班长说得更绝,要想成为真正的军人,首先就得学会叠“豆腐块”的被子。

       班长是老兵,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先从被子宽面叠起,叠成三层,再将两头折向正中,叠成四层,然后扽出角,挤出线,抻出面,并耐心修整,使之角正、线直、面平,方正如切。他说,最好用一块木板作为修整时的辅助工具,可事半功倍。他还强调,我们一个炕的内务,要注意统一,要横看一条线。所以,我们叠得时候,不能光顾自己,还得瞄着左邻右舍,要叠得一般高,放得一样齐。

       我照着班长示范样子,叠我的被子,鼓捣了半个小时才有个大体的模样,但怎么修整也成不了那种刀切般得平直。其他人似乎还不如我。班长说,熟能生巧,每天都这么叠,有几个月就能叠得又快又好了。

       连里为促进内务管理,常组织参观评比。这下,整理内务也纳入了排长们较劲的领域,我们排长就三天两头地查我们的内务。

       几个月后,我们都能叠出“豆腐块”般的被子了。可被子一直没有拆洗,叠得那么整齐,打开却是又脏又臭。

       搞好内务是个人进步的表现,又能促进作风建设,还能给班时排里争来荣誉,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件事。虽然也有人说是形式主义,但我真没有那么想过,还和班长他们一起,批判班里的这种错误思想。

       不知一排长陈书贺是否察觉到有人在和他暗中较劲,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一排是处处都不示弱。

       连里开会前,各排之间经常“拉歌”(部队特有的娱乐形式,不但比谁吼得响,还要比谁唱的歌新)。以前,四个排互相拉,后来一排就经常单挑三排。

       一次,他们上来就唱了一首我们排没有学过的歌(我也从没有听过),“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啊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打他个羊儿叫他看一看……”他们唱得非常雄壮,让人感到他们胸中都憋着一股气。可为什么要打只“羊儿”呢?我的脑子在飞转,马上醒悟应该是“样儿”。唱完后他们齐喊:“革命歌曲大家唱,一排唱了三排唱!”我们反应慢一点儿,他们就接着喊:“一二三,快快快!”

       我们排赶紧应战,可着命地吼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三排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一排有人领喊之后,全排人随即大喊:“要要要!”“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又唱一首。我们排唱完之后,排长也安排人大声喊:“三排唱了该谁唱?”我们都大喊:“一排。”

       他们又来了一首,仍然很雄壮:“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背上了子弹袋,我勇敢地上前方。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

       这又是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们排教得歌都是“大路货”,没法比下去,这次拉歌我们明显处于下风。

       事后,我们排也强化了这方面训练,但总是难以在出新上取胜。也不知他们排从什么犄角旮旯搜罗的那么些歌。我还记得他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嘢!走社会主义道路嘢!……”曲调有点边疆风味,至今不知它是首什么歌。

       一排长陈书贺,稍胖,挺足实的,皮肤是那种发亮的古铜色,声音尖厉而又带磁性,他在他们排的房前训话,那声音能钻到我们班的屋子里来。听到他的那种声音,总觉得他又要搞个什么动作,对付我们。

       因为有评“四好班”的说法,班长们也承受着压力。连干部晚点名时,经常要表扬一下搞得好的班。这可是在为年终的总评积分啊,总不能在连里“挂号”,还有什么竞争力?

       怎样才能引起连里的注意呢?当然是干别人没有干的事了。

       于是,女兵班主动和男兵班联系,帮助男兵班洗衣服,拆被子。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女兵班也主动到男兵班帮忙。

       按兵团的规定,兵团战士三年内不准谈恋爱,并三令五申,违犯这条纪律要严肃处理。所以男女生之间很少联系,以避搞对象的嫌疑。但这种做好事式的联系却被认可。

       女生到男生班之后,难免对男生有些看法。如果私下里的议论被人传出,那就会成为男生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有位女战士从我们班回去之后,感慨道:“齐峰小伙多帅啊!”我们班获知这个情报后,整天拿齐峰开涮,见了他就来句:“齐峰小伙多帅啊!”那位女战士是汉沽知青,说话的口音独具特色,人们来这句时都故意学着她的腔调,那叫一个好听。齐峰本来就是吊儿郎当、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性格,听了这句,他还嬉皮笑脸地跟着开玩笑,好像人们开涮的不是他一样。

       有了这层关系,我们也关注起这位女战士。她虽然称不上是美人,但也算漂亮。据她的同乡说,在学校时就曾有男老师追求。后来文革爆发,红卫兵游街批斗这个老师,她竟然因有人喜欢而获罪,被强制陪绑。红卫兵给了他俩两面锣,强迫他们边敲边喊,臭骂自己。到了兵团,她的同乡和她发生矛盾,还会揭她的伤疤:“你敲锣去吧!”她不甘示弱,会连珠炮似回击:“我敲锣咋地?我敲锣咋地?”

       于是,人们再和齐峰开涮时,词儿变了,换成“我敲锣咋地”。可齐峰仍然不恼,说不定也跟你来句“我敲锣咋地”。

       女兵班都行动起来,男兵班也坐不住了,一到星期天,就四处踅摸着看有什么“好事”可以做。井房的地上结冰了,各班抢着去清理;机关的厕所满了,各班抢着去清掏;连队周围的卫生差了,各班抢着去打扫;连队改善伙食,各班抢着去帮厨……

       我们班当然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做好事。

       入冬以后,我发现不仅井房的地面在结冰,井壁也在结冰,结得多了会卡住水桶,感觉干好事的机会来了。就对班长说,我们要盯着井壁结冰的厚度,等到井口缩小到一定程度,就赶紧动手清理,以防别人捷足先登。我们班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那天,班长带着我们拿上工具来到水房,老鬼子抢先把井绳捆在自己身上。凿井冰要用井绳捆住腿和腰,让人用轱辘下放到冰厚的地方吊着干,虽说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总是一件苦差事。老鬼子凿了一会儿,我抢着换了他。

       吊下去后我发现,在那么狭小的空间,挥锤砸钎很受局限,而且晃动着也不好使劲。我便靠在井壁上,用脚蹬住对面,连凿带砸。好在井冰敲凿松动后,一掉就一大片,除冰的进度并不太慢。“上来吧!”干了一会儿,班长就要换我,我说:“不用。”但班长还坚持把我拉上来。刘明山又下去干了一阵儿,井壁上的冰就清的差不多了。

       清下的冰在井底积了厚厚一层,也得清理出来,不然没办法打水。王国钧又下到井底去淘冰。他站在水面以上的边缘,一脸盆一脸盆地向水桶里装碎冰,装满后上面的人就拉上来。

       折腾了二个小时,我们才把井筒清理干净。

       而清理连队东南角上的公共厕所,则是别的班的干到了前面。但好事的“创新资源”枯竭之后,我们也只好步人后尘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班长带着我们来到厕所后面,下到了个一人来深的沟里。这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厕所后面还有这么一道沟(城里的厕所没有这种沟,直接在便坑清掏)。沟的内侧是厕所的后墙,后墙已盖到了这条沟的沟底,并砌了许多1.5米高的拱形洞,一个洞正对墙里的一个便坑。这时我忽然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解手,总感到便坑向上冒冷风,原来是这个沟招得。

       沟的外侧也是用砖砌的,很结实。我们就站在沟底的洞口清理粪便。粪便已冻结成一米多高的圆锥,用铁锨是铲不动它,只能先用尖镐把它刨碎,再装筐运出。由于尖镐只有两把,而粪堆又在洞的里边,很难抡着镐刨,进度很慢。

       刘明山看此情形,双腿跪在粪冰上,瞄着“粪锥”底部抡镐猛刨,飞起粪渣溅了他一身、一脸,有些还掉到了脖领里,他连管都不管,还说:“不臭,不臭。”很快“粪锥”就被刨倒了。

       班长看这办法不错,推广运用,进度快了许多。好像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才清理完了整个厕所。

       我们班虽然也干了不少好事,但班长缺乏好事要干在“明处”的意识,不会作秀,所以我们班只能甘当无名英雄。

       开展“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活动,对于战士来说,评五好才是重头戏。因此,在我们班内也出现了竞争。大家暗暗使劲,都想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先说我自己吧,就整天琢磨能干点什么“好事”:我很喜欢鼓捣“无线电”,但这里收不到电台信号,连我自己带来的收音机都听不到声音,还有谁需要你帮忙攒收音机呢?这个技能是无用武之地了。我喜欢音乐,会吹笛子和口琴,但那是业余水平,难登大雅之堂,不能给班里带来荣誉。我还喜欢美术,爱画画,可连里没有搞“大批判”,无需办专栏。就在我苦闷之际,机会来了,连里要求办学习园地,我终于抓住机会出了一次风头。

       在我们班,我的文化水平不是最高。我只上到初三,比我高的有郭发需,他上了中专。还有安建国、王国钧、邓运来,他们都上了高中。但我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看书,学习也勉强能算个强项。但我有个竞争对手,就是邓运来,他简直就是书迷。不过我俩看的书并不相同。

       我主要看革命书籍。我带到兵团的书籍,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还有《马恩列斯语录》。《马恩列斯语录》是按照《毛主席语录》的形式编辑的,分类收录了马列主义开创者们的重要观点。我视其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至宝,整天翻看,以显示我比别人更懂马列。虽然也带去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但怕别人说是封建主义的毒草,一般看时是越低调越好。

       经过文革的大批判,中国的书几乎都是“封资修”。1949年之前的书,一般都戴上了封建主义的帽子,现代作家写的书戴此帽不合适不要紧,可以戴“毒草”的帽子;外国的书,不管是外文的还是翻译的,只要不是马恩列斯写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那就是修正主义的;解放后至“文革”前的书,是革命大批判的重点,更是毒草满园,我不敢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带到兵团,也就只能看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了。

       邓运来带的书可比我多多了,他带了整整一小箱子的书。他带的书主要是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由于书的作者如黑格尔啊,费尔巴哈啊,都和马克思相关联,人们不敢贸然断定他的这些书是“香花”还是“毒草”,只能由他去看。

       看他看得那么投入,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书。可要到手一翻,又会感到枯燥无味了,简直是一堆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东西。人们便以为他脑子有些问题,不然怎么会整天看这样的书呢?还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叫他“哲学家”,他似乎不屑辩白,更不恼怒。

       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十分佩服,注意看了一下他整天抱着的一本书,原来书名是《小逻辑》,其作者是黑格尔。

       我也想钻研钻研这“形而上”的学问,就跟他借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没有几页就看不下去,感觉自己没有当哲学家的潜质,便把书又还给他。

       我们的副班长安建国是发挥了会照相的优势。他有台照相机,总是义务给人照相,他自然更获好评。刚到兵团拖大草坯时,我就看到过他在给大家照相。他能把连队的工作,固化为图像,自然也受到连干部的欢迎。

       分班时,他成了我们班的副班长。到了我们班他依然忙碌,晚上还用被子挡上窗户,冲卷儿洗片儿。玩照相得买卷儿买纸买药水,他不光要搭时间搭精力,还得搭钱(那时我们每月仅有5元的津贴),确实付出了很多。

       可是男生们看他给女生照相多,眼睛发红,就编排他给男生照相不装卷儿,还形成了个歇后语:“安建国照相——不装卷”。此说肯定不成立,我们连很多男生的照片都是安建国照的,不装卷怎么能照出来?

       是不是有过不装卷的情况,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主动找他照过相,他也没有主动提出过给我照相,虽然我们的关系也算不错。

       安建国还会拉二胡,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水平还是蛮高的。他拉的最好的曲子是“赛马”和“江河水”。连里组织文艺活动要求各班出节目时,我们班不用为没有节目发愁,把他报上去就行了。有一利就有一弊,我们得让渡点儿享受“清净”的权利,他想拉时我们就得听,不听也得听。

       郭发需会木匠手艺,还把全套木工工具带到了兵团。他主动给我们班打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放在了大屋的窗户前。虽然没有刷漆,是半成品,但我们写东西还是方便多了。他因此获得了班里的好评。

       班里虽有值日制度,大家轮流打饭、打水、做卫生等,但不少人为表现得更为积极,都主动抢着干。李金友、齐峰、孙爱民三人好像抢不过别人,又由于他们三个学习时发言也总是三言两语,讲得不深刻,班长没有把他们列为骨干。

       印象中班里开骨干会时,除了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还有郭发需、刘明山、尹书田和我。是不是还有邓运来,我已记不起来。之所以不敢确认,倒不是他工作不积极,而是他的一些观念、观点,似乎和上级精神、报纸宣传贴得不那么近,他的思想总在他的那个“哲学世界”里。

       另外,副班长安建国也不勤谨,还爱指使人,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人给他干这干那,比如,让人给他倒洗脚水。孙爱民和他一屋,受害最深。安建国洗完脚,总让孙爱民给他递袜子。那袜子又没洗,臭得熏死人,孙爱民只好屏住呼吸帮他拿。后来,人们听说安建国的父亲文革前是保定市的大干部,便以为他在耍“高干子弟”的大牌。

       齐峰就更不勤谨了。衣服脱了不洗,都扔到箱子里,想换了再往箱子里乱刨,刨出一件相对干净点儿的,再接着穿。班长看不下眼儿去,催他洗,他把脏衣服往脸盆一泡就没事了。等要洗脸时,衣服早冻成了冰坨,还得放到炉子上化冻。听说齐峰的父亲是真正的高干,因为什么问题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厂级干部,好像是工会主席吧。但齐峰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的架子,跟谁都嘻嘻哈哈的。

       班里小屋的仨人都不勤谨,脏袜子经常压在褥子底下,也不知要放多长时间,所以,小屋里总是臭烘烘的。

       在大伙争抢着“进步”的氛围中,不勤谨也是会减分的。

       不知不觉,我对晚点名格外关注起来。晚点名一般8点开始,按作息时间表的规定大约进行20-30分钟。主要是通报当天的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差的。有时也会就便安排一下新的工作。每到此时,我都会奓着耳朵听听表扬的有没有我们班、排,尤其是我自己。

       但时间长了,我就烦了。特别是连长、指导员没完没了地讲车轱辘话时,我就恨不能他们马上闭嘴。每当我站在那里,不想听也得听时,我就特羡慕城里的工人,下了班能回家,班后时间全归自己安排。

 

第十一章    无颜寄家书

 

       大约是11月初,连里从师里领回了尼龙袜子票,我们班有幸分到了一张。班里分配时,人们并没有争抢,有人来时带足了袜子,有人嫌它太贵。我便要了这个票,因为我只带了一双尼龙袜子,还是父亲割爱给我的。

       兵团虽然也发袜子,但根本不够穿。它是随着冬装、夏装一起发的,数量很少。而且是那种劣质线袜,,很容易破。所以人们还得自己买袜子。

       我们虽然每月有5元津贴(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但要用它买学习、洗漱等必需品,想添置衣物得当回事地去攒钱。所以,拿出三块钱去买一双袜子,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不过,我还得感谢大家把票让给了我,不然有钱你也没处去买。

       兵团名义上实行供给制,实际上除了吃饭全包之外,连穿的都不能全部供给,只发外衣(好像也发过白粗布衬衣),不发秋衣秋裤、绒衣、绒裤,就更不用说尼龙袜子了。缺了这些衣物,还得自己买。

       吃饭虽然全包,但蔬菜种类太少,整天是圆白菜、土豆、胡萝卜。而且给的菜量也不足,总感觉不够吃的。

       我们打饭是以班为单位。一个班两个大脸盆,一个打菜,一个打主食。分了以后腾出脸盆再去打稀的。主食不够可以再去食堂要,菜不够就不给添了。所以分菜的值日生就得手上有点准头,不然,前边给的多,后边就可能没有了。

       水果就更别想了,自从到了兵团就没有见到过。可能是身体缺什么,嘴上就馋什么,到兵团一两个月后,我就特想吃水果,总想起在家吃满城大柿子的情景。

       终于,师部的军人服务社来了一回小冻梨,人们蜂拥而至,像不要钱似的抢着买。我自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也买了一小兜儿。那冻梨鸭蛋大小,黑黑的,冻得棒硬。我等不及化,张嘴就啃,虽说很冰牙,但酸酸的,甜甜的,好吃极了。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我实在馋了,就到乌拉盖供销社买些糖块,边吃边往回走。一般到不了家,就已吃得一干二净。

       我买东西一般都去师部的军人服务社。在师部只有这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它很小,只有里外两小间屋子。里边的商品也很少,有的还需凭票供应。还有一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是乌拉盖供销社。但离我们较远,得有三四里路。步行去不是很方便。

       乌拉盖是52团团部驻地,是个大村还是小镇我也说不清,反正兵团组建前就已存在。在人烟极少的草原,这个地方就算是繁华之所在了。但这个地方也不过是一小片平房,多数还是坯房,少数砖房都是机关或单位。供销社就是这少数之一。它比军人服务社要大不少,商品也齐全得多。

       我一直觉得“乌拉盖”这个地名在大小不同的范围,多重使用,有时会让人不知它确指哪里。在师部说去乌拉盖,肯定指的是52团团部那个一丁点的地方;外人问起整个六师的所在地,我们也同样回答是乌拉盖,而且六师的兵团战士都自称是“盖军”,乌拉盖就扩大为整个六师的驻地;可乌拉盖这个地名源于乌拉盖河,其流域不仅包括东乌旗(六师的辖区大体占东乌旗的一半),而且包括西乌旗,有时说起乌拉盖又指这个更大的范围。好在我们自己使用时,有语境限制,一般是错不了的。

       “乌拉盖”是蒙古语,据说是一个古代部落的名称。看来,这个部落以前就生活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我们发的袜子票指定在军人服务社使用。我从那那里买了双蓝色的上有突出条纹的尼龙袜子。一双袜子拿在我手里,都有一种添置了大件儿财产的感觉。

       来兵团时,我带的是一条父母用过的旧床单。虽然比较干净,但已不结实,到10月份时就破了个洞。我想买条新的,到军人服务社一问,没有。到乌拉盖供销社一打听,有是有,但要布票。

       没有办法,我只好给家里写信,让父母给买。

       11月时床单寄到,我虽然心里感觉挺温暖,但也挺愧疚。自己已走上社会,本应给家里做点儿贡献。可自己给家里写信不是寄钱,而是要东西,确实很不是滋味。

       11月份,师里给我们连安排了修路的任务,车队派出汽车协同我们作战。

       从大石寨到师部的这条土路,是外部物资进入六师的唯一通道,也是我们师的生命线。但这条路沿途是波状地形,有许多带状凹地。这些凹地雨季积水,经常造成生命线“肠梗阻”。冬季这些地段地表冻硬,可以畅通无阻,正是修补的好时机。

       寒风中,汽车一路向东边偏北的方向奔驰,车上的我们,情绪高涨,不时唱起革命歌曲。冬季的草原一片沉寂,只有我们高亢、嘹亮的歌声,在风中回荡。

       一路歌声伴随我们来到了要修路的地方——一片附近有水泡子的带状凹地,。感觉着这里离师部有二十华里吧,没村没寨,好像也没有看到连队,不知道叫个什么名字,兴许本来就没有名字。

       凹地上的路个别地方已铺过碎石,不过碎石已在雨季被过往车辆轧到泥浆之下,和泥浆混在一起。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整个路面加铺30公分的碎石。

       距离路面最近的山丘上,已有别人挖石修路时开出的作业面,看上去像是山丘的一个“疮疤”。我们没有必要费时费力地另起炉灶,直接去那儿接着挖就行了。

       连干部安排少部分人留下来,等着整平汽车运下来的碎石。多数人则上了山。

       这座山丘,不太高,坡度也不大,但负责运送碎石的自卸车要开上来,还是很费力的,要“嗡嗡”地加大油门向上拱。原有的作业面不太大,连干活的人都容不下,车只能在此调头后停在作业面下方的坡上。

       这个山丘既不是石山,也不是土山,薄薄的植被下面,是一种土石混杂物。它以20-30公分大小的片状石块为主,夹杂其间的是一种锈黄色的土。这种土石混杂物修路挺好,不用再加工,直接铺在路面就行。

       可要挖这种东西可真费劲。所有碎石都冻在一起,成了一体,不把尖镐抡圆,是一块都刨不下来。可抡圆的尖镐硬生生地砸在石块上,那手是震得生疼生疼的。用锨铲这种石头,也挺别扭,由于没有平整的底面,不管从哪入锨都会受阻,很难发力。我们只有耐着性子,不断错动铁锨,才能将它铲起。

       由于作业面还比较小,挤不下那么多人,只能换着干。大家你争我抢,都想多干一会儿。

       “庭院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我一直用毛主席的这句诗自勉(后来听说不是毛主席写的),越是不好干的活就干得越欢。我一会儿刨,一会儿装,很快头上就沁出了汗水。看看身边的战友,帽子上也都是白霜,看来也都出了汗。工场上是尖镐起落,铁锹挥舞,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刨的刨,装的装,也就一个多小时,自卸车上的碎石就漫出了铁斗儿。

       自卸车装满后,慢慢开下坡,把碎石卸在路上,由下面的人铲开、铺平。

       冬季我们吃两顿饭,下午三点多钟,就收了工。下山后我想欣赏一下劳动成果,却发现没有铺出去多少。看来。这活是真是不太好干!

       1969年11月28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记载了我参与修路时的情况。

       修路

       寒风彻骨山如铁,红日在胸志似钢。

       战备同心修石路,为民除害灭豺狼。

       棉衣湿透滴滴汗,银镐频飞阵阵光。

       惊问君力何处取,笑答泉在宝书藏。

       诗是空洞了点儿,可那时所说所写都要大“言”革命之“志”,唯此,才合于时代潮流。

       我给家里写信时,还特意把我在修路中的表现告诉了父母。

       虽然承担着繁重的修路任务,但连里对战备工作仍然常抓不懈,时刻警惕苏修的进犯。

       “轰……”深夜的炮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嘟……”窗外又响起连长陈晓春急促的哨声。这是我到兵团后第一听到爆炸声,难道苏修真的来了?我翻身而起,赶紧穿衣服。

       携带好所有东西,我跑出门外,没想到外边风雪交加。密密的雪片在狂风中横飞,把脸打得生疼。

       各排很快就在连部门前集合好。我忽然发现,孔副师长已站在那时,这在以前的紧急集合中是没有过的。

       “苏修的机械化部队已经到了北山,快!我们要抢先占领制高点!”他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下达了命令。孔副师长口令喊得极好,据说,国庆10周年大阅兵时,他就是一个方队的指挥。

       随后,他和连干部带着我们,跑向师部北面的那座山。

       师部北面是风口,堆积的雪,浅的没脚,深的没膝,我们一百多人在风雪中艰难行进。

       到了内蒙才知道什么叫气候恶劣。这里的风常年不断,当地人幽默地说,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刮两次风,一次从冬到夏,一次从夏到冬。风在雪天尤甚,真能“卷起千堆雪”,“搅得周天寒彻”。当地人谓之“白毛风”,怕得要命。因为此时能见度不过一米,出了蒙古包就能迷路,而迷了路非冻死不可。

       那天风雪就特别大,天也特别冷。由于顶风前进速度太慢,连长命令跑步前进。很快就有人掉了队。也别怨掉队的人不争气,我们的负荷确实不小。除了穿戴的棉衣、棉裤、皮帽、大头鞋、皮大衣,还要背上背包、挎包、水壶、干粮带(内装炒米),带上步枪、子弹、手榴弹。

       另外大家还要轮着扛分到班里的一箱子弹。扛着这箱子弹跑步行军,真有点儿挑战人体极限的劲头,没点毅力,都跑不过50米。好在扛不动了可以下传,无非是加快点儿传递频率,不影响行军速度。

       轮到我这儿,我就想多扛一会儿,以表现得更积极,也就只能咬牙挺着了。

       快到山下时,茫茫雪幕中出现了一片黑影。

       “一排出击,消灭敌人!”随着连长的命令,一排长陈书贺带着他的三个班掩杀过去。

       随后连长又命令,排自为战,展开战斗队形冲锋,抢占山头。

       这座山虽然不高不陡,但雪很深。我们经过十几里强行军,已成强弩之末,那冲锋不过是在雪里蠕动。好不容易到了山顶,我便一头扎下去,再也不起来。身下那片雪地,感觉比现在的席梦思还要舒服多了。

       苏修的机械化部队地哪里?迷茫的四野空无一物,看来又是演习。

       连长的集合哨响了,孔副师长又站在队列前。“苏修已被兄弟部队打退,你们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时刻准备打仗!”

       第二天,我的猜想被证实——苏修真的没来。所谓“被打退”是故弄玄虚,那炮声不过是点的炸药。而那一片黑影是正巧碰上的羊群。

       我曾写了首诗,记下了此次演习。

       军事演习

       夜半忽闻炮声来,惊起携枪哨声催。

       白雪茫茫连苍宇,行中令下队形开。

                         1969年12月5日

       大约在十二月七八号,我收到了保定好友张兆雄的来信。信中充满关切之情:他听说边疆生活艰苦,便询问我六师如何;他担心我人生地不熟,孤独寂寞,还询问我人际交往怎样;他还想了解我工作学习进步的情况;最后,问我何时才能回保相聚。

       我回信给他介绍了我这里的情况,并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决心。

       寄远方友人

       明月岂只故乡好,挚友哪分新旧人,

       我有雄心战四海,扫尽餮蚊再会君。

                     1969年12月10日于六师

       虽然在诗中自己豪情满怀,但对自己到底在兵团干得如何,并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还不太自信,难以给自己一个很高的评价。对此,我确实有些苦闷,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总觉得有劲儿不知该向哪儿去使。

       12月18 日,模仿岳飞的“满江红”,胡填了一首词,总结半年的工作,标题是《庆元旦》。

       风催雪促星斗转,山河暗换。初到时,鼠兔横行,荒野漫漫。战士志高扭乾坤,丹心自当苦中炼。靠雄文,麦浪舞清风,屋成片。

       为祖国,拼命干,热血洒,青春献。令万里边陲,长城突现。自古御敌说秦皇,今朝壮士何千万。恨沙皇,夺我百万土,擦枪弹。

       此次总结,依然没有提到个人的成绩。

       现在想来,也可能与当时反对突出个人的大环境有关,那时连自己写的东西都不敢署自己的名字,而非要挂“集体”的招牌,所以人们写东西时,都大而泛之,宠而统之,尽量把自己微缩,使之安全地藏在后面。

       12月下旬,连队开始年终总结。这种总结不是一般的年度工作总结,而是评五好战士、四好连队的专项工作。

       年终总结先从政治学习开始。之后是个人总结、班总结、排总结。总结时要既肯定成绩,又要查找问题。再结合总结,由班里评选推荐五好战士候选名单(推荐比例是20%还是30%已记不清,好像还要经过排里平衡,淘汰一部分),上报到连里。

       印象中,我们班推荐的好像是李玉富、王国钧、郭发需。班长李玉富和战斗小组长王国钧是班里的绝对骨干,郭发需在积极分子中表现最为突出者,他们在班内打票时好像票数排在了前边。我和尹书田也在积极分子行列,但没有郭发需显眼。刘明山其实很革命,但他看到连里不够“革命”的地方,就表达不满,显得有点“刺儿”。

       之后,仍然以班为单位,评价连里的工作。但我们习惯上叫它“提意见”,因为实际操作中,对连里的工作成绩都笼统地肯定,而对问题,则不仅具体到事,还具体到人,指名点姓地说是连长还是副连长,是指导员还是副指导员。

       班里还要选出代表,记录整理班里所有意见,经班里讨论通过,在全连大会上发言。我们班推选的代表是邓运来。他整天抱着书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学问最高,所以这种又记录又归纳整理的事就推给他了。

       现在想来,人们推选他,可能还有私心,因为给领导提意见,总归是件不招领导喜欢的事。

       这个大会是年终总结之精彩所在,不仅可以享受代表替你发言的快意,还能听到五花八门的古怪意见。

       当然,这也是连干部一年中,最灰头土脸的时刻。他们要当着全连战士的面儿,当着我们的上级直工科领导的的面儿(不知为什么,这个大会每次都有上级领导参加),干瞪着眼,听各班代表一条一条地数落他们的问题。不管提得对不对,准不准,都不能解释,更甭提辩驳了。虽然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也只能忍耐。这些意见会被文书详细记录,作为连队工作总结的依据。

       我们班归纳整理出的意见大概有近20条。邓运来作为班级代表念这些意见时,似乎又有发挥。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那就是屎上插花喽”。这句话不但当时引起哄笑,而且过后也常被人们引为名言。印象中,班里讨论他的发言稿时并没有这句,应该是他自作主张加上去的。批评的好像是连干部做表面文章,但我听着又像是挖苦有人为争五好假装积极。

       当时我和尹书田,大体和他处于同一“进步”档次,是竞争关系。由于我俩都是城市知青,而他来自农村,他似乎对我们有些偏见,总认为我们属于“绣花枕头”之类,而且虚伪,干什么都做是给别人看的。经常利用他的“学问”优势,对我们旁敲侧击,予以讽刺。比如,我喜欢毛主席诗词,还力图模仿着写一写。开始,他还因此与我亲近,将他的《陆游诗选》借给我看。可后来,他总是人前人后地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会写几句歪诗吗”。在人们也认可我有点“文化水”后,他似乎又有些不满意了。所以,我就心虚地认为,他有可能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和尹书田。

       他说我写的诗是“歪诗”,我确实不爱听。但我的诗写得的确不咋地,评价为“歪诗”也未尝不可。让我心里挺不痛快的,是他那种似乎怀有恶意的嘲讽。

       各班提的意见五花八门,但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不过是官僚主义、军阀作风、领导无方、脱离群众之类,但用词却很激烈,连挖苦带损的。比如,给军医朱文义提意见,批评他医术不高不负责任时,就说他是“肚子疼也让你喝二百二”。

       当时意见比较集中的是伙食问题。本来是给连干部提意见,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矛头对准了炊事班。什么“手扒肉”里都是羊粪蛋啦,圆白菜里都是砂子啦,炒得菜味道像猪食啦,馒头蒸得半生不熟啦。而且还以亲眼目击作证据,说炊事班做“手扒肉”时,不冲不洗,大斧头剁开就下锅煮,开锅后再用笊篱捞羊粪。炒圆白菜也不洗,用大棒子敲碎就开炒。

       炊事班做的饭菜还真是不卫生,我们班的齐峰就因吃了不洁饭菜,在练拼刺时跑肚拉稀,屎里的黄花菜从裤腿里流出来。

       炊事班代表发言时解释,羊肉和圆白菜都是冻的,化不开,只好那么做。但大伙并不认可,认为炊事班是一帮懒虫。

       炊事班的班长是个黑胖的老兵,叫刘彦岭,平时横横儿的,总把大家的意见当耳旁风,人们都恨他,所以就此机会发泄怨气。

       炊事班评四好班是无望了,连主管伙食的副连长尚玉英都跟着脸上无光。

       这个大会之后,班里还要推选代表,参加全连五好战士的最后平衡。因为五好战士的最终比例仅为10%,大体一个班也就只能轮上一个(听说正规部队的比例挺高,不知为什么兵团这么低),所以还要从上报的名单中淘汰一批。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在连干部手中。

       年终总结的重头戏,是指导员代表连党支部作的全连工作报告。报告的内容一般是按创造四好连队的条件,讲连队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当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评上了五好战士。印象中,这是年终总结的最后一项内容。在指导员作完工作报告之后,连长宣布表彰名单(好像不光是五好战士,还有五好班)。至此,人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刘彦岭在总评后被免去班长职务,调出炊事班,邢金贯任炊事班班长。

       评上五好战士的兴高采烈,忙着给家人报喜。印象中,五好喜报都要寄回家,是个人寄,还是连里统一寄,我们就不清楚了。因为五好战士名单中没有我,我没有那个兴致去打听。(连我们班评的谁我都忘了。)

       在兵团干了半年,本应给家里和好友写信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几次想动笔,但又觉得没啥可说的,最终还是没有写。

 

第十二章    草原上的歌声

 

       1969年12月份,内蒙兵团六师战勤连成立了宣传队(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风靡全国,几乎是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就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安建国。成员有:王艺忠、何子军、孙铁、贺宗云、赵文成、李建喜、穆学成、韩太清、周兆瑞、安蝶芬、张长彩、李津荣、曹玉红、杨淑芳、杨景霞、贾青梅、刘国娟等(我的印象,不知是否准确)。

       其中安蝶芬是副指导员郭二周在保定特招的文艺骨干。安蝶芬是保定农专的知青,比我们稍大,爱说爱笑。郭二周说她是全才,既能唱,又能跳。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宣传队队员。

       安建国拉二胡出了名,年龄又稍大,且是副班长,他就当了队长。

       还有一位玩乐器出了名的知青叫王艺忠,他也是保定的,拉手风琴那是专业水平。他来兵团时带上了自己的手风琴,经常拉给我们听。他自然也成为宣传队队员。可惜的是,他在连里呆得时间不长,就被正规部队作为文艺兵招走,我们也就再也听不到他的琴声了。

       何子军进宣传队,是因为他拉京胡特棒。那时宣传队一般都要演唱样板戏,而唱样板戏一定得有京胡伴奏,能拉京胡的自然也是宝贵人才。

       那时,学唱样板戏也是政治任务,他有这个专长,教唱样板戏的任务也就落在了他的头上。教唱时,全连集合在一起,由他一句一句地教。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们学唱《红灯记》中“一路上多保重”的唱段。那个唱段曲调复杂,调门还高,我们都唱得是“不着调”,他急得直冒汗。好像教了好几回,都没有把我们全教会,最后只能是谁会了算谁(至今我还会唱前两句)。

       韩泰青则因为被选为战勤连首届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要参与连里的宣传活动,也成了宣传队的队员。

       其他人是怎么被发掘的,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班唱戏唱得最好的是齐峰,没事他就吼两嗓。还专找高调门的句子唱,借机显示他的嗓子有多好。还别说,他唱得调准味正嗓门高,挺好听的。可就不知为什么连里不让他进宣传队。

       宣传队成立后,连里随即安排安建国去了四平市,买回了所需乐器。

       宣传队最先排练的是样板戏的片断。看他们排练,还真让我惊喜,演得像模像样,唱得也原汁原味。真没想到我们连还是藏龙卧虎之地呢,竟有这么多文艺天才。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智取威虎山》“发动群众”一场中饰演李勇奇的贺宗云,他真唱出了山里人的“山杠子”的劲儿。贺宗云也是我们保定知青,家是农村的,说起话来天然就有点儿“山杠子”味,怪不得他唱得那么像呢。不过,我还是佩服他,他那嗓子是真高哇!

       还有在《红灯记》中饰演李奶奶的曹玉红,也唱得中规中矩,很有戏味。曹玉红是天津知青。

二      

       其实,与六师的其它兄弟单位相比,我们连的宣传队不是成立最早的。

       不知别的连队啥时有的宣传队,起码离我们较近的52团4连肯定在9月之前就已经成立。因为在9月份师里召开什么大会时,52团4连的宣传队就在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

       其中的女声独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那首新创作的歌曲唱出了我的心声。歌曲的名字好像是叫《欢呼兵团成立了》。歌中唱道:

       茫茫的大草原啊,一望无边。

       滔滔的乌拉盖河,滚滚的金浪翻啊!

       毛主席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一片红,

       欢呼兵团成立了啊,各族人民喜盈盈,

       各族人民喜盈盈啊!

       唱这首歌的女孩嘴挺大,嘴张圆时似乎连舌头的抖动都能看到。我们连的人不知道她叫什么,提到她时,就叫她“大嘴”。

       由于大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我和我们连的不少人,都很快就学会了。

       我对有人这么快就创作出了歌颂兵团的歌曲颇为感慨。可有人说,这首歌是翻唱的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的歌曲,只是把歌词中的“黑龙江”换成了“乌拉盖河”,把“革委会”换成了“兵团”而已。不知是真是假。

       再有就是拖修厂。不知他们是否成立了宣传队,反正师里有活动时,他们那儿的一位女知青总要上台献歌。由于她脸上有块黑色的胎记,我们都叫她“大记”。这位女知青唱美声,绝对是专业水平。我总怀疑她是师里特招的文艺兵。她的保留曲目,一是毛主席诗词歌曲《沁园春·雪》,那唱得是大气磅礴,响遏行云。她的声音浑厚、高亢,共鸣极好,让你感觉自己已被她的声音包裹,在被动地与她共振。但她的声音又非常清纯,绝无杂质。二是《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我是听了她的演唱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本来就是草原歌曲,又在我们这茫茫草原演唱,那真是情景交融,让人心醉:

       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

       草原北京万里远,万里远啊,

       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

       我爱马场哎!我爱马。

       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

       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

       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

       为保国防养军马。

       由于总后军马场是六师的东邻,我认为它可能是军马场的场歌。后来听说,它是由全国最大的军马场总后山丹军马场创作的。

       为了学会这首歌,我四处寻找它的简谱。后来终于找到一张油印的歌篇,我如获至宝。并照着歌篇学会了这首歌。

       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歌篇。歌篇的后面印有“北光五连翻印”、“一九六九、五、31”的字样。另外还有“北京光学仪器厂4号车间照相刻印”的铅笔字,感觉这个车间可能就是“北光五连”。谁送给我的这张歌篇呢? 

       我在来兵团之前,就学会了识简谱。我是上初三时,开始喜欢音乐的。那时,有个叫邵志亮的同学总在班里吹笛子。虽然他也是刚学会不久,吹得并不好,但不知怎么就拨动了我的“音乐之弦”。我也花7角钱(好贵呦)买了支笛子,在家里偷偷练起来。虽然对于同学来说是“偷偷”,可对邻居们却是明目张胆的“噪音污染”。同院北屋的王大娘就经常对我提出抗议。

       文革爆发后我不去学校时,经常和胡同里的好友田春宝一起玩。他正好在跟一个什么笛子高手学艺,掌握了一些基本技巧,比如“颤音”、“吐音”“花舌”之类,吹得已像模像样。我便跟他学习,并从他得到了王铁锤的一些笛子曲谱。练得最多的是“小黑板”(由李双江演唱的一首歌颂毛主席语录板的歌曲改编的笛子曲)。在学吹笛子的过程中,我自然就学会了识简谱。

       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吹口琴。那时没钱自己买,主要是借邻居王保安的用(我上兵团时,他把口琴送给了我)。

       不知不觉我就喜欢上了唱歌。我到处借歌本、歌篇,并把自己喜欢的都抄在了一个笔记本上,还在前边做了目录索引。这个笔记本现在已经很破,但我还把它作为宝贝珍藏着。

       再后来我得到一本全新的“人大三红”编印的革命歌曲集,上面都是我想得到的歌曲。我爱不释手,整天翻看,兴奋得都睡不好觉。

       上兵团的时候,我把笛子、口琴、自制歌本、“人大三红”歌曲集,统统带在了身边。

       后来不知是谁借走了我的“人大三红”歌曲集,一直没有还,让我至今都耿耿于怀。

       到连里之后,我又听到了熟悉的笛声,顿生亲切之感。偱声侦察,发现是一排战士苑和平在吹奏。我主动与之交流,并从他那儿借了笛子曲练习。

       很快,我的兴趣转移,又想练口琴。我吹口琴是看着口琴说明书练的,虽属“自学”,但未“成才”,只会简单的伴奏和手颤音。看到我的同校好友张金贵能吹很多口琴曲,我便向他借曲谱。谁知他竟然没有把曲谱带到兵团。看到我一脸的失望,他有些过意不去,靠记忆给我写了《骑兵进行曲》、《步步高》、《喜洋洋》3首曲子(至今保留)。我便照着他写的曲谱吹练了很长时间,直到兴趣又转移到唱歌。

       唱歌是我们兵团战士的主要文娱活动。连里就倡导“大唱革命歌曲”。遇到全连性活动,各排之间还要进行“拉歌”比赛。

       在连里教唱的歌中,我最喜爱的是不知何人作词作曲的《兵团战士之歌》(最近刚知道它由23团宣传队创作)。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歌,唱起来,又自豪,又带劲。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我们是战天斗地的勇敢闯将。

       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扎根在祖国的北部边疆!

       屯垦戍边,亦兵亦农。红心似火,意志如钢。

       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安家,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是战场。

       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我们是战天斗地的勇敢闯将。

       向着群山野岭进军,让荒漠沙滩献出米粮!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多么荣光。

       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住,永远朝着胜利的方向。

       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这首歌是我们兵团战士唱得次数最多的歌,一唱就浑身是劲。

       另外,余康也教了我不少好歌。他虽然和我不在一个班,是八班的战士,但我们在保定时就已相识,所以关系一直很好。

       余康个子不高,一口京腔,长得挺白静的。他见多识广,但并不油滑世故。他常给我们讲一些高层内幕、京城旧事,让我不由不感叹,还是人家北京人层次高。

       最令我艳慕的,是他北京红孩子合唱团成员的身份。红孩子虽然是孩子的艺术团,但演出水平绝对是全国一流的。

       他唱歌音色非常好,听着特别舒服。他唱得最好的是《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尤其抒情的那部分,实在是太美了,“幸福的伽椰琴在海兰江边激荡,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

       听他唱了这首歌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这是世上最好听的歌曲。并下功夫很快将它学会。

       另外,他还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幸福的喜讯传海疆》,也是抒发热爱领袖之情的:“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战士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颗颗红心像葵花朵朵开放,朵朵开放……” 

       余康说,这首歌是第一届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歌,海军组织人创作的,所以特有海军特色。

       另一首叫什么名字已忘记,但我还会唱:“东风浩荡万里春,三河五岭起歌声唉,毛主席来到了大江南北呀,水兵在舰上盼亲人唉,毛主席来到了大江南北呀,水兵在舰上盼亲人唉……”

       这两首歌的曲调,还真是有海上放歌的韵味,一唱起来,如踏万顷波涛,迎万里长风,敞赤诚胸怀,抒无限激情。

       余康唱歌挺棒的,可他也不是连宣传队的。

       我对音乐虽然也很痴迷,但水平却一直处于“入门”级别,宣传队自然也不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但我写作的才能却被他们看中,何子军就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助宣传队编写节目。

       按理说,何子军的职责是伴奏,可不知为什么他还负责编写节目。他找我,让我帮助他编写小话剧。可他并没有成型的想法,连写个什么题材都没想好。我们碰了几次,还是没有头绪,我也一直无法动笔。

       一天,他兴冲冲地来找我,手里拿着一份东西,说是找到了一个好题材。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控诉万恶旧社会的忆苦思甜材料,标题是《一块银元》。一溜内容,还真是悲惨得让人落泪。

       写这份忆苦材料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叫陈亮。他出生在旧社会。五岁时,家乡受灾,爷爷奶奶饿死。父亲卖房卖地,才葬了老人。还完旧债,家里只剩一块银元。父亲只好带着全家逃荒。路上又遇到蒋匪兵抓壮丁,父亲逃跑时被匪兵用枪打死。枪弹将父亲身上的那块银元打出了一个缺口。母亲只好带着他和他七岁的姐姐继续逃荒,最后落脚在一座破庙里,以乞讨为生。恶霸地主李三刀看到他们,说住在庙里要交钱,带人抢走了那块缺口银元。母亲怕姐姐饿死,要把她送人,谁知来领人的竟是李三刀。他带人抢走了姐姐,扔下了那块缺口银元。后来,李三刀的娘死了,李三刀灌水银毒死陈亮的姐姐,充当棺材边上的陪葬童女。母亲看到后扑向李三刀,也被李三刀打死。贫农王大伯收养了陈亮。解放后,李三刀被枪毙,陈亮报了仇。

       这个素材既符合形势,又有故事性,还真是不错。我俩立即商量着构思这个小话剧的剧本。

       (我对喝了水银,就能保持生前体态、生前表情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感觉被灌了水银,应不会立即中毒,而会肠胃穿孔。但不管出现那种情况,人都应该痛苦、挣扎,绝不会没有任何反映。所以我一直怀疑这个故事是编的,如同“收租院”、“半夜鸡叫”一样。)

       我俩谁也没有写过剧本,根本没有场次概念,写到哪儿算哪儿。

       剧中的人物只设置必须要出场的,不好表现的场景都通过台词交代。

       何子军说,故事情节也不再加工,就照着忆苦思甜的材料直接排练,我俩的任务就是编出主要人物的台词。

       编写台词时,原来材料有的对话,我们基本保留。但原文中对话很少,所以台词的编写量还是不小的。

       剧中正面人物我们设置了陈亮,他的父亲、母亲、姐姐,王大伯。反面人物设置了李三刀,狗腿子甲、乙,匪兵甲、乙。

       我们给李三刀设计的出场台词是:“大爷我姓李名三刀,是见了穷人就想给他三刀。”还给他设计了四句出场诗(现在只记得其中一句是“我又有骡马又有羊”)。反正是怎么招人恨就怎么给他编。

       可能是宣传队急着排练,我编写出一部分,何子军就拿去用。所以是否顺畅,是否呼应,我根本没来得及看。剧中陈亮翻身解放的内容,我还没有写出,他们就已排练过一遍。看来我编写得还是太慢了,何子军他们等不及,就现排现编了后边的那部分。

       他们这么着急排练,可能是为了元旦时演出。那时连里正在总评,饰演陈亮的女战士李津荣,被班里推选为最终敲定五好战士名单的代表,而她自己也在上报的五好战士名单之中,只要参加平衡会,应该就可以评上。可平衡会到了就要讨论她的关键时刻,她被宣传队叫出去排练。等排练完了,会也散了,她没有评上。

       可见在总评这么重要的政治活动中,他们的排练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总评过后,连宣传队进行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汇报演出,让大家评价他们的排练成果。

       演出在连部南边的小广场进行。这个小广场十分简陋,就是在第一招待所房后建了一个砖台。别看它简陋,它却是师里开大会经常使用的场地。“大嘴”和“大记”就是在这儿唱歌的。

       汇报演出的内容还挺丰富,有样板戏唱段,舞蹈、独唱和乐器演奏等。

       二胡独奏时,报幕员张长彩刚报出“请安建国为大家演奏”,齐峰就在下面接茬:“小寡妇上坟!”安建国还真是拉了他最拿手的二胡曲“江河水”。这首曲子表现的是旧社会一女子听说丈夫服劳役客死异乡,特意到曾经送别的江边祭奠的故事,曲调特悲。齐峰可能因为和安建国同屋,听的次数太多,有些烦了,就管这首曲子叫“小寡妇上坟”。

       这首曲子演奏结束,大家一阵鼓掌,安建国就又演奏了他拿手的另一首曲子“赛马”。齐峰也给这首曲子起了个新名字,叫“跑马”。

       王艺忠则演奏了手风琴曲“骑兵进行曲”。

       虽然节目都挺精彩,但我还是更想看到小话剧“一块银元”。

       它终于上演了。周兆瑞饰演的陈亮爹挑着逃荒的行李,贾青梅饰演的陈亮娘,拉着张长彩饰演的陈亮姐姐和女生李津荣饰演的男孩陈亮,出场了。四人都化妆成旧社会模样,身穿打了补丁的衣服,感觉挺像那么回事的。

       演到陈亮爹讲述爹娘饿死时,周兆瑞是声情并茂,哭得好不伤心。

       匪兵上场,穿得就是我们的兵团服,端得就是我们的762,只是歪戴帽子,哈巴着腿儿,走路一摇三晃。尤其是韩太清饰演的匪兵甲,活脱就是电影里的匪兵。

       最精彩的是贺宗云饰演的李三刀。他头戴圆筒皮帽,身着长袍,手挥文明棍,神气十足,把个恶霸演得活灵活现。

       当两个狗腿子抢人时,饰演陈亮的李津荣表演得也很到位,显得非常惊恐。

       这个节目演得时间不长,我感觉总体上还可以。

       因为周兆瑞演得声情并茂,事后,人们让他介绍深入剧情的经验。他说,是想起了他的亲妈。据他的保定七中同学说,周兆瑞小时候跟继母生活,经常受到虐待。他对继母怕得要命,一上回家的楼梯就胆战心惊。没想到演节目时触景生情,情绪大爆发,正好与剧情吻合了。

       李津荣则说,她不是演得到位,而是看到那个场景,确实害怕。

       我本来想了解一下人们对这个小话剧的反映,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人们给李津荣和穆学成起哄。剧中穆学成饰演的贫农王大伯,在收养陈亮时,有句台词:“以后就跟大伯一起生活吧!”没想到我编的台这句词,让人们产生了“男女之情”的联想,硬说他俩在搞对象。

 

第十三章    1970年初的那些事儿

 

       伴随着乌拉盖的风雪,内蒙兵团六师的兵团战士们进入了1970年。

       进入新的一年,新消息也接踵而至。

       一条是师领导人事变动的消息:师长郑东明调走,又调来一位师长叫崔勇华。

       虽然师部很小,人也很少,我也已经参加兵团半年之久,但师里的领导还是一位也不认识。只是在开大会时,看到过台上的师领导们,至于谁是谁,没有留心。

       第二条是个好消息,六师的电话正式开通。电话不仅可以通到各团,还能通过各团的分机转到一些连队。

       听说,六师组建之后就着手建设自己的电话体系。师部上了20门磁石交换机设立总机,各团建了分机,到1969年底已架设了300多公里的电话线。

       我们连也有了电话,就装在连部,是手摇的电话机。打电话时,要先把电话手柄狠摇一通,待电话接通后,再向总机的话务员报出你要通话的单位,由她手工接转。

       由于话务员的工作就是通过转插电话线插头,接转电话,我们也管她们叫接线员。这项工作是室内工作,也不用出大力,是我们兵团各项工作中较好的一种,连里的女生都挺向往。

       师部总机还真向我们连要人去当话务员。连里最终推荐的是王贵敏、顾宝平。我对这两个人都不熟,虽然听说过她们的名字,但不知长得什么样儿。有男生跟我说:“顾宝平你都不知道?就是那位大美女。”可我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她是谁。

       第三条消息,也与我们有间接的关系,就是在霍林河煤矿基础上组建了工业团57团,增设连队,补充人力,加大煤矿开采力度,并加快霍林河电厂建设。

       煤多了,我们不挨冻,发电了,可随时亮灯,这都是能改善我们基本生活条件的好消息,我听说后高兴了好一阵子。

       我们学校的安辉(安淑贤)就分到了煤矿,听说她在那儿干得不错,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呢。

       新的一年,连里也有新变化。

       一是设了猪倌。以前连里没有养猪,吃肉都得买,而伙房剩下的食物就白白扔掉了。为此,连里决定自己养猪。

       买了猪以后,还缺个饲养员,不知怎么就选中了我们班的刘明山。

       刘明山,也是保定知青。小个子,挺能干,颇富正义感,爱管闲事,好抱打不平。

       在我们来兵团的路上,他就打了一架。送我们的汽车走到51团东边红、白水泡子那块地儿时,陷在泥水里,大伙都心急火燎,想办法推车,而小车中学送知青的老师却优哉游哉地去采野花,他气不忿,就和这位老师打了一架,成为新闻人物。

       后来,他又与副指导员郭二周打了一架,起因是为了给班里加饭。按惯例,各班吃饭时主食不够是给添加的。可那天刘明山到食堂给我们班加饭时,正碰上炊事班班长刘延岭在打饭的窗口,不知是饭少了还是没有了,他就是不给加。刘延岭是复员兵,平时就对知青态度不太好,刘明山一直看着他不顺眼,就与他争吵起来。

       此时,正好副指导员郭二周也来打饭。碰到这种情况他不能不管,就批评了刘明山。火头上的刘明山认为郭二周偏袒刘延岭,调转枪口,又将火力瞄准周二周。这下可把郭二周气坏了,也与刘明山吵起来。

       看热闹的知青怕事态扩大,连拉带拽,把刘明山劝回班里。可余愤未消的郭二周追到我们班,继续训斥刘明山。他对刘明山蔑视他的权威,格外不满,忿忿地说:“戴着草帽亲嘴,你差远了!”

       吵架的事好像不了了之,但这句歇后语却成了连里流行的名言,只要是不服对方,往往就会脱口而出,来这么一句。

       像刘明山这样的人,领导往往不太喜欢,可我们排长杨立桐却对他青眼相看。杨立桐自己住一间小屋,小屋的土炕可以睡两到三个人。他安排刘明山与他同住,以减轻我们班人员拥挤的压力。

       可刘明山只住了一周就搬了出来。继他之后搬入的是九班战士赵文成。

       他为什么搬出来?后来慢慢听说,杨立桐希望他坚定在站在自己一边,对付我们班的副班长安建国。

       安建中是保定三中的高中生,又是红卫兵的小头头,比我们这些初中生成熟多了,有思想,有能力,假以时日,前途无量。安建中虽然挺有性格,但我也没有发现他与我们班长和排长故意做对。排长为什么对安建国心存芥蒂,不得而知。但刘明山没有答应排长的要求,排长是明显不高兴了。

       可据刘明山说,此后排长仍然对他很好。他还被确定为排里的党员发现对象,报到连里。虽然连里最后没有批准,但他觉得排长还是很看重他的。

       1970年春节过后,刘明山正式调入炊事班,走马上任当了猪倌。

       到了炊事班,他的脾气依然不改,照样管闲事。八班副班长马令杰是回民,虽吃牛羊肉,但不愿吃牛羊油,想让炊事班给他炒回民菜时放素油。刘明山本与此事无关,他负责的是猪的伙食问题,人的伙食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可他偏偏要插手去管。他说,汉民都吃牛羊油,他回民更应该吃牛羊油。他吃不了牛羊油,怎么吃牛羊肉?他命令炊事班就不给他放素油。炊事班还真听话,照常给马令杰做牛羊油的回民菜。马令杰落个烧鸡大窝脖,你说,能不生气吗?

       刘明山干什么都能吃苦,猪自然养得也不错,很快就把壳郎猪喂得又肥又大。

       猪该杀了,可没人会杀,连里没有屠户子弟啊。内蒙这地方,杀牛杀羊是常事,杀猪反倒比较少。有人提议,不妨就用杀牛杀羊的“掏心法”来杀猪。此提议得到炊事班领导认可。人们磨快刀子,捆好猪腿,胡乱地在猪身上扎了个口儿,伸手就向里面掏心。由于不得要领,猪不但没有死,反而在疼痛刺激下野性大发,疯狂地挣扎起来。人们摁它不住,竟然眼看着它挣脱绳子,跑了。

       猪是刘明山辛辛苦苦喂肥的,哪能让它就这么跑了,他拔腿就追。这头猪已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儿,知道被追上的下场,那跑起来可是玩了命了。猪跑得快,刘明山也追得快。追着追着,刘明山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等爬起来再想追 ,猪跑远了。他的腿还被摔出一个大口子。

       他只好回来,发动大伙一起找,可找了两天都没见踪影。是跑了成了野猪?还是死在了外边?人们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少吃一顿肉是确实无疑的了。

       我挺佩服刘明山的,不过也有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他开玩笑爱骂人家的长辈。他挂在口头上的脏话是:“你妈X什么时候长盆那么大呀?”令人反感。

       (四十年后,我们结伴重返乌拉盖时,发现他旧习未必,基本上说每句话,都得挂上他心爱的前缀。)

       二是设了羊倌。乌拉盖本来就是牧区,出门就是草原,自己养羊当然是改善伙食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连里不知是买了还是调拨来一群羊,并确定由八班战士余康来放。余康的工作任务虽然变了,但编制还在八班。

       那时连里还没有马,放羊就得跟着跑,很是辛苦。而且到处冰天雪地,一个人孤独地跟随羊群在寒风中游荡,是多么受罪,多么无聊啊。

       可余康和我们谈起放羊来,却很少谈到自己的辛苦,说的最多的是他的羊。

       那只羊温顺,那只羊怪僻,那只羊调皮,他都一清二楚。他还根据特点给它们起了相应的名字。一说起这些,他就没完没了。看他讲得那么有意思,让我感觉放羊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还说,他想把他放羊的经历写成小说。能写书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三排没有接受新的任务,还干原来的活儿——修路,只不过是转移到了新的阵地。

       在兵团组建之前,乌拉盖地区是牧区,根本没有专门跑汽车的路,而且也不需要这样的路,因为这里没有汽车。其实草原本来也无所谓路,只要不赶在夏季遇到积水的湿地,汽车可以随便跑。

       兵团组建后,兵团的大量物资要从大石寨车站运到师部,不断来往的汽车就轧出来了一条土路。再就是师部的汽车总去煤矿拉煤,轧出了师部到57团的土路。当然,还轧出了到各团、各连的路。不过师里重点维护的是从大石寨到师部的路和师部到煤矿的路,听说还要成立两个护路连,专门维护这两条路。

       我们干的活儿虽说是修路,其实跟城市里修柏油马路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是在雨季积水的土路上铺一层碎石而已,以防夏季误车。可就这么容易干的活儿,在天寒地冻的塞北干起来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气候恶劣。乌拉盖的冬季奇冷,且风很大。在野外施工,整天要和严寒作斗争。拼命干活可以抗寒,但稍一歇息,被热汗湿透的内衣会变得冰凉,让人冷得发抖。

       其次是取料难。路边的土不能用,别看冬天硬似钢铁,可一到雨季就软似稀泥,铺了也白铺。所以要到附近的山包找料。要找不大不小的碎石。既不能太大,使汽车无法行驶,又不能太小,一轧就陷到泥里。找到之后,刨出来也很困难,因为都冻在了一起,得用尖镐生生砸开,才能刨出。

       第三是运料难。取料的作业点一般都在较远处的山包上,无法人工运料。还得由师里配备汽车。汽车在取料的山包爬上爬下,不仅吃力,看上去也不是很安全。如果下了雪,就更让人提心吊胆。

       在我们修农牧连与51团之间的路时,运送碎石的自卸车还真的出过一次险情。

       由于自卸车的箱斗儿能靠气压杆支撑翻起,把车上的东西卸出去,我们都管它叫“翻斗儿”。给我们开“翻斗儿”的车队司机叫王老妙,是不是这几个字不知道,反正是这个音儿。

       那天,王老妙像往常一样,把他的车开到山顶的作业面附近。但他没有让我们装车,而是钻到了车箱下面,检修起来。好像车出了什么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刹好车,就在他修车之际,那辆车竟然自己慢慢动起来,眼看着从他腿上轧过,向坡下滑去。

       山上的人都吓呆了,感觉王老妙必伤无疑。可不可思议的事再次发生,王老妙竟然奇迹般地站起来,快步去追那辆车。他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太幸运啦!山上的人松了口气。

       那车越滑越快,王老妙是追不上了。

       山下也有我们的人,人们又惊恐地向山下喊起来:“看车!看车!”“里边没人!”

       汽车滑下山坡后,没有冲到土路边,就停了下来,人们虚惊一场。不过事后人们还是后怕,都说坡上幸亏没人(我们都从汽车下滑的这条坡道上下山),不然很可能出更大的事故。

       印象中,三排和二排参加了年后修路。四排没有去,留在连里砸石子。一排好像去打石头。

       砸石子与打石头都是为开春以后的基建备料。看来新的一年基建还是师里的主要工作。

       乌拉盖虽说是草原,但也有一些不太高的山丘。这些山丘一般都覆盖与草原相同的植被,植被下面有一二尺的土层,土层下面是风化的碎石。有的山丘碎石层的下面是石质的山体。所谓“打石头”就是挖开碎石层,用炸药把暴露出的山体炸开,并把炸下来的石头加工成大小适中的石块。这些石块主要用于砌筑房屋的基础。

       砸石子,则是把石块砸成核桃大小的小石粒。这些石子主要用于搅拌混凝土。四排除了砸石子,还打苇帘。

       大概在3月份,我们三排不再修路,撤回师部。

       1970年3月20日,晚饭之后,我们班的团小组长王国钧去参加连队团支部的会议。

       散会后,他兴冲冲地通知我:“你的入团申请批下来了。”还关切地对我说,以后要用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听说自己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我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灰暗的政治生活中第一个值得骄傲的亮点。我有一种终于赶到起跑线,可以和别人一起前行的感觉。我不再是遭人鄙夷的另类,我也可以和别人一样的革命了!我心里顿时充满可以把生命都献给革命事业的激情,我又有了写东西的冲动。我几乎没有怎么思考,就写下了以下的誓言。

       今日加入共青团,立下誓言

       志坚终生干革命,心红永向毛主席。

       共产主义是方向,勇往直前举红旗。

                       1970年3月20日夜于六师

       我在上学时就开始申请入团,但未能如愿。

       我们班(保定五中36班)的班长石章海在初一时就入了团。他是我们班的第一个团员,之后班里又发展了邵志亮、刘俊青、刘香兰等新团员。到初二时,班里就已成立起团支部,这在我们这个年级的四个班中,算是比较先进的了。我们班团支部的工作很活跃,非常重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我有幸进入了团支部的视野。

       刘俊青负责对我进行培养和帮助,她隔一段时间会找我谈一次心。在她的帮助下,我对团组织有了基本的认识,并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时间大概在初二的下半学期。

       有了入团的愿意,我开始向团员们学习,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参加班里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从初一时就是班里板报组的成员,主要负责画一些装饰的图案和配文的图画。这时,我更为积极,主动承担了一些抄写的任务。

       团支部经常组织文艺活动,我本来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但为了表现积极,还是提出要表演节目。刘俊青给我找来一本小册子,里边全是部队的小节目。我挑来挑去,挑了个小快板,原因有二,一是单人节目,可以自己演,不用再求别人帮忙。二是不用什么技巧,背熟之后大声说出来就行了。我跟同学借了竹板,就天天晚上练习,打板声、说唱声在晚上是格外刺耳,惹得邻居纷纷抗议。虽然我下的功夫不小,但演出效果却平平。因为节目内容是部队的事,跟班里无关,没人爱听。再就是我不会用节子板儿,只用大板儿呱嗒呱嗒地乱敲,而且打的板和说的词也配合不好,没人叫好就是很自然的了。

       总之,凡是团支部组织的活动,我都踊跃参加。到初三上半学期时,又有一些同学入了团,而我却总没有音讯,我不由有些焦急。

       就在我焦躁之际,班主任刘永义找我谈话。告诉我,团支部为发展我入团,进行了外调,发现我父亲有“一般历史问题”,主要是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兵。他要求我,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与父亲划清界线。

       国民党?反动派?那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吗?没有想到敌人就在我的家中,就生活在我身边,竟然就是我骨肉至亲。我一下子完全懵了,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了混沌之中。刘老师后来再讲什么,我几乎就没有听到。从刘老师那儿出来后,我跌跌撞撞,魂不守舍地回了家。

       我跟母亲核实此事,多么盼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可母亲告诉我,千真万确。因为我小,怕我承受不了这种政治压力,所以一直没有告诉我。

       父亲下了班,我没有问他,因为我不想和他说话。

       母亲肯定把此事告诉了他,但他一直没有和我提起过此事。

       我入团的事自然泡了汤。

       虽然我一直担心父亲的事会影响我的终生,但报名到兵团时,接兵的人并没有调查我的父亲(也可能外调了,但父亲所在单位由父亲所参加的群众组织掌权,只介绍了对父亲有利的情况),我顺利地参加了兵团。我看到了侥幸带给我的一道阳光。

       在王国钧鼓励我靠近团组织时,我再次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当连队团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团,让我填写入团申请表时,我依然像填写参加兵团申请表时一样,隐瞒了这件事。

       没想到,我再一次享受了侥幸带给我的阳光。不知团支部是否进行了外调,即使进行了外调也应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父亲所在单位此时还由父亲所参加的那个群众组织掌权。

       很快,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盼着侥幸能再次带给我好运。

       3月下旬,从连里传出消息,要从兵团战士中抽调人员,参加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全面军管。对兵团战士来说,能代表北京军区对地方实行军管,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人们都盼着这份荣耀能落在自己头上。

       名单公布了,我们班的郭发需榜上有名,他太幸运了!

       听说,此次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全面军管,是中央决定的,是由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由军区首长组成领导小组,对自治区实行一元化领导,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在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我们兵团作为军区的下属单位,也牛起来了,也派干部战士参加军管。

       听说,军管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当时内蒙古已陷入全面混乱,由挖“内人党”而引发的派性斗争,急遽升级,以致发生了武斗,我们所在的锡盟还打死了人。到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不但是严峻的考验,更是难得的锻炼。我对郭发需能参加军管,非常羡慕。

       郭发需在班里工作一直非常积极,是公认的积极分子,派他去军管,不知别人是否服气,反正我是心服口服。

       郭发需,是保定农专的中专生,家在农村,属狗的,比我大三岁。他个儿不太高,显得有些瘦小,像个小老头。平时也总微笑着,让人感觉和蔼可亲。他对人也确实很热情,愿意帮助别人,几乎和所有人都处得很好。

       他说话时,还喜欢来点农村的俚语,挺逗人的。他最有名的一句是“饱了发困,饿了发呆,不饱不饿发苶呆”。虽然人们都学他,但只有他用他的家乡话说出来这句来,那才叫有味呢。按照他的说法,饱了不精神,饿了不精神,不饱不饿还不精神,人就没有精神的时候了。他还有一句睡懒觉有理的俚语,与这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叫作“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仨月”,一年四季是没有不想睡觉的时候了。

       能在连里崭露头角,他靠的是一手木工手艺。来兵团时,他带了全套的木匠家什。分班后,他发挥技术特长,给我们班打了桌椅,让别的班羡慕不已。

       另外,他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处处争先,吃苦在前。战备训练时,连里要求各班携带野炊的各种物品,做到能以班为单位在野外开伙做饭,以增强战时生存能力。野炊的物品中,木柴是最不好携带的,他就主动向班长要求,将木柴捆在他的背包上。

       郭发需也是团员(只是忘了他是在校入的团,还是在兵团入的团)。他和我关系一直挺好,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听说他要到牧区去军管,而且不知去多长时间,我有些恋恋不舍。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送点什么好,因为兵团战士是“无产阶级”,手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最后,我决定把自己心爱的《毛主席语录》赠给他。

       1970年3月28日,郭发需和其他去军管的人一起,离开了连队。当日,我又写了一首诗,记述了此事。

       郭发需同志去军管,以宝书相赠

       春风吹化千里雪,军管支农君欲行。

       并肩战斗已半载,互帮互助结友情。

       祝君此去擎宝书,再为人民立新功。

       相隔虽远心却近,共筑边疆新长城。

                      1970年3月28日

       印象中,战勤连参加军管的共有5个人:连长陈晓春,复员兵黄贵顺,知青郭发需、辛淑兰、曹玉红。军管好像在1970年年底结束。

 

第十四章    班长娶媳妇了

 

       兵团规定,知青三年内不许恋爱。但此规定不适用于复员军人(知青都管他们叫老兵),连里的老兵们可以搞对象。

       我们连的老兵,全是男性,想在兵团找老婆是没戏了。他们都家在农村,就只能仰仗老家的媒婆了。

       当然,也有的老兵在来兵团之前就已经讨了老婆,比如我们排长杨立桐,他的老婆就挺厉害,不仅是党员,还是民兵排长,在村里是响当当的人物。另外,还有一排长陈书贺、二排长王福林、八班长冉凡良等一批人也已讨了老婆。

       八班长冉凡良,成天嘻嘻哈哈,爱和女生没事逗咳嗽。女生们挺烦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老色”。

       他对女生给他起这么个外号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和女生练贫嘴时,对方有点儿急眼,当面叫他“八老色”,他也急了,当即还以颜色,说:“俺色?俺媳妇停(比)你还好看哩!”

       我没有见过冉凡良的媳妇,不知他说的是否是真。

       连里没讨老婆的老兵,如能从连里的女生中找个对象,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他们好像不愿坏了兵团的规矩,并没有人这么做。可其他单位的老兵似乎没有这么客气,竟然把手伸到了我们连。

       好像我们到兵团不久,就有一个不知师部什么单位的老兵,老往我们连的女生排跑,他看上了我们连的一个女生。

       这位女生,高个,长得不错。不知他们是怎么熟悉的,反正他俩认识之后,老兵的爱情攻势就一波强似一波。

       可是频繁地爱情表达,影响了女生所在班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女生班里整天钻进个大男人,人家干点儿什么都不方便,你说人家能乐意吗?于是,有人就向连里做了汇报。

       此事不仅影响女生班的生活,还违反了知青三年不准恋爱的规定,连里自然要管。

       老兵不是我们连的,连里拿他没办法,就只能狠狠批评这位女生了。于是她成了连里早恋的坏典型。

       这位女生的心理素质相当不错,重压之下,并没有和老兵断绝关系,只是让老兵少到连里去找她而已。

       后来,老兵调到了57团,他们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减少了,此事也就逐渐淡化了。

       (1971年夏天,这位女生也调了到57团。虽有周折,但结局圆满: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排长已经有了老婆,和知青接触起来自然会少些顾虑,不必担心别人说他别有用心。但还是传出了他的闲话,一会儿说他和这个中专生好,一会儿说他跟那个知青好。

       我们连的中专生主要来自两个学校,一个是内蒙古的扎兰屯林校,一个是保定的农业专科学校。中专生们虽然也属知青范围,但由于年龄比较大,连里好像并没有限制他们恋爱。

       比较不幸的是连里的高中生,年龄虽然和中专生差不多,但却被划到了不许恋爱的圈子里。

       他们这批高中生经历了三年的文革,年龄多在二十二三,已到了恋爱年龄。有些人在来兵团之前就已经恋爱,有的甚至是情侣结伴而来,一道命令不可能拆散他们,他们还在暗中交往。

       一天,有人告诉我连队食堂贴了一封情书,快去看吧,可有意思了。等我赶到时,情书已被连领导揭走,只剩下如我一般晚到的人,在那儿打听消息。

       有知情者告诉我,贴的是某位女知青写给她男友的信。她的男友也来了兵团,同样也分在了六师。

       按说,这样的信,只应该保存于她自己或她男友的手中,不应落入外人之手。但在兵团集体生活的环境下,完全没有个人的私密空间。虽说多数人都有个可上锁的箱子,但你开箱子拿东西时照样逃不开别人的眼睛。而且个人写的东西,一般也不放入箱子,那样太麻烦了。多数人把它压在褥子下边,就算加了密。不在乎的人就把自己写东西的本子在炕上一扔,任凭大伙随便看。

       看来,这位女知青是写完信就随手放在了别人能够拿到的地方,而没有入箱上锁。她这一疏忽的代价也太大了,竟被居心叵测的人偷出来,贴在了食堂,让她的隐私大曝光。

       更要命的是,她的信写得也太过亲密。据看过的人说,只能用“肉麻”来形容,有人还记住了其中的名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虽然也有人严厉地批评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更多的人是在享受窥探到别人隐私的兴奋,至于是否应该谴责偷贴人的卑鄙,似乎就没有人提起。

       由于这位女知青是高中生,年龄已比较大,好像连里并没有怎么样她。但也没有听说追查那个卑鄙的偷贴人。

       我们班的副班长安建国也是高中生,有人探听到了他有对象的信息,并告诉了我们班。

       真是重大新闻,我们班一下炸了锅,都哄着他给我们讲恋爱的心得。他一开始根本不承认有这么回事,后来我们亮出杀手锏,点明他对象的名字叫“驱虎豹”,他才不情愿地承认确有其事。

       他说,他确实和一位女同学关系不错,这位同学也确实有个“驱虎豹”的革命代号。她也来了兵团,只不过没有来六师。他们还有信件往来,仅此而已。

       我们都说他在糊弄人,非让他讲恋爱细节、亲密接触的感受。他毕竟比我们大一些,用一堆大空话就搪塞了我们。我们听得意犹未尽,明知他在避实就虚,但也没有办法。

       哄不动安建国,我们又开始哄尹书田。尹书田是保定七中的学生,七中和我所上的五中一样,只有初中。但他的同学硬说他也有对象。我们又逼着尹书田交待他的恋爱细节。但我们从他嘴里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怀疑他恋爱的事,是他的同学起哄哄出来了。

       我们这些初中生是连里知青的主体,年龄都在20岁以下,当然是恋爱的严格限制对象。连里规定,男女生除了工作接触,不能有私下交往,更不能男女生互相串班。所以,我们连虽然有四分之一的女生,但我很少跟他们说话,更甭提密切接触了。

       我们给安建国和尹书田起哄,班长李玉富从不参与,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

       我们班长很内向,不爱讲话,也很少谈他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对他的身世知道得不多。但大伙都知道他还没有讨老婆。他个子不高,看着也不壮,其实挺有力气。他工作方法不太多,但干活总干在前面。管理时总怯生生的,不很自信。好在我们班多数人支持他的工作,他驾驭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1970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忽然宣布,他要回老家去娶媳妇了。

       听他这么一说,大伙又炸了锅,都嚷嚷起来,好哇!班长偷偷摸摸搞对象,竟然不跟班里汇报。想瞒天过海,没门儿。立马要求他讲恋爱体会。

       其实大伙也知道,他讲不出啥来。他到了兵团,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哪会有什么亲密接触呢?

       不过,他肯定给对象写过信,大伙就让他背情书。班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来,想让他背情书,那是城墙上挂帘子—— 没门儿。

       最后,大伙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就让他说他老婆漂不漂亮,并让他交出老婆的照片。折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只从他嘴里挤出了三个字“还行吧”。

       二十多天之后,班长娶亲归来,喜气洋洋地给我们分发糖块和花生。

       这回他有了切身体会,必须得给我们有所交待了。

       没等我们追问,他就主动跟我们讲他娶亲的经过,无非是河北农村的那些婚俗老礼儿,可他讲来讲去,就是触及不了问题的实质。

       “班长,你是不是跟副班长学坏了,也要来避实就虚。我们不想听娶媳妇的过程,你就直接讲你入了洞房以后的事。”尹书田一语中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大伙起着哄地让班长讲他的“洞房花烛”。

       班长只好讲起了他媳妇的情况,说他媳妇的手胖乎乎的,摸着可舒服了。然后,作回味无穷状。

       大家看他没了下文,七嘴八舌地让他说又摸了哪儿。

       他说:“脱了衣服,我摸了她的膈膈(乳房),软和得就像棉花瓤子。”便又作回味无穷状。“后来呢?”我们得陇望蜀,让他继续讲。

       到此,他是说什么都不往下讲了。人们跟他磨咕了半天也没起作用,他只有一句话打发我们:“等你们娶媳妇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他不再讲,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看他作回味无穷状了。

       十一班班长庞凤义,也是老兵,还没有讨老婆。他中等个儿,虽然家在农村,但皮肤并不黑,只是牙有一点儿外龇。

       他脾气好,人老实,老实得让人感到都有一点儿窝囊。为此,他的河北青县老乡陈书贺对他格外关照,并帮他张罗对象。最后,陈书贺把他的一个亲戚(老师。印象中是表妹)介绍给了老庞。这俩人还挺有缘分,很快就结了婚。

       婚后不久,他老婆就到兵团来看他。连里还特意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住。

       有战友家属来队,大伙纷纷前去看望。老庞的老婆长得挺苗条,虽然说话家乡口音很重,但挺有教师的斯文劲儿,感觉绝对配得上老庞。

       冉凡良自然不能错过这个逗新媳妇的良机,他进门就对新媳妇动手动脚。老庞的媳妇可能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吓得爬上了炕头。冉凡良是不依不饶,也追到了炕上。老庞的媳妇边爬边叫:“娘哎!娘哎!”冉凡良还不满意了:“俺还没摸着你哩,你喊么娘哎!”最终冉凡良把老庞的媳妇挤在炕角,扑过去想又亲又抱。可老庞的媳妇是拼命挣扎,连抓带踹,最后挣脱了冉凡良。

       这么精彩的逗新媳妇的场面,知青们很少见到,这回算是开了眼界。冉凡良那句“俺还没摸着你哩,你喊么娘哎”,也成了战勤连名言。

       这场“战斗”也让知青们见识了老庞媳妇的刚烈。老庞的媳妇确实挺厉害,但对老庞挺好,大伙都觉得他们感情不错。

       老庞是十一班的班长,他手下的那些女战士自然也来看望他们。一屋子人说说笑笑,气氛非常好。不知老庞怎么想的,坐着坐着忽然把头枕到了他老婆的腿上去。他老婆可能是认为有辱斯文,也可能是认为有损她的尊严,一错身就给了老庞一脚,把他踹到了一边。此事传出,把我们都乐得够呛。

       我们排长杨立桐的老婆也曾来队。她个儿不高,挺粗壮。住下时间不长,俩人就开始干仗。他老婆是民兵排长,很强势,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她很快就把“战火”烧到了连干部哪儿,闹得满城风雨。原来,她听到了关于杨立桐的风言风语,不依不饶。连干部一再给他们调解,但收效甚微。

       知青三年不许搞对象,对于天津知青来说,不算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初一的学生,一般都在十七八岁。而其他地方的知青则各个年级的都有,年龄大的恋爱的愿望就比较强烈。

       家在农村的大龄知青,还面临家长的压力。他们的父母可能觉得三年不许恋爱的规定不可理喻,二十大几的汉子,早就该娶媳妇了,为什么还得再等三年才能提亲,那岂不把孙子都耽误了?

       保定二中的学生倪国臣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家里给他找了对象,让他回去结婚,可他根本请不了假。兵团不仅规定三年不许恋爱,还规定三年之后才能探亲。他连回去偷着结婚的机会都没有。

       不久,他接到了家里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他的什么亲人病危,让他见电速归。他拿着电报去找连长,连长在安慰他的同时,批准了他的事假。

       但他到了假期并没有按时归队。连干部以为是病人还在抢救,他不宜离开,也没有太在意。但几个月过去了,他既不见人,也不来信。连干部不满意了,给他写信,让他立即归队。但发信之后如石沉大海。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连干部一肚子狐疑。

       其实,他啥事没有,连他的亲人也啥事没有。非但没事,还堕入了温柔乡。他给他二中的同学写信,说家里发那封电报,是骗他回去结婚的。

       一下违反了两项规定,既早恋,又超假,他可能是害怕受到处分,就再也没有回兵团,户口不要了,粮食关系不要了,铺盖卷就更不要了。

       (1972年我当文书时,看到他的那个铺盖卷还在连部小后屋放着。)

       我们这些年龄稍小的初中生,尝不到恋爱的滋味,只能偷偷摸摸地议论这类事情。

       可能是议论这种事情,产生了不良影响,有人竟去扒看女厕所。我是事后听说这件事的。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一天晚上,有两个女生去连队东南角的厕所解手。她们蹲下后,发现玻璃窗子上露出了人头。虽然看不清脸,但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人戴着个黑色的皮帽子。她俩悄悄交换了想法,猛然提起裤子就出来追。那人发现事情不妙,立即朝机关方向逃窜。她俩穷追不舍,但追到一个变压器附近时,那人不见了。她俩在周围搜寻,最终找到了那个人。一辨认,竟然还是我们连的战士。她俩把此事告到连里,连里不但狠狠批评了这个战士,还罚他打扫连队周围的卫生。

       听说,类似的事情在52团团部也发生过。

 

第十五章    自由活动干点儿啥? 

 

       入冬之后,我们实行了冬季作息时间。7点起床。7点15分早操。7点40分搞内务。8点天天读。9点吃上午饭。9点半至3点半为正课时间。4点吃下午饭。4点半自由活动。8点晚点名。9点熄灯。

       由于冬季只吃两顿饭,正课时间压缩为6个小时,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大为增加。这么长的时间干点儿什么呢?

       党团员们不必为此犯愁,因为连里要求党团员利用业务时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谈心活动”,可不是情侣的情感交流,而是做思想工作。

       班长负责全面工作,他得与我们逐个“谈心”。班长属于那种不爱说也不会说的人,他曾与我多次谈心,可我感觉每次都似曾相识。如今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坐在他那树杆支成的木板床上,眼睛看着地,说了上句,慢慢地想下句。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大清,好像是肯定我干得不错,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吧。班长既不善于批评,也不善于表扬。所以想从他的谈话中,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简直是奢望。虽然我从他嘴里没有得到多少表扬,但我好像能看到他的心里,知道他对我是很有好感的。

       副班长安建中也与我谈过心。他虽然有些口吃,但谈起话来还是头头是道。只是鼻子总有些堵,需要不停地用气流冲击,所以他谈话中总会夹杂着许多“哼”的声音。安建国谈话时,总是笑眯眯的,让你感到很亲切。不过,我对安建国总有种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的感觉。

       在开展谈心活动的那阵子,好像还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不知这两个活动什么关系,感觉形式上差不多,都是名义上互帮互学,实际是先进帮后进。而且都要在业余时间交流思想。只不过“一帮一,一对红”人员相对固定而已。

       我的第一个“一对红”对子是王国钧,后来好像还和别人结过对子,但都是谁记不得了。王国钧对我的帮助,那是实心实意。不仅在思想上关心我,帮我进步,而且像大哥哥一样在生活上照顾我。到现在,我还有我病了以后他扶我去卫生室的印象。

       谈心活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连里有明确的要求,就是针对“活思想”。

       什么是“活思想”?好像也没有人给讲过,但人们都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不是“毛泽东思想”那样思想体系,而是指人们随时出现的,应境而生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的想法。它不是中性的,似乎多指私心杂念之类的负面想法。“天天读”、班务会时,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其对象就是“活思想”。

       “活思想”的要命之处,就是“活”,上午解决了下午又可能产生,所以,有空就得谈,有空就得斗,我们整天都处于和“活思想”的斗争之中。

       那时多数人都写日记,以显示思想改造之认真。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模式,思想检讨加革命口号。大家都像雷锋、王杰学习,为革命而记革命日记。所以,我的革命日记中,有大量与“活思想”斗争的记录。可惜逃离兵团时,未能善待这些革命日记,大部分丢失。我到底都斗了那些“活思想”,现在只能猜想了。

       (现在,我看到那些残存的日记就上火,因为它只记思想活动,不交待背景,想依据它回忆连队的情况,非常困难。看到有战友在网上晒日记,详细记录连里所发生的事情,羡慕不已。常恨自己那时怎么那么笨,连日记不知道怎么写,学都白上了。可回想起来,好像学校就是教我们这样写日记的。)

       在自由活动时间还可以看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增长知识,还能显示勤奋好学,为进步积累资本。可是我能找到的书是少之又少。学毛积极分子们是每天晚上读毛选,我向他们看齐,也制订了学习计划,每天晚上读上几页。

       由于每天早上有“天天读”,晚上再看书就想换换口味。但这种想法只能偷偷地想,不能跟别人说,不然,就有可能被扣上一个大帽子——对毛主席感情不深。这个帽子看似没有什么,其实不然,稍一加份量就会变为对毛主席的感情有问题,成为敌我矛盾,所以,我换口味的想法是只想不说。

       要找换口味的书,邓运来那儿有现成的,可我看不进去。

       后来,我听说陈建邦也爱看书,就去找他碰碰运气。

       他可能知道我爱写一点儿东西,虽没有把我当作知己,但肯定看作了可以交流的对象,跟我谈起了他的读书心得。

       他说,看书最好看名著,这是提高自己欣赏水平、写作技巧的捷径。看书,不能只看热闹,还要看思想,看写法。这么看书才能事半功倍,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

       他说,他前些日子又看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此还和别人吵了一架。因为有人说此书是黄书,不能看。理由有两条,一是它是苏联的书,宣传的是苏修的观点。二是里边有保尔和资产阶级小姐冬妮娅恋爱的情节,宣传资产阶级爱情观。

       他说,他痛斥了对方:列宁的书也是苏联的书,我们为什么还要当作经典来学习?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出身贵族,马克思还给她写情书,和她恋爱,跟她结婚,难道马克思也是资产阶级爱情观?

       他说,跟这样的人争辩,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除了毛选,别的一无所知。

       最后,他把这本书推荐给我,说:“它写得太好了。你看,保尔修路的那段多精彩,把保尔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表现得那么充分!穿着露底的鞋在冰雪里苦干,高烧四十一度五还坚持,真是感人啊!”

       这本书我上初中时已经看过,并没有他这样的感受。我不由有些自惭形秽,怀疑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比他低一块。我决定再看一遍这本书,便把书接了过来。

       他嘱咐我要把书保管好,并补充说:“眼下我们也在修路,艰苦程度虽然不能跟保尔他们那个时代相比,但从锤炼人的这个角度看,却是一样的。我感觉兵团也是个大熔炉,能把我们锻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写一本书,反映我们兵团的生活,书名不妨就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听他这么讲,我猜测他可能与余康一样,也有要写书的想法。

       拿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读,确实与上学时不一样。

       除了看书,还有一种打发时光的办法,就是哨闲篇。战友之间东南西北地瞎聊,也不错。但最好是和善聊者一起神聊海哨,以他为主,大伙帮衬,那聊起来才过瘾。

       在这方面我们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连里著名的“少将”(哨将)张洪全就在我们排的九班。

       张洪全是汉沽知青,待人热情,和他接触有温暖舒适之感。他说话有汉沽的方言口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侃大山的魅力。

       他的知识面很宽,该归入杂家,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管议论什么话题,最终他都会成为发言的主角。

       他侃大山的时候,很少讲故事,而是讲亲身经历。他怎么可能亲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由怀疑他在瞎编,是把听来的事,偷换主人公,包装成了自己经历的事。

       最令人怀疑的,是他讲的他自己拜师学艺练武功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练武,也没有听说过他会武功,可他听到别人议论保定有摔跤和习武的习俗后,竟然讲起他习武的经历来。

       他说他的师父是一个北方武术门派的大师兄(印象中好像是螳螂拳,不敢肯定),他的师爷是这个门派的第N代掌门。并大吹特吹这个门派的武功有多么高超,多么玄妙,好像是中国北方地位最高的门派(那时还没有流行武侠小说,人们几乎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江湖门派)。听得人们都瞪大了眼,不由不对他肃然起敬。

       他没有细讲他跟着师父学了哪些神奇的武功,却话锋一转,讲起了这个门派与其他门派的争斗,以及清理门派内部叛徒的斗争。有比武打擂的精彩过招,有环环相扣的诡诈计谋,悬念不断,高潮迭起,听得人们如醉如痴。当晚没有讲完,第二天人们会早早地凑到九班,听他接着煽。

       他讲起这些往事,仍然如他身在现场。我听得虽然也像别人一样入迷,但我已经判断出,他是在讲一个他听来或是看书看来的未必真实的故事。他硬把自己也安排在故事中,只是为了以假乱真,让人相信他讲的是真事。

       不过,我还是佩服他的记忆力和想像力,能记住那么多的情节,编造出那么多细节,而且前后响应,听不出有什么矛盾之处,应该说真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他和人神吹胡侃,还挺讲究投其所好,所以能和许多人谈得拢。他听说我喜欢诗歌,就跟我聊现代诗,大谈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诗,中国现代诗人贺敬之的诗。我喜欢古诗,几乎没有看过现代诗,便只有听得份。

       谈得兴起,他给我背诵起了贺敬之的 《桂林山水歌》: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  

       是山城呵,是水城? 

       都在青山绿水中……  

       呵!此山此水入胸怀, 

       此时此身何处来?  

       ……黄河的浪涛塞外的风, 

       此来关山千万重。

       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

       “桂林山水甲天下”…… 

       听着他声情并茂的朗诵,我真感觉此诗精妙无比。而且对他能够长篇地背诵诗歌也相当佩服。

       虽然总有人攻击张洪全是“大吹”,可我对他的印象却一直不错。

       连里的天津人也很能说,但以练“贫嘴”为主,难以让人开眼界,长知识,增阅历。一个在连里广为流传的笑话是,杨金恒(也可能是别的天津知青,记不准了)给人讲凶杀的故事,说有人在二楼杀了人,挖坑埋在了地下。听的人不解,问他:“二楼怎么能埋人呢?”他想了想,不耐烦地回答:“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不就完了吗?”所以和天津人聊天,多图哈哈一笑,落个好心情。

       为了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师里也经常放映电影。由于师部小礼堂坐不了多少人,师里一般都在机关南边的广场放映露天电影。广场上已戳好两根大木杆,想放电影时就提前挂上银幕,也算发了海报。当然,对于正规单位,师部的放映员还会另外通知。

       师部的放映员叫李胜利,圆乎脸,胖墩墩的。他很随和,连里不少人都和他熟悉。他的电影放映技术不错,换卷麻利,放映流畅,很少出现断片,基本上不会出现那种让人等得心烦意乱的情况。

       虽然他的放映技术挺好,但放的却总是那几部老掉牙的片子。这当然怨不得他,因为文革之后中国就没有拍过新电影,而老片子也都给批判了,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少数影片可以放映。

       说起来,我们每月都能看几次电影,但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老面孔,熟悉得大伙连台词都快要记住了。

       其中《地道战》对于我来说,是最为亲切,因为电影中“高家庄”的原型,就是离我们保定市很近的清苑县冉庄村。听说,那儿1959年就建了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还是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参观,还是在电影中才了解了它的情况。

       (1997年,它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有幸在单位组织的党日活动中亲见真容,并好好看了那棵老槐树和挂在上面的大铁钟。只可惜老槐村是太老了,干枯得只剩下枝杈。)?

       《地道战》看多了,它的台词也成了我们的常用语。有人想出高招,得到肯定时,获得的夸赞往往就是汤司令的那句“高,实在是高”。而且,如果出高招的人不止一个,还照样有现成的台词可用,那就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另外,我们在军事训练时,人们也爱引用“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这句高传宝的喊话,以及山田的那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当然,它的主题歌,也是我们经常合唱的歌曲:“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感觉还挺有气势的。人们经常哼哼的还有老钟叔跑着敲钟报警时的伴奏音乐。一排的李广田爱拉胡琴儿,他一拉就是这段儿。

       《小兵张嘎》里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家乡。抗日战争时期,保定附近的白洋淀活跃着一支赫赫有名的抗日游击队,他们以船头所插的雁翎作为标记,号称雁翎队。据说,小兵张嘎的原型就是一位小雁翎队员。这部电影也有不少经典台词,如警告汉奸的台词“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还有胖翻译说的“甭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掏钱”。它们也成了我们连开玩笑时的经典用语。

       还有《地雷战》中的“不见鬼子不拉弦”,《南征北战》中的“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英雄儿女》中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等台词,也都成了我们的口头语。《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更是我们久唱不衰的战歌。

       后来,终于上映了我们没有看过的老片,都是苏联片,一部叫《列宁在十月》,一部叫《列宁在一九一八》。虽然当时中苏处于战争边缘,但我们认为苏修是列宁主义的叛徒,所以上映歌颂列宁电影,感觉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两部片子拍得真好,特别真实,感觉就是历史的再现,而不是电影。

       《列宁在十月》表现的是列宁1917年领导十月革命的那段历史。《列宁在1918》则是反映1918年列宁如何领导布尔什维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情形。

       从这些电影中,我第一次见识了芭蕾舞剧《天鹅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而许多台词都经典得让人终生难忘。比如瓦西里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便成为我们兵团战士面对困难时,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还有“让列宁同志先走”、“看着我的眼晴”、“有什么可惊的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常在开玩笑时使用。

       我们班孙爱民,最爱模仿《列宁在十月》里那个密探说的那几句台词。一句是“耳朵?就是普通的耳朵”。还有一句是“哼!瞧不起人”。他模仿那个长得像“猩猩”的家伙示范掐人时,总把“掐死他!掐这儿,掐他的喉咙”,学成天津话“掐死他,掐界儿,掐界儿”。以致人们都取笑他,见了他就说“掐界儿”。

       (后来得知,电影中的情节,并不真实,好多地方为了美化斯大林,而篡改了历史。)

       来兵团前,打扑克、下象棋,是我经常参与的课余文娱活动,但到了兵团就不敢张罗着再玩,好像也没有人把扑克、象棋带到兵团。 

       做“革命人”,就要把“革命”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搞与“革命”无关的活动。唱歌,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打球,可以增添革命的本钱。打扑克、下象棋好像与革命无法关联,总不能说为革命而“打百分”吧。所以,刚到兵团那阵儿,没有人玩那些玩艺儿。

       来兵团前,我没事就喜欢画画。没有拜过师,自己琢磨着瞎画。为了写好画上的署名,我还练毛笔字。可到了兵团没处去买纸墨颜料,自带的那点儿用完后,就停止了这一活动。

       体育活动,有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光辉题词的照耀,应该得到发展。可连里任何体育器材都没有,一般内地常见的乒乓球、篮球、足球都没有开展。

       不需要器材的体育运动也有,比如武术,却没人练。虽然九班的张洪全说他就某名门正派的弟子,但我却没见他收过一个徒弟,练过一个招式。

       还有些运动,名声不太好,让人容易联想起地痞流氓。比如天津知青寻衅滋事时的口头语:“你妈妈想练跤还是练拳?”就让人觉得练拳击和练摔跤的都是混混儿。由于这个原因,喜欢打拳和摔跤的就只能偷偷摸摸地练习,处于半地下状态。

       余康来兵团时就带了拳套,但我只知道他在放羊,不知他是否在练拳。

       我的同学谢洪忠,是四班的副班长,他就喜欢摔跤,练的是保定快跤。

       保定快跤,又称保定摔跤,讲求技巧,以快制胜。与北平摔跤、天津摔跤,共同构成中国摔跤的主要流派——关内摔跤。保定自古尚武,“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这句俗语,就突出了保定人擅长摔跤的特点。

       我在学校时,就知道谢洪忠会摔跤。但不知他师从何人,水平有多高。但到了战勤连,却听说他的摔技是无人出其右。由于连里的摔跤爱好者们总是秘密行动,我还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训练。

       后来,有人兴冲冲地告诉我,谢洪忠给战勤连争了光,摔赢了乌拉盖的蒙族跤手。

       蒙古族非常重视摔跤,视摔跤好手为英雄。不知何人牵线搭桥,让乌拉盖的跤手与战勤连的跤手来了个大对决。

       蒙古跤属关外跤,与保定跤相比,规则不一样,技术风格也不一样,更重于角力。

       听人说,谢洪忠上场后,把保定跤重技巧、重速度、轻蛮力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一贴身,准把蒙族跤手摔个跟头。摔得那个蒙族跤手直摇头,好像怎么也明白不了,他到底是怎么倒的。

       事情传开,谢洪忠也成了战勤连男战士心中的英雄。

2016年4月11日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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