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5-9-11章

史卫民

 

 

第九章  先进人物

 

 

 

●1970年１月19日至31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召开第一届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  兵团第一届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9年年底，全兵团进行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总评，共评出四好连队49个，占全兵团连队总数的21.5%；四好班1092个，占班总数的22%；五好食堂55个，占食堂总数的23.5%；五好战士21071名，占战士总数的35%。在总评工作中，兵团领导强调要深扎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根子，高举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帅旗”，正确处理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批评了“兵团、兵团，开荒生产”和“猪肥马壮多打粮，四好一定能评上”等“错误思想”，要求以政治思想好来带动其它三好。在狠抓党支部领导班子建设的同时，各单位都有抓典型、树样板的举动，并整理出了多份先进经验。¹

1970年１月19日至31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41名，包括先进集体代表53人，四好连队代表16人，先进个人代表472人。²25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并印发了９份书面发言，可转引部分会议材料的题目于下：

 

                六师煤矿：《自力更生建煤矿，艰苦奋斗育新人》

                五十三团五连：《艰苦奋斗，屯垦戍边》。

五十一团一连七班：《刻苦磨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做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班团战士》

一师四团六连炊事班：《身在伙房，胸怀全局，完全彻底为人民》

二师十三团三连连长王景文：《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永不变色，永挑重担，永远革命》

一师二团四连排长王凤祥：《活学活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觉磨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二师十二团一连排长周长生：《干革命，拼命干》。

一师五团十连机务班班长佟宝义：《干革命就要实干、多干、苦干》

三十一团三连家属王慧兰：《活学活用“老三篇”，完全彻底为人民》

 

代表们的发言引来了与会者的相互赞颂。如三师二十三团二连的党支部，是基层组织工作的典型，全连44名党员和正副班长，评上五好战士的有40名。二连党支部的代表作了《狠抓知识青年的世界观改造，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报告后，即有人写诗赞道：³

 

二连支部过得硬，带领青年往前行；狠批ｘｘ肃影响，青年个个思想红。

二连支部过得硬，阶级斗争记心中；扎根扎在权字上，一溜小跑干革命。

二连支部过得硬，磨练青年革命志；主席思想手中擎，为保边疆献终生。

二连支部过得硬，站在沙滩望北京；培养革命接班人，公字高峰猛攀登。

 

    六师五十三团五连，在锡盟大草原上，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战备，副连长王俊国在《艰苦奋斗，屯垦戍边》的报告中，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站草原，眼观五洲风云；居山沟，胸怀世界革命。为屯垦，宁愿筋骨断；为戍边，笑洒热血也心甘”，同样受到了称赞。一首《赞五十三团五连》的诗是这样写的：

 

茫茫草原红旗扬，五连战士斗志昂；艰苦奋斗干革命，屯垦戍边是榜样。

五连驻地在北疆，天寒地冻刺骨凉；困难面前何所惧，战士胸中有朝阳。

“草原大厦”当作家，没有水井自己挖；脱坯盖房闯“四关”，艰苦奋斗顶呱呱。

战备观念强又强，又拿镐来又拿枪；常备不懈树得牢，保卫边疆志如钢。

 

    兵团战士朱小莉，14岁离开城市参加兵团，人小志大，不甘落后，甚至自找苦吃，在军训中不走平地，专翻沙丘；休息时还经常给同志们洗衣服，被人们称作革命的“小榔头”。在积代会的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曾就“向朱小莉学习什么”展开讨论，于是就有了四赞革命“小榔头”的诗句：

 

一赞革命“小榔头”，人小志高冲云霄，主席挥手她紧跟，十四离家到内蒙。

二赞革命“小榔头”，猛打猛冲胜小虎，练红思想练红心，屯垦戍边立新功。

三赞革命“小榔头”，加强战备下功夫，一切从严苦磨练，誓学英雄刘胡兰。

赞榔头，赶榔头，奋起榔头斩敌寇，紧跟统帅闯难关，喜看红旗漫全球。

 

    召开第一届积代会的时侯，正值中央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一周年的日子，不少代表赋诗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并借此表示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兵团战士唱支赞歌给毛主席听》和《兵团就是我的家》两首诗这样写道：

 

“一·二四”批示指路灯，兵团战士在内蒙，“屯垦戍边”苦为乐，阳光雨露育劲松。

“一·二四”批示指路灯，塞外千里舞彩虹，“备战、备荒、为人民”，草原花开遍地红。

“一·二四”批示指路灯，铜墙铁壁筑长城，誓死消灭帝修反，愿为边疆献终身。

“一·二四”批示指路灯，兵团战士无限忠，永远紧跟毛主席，共产主义早成功。

 

兵团就是我的家，我爱兵团胜我家。主席话儿牢记下，屯垦戍边把根扎。漫天狂飙刮下来，冰天雪地要开花。

兵团就是我的家，兄弟姐妹遍天下。挥镐握枪同心干，天大困难踩脚下。胸中容下地球转，血汗浇开全球花。

 

 

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兵团第一届积代会之后，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前往各师、团巡回作报告，其中既有现役军人、复员军人，也有知识青年。巡回报告的内容各有侧重，如在二师十三团，三师二十一团参谋长讲“继续革命”问题，六师五十三团五连副连长王俊国说的是“艰苦奋斗，屯垦戍边”的事迹，三师二十三团三连的张贵荣介绍自己如何“养猪场上练红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一师三团六连战士徐华明叙述自己接受再教育的体会。

    参加大会后返回单位的人也负有传达会议精神的使命。女兵团战士纪大才回忆道：

 

北疆的２月，天寒地冻，漫天飞卷的白毛风雪使零下30多度的气温又增添了几分寒气，几米开外，一片白茫茫，人、物难分。

早上，我穿好笨重的皮大衣和皮靴，戴上皮帽子，向西边艰难地走去，到20里开外的苇塘，向打苇子的战友们传达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精神，去播种我们兵团战士中那闪烁着生命火花的精神种子，使之在草原尽快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这是到兵团近一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我的战友们见到我，一齐围了过来……当我把会议的主要精神和先进人物的主要事迹传播给他们时，我看到那一双双眼里充满了光彩。

我们这些人啊，接受先进思想的心地是那么肥沃，崇尚先进的精神世界是那么的执着，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是那么的自觉和刻苦，有这些人，又有这些顽强的精神种子，这广阔的天地任凭天寒地冻，风吹雨打，日后肯定会迎来金灿灿的秋天。⁴

 

    无庸置疑，通过典型人物介绍先进经验，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有的事迹还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和《人民日报》上，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宣传。我们在1969年12月８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几则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事迹：

 

5月的一天下午，知识青年韩军文正在连里排练文娱节目。突然，外面一阵人喊马叫，只见一辆套着３匹惊马的大车，从村西头飞驰而来。车上没有人，让惊马横冲直闯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必须把惊马拉住！……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飞速地尾追着惊马。

追呀，喊呀，这几匹马还是一直飞奔，几次都没有抓住缰绳。小韩开始意识到要抓住马，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时，摆在小韩面前的，是能不能真的不怕死的问题了。……他忘我地加快步伐，紧追惊马。50米、20米、５米，他靠近了马车，用尽全力，扑上前去，终于抓住了缰绳。惊马带着小韩来了一个急转弯，大车扎进了柴垛里。车停了，受惊的烈马站住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这时，小韩紧张的心情才松下来。（《在危急的时刻》）

 

内蒙古草原的11月，已经是隆冬了。

一天中午，天气格外晴朗。在结冰不久的乌梁素海边，一群小孩拨动着冰床，在海上飞快地滑动。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孩子在离海边30米处掉下水去。他几此想抓住身旁的冰排，但每次稍一着力的时侯，冰沿都稀哩哗啦地破碎了，小孩又沉下水去。

路过这里的知识青年秦振海，听到岸边上孩子们的喊叫，飞速地跑到海边。……他没有丝毫犹豫，甩掉大棉袄，飞一般地向海里奔去。冰面承受不住他的压力，小秦也掉进水里去，海水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一鼓作气地游到了小孩的身边，钻下水去，把孩子背在身上，用力划回到岸边。

附近的贫下中农闻讯赶来，孩子的妈妈也赶到了。他们看到得救的小孩，看到全身冻得直打颤的这个勇敢的知识青年，一个个连声夸赞道：这真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后代。（《生死关头炼红心》）

 

    乌梁素海，是二师十九团安营扎寨的地方。在1969年９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喂猪”的小故事，虽然平凡无奇，也算得上一段事迹了：

 

在八连，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子。人们总见她手里提着桶，侧着脸，安静地看着小猪吃食，或是系着大围裙在灶坑旁忙着，给小猪煮食。这就是新“猪倌”白美容。

小白刚刚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时，看着这宽广无垠的肥沃土地，老想着，自己能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开着铁牛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才惬意呢！但是这时，连里刚买的几头猪没人喂。看着这些猪，小白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革命战士要迎着困难上，要拣重担挑。她和另一位女知识青年杨士英主动向党支部请求，承担下了这个工作。

怎么把猪喂好？小白心里一直在考虑。过去，自己见了猪就想躲开，现在自己整天就要和这些小家伙打交道了，真是一个难题。更令人焦急的是，这批猪刚刚从外地运来，生了病，不吃食，有些小猪还耷拉着尾巴。怎么办？小白找到了一个烧开水的老工人，向他请教。后来她们每次把食烧热，加点盐，小猪吃了很快就好了。

６月的一天，老猪叼草要生小猪了，小白和小杨心情紧张又激动，耐心地守候在猪窝旁等待着。终于，第一只小猪生出来了。小白用手一只只接下来，用药水把它们洗干净，直到夜里11点钟，小猪才全部生下来。这时，天下着雨，她们衣服湿了，又冷又饿，但她们全不管，直到把小猪挨个抱回自己屋里，用被子盖上才休息。在她们精心抚育下，13只小猪全部成活了。现在，小猪一个个欢蹦乱跳。对两个小饲养员来说，哪有比这更惬意的呢！（《喂猪》）

 

    一些光辉的形象，后来深深地刻在了兵团战士的脑海里，在20年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五十三团四连连长池忠义的事迹：

 

老池什么时侯都不忘艰苦奋斗。1969年，老池从内地部队来兵团时，特意带了几样东西，一是带了把铁锹，一是带了个针线包……

他是四川人，解放战争中入伍，立过功，1969年来到兵团五十三团，任四连连长。五十三团在锡林郭勒盟草原东北角，气候很恶劣，全年无霜期只有59来天，且房无一间，井无一眼，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安家，搞建设，我们这些20来岁，咋离开闹市的兵团战士，一时思想波动很大。为激发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热情，他在帐篷里，点着小油灯，给战士们讲《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等马列、毛主席著作，讲延安革命精神，教唱革命歌曲，使革命道理一点一滴注入战士心田。

连队营建开始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挖地窑，他争着抡铁镐刨冻土；采石头，他抢着抡大锤打眼放炮；人力用马车拉石头，他包了驾辕……。

一天，他带领战士脱坯，见水没有了，光着脚拉起水车去井房拉水，战士小葛见他一人去拉水，便跑去。这时，他已经灌满水往回返。小葛在后面推车时，突然发现，地上印着一个个带血的脚印，便问：“老连长，您的脚？”“没啥，让石头划了一下。”他仍若无其事地拉着车。小葛急得一步跑上前，硬逼着他放下绳套，捧水冲掉脚上的泥和血，不禁愕然一惊，呀，伤口足有一寸多长，白白的骨头露着，鲜血直流。小葛赶紧喊来战友们，把他架到卫生所包扎。他难以忍受巨痛，不时把牙咬得咯咯响，但时而还笑呵呵地说：“这算啥，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这个小口口有啥了不起？……”

“连长！”战士们激动地哭出了声。

对工作，他这样火热；对同志，他犹如春天。一次，他和战士们拉练走了百十里地，可一归来，他便给战士们烧洗脚水，一盆盆地端到战士宿舍；并用自己家的红糖和生姜熬好糖姜水，一碗一碗地给战士们端去喝……⁵

 

兵团首届积代会前后，各师、团也都召开了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积代会的代表，普遍带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如女知识青年王海燕在1970年６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道：“这次，我被战友们推选出席了生产建设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感到很光荣，您们也为女儿骄傲自豪吧！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发扬‘钉子’精神，认真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努力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⁶

 

 

三  “墙里开花墙外香”

 

 

    我们不否认对模范的宣传大多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在说空话、假话盛行的年代里，人为的“拔高”也是在所不免的。把几个人的事迹都堆在一个人身上，造就出一个“光辉形象”，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个别人甚至编造事实，往自己脸上贴金。出席兵团第一届积代会的一位代表，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如何不怕死、不怕烫，在熔铁炉出铁口堵不上的紧急时刻，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站在流淌满地的铁水上，硬是堵住了炉口，裤子和衣服都烧着了，被大家抢救了下来。他还宣称曾４次救出落水儿童（后来又改为６次）。事实上堵炉口的事迹是另一位知青的，这位代表出身好，颇受连队领导重视，熔铁炉出事时他恰恰也在场，并做了一点当时每个在场人都该做的事情，领导马上大肆宣扬，英雄和英雄事迹就这么出来了。听过他讲用的兵团战士们私下议论：“堵炉口还算有点影子，那救孩子的事怎么就都让他碰上了？”

    “典型”要有代表性，不但要扶持一批现役军人、复员老兵、地方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中的先进人物，就是在出身不好的人中，也要造就出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在出席积代会的代表中，甚至会有此类典型的硬性指标。“可教子女”原本低人一等，当上典型后更是心存惶恐，不但要更明确地“与家庭划清界限”，平常还不能不小心谨慎，思想上因此会背上沉重的包袱。

    不少先进人物不愿意在本单位大讲自己的事迹，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过各级“笔杆子”整理过的“讲用稿”，往往有一大堆豪言壮语和各种“斗私批修”的经验，站在了解自己的同志们面前夸夸其谈，总会觉得心里不踏实，也难免有点不好意思。到别的单位去，对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什么稿子都敢念，至少不会有人出来揭底；讲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人，管你怎么议论，这就是所谓的“墙里开花墙外香”。

    成了先进人物之后，既有在外面“讲用”的风光时刻，也会在本单位遇到被人挖苦讽刺的尴尬局面。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人送来“先进人物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挺身而出”一类刺耳的话。越是在外面出名的人，越是在本单位群众关系不好，“人缘差”，几乎成了当时的通例。“到外面昂着脖子讲用，回单位夹着尾巴做人”，是积极分子的肺腑之言，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

 

 

 

 

 

 

 

 

 

 

 

 

 

 

 

 

第十章  一打三反

 

 

 

●1970年１月至4月，全兵团开展整党建党运动。

●1970年３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阴谋集团的通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很快展开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

 

 

一  “开门整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整党建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已提出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强调“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对整党建党的做法有了更明确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1969年７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指示，“开门整党”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⁷

1969年是内蒙古兵团的组建时期，很多连队的党支部刚刚成立，党员和群众刚认识不久，马上进行“整党”显然不合时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采取了灵活的作法，把“开门整党”的时间往后拖了一段时间，放在年终总结之后的1970年年初进行。1969年８月８日，兵团政治部发出的《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试点意见》，要求各团以上单位在入冬前做好整党建党的准备，并先在一个连队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冬季全面铺开整党工作。整党的原则是既整顿思想，又整顿组织，以思想整顿和教育提高为主；思想上要“斗私批修”，组织上要“吐故纳新”，重点是整顿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在整党中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开门听取意见，既“开得彻底”，又“开而不乱”，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

    按照兵团政治部的安排，“开门整党”分为以下步骤：一是动员教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二是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三是整顿支部领导核心，并发动党员斗私批修，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和骨干要着重检查对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以及是否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并要说明自己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何，革命干劲怎样。四是组织处理，除了清除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外，亦应对革命意志衰退的党员给予处分或劝其退党。同时，对党员发展对象要认真调查摸底，取得旁证材料，并将优秀党员选拔到党组织的领导班子里来。整党之后，要改选支部委员会。在整顿党支部的过程中，同时整顿共青团支部。

    各单位的“开门整党”，给了兵团战士们一个机会，使他们有可能把一些久藏在心里的对领导的意见端出来。现役军人、复员军人与知识青年之间的不协调，第一次公开显露。“开门”之后，来自群众的批评有的相当刺耳。锡林郭勒草原上一个连队的整党过程，可以说是当时全兵团整党建党运动的缩影。

 

1970年１月底，全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门整党”运动。连里各项工作全部停止，集中在一起学习最高指示。沈指导员认认真真地、一字一句地传达着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

在整党动员大会上，指导员代表支部表示热烈欢迎全连广大群众对支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不要顾虑，保证绝不打击报复。他微笑着对大家说：“我是指导员，欢迎同志们首先向我开炮。如果我打击报复谁了，请同志们向上级党委揭发检举。我要给谁穿小鞋了，你们全体给我穿！”他坦然地望着大家，眼里涌出一股真诚的光。

只有３排土房的七连，表面上看冷冷清清。然而在土坯房内，六、七十名知青却在各班宿舍热烈讨论着：

“开门整党好！否则兵团内部的歪风邪气就要泛滥成灾了。”

                 “七连支部是该整一整了……细想想，问题还真不少。”

“可别走形式。”

男排还比较谨慎，女排的丫头们可真敢说，啥都提。

“连里向上级汇报，报喜不报忧。秋收打草明明不到60万斤，却硬说90万斤。”

“指导员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的马跑到四连，被四连的马倌骑了，就大发雷霆，对连部马倌说：‘以后抓住四连的马，也狠狠地骑，骑死我负责！’这像指导员说的话吗？”

“为什么农工买一车牛粪要20块钱，而指导员家却一分不要？”

“为什么指导员把公家的半导体一直放在他家里？”

“指导员把牧民道尔吉最好的马抢过来，送给团政治处李主任，这是不是溜须？算无产阶级行为吗？”

“沈指导员对某些复员兵贪污查抄物品不闻不问，我一直有看法。我觉得原因在于指导员自己就爱贪占小便宜。像什么碎毡子、旧铁桶等等烂七八糟的破东西，猛往自己家捡。甚至知青查抄牧主的地毯、蒙古柜子，也拿到自己家用，影响极不好。”

“还有，连里平常不搞卫生，知青宿舍乱得像狗窝。师长一来，就停下工作突击搞，被子要四棱八角，长、宽、高都得用尺子量，为了检查，炕上连坐坐都不行。这完全是装门面。给领导看的。我觉得这种作风很不好，提出来，请支部领导考虑。”

“我觉得沈指导员工作作风太简单粗暴。战士有问题，不是和风细雨地作思想工作，而是以势压人，以权压人，甚至动用武力。……搜查知青宿舍已发生好几起，食堂丢白糖，丢馒头等都搜过。还有，连里很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什么事都是指导员一人说了算。比如夏天打菜园井时，大家都说两口井离得太近了，应相隔远一点。但指导员却非要打在一块，结果井水很少，还得重新打。”

“我连党员从他们来兵团后的表现看，没有几个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党员标准。”

……

年轻的军垦战士怀着对解放军的美好感情，怀着颗童贞，把平日积蓄在心的所有意见全赤诚地端出来了。他们的看法虽然难免片面，但这种敢于给顶头上司提意见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连里整党的日程表安排的很不合理。学习文件、思想整顿、三查三批等花了两个星期，真正给党支部提意见仅仅安排了两个半天。言犹未尽，时间已过。有几位知青觉得给党支部提意见的时间太少，没有尽情发表意见，于是又专门写了一封意见信。

面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指导员坐不住了，他与一些老兵策划于密室，很快党员骨干即分头活动，搜集一切对连领导不满的言论。最后指导员作的整党总结，使全连知青大吃一惊：七连整党中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写意见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按照连里规定的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打破班排界限，私自结合写小字报，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参加写信的知青都被点了名，一位女生排长、团里有名的积极分子当时就被免职。连队的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的口号，知识青年敢怒而不敢言，一切又恢复到了整党前的老样子。

 

    基层连队的“开门整党”，大多数走的是相同的路子。兵团战士担心整个运动是“走过场”，而实际上不可能不是“走过场”。在兵团的特定环境内，真正能够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的党员和干部并不多见，多见的倒是对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1970年以后，有些知识青年不断挨整，就是因为在这次整党中提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从而种下了矛盾的根子。

    在连队整党建党工作结束之后，团以上党委的整党建党开始了。1970年３月20日，兵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团以上党委整党建党的指示》，要求整、建党工作不得少于15天。由于“一打三反”运动很快铺开，团以上党委的整党建党都匆匆走完过场后收台。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头来还是虎头蛇尾的结局。

 

 

二  “大批判”所向披靡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既不同于解放军正规部队，也不同于地方单位。1969年８月1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今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就是根据兵团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兵团党委要求各单位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尤其是要给被错打成“新内人党”的人彻底平反；⁸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要以积极慎重的态度进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试点。开展运动，当然离不开大批判，但是要尊重、服从党委领导，对各级领导干部只能批评建议，不能监督，更不能随便揪斗；不准建立群众组织，不准串连，更不准兵团人员到地方串连。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大批判”的厉害，因为它不仅要触及被批判者的灵魂，还极可能受皮肉之苦；更要命的是一旦被大会小会批判，马上“入了另册”，被群众专政，跌进十八层地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生产建设兵团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加入兵团的人大多经过“政审”，本无多少“阶级敌人”可批判、斗争，但为了表明阶级斗争的纲抓得紧，必须有极强的政治嗅觉，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大批判的对象，首先当然是对准被兵团接收的原农场、工厂人员，因为他们不像现役军人、复员军人、知识青年那样成分单纯，而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有些人本身就有劳改释放的背景。于是一批“牛鬼蛇神”很快就被抓了出来，成为大批判的活靶子。罪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现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外，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流氓、“内人党”成员，等等。在兵团党委作出兵团内部文化大革命的安排之前，已经发生了数十起因政治因素而造成的死人事件。锡林郭勒盟的白音锡勒牧场，被兵团接管后编组为三十一团。当时正值“清查内人党”和“清队”高潮，在1969年１至７月发生的死人事件就有近10起。

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难免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三师二十一团的一位留场驾驶员，一次由于拖拉机油箱油面太低发动不起来，往油箱里尿了一泡尿才发动起来，但忘了将尿放出，此后兵团战士开车又发动不起来，于是有人揭发驾驶员曾往油箱里尿尿，连长一声令下，驾驶员就被关了起来，罪名是反革命破坏，自然成了批判会上的活靶子。⁹

    六师五十三团一连的一位给养员，外出采购时丢失现金1000元，怀疑与其同车的原林场职工霍××偷去，将霍××带回连队追问。当时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主持破案，捕风捉影，对霍××进行吊打逼供，并自作主张，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霍××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盗窃犯。霍××在绝望中乘马逃跑，途中落马，脑部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恶性事故，在３年后才做出结论，兵团党委给五十三团这位副参谋长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知识青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本来是对敌斗争的依靠对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斗争的矛头也不时对准知识青年。出身不好或父母受到冲击的知青，有的不但被剥夺了政治上进步的权力，还会因为某些事情不注意而受到批判。如二师十三团的一个知青，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并准备被发展入党，但在外调时发现他的父亲刚被打成“反革命”，于是此人马上从卫生队调离，下放到连队。他的一首诗被连里人发现，因其中有“平地风雷起，发配来轧草。含泪望明月，何时平怒潮”字句，很快成为批判的对象。连队指导员定的调子是：这首诗反映了黑帮子女的三不满情绪，“党对他父亲进行审查，他对党不满；团党委让他下放连队，他对团党委不满；连党支部让他轧草，他对连里不满。他的这首诗是反党思想的大暴露，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混入兵团的阶级敌人”、“反动”、“复辟”等罪名很自然地扣在了头上，逼得此人差点走了绝路。¹⁰

    还有的人因偶发事故而受到批判。二师十三团的另一个知青，骑车进城不慎撞伤了一个小女孩，即被扣上了“破坏军民关系”的帽子，受了半年多的批判，又被罚去与几个有“帽子”或有前科的人一起接受群众监督改造。¹¹

    还有一些抓“特务”的举动，简直就是闹剧。二师十二团二连的孙宝柱生动地描述了一次抓“台湾特务”的场景：

 

晚饭后，一声哨响，晚点名又开始了。指导员拿着本子走了进来。破旧的房子里，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是给连干部主持会议用的。今天不知是谁在桌子的裂缝里插了一把演《红色娘子军》作道具用的大刀。看见这把刀，指导员脸上立即晴转多云：“这是谁干的？”屋里鸦雀无声，没人答话。“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台湾派来的？”指导员提高了嗓音。“哈……”安静的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指导员的火气更大了，连连逼问，非要揪妄图刺杀革命干部的特务不可。“指导员，是我插的。”战士赵金祥只好坦白承认。“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指导员厉声问道。“不是，我是毛主席派来接受您的再教育的。”“那我是台湾派来的？”“不是，您是毛主席派来教育我们的。”指导员的火气愈发大了：“那……我们总有一个是台湾派来的，这是阶级斗争。”赵又答道：“我是想说明您和我都不是台湾派来的。”会议室里已笑声一片了。这时连长进来了，急忙把赵叫了出去，顺手把那把大刀拔出来拿走了。会场安静下来，晚点名正式开始……¹²

 

当然，总的说来，兵团搞运动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运动一来，先由兵团党委确定运动的规模和时间安排，发出指示，各级领导迅速贯彻执行，组织所属人员按规定学习文件、进行动员（有时还要办专门的学习班），然后是对照思想，深入学习、检查，最好能抓出个把坏典型进行批判。假若本单位找不出坏典型来，大批判还是要搞，至少可以批判报上点名的“大人物”。运动很快又要与本单位的生产与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要通过运动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学”与“批”是受教育，“干”则是具体的行动与表现。运动时间够长了，领导就会做总结，归纳出运动的经验来，于是圆满收场。

    在运动中，最多的就是写学习心得和批判稿。“天下文章一大抄”，除了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抄报纸；如果需要的话，不妨再引上几句毛主席诗词：痛斥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颂扬革命的大好形势，“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表示克服困难的决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此外，也还可以找几段古诗，点缀其中，增加文采，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之类。自己发明词句，切要小心。如三师二十一团机运连的司务长，在连队赛诗会上朗诵自己编的一首诗，有一句为“毛泽东思想亮堂堂，照得我两眼闪金光”，一下子就成了政治问题，被视为攻击毛泽东思想，赛诗会于是变成了批判会。¹³

 

 

三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1970年１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２月５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迅速铺开；３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于是与“一打三反”同步进行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1971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的决定》，使抓“五·一六”的运动更加“深化”。

所谓“五·一六”，是1967年7、8月曾出现过一个攻击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很快被确定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大多遭逮捕。两年多后旧话重提，主要是为了挖出“反党”、“反军”的秘密组织，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活动。在为时数年的运动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打击和迫害。¹⁴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了抓“一打三反”外，在抓“五·一六”分子方面也特别卖劲，打击对象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中参加过红卫兵活动的高中学生。二师十三团八连在接到地方举报材料后，将连里一名知青视为“五·一六”分子，关在马棚里隔离审查达几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在其他团场也发生过。

    1970年３月，兵团党委在《关于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３、５、６号文件的指示》中，号召立即掀起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并要求在４月份普遍展开运动。运动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深入进行宣传教育；第二步对准打击重点，发动群众，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检举揭发；第三步核实定案，进行组织处理。４月11日，兵团党委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0]３、５、６号文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又对开展这场大政治运动做出了５条具体规定：

 

（一）我兵团要坚持正面教育，不搞群众性的揭发检举。如发现了有严重问题的人，要调离连队，集中到师以上单位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有关指示和党的政策，启发本人交待，并组织内查外调，把问题弄清。正面教育，仍应深入进行，不留死角，做到“人人明白”，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大投机倒把犯，要坚决打击。罪恶严重，情节恶劣，态度又不好，要进行大会批斗的，属于排以下人员经军以上单位批准，连以上干部经大军区批准。对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把有小拿小摸、占小便宜行为的，要与贪污盗窃区别开来，对他们主要是在加强教育，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自觉斗私批修，不要追逼和冷淡歧视。

（三）对亲属有问题的干部、战士、职工，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正确对待。亲属有贪污、盗窃行为，干部、战士不应帮助退赔。

（四）凡贪污、盗窃所得的赃款、赃物，要坚决退赔。如果本人已经挥霍，一时确实难以退清的，可酌情缓退或分期退赔。涉及与地方有关的要和地方协商处理。

（五）对地方来信、来人揭发，检举干部、战士的问题，或要战士证明揭发问题，都由团以上政治机关接待处理，不要直接和本人见面。对揭发材料要认真调查核实，尤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持慎重态度，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严格区分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一般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凡地方向兵团要人，应首先调查，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如系人民内部问题，和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应说服地方由兵团教育改造，属于敌我性质问题，或有严重罪恶者，应有省、市革委会批件，经大军区批准，方可交地方处理。

 

    按照兵团政治部的说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阶级斗争动向反映在以下八个方面：书写反革命标语；行凶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破坏生产；叛国投敌；破坏武器；政治诈骗；蜕化变质，腐化堕落；参加流氓集团。这些动向，自然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了抓“一打三反”外，在抓“五·一六”分子方面也特别卖劲，打击对象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中参加过红卫兵活动的高中学生。如二师十三团八连在接到地方举报材料后，将连里一名知青视为“五·一六”分子，关在马棚里隔离审查达几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在其他团场也发生过。

 

 

四  处理“经济蛀虫”

 

 

“一打三反”运动持续了将近两年，后来被“批林批孔”运动所取代。按照1970年10月10日兵团党委的说法，揭发出重大政治问题的有30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在百元之上的共83人，３人已查清定案，２人交给地方处理。11月２日，兵团政治部统计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群众揭发出政治问题23起，经济问题33起，其中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有14起。

1971年，各单位运动此起彼伏，并出现了打人致死的现象。1972年１月１日，兵团党委发出《继续抓紧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工作》的通知，但在４月即以三师为典型，要求各单位落实政策，抓紧定案处理工作，准备宣告运动结束。在兵团政治部４月23日的《关于当前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简报》中，对经济案件的情况有以下说明：

 

全兵团揭发出经济问题在千元以上的共63起，已落实35起，报兵团处理的21起，已作处理的13起。其中，一师揭发17起，落实11起，报兵团处理的８起，已作处理的７起；二师揭发６起，落实５起，报兵团处理的５起；三师揭发２起，落实１起，报兵团处理的１起，已处理的１起；五师揭发７起，落实３起；六师揭发31起，落实15起，报兵团处理的７起，已处理的５起。

 

    利用职权贪污盗窃的一些人，确实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如一师六团二连一位副连长，在购买苜蓿种籽时大作手脚，伪造、涂改单据，虚报数额，先后贪污公款1113元。在查证核实案情之后，兵团党委决定将其定为贪污分子，不戴帽子，开除党籍，作复员处理，并追回全部赃款。一师二团二连司务长武××，1971年10月３日跳井自杀，并留下了这样的绝命书：

 

二连的同志们：

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愧对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为了我那在病中挣扎的母亲，为了我那即将临产的妻子，为了我那痴呆的弟弟，我挪用了大家的伙食费，计500多元。

这一段时间里，看到大家拼死拼活地干，听到大家对伙食的埋怨，我的心里就感到痛苦和不安……

在我的那个木箱子里，放有423元６角７分，那是我变卖了手表和其它一些物品凑的，作为欠账的补偿吧。它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却能够减轻一些我的自责。

我选择了死！只有死，才能免除我的罪责和痛苦……

 

    在同连的兵团战士心目中，司务长是个一脸乐相、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的硬汉子，但他的山西老家实在是太穷了，母亲病得要死，妻子要生小孩，他不好意思向兵团战士们借钱，终于铤而走险，并在自责的煎熬后死去。事发当天，他就被草草拉走火化了，他的绝命书，作为贪污罪证塞进档案。在兵团的自杀统计表中的案情栏下，只留下了“有贪污，对其进行隔离”的字样。¹⁵

 

 

五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案”

 

 

    “一打三反”，重点是抓“现行反革命”活动，抓“五·一六”分子。内蒙古兵团各师、团都卓有成效地发现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我们不妨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970年夏季，包头市宣布破获了一个由６名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现行反革命叛逃集团，其中５人在公审大会后被枪决。“首犯”李××、谭×，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五七”阀门厂的职工。这６个人原来都是新生阀门厂的劳改就业人员，兵团接管该厂后，李和谭留在厂里继续工作，其他４人去了包头市的单位。平时，他们过往颇密，经常在一起打牌喝酒，酒后发点牢骚，说狂话，甚至互封主席、总理、部长，等等。这些言论不久被人告发，恰恰撞在“一打三反”的枪口上。包头市公安局与十三团保卫部门合作，很快把李、谭二人逮捕，并发动群众揭发其罪状。从发案到判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此迅速地消灭掉一个“反革命”集团，确实显示出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威力，但焉知不是错案、冤案？

    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某，与几名知青一起到内蒙古草原，被安排在高力罕牧场插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牧场后，他就成了四十一团的兵团战士。1970年初，他因吃饭问题与同连一名复员军人发生口角，并将该人打伤。四十一团在处理问题时发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不满言论。２月27日，马被四十一团逮捕，关进团里临时设置的监狱，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牺牲品。两个月后，整理出了他的６条罪状：污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污蔑林副主席、污蔑解放军；污蔑江青同志；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叫屈；偷听敌台，并且散布；写反动书信、黄色日记，散布资产阶级淫乱思想。材料上报到兵团，很快引起重视。兵团政治部特别派人前去进行调查、审讯。６月８日，兵团党委决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此后，该人被四十一团各连巡回批斗。马不服气，向上级机关多次写信申诉，并终于引起重视。1973年10月，兵团、师、团三级工作组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复查，认为原事实虽然存在，但处理过重。1974年11月20日，兵团政治部将他改定为“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群众监督”。

在运动期间，空气过于紧张，不该被怀疑的人受到怀疑，不该被隔离审查的人被关起来，往往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1970年和1971自杀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因政治因素和与“一打三反”有关的死亡者达数十人之多，我们不妨录下一些例子：

 

1970年３月28日，十六团一连战士安××上吊身亡。安某回家探亲时散布了一些对兵团不满的言论，回连后领导找其谈话，安××拒不承认错误并以死作为抗争。

1970年６月18日，十九团一连侯××跳井自杀。侯××因有“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而被揪斗，不忍虐待而自尽，被定为“畏罪自杀”。

1970年6月19日，四十一团的周××因有“污蔑攻击主席”言论，被团副政委找去谈话，回来后以刀自刺，未死。

1970年７月６日，在荒野中的防空洞里找到了服毒自杀的十三团六连女战士杨××的尸体。杨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有“反动言论”；姐姐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判刑10年。她因此而思想苦闷，恰又没被评为五好战士，更觉前途无望。

1970年８月３日，五十一团八连战士郑××上吊自杀未死。郑××因有不满言论和破坏机器被送进学习班，不久从学习班逃走，但很快被抓回继续审查，极端失望导致走上绝路。

1970年12月28日，十三团九连女战士赵××在京包线卧轨身亡。赵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兼资本家，姐姐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赵××为了挣得突出表现，于12月15日偷偷将造纸厂浆池的塞子拔掉，然后奋勇堵塞，受到连队领导的表扬，但不久即在“一打三反”的强大攻势下暴露思想，交待了事情的原委。连队领导将她隔离审查，并定之为“反革命事件”。赵以上厕所为借口脱离看守者的监视，跑向铁路。她留下了一封信，声明“我不是反革命”。

1971年２月11日，八团五连职工高××跳井身亡。高某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少尉、中尉等，在“一打三反”中被查出。

1971年４月18日，五十七团职工申××上吊自杀，原因是在“一打三反”中翻出了他在解放前当过４个月国民党兵的旧帐。

1971年10月13日，兵团司令部通信班战士刘×上吊身亡。刘×因“散布反动言论和攻击主席”而被拘留，死后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1年10月26日，三团六连战士董××服毒自杀。９月份连里曾办过一个“反违法乱纪”学习班，矛头指向董××。他压力过大，想不通，结果走了绝路。

 

按照兵团的统计，从1969年至1971年，共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56起，政治诈骗案１起，叛国投修案２起，破坏案５起，凶杀案５起。这些案件的侦破和定性，大多与政治运动连在一起。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案子的大多数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兵团后期乃至兵团体制改变之后，不得不对其中的部分案件做了新的调查和处理。

 

 

六  不许“逼、供、信”

 

 

1970年６月23日，四十三团九连展开“一打三反”运动，并很快揪出了由兵团战士王××、孟××、张××、赵××等组成的所谓“王、孟、张反革命阴谋集团”，将他们的问题用大字报形式向全连公布，发动全连批判。在全连的批斗大会上，像批斗走资派一样。这四个人被拘留隔离，随意打骂、罚跪、罚站，甚至在晚上脱光衣服让蚊子咬。

更为恶劣的是，该连又发生了打人致死的事件。

7月８日上午，九连二班年仅17岁、４月份刚来兵团的战士安××（呼和浩特知青），为报复一名战士，在别人的茶缸里小便。此事汇报给负责连队“一打三反”工作的副连长后，即安排了午饭后的班务会，安在会上承认了自己所为。当晚，安在全排做口头检查，并被责成在第二天写出书面检查。７月９日晚，副连长和连队的医助发现安××没有写检查，即开始逼供，要他承认其他罪行。副连长指使几个人把安捆起来，拉到连部西边的一个沙包上毒打，并且用步枪枪口对着安的背部威胁说：“我已向团里请示，不说，就地枪毙！”７月10日早，安××头晕恶心，但上午继续审问。下午，安××已经站不起来，连队司务长说他“装蒜”。其后两天，安高烧不退，医助只给了一点颠茄片和安宁片，未做任何身体检查，安某不得不趴在床上继续写检查。７月13日早，发现安××已经断气。

事发之后，副连长和医助等人为逃脱责任，不断编造假情况，向战士施加压力，并订立了攻守同盟。兵团、师、团的三级联合调查组在10月份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后，排除了服毒自杀、医助给毒药和针灸不当等致死原因，确定安××主要是因打受伤后无认真治疗而死。

兵团为此特别发出通报，要求不得在运动中搞逼、供、信，严禁打人骂人和不经请示随便关押人。

无独有偶，四师三十四团五连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事件。1971年10月２日，三十四团破获了团后勤处财务室现金失窃案，盗窃者张××被送到五连关押审查。看守人员用打、烫、烤、踢、捆绑等手段对张进行逼供、戏耍。更为恶劣的是，当年12月31日，看守人员逼迫张××吃针。1972年２月７日，张的生命垂危，送往师部医院紧急抢救后方才脱险。

兵团和四师联合调查组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中发现，该连党支部政策观念不强，支部书记在接受看押的任务后，既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对看守人员进行认真的政策纪律教育；五连连长在张××被看押的３个月期间，从不过问此事，在得知张某被逼吃针后，仍未引起高度重视。看守人员拒不承认逼迫张××吃针的行为，反谎称张是企图自杀。

1972年４月22日，四师党委决定给予五连连长行政警告处分，主要肇事者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和严重警告等处分。兵团政治部在1972年５月12日发给全兵团的通报中指出：

 

我兵团还有一些单位存在着类似的违犯党的政策的现象，如：随便歧视、侮辱、虐待后进战士和犯错误的人；随便宣布某某是反革命，随便批斗、关押人，甚至随便给戴上手铐脚镣；在处理小偷小摸问题时，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是随便猜疑，搞逼、供、信，有的竟因此造成自杀，等等。

许多经验教训证明，能否大大减少和杜绝违犯政策现象的发生，关键在领导。领导认识越高，抓得越得力，问题就越少；否则，问题就百出，堵不胜堵。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四十三团九连战士安××事件的通报下发后，有的单位的领导不按兵团的要求向部队传达，这是非常错误的。各级领导对违犯党的政策的现象，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认真采取措施，坚决杜绝违犯党的政策现象的发生。

 

    “一打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粗暴管理、乱抓乱关和逼、供、信等现象，在运动之后还是没有完全杜绝；由政治因素造成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这当然不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所独有的现象。

 

 

 

 

 

 

 

 

 

 

 

 

 

 

 

 

 

 

 

 

 

 

 

 

 

 

 

 

 

第十一章  以食为天

 

 

 

●1970年２月５日，春节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彻底断了粮……

 

 

一  “吃”的悲哀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生产粮食为主，每月定量45斤，吃饱肚子本来不应该成问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油水太少，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在兵团初期，饿肚子的事经常出现。饥饿、强体力劳动、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政治上的一些高压作法，侵袭着每一个人的身体，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

    三师二十五团1970年曾发生过“馒头事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团是新建团，自己没有粮食，吃的都是从外地调拨来的地瓜干面和当地产的杂交高粱面。战士们已经３个多月没见白面了，又没有蔬菜和其他副食，粮本上那每月供应的３两油还经常买不到。有一段时间，甚至连盐都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白嘴儿啃窝头。那黑得发亮、甜中带着苦味的地瓜面窝窝头，偶尔吃一次还凑合，每天都吃真是难以下咽，但是连这样的窝窝头都吃不饱。

一天，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简直令我们振奋的好消息，说五原火车站有卖馒头的！……出于在艰苦条件下自觉磨练自己的真诚，我认为去街上买馒头是一种害怕艰苦、不刻苦改造世界观的表现。我的看法得到了排长的赞同，我们俩在伙房前竖起一块木牌：“想想红军二万五，今日窝头不算苦。”

筑路任务越来越重，为了抢时间、抢任务，由原来大家一块混着干改为分段包干，每人每天要干两方土。一天下来，男生走路开始打晃，不少女战士累得边走边哭。

看着我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连长心里非常焦急。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把各排排长召去，宣布今后每个星期天每班可以派２个人去火车站买一次馒头（后来他为这事在团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其实，饭馆卖的馒头数量很有限，每次往返30多里路买回的馒头分到每人手里不过３、４个。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如获至宝，每天垫补一点儿，不舍得一下子吃光。

一天晚饭后，班里小陈忽然把我叫到屋外，满脸怒气地告诉我，她放在挂包里的馒头少了一个，非让我给查清楚不行。……我开始了背对背的调查，终于查清那个宝贵的馒头，是班里的天津知青小Ｗ拿的。……批判会之后，排长和我连续不断地“政策攻心”，小Ｗ终于痛哭流涕地承认了馒头是她偷吃的……第二天一早，小Ｗ留在宿舍写检查，我照例带着全班出工去了。……忽然，通讯员气喘嘘嘘地跑来，他一把抓住连长，大声喊道：“小Ｗ跳井啦！”……当我赶回营地，小Ｗ已经被先到的人救上来。……经过一番抢救，小Ｗ被送回宿舍，连续３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昏睡的状态，偶尔醒来就是一阵痛哭，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妈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就是一个馒头！妈妈！我要馒头……”

 

当事者常痛苦地回忆起这件事，并不无感慨地说：“为了一个馒头，险些葬送了一个青年的宝贵生命；为了一个馒头，竟毁了一个青年的金色年华。这怨谁呢？怨小陈？怨我？还是怨排长？”¹⁶

饿肚子的记忆太深刻了，一师四团的女知青徐小伶后来写道：“那会的人有意思，肚子再饿，嘴上也说不饿。但是人再有革命意志，胃也是肉长的。在每碗必开的班务会上，一旦出现了静场，就能听见‘咕噜噜’、‘咕噜噜噜’的肠鸣，十二个人的加在一起，便觉惊天动地。”¹⁷

    吃高粱面、红薯面窝头还不是处境最差的，更恶劣的情形就是断粮。1969年８月，一师三团五连断粮，既不能向贫困已极的百姓征粮，又不能向正在孕穗的小麦下口，焦急的连长为了连队一百多号子人的生存，不得不与团部的人争吵，终于从团部求来了粮食，但不久这位连长就被调离了工作。¹⁸

    1970年秋季，二师十二团三连断粮一周时间，天天吃西葫芦和土豆。连队仓库里存着几万斤粮食，因被团里规定为战备粮，听话的连领导就不让动。几个饿急眼的兵团战士从场上拿回了几斤麦粒晚上煮着吃，不想被连长发现，麦粒没吃成，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¹⁹

    于是，在1970年除夕夜出现断粮的连队，也就不奇怪了：

 

中午，战士们抖干了粮袋，兑足了水，每人都喝了个肚圆，可粥毕竟是粥，顶不了大事，几泡尿一过，腹中又叽哩咕噜地叫开了。晚饭时，食堂里残存的土豆也被翻出来煮熟吃尽了，可多数人仍然饿得直嚷嚷。

    除夕夜，思乡的夜，偏巧赶上断粮……

此时此刻的家乡，一定正烟花遍地、爆竹连天。亲人们、同学们、朋友们正各自围坐家中团聚、畅叙，喝着香茶，吃着热腾腾的饺子。

我正遐想着远方的那一片幸福和温馨，隐约听到前排女生宿舍有人在哭。我想去问问为什么，刚走出没多远，那哭声越多越响了。

甭问，准是想家。

后排男宿舍也不安宁了，像是面临着世界的末日，大吼大叫，几个高低不齐的嗓音居然唱起了插青的歌：“从首都到延安路途多遥远，离别了家乡辞别了父母插队到延安……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把泪水流……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唱了一支又一支，几乎把人心都唱碎了，唱散了。歌声掺合着哭声，沉重、悲凉，从一排排宿舍传出，在连队上空回旋，又向远处飘去。仿佛要飘回他们的家乡天津、北京、上海、浙江……²⁰

 

    粮食欠收的团场、连队，羞于吃“返销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勒紧裤带。三师二十三团四连，第一年几乎没有收上粮食来，硬着头皮吃国家调拨的定量口粮，大家都吃不饱。“尤其是到了冬天，活儿少了，只吃两顿饭。遵照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每顿拳头大的两个红薯面窝头，一碗菜汤。而且没有任何盼头，上午这顿没吃饱，好不容易挨到晚饭，照样吃不饱，又要忍着去等第二天上午那顿饭”。

    牧业团场和工业团、兵团工厂的伙食情况稍好一些，但对兵团战士来说，也还是以吃粗粮为主。牧区缺菜，玉米面、高粱米以及带膻味的牛羊肉，往往使来自江南的知识青年感到不习惯。在工厂的兵团战士们，完全是吃国家的定量粮，也有饿肚子的时侯。如二师十三团，1969年底和1970年上半年吃粮大大超过定额，不能在城市多买粮了，转向农业团求助，农业团给予的支援也只能是土豆和红薯面，于是与农业团一样，许多连都有一段时间以土豆和红薯面窝头为主食，还经常吃不饱。

    按照国家的规定，吃供应粮的人每个月有30%至40%的细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自己的份额。兵团初期，是绝对标准的“大锅饭”，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粮食的宏观控制，也能够拿出足够的细粮来照顾病号、伤员、领导和接待来访的客人。在这些方面用的细粮多了，大锅饭中的细粮自然就少了，但是人们并未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应该。平时所谓的细粮，是“90粉”（100斤麦子出90斤面）馒头，比真正的白面馒头黑，还发不起来，总是硬硬的。米饭在平时是绝对见不到的，只有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时才能吃到。面对馒头和窝头，有时还真是遇上了重大的“考验”：

 

刚到兵团时，是标准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吃饭时，全班打一盆菜，主食随便拿。可过了没几天，菜里的油水越来越少，连窝头也不管饱了，活儿可越来越重，听说有的连还发生过“抢饭”事件。

今天吃早饭时，炊事班传出消息，中午吃馒头。这下可好了，整整一上午，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议论的都是关于“吃”。“我都快忘记馒头长什么样儿了，今天中午也不知管够不管够。”胖子说。“哼，管够？你还不得吃６个？”小张插了一句。“６个？小看人！我准能吃10个，不信咱打睹！”“我倒真想跟你打这个睹，可惜没人给你吃10个馒头。”……

吃饭的号声响了，我们排队走进院子，看见地上摆着两个盖着白布的大笸箩。唱完歌，背完毛主席语录，每班派一名值日生去打菜，炊事班长走过来掀开白布，只有一笸箩是馒头，另一笸箩却是窝头。“这是怎么回事？是馒头没做够还是成心要考验我们？”“这还不明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这下子就要看出来了。”正小声议论着，连长走过来站在笸箩后面，看着众人，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

女生排先过去拿主食，她们一般每人拿两个窝头、一个馒头，甚至有人只拿窝头。连长满意地看着她们，不住地点头。轮到我们了，男生可不管这一套，表现最好的是“五五分成”，有人干脆来个倒“三七”，但没人敢全拿馒头。连长看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伙房，大概是要去吃他的“干部饭”。呼拉，半个连的人一拥而上……连长气坏了，“停止吃饭，全连集合！把抢的馒头退回去！全连集合！”

笸箩里稀稀落落地扔着退回来的馒头，有的沾满了土，还有吃剩下的。小胖站在我旁边，我发现他的后腰鼓起来一块，用手一摸，热乎乎的。连长开始训话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向雷锋同志学习’，你们今天的表现不好，极其不好！让我太失望了。我们不能就事论事，从表面看只是抢馒头，实际上却反映出……”

 

 

二  “吃”的企盼

 

 

    “民以食为天”。凡是在兵团呆过的人，无不对当年的“吃”留下深刻的印象。越是条件艰苦，人们的食欲越强。当年，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吃”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这样的“精神会餐”之外，兵团战士不能不想点办法，对生活进行自我调剂和改善。

    兵团战士３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回家探亲，不只是个人的大事，也是朋友们的大事。短短12天探亲假，简直比在兵团还要忙：忙着和家人团聚，忙着探望朋友的父母，忙着上街采购，看几场电影过过瘾……最后，还要大包小包地带上东西归队：给自己带的东西和朋友父母托带的东西。当然，带回的无非是“进口货”和精神食粮书。这样，迎接探亲的人归来，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另一种节日。回来的人们大包小包，接站的队伍浩浩荡荡，有时甚至出动马车、汽车去接站。一到连队，马上打开提包，该吃的吃，该抽的抽，几小时之内一定能结束“战斗”，只剩下家人嘱咐的一句话：“留着东西慢慢吃”。顺便可以说一句，兵团的男知青，绝大多数都抽烟，每月的钱有相当一部分冒了烟，这也算是一种消遣方式吧。

    没有人回家探亲，兵团战士也有高招，通过国家畅通的邮政系统把食品寄到手中。很有一阵子寄包裹成风，要出动马车去拉，错把“起子”当白糖寄来的事就发生过数起。领导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这哪里像个部队！哪像个部队！要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于是有的地方宣布一律不许寄食品，发现了没收；有的领导宣称这是给生产建设兵团抹黑，不但没收邮件，还办展览、开现场批判会。但批归批，寄还是寄，可怜天下父母心。时间长了，领导也懒得多管了。后来，兵团的生活不断改善，寄包裹的就越来越少了。下面是兵团战士陆佩玲关于寄包裹的一段回忆：

 

午饭前，乔红风尘仆仆赶回了连队。她一大早就去团部取包裹京城寄来的美味。大冷的天，来回30多里路，真够她呛的。屋里的战友们早就等急了，一是连长知道了准得挨批，二是该开饭了，食堂做的又是窝头、土豆。几个月来上顿下顿的土豆丝、土豆块，吃得舌头都是涩的，想起土豆大家就反胃，所以乔红取回的不啻为久旱中的甘露。……

乔红在众目睽睽之下拆开包裹，取出一个大塑料瓶，打开之后香味扑鼻，里面是腐乳汁泡着的香肠段儿。对此美味何人不垂涎？啊！疼爱我们者，乃父母亲也。这时不知谁已把热气腾腾的窝头端了回来，大家抓起窝头，你一勺、我一勺，就着香肠吃了起来。谁也顾不上细品这久违的佳肴，狼吞虎咽着，只觉得今天的窝头似乎可爱了许多，连平时饭量最小的晓丹，也一连干掉了两个，香肠当然消灭得更快了。乔红突然想起了包裹里的信，取出信边看边吃。猛然间，她大笑一声，嘴里吃的东西喷了一地，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手却不住地指着桌子上的信。晓丹连忙抄起信一看，也跟着笑了起来。莫明奇妙的我们凑过去，大家忍俊不禁，天哪！信上写着“……寄去的香肠是生的，吃时要……”遗憾的是，这时的瓶子已经空空如也。

 

    有人说：“兵团是‘共产风’刮得最盛的地方，烟、酒、糖、茶等好吃的，最是‘共产’对象，故乡来的美食大家共享已成惯例。”²¹这是兵团通行的道德准则。谁要是吃“独食”，会被大家所不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兵团人豁达的胸怀和强烈的群体意识。

 

 

三  “吃”的罪孽

 

 

  　“得温饱而后知荣辱”，在饥饿的侵袭下，人们难免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溜进炊事班拿几个馒头或几块肉的事，几乎各连都发生过；在菜窖上打打主意，搞几棵白菜，弄点土豆、红薯、胡萝卜，也能抵挡一阵，当然要让领导发现的话，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一位当年的“勇士”有以下的回忆：

 

“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一条条标语在阴山脚下和乌兰布和沙漠上铺展开来，抒发着兵团勇士们的豪情壮志。我像所有的知青一样，能干不假，但也真能吃。十六、七岁，正是长个窜高的时候，吃不饱能行吗？初来乍到，一听每月45斤定量，还觉得不错呢，其实哪够吃？常常是下顿饭没开，肚里就闹上了。吃窝头时，女生班的战友们还能剩下几个窝头，恩赐给我们男生班，要是吃馒头，那就一点光也沾不着了。“男士”们成天肚子里嗷嗷叫。后来我找了一个窍门，夜里站岗时，伙房里有剩馒头，何不取之充饥呢？因此，站岗的两小时成了我充饥的好时机。伙房四周是用篱笆抹泥盖的，门是篱笆门，四面透风，馒头就在里面。尽管冻得很硬，我感觉也是香喷喷的，令人垂涎三尺。“咔”的一下“七·六二”步骑枪的三棱刺刀一竖，我捏着枪把，往里瞅准了一送，“扑”的一声，串上一个馒头，再一枪，又是一个。“啊，足矣”我心里默念着，心安理得地啃起“战利品”。“保卫边疆怎么能饿着肚子呢？岂有此理！”²²

 

    更有胆大的，干脆操起“时迁”的旧业，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来。一时间，不但兵团驻地周围的鸡狗们受到冲击，甚至还有人远途奔袭，不惜跑几十里路去猎取美味，一饱口腹。其中少数“不幸者”被老乡抓获，于是连里干部就要加演一场“平息军民纠纷”的小品剧。二师直属种子站的张有国和三师二十三团的梁京生，分别记下了偷鸡和摸狗的事件：

 

休息的第二天上午，附近农村的一个农民来找站领导，说：“我一早起来，发现我家５只母鸡没了，在窗台上摆着５颗鸡头，夜里下了刚湿地皮的小雨，我于是顺着脚印一直跟到偷鸡人的门口。”指导员跟着老乡来到偷鸡者的宿舍，在顶棚上搜出了５只无头鸡。指导员批评了偷鸡的战士，令其向老乡赔礼道歉，老乡除将死鸡拿回去外，这个战士又赔了５元钱给老乡。临走，老乡愤愤地说：“国民党害我们一阵子，兵团要害我们一辈子。”²³

 

那次吃狗属于绝密行动，一旦泄密就会以“破坏军民关系”论处，因为我们的编制全称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四连一排二班”，属于“军”方。

把老乡巴图家的狗套走、勒死，然后剥皮、开膛，都是邓铁锁在野外操作的，但要煮肉必须回到班里，别处不安全。等到晚上才敢把肉切了，放在烧炕的灶火上煮，还派人在外面放哨，监视连部的动静，以防连队的干部闯进来。９点半吹过熄灯号，宿舍不能再有亮光，我们就拿被子堵在窗户上，望风的人紧紧盯住连部，直到灯灭了肉才端上来。我们住的土房里是对面两铺大炕，中间过道很窄，一盆肉放在马扎上，香气扑鼻，热气腾腾，大家喜不自禁，但是不敢大声说话。有谁夸铁锁胆大，铁锁憨憨地笑笑，甩出一句天津话：“你逗嘛逗？快吃！”第一块肉放进嘴里，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好吃，有种期待落空的感觉。煮肉时没放任何佐料，当晚连一小撮盐也没来得及找到。尽管如此，十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把这条狗吃了。没有洗手的水，不敢到井里去打，只用柴草刮刮、擦擦，便钻进被窝。带着一些满足，我们度过了塞北这个寒冷的鬼祟的夜晚。²⁴

 

    在人们后来带着苦味的回忆中，还可以听到许多关于吃的悲喜剧：吃猫、吃鸟、吃马……面对当时的恶劣环境，能够责备他们什么呢？更有甚者，把病猪肉也挖出来煮着吃了：

 

不怕人见笑，我吃起东西狼吞虎咽，往往吃到不能动了，才会放下碗筷。当然，这“习惯”的养成要归功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刚到兵团时，我们只有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超负荷的劳动，清水煮菜，使我们总感到饥肠辘辘。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来一次精神会餐，谈论着如何大碗喝洒，大块吃肉。没想到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一天下午，战士高兆顺从兽医站附近的地里挖出了一只百十来斤重的死猪。兽医站的大夫说，这猪是病死的，只要高温蒸煮，还是能吃的。几个战士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唱着战歌将死猪扛了回来。

回到连队，就热闹开了，剥皮的、劈柴的、搭炉灶的……火生起来了，很旺。火上放一个大水桶，里面放着大块的肉。我们围坐在火旁，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桶里的肉……

第一桶肉熟了，大伙前呼后拥地把桶架到屋里。小个子王振东没等把肉捞出来，就叉了一大块，狠狠地咬了一口。“哎哟！”他被烫得叫起来，嘴角咧到了耳边，可肉却没舍得吐出来，在嘴里含了一会儿，还是吞了下去。他弯着腰，用手搓着胸脯大叫：“烫死我也！”大伙笑得人仰马翻。

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腮帮子鼓鼓的。我是有名的“大肚汉”，这桶肉我只吃了两大块，可足足有3斤。

乐够了，闹乏了，才觉得胃里不舒服。屋里的人全出来了：遛弯儿的、劈柴的……更多的人是往厕所跑。²⁵

 

    累得挺不过去了，装装病号，不但可以休息，还能享用美味的“病号饭”。各连的病号饭，几乎都是大米粥、面条之类，一人“生病”，可以打一盆病号饭，全班分而食之，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举动。

 

 

四  “吃”的潇洒

 

 

    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日，都是兵团法定的会餐时间。虽然当时有“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开门红迎接新年”的作法，但好好吃一顿还是免不了的。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炊事班的人有时要忙好几天。会餐不仅有好吃的，而且“管够”，单凭这一点就够让人高兴一阵子了。为了多吃一些，许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绝食”，更有一些人的表现被传为“佳话”，并加以喧染，广为流传。笔者就不止一次听人讲过：“某人一口气吃了18个包子后，忽然不见了，众人正奇怪时，又见他回来接着吃。原来，刚才是出去跑步——为了消化消化。”一次难得的会餐，有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1969年10月１日，连队会餐，准备了８个大菜，有牛肉、羊肉、骆驼肉、猪肉，还有一大盆兔子肉，馒头随便吃。听到这个消息，班里的战友眉开眼笑，心说：可该咱们足足实实吃一顿了。所以，一天下来没吃多少东西，一直留着有限的肠胃。……兵团的馒头比市场的个儿大，２两半一个，我就着８个菜一气吃了９个半馒头，２斤４两啊。别人都吃完走了，地面上只有我和８个菜盆子，吃完躺下再也不想动了。我后来想喝水，排长过来说：“千万别喝水，一喝水肚子里的馒头会在胃里涨起来，容易胃穿孔，有生命危险。”吓得我再也不敢喝水了。²⁶

 

    此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连队也让大家动手包饺子，改善生活。在苦了一阵子之后，包饺子也会和过节一样热闹，所以兵团人对饺子的回忆，总是那么亲切。二师十六团女战士胡德，吃过一顿“团圆饺子”：

 

1971年春节，连里吃饺子。我们这些常年吃土豆、西葫芦、窝头的兵团战士，对这顿饺子可盼了足足有半年。

初一上午，按班每人领到８两面，半斤馅，全班20多个人聚在一起，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锯了锹把当擀面杖的，有搬来大木箱当面板的，天津兵居然变戏法似地拿出了香油，负起了拌馅的重任。当然也不乏手笨得只会递饺子皮或干脆站在一旁敲盆敲碗凑热闹的人。还没等饺子包好，我就非常英明地先派两员大将去占锅，并随时回来通报消息。因为全连24个班，只有两口锅，去晚了就吃片汤吧。

我们抬着包好的饺子喜气洋洋地到了伙房，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像开锅一样，喧闹声快把房顶掀开了。挤在锅边的人都虎视耽耽地盯着锅里的饺子，不时有人催着：“快捞，快捞，该我们班了。”我心里盘算着，只要这锅饺子一出锅，我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饺子倒进去，来个先下手为强。……果真，我不负众望，干净利索地把饺子倒进了锅里。站在锅边的几个男生先是一楞，他们可能被我那异常迅猛的动作惊呆了，但他们马上意识到“栽面儿”了，于是也毫不逊色地把他们的饺子倒进锅里。这下可就更热闹了，口哨声四起，有人喊着“吃团圆饺子啦”、“男女大团结啦”……我的头一下大了，脸也烧起来，饺子也不要了，带着全班人马跑了回去。还是炊事班的战友给我们送来两桶“面片”。连长为这事训了我一顿，我还委屈地大过年的哭了半天。

没想到的是，我和我们班的“知名度”因此而大大提高，不仅在全连出了名，其他连的人也都知道了“吃团圆饺子”的趣事。

打那以后，男生对我们反而刮目相看，特别客气了，在一起劳动时还格外照顾我们，我们也非常怜惜这些男生，虽然自己也吃不饱，还常常留下半个馒头送给他们。

我们连的“男女界线”，大概就是从那时起被打破的。

 

    在休息日外出，到附近的城镇里找个饭馆一头“栽”进去，吃它个昏天黑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受。但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往返要走几十里路。如果有顺路的汽车，可省去跋涉之苦；没有汽车就只能靠两条腿了。为了吃一顿好一点的饭，不惜步行几个小时的，大有人在。实际上回到连队后，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消耗殆尽，又是饥肠辘辘。那也值得，要的就是这个劲！远离城镇的连队，连这样的口福也没有，只能利用探亲的时侯补充了。上了火车，先买上几盒饭，吃饱了再说。火车上的乘客常常目瞪口呆地看着兵团的女战士们一个人一下子解决掉好几盒饭，有人叹息着说：“哎，饿坏了！”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盛产西瓜和甜瓜。凡适合种瓜的地方，几乎每个团场都有专门的“瓜连”（实际上大多是菜连，兼管瓜田）。瓜熟季节，不但兵团人可以享受，附近的老乡也能吃到好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野兽、飞禽、鱼类，也同样成为美味佳肴。当然，最潇洒的，还是喝酒。兵团初期，限制喝酒，一般在会餐时才正式供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饮酒之风逐渐蔓延。“把酒临风，对月当歌”！也许，正是这浓烈的醇酒和莽莽的草原，塑造出了豪爽的兵团人，给兵团人系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兵团情结”。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过于“辞行酒”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生产建设兵团的这桌大宴席，最终还是散了，兵团人各奔东西。在告别宴上，人们大口地喝着老白干，再最后显示一下“哥们儿义气”，这香醇的酒中，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深深的眷念。

    客观地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很苦，但和全国其他生产建设兵团相比，生活待遇还算是不错的。例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每人每月只有38斤粮食的定量，每天很少能吃到菜，每月吃一次肉，有时甚至用“玻璃汤”（盐水）泡米饭度日。相形之下，内蒙古兵团每月有45斤定量，只靠土豆、红薯充饥的日子，毕竟不长，不能不说是相对“幸福”了。后来兵团生活有较大改善，几乎不存在饿肚子的问题，人们关注的已是粗粮细做和提高水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