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所二三事
十六斗
我的孩子Jia毕业后，应聘到斯图加特市一个大学的计算机研究所做研发，除了做课题之外，还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他们做的课题有校内的，有校外的，也有一部分欧盟的。按规定，大学教师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享受公务员待遇，所以是国家全额拨款。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研发工作即可，没有创收任务，也没有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工作比较单一，也比较轻松。
像国内大多数研究机构一样，所里也有考勤制度，但没有专人记考勤，也没有打卡机，更没有上班时间领导站门口的盯人战术，采用的是弹性工作制。按规定是八点上班，可你七点来也行，九点到也可以，到班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计算机注册，考勤数据直接汇总到人事部。一般来说，以周为单位，只要每周上够四十个小时即可。
如果单纯从上班时间来看，几点来的也有，几点走的也有，人员到的总是参差不齐，显得秩序有点零乱，人也有点散漫。但是，应该承认，这种管理很人性化。
平心而论，无论是大领导，还是小职员，不论是业务骨干，还是普通职工，家里都免不了有点杂七杂八的事。不管事大事小，重要不重要，都会让人牵肠挂肚，劳心费神。心里惦记着，思想就会开小差，直接影响的是工作效率，与其坐办公室里发呆，还不如让他把这件事先处理了，然后再全身心的踏踏实实工作。这种管理方法，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理念。
鉴于这种管理方式，人们往往在周一至周四时在班上多待一会儿，到了周五午饭前后，就陆续回家度周末了。所以，一般周五下午找人比较困难。
研究所不是窗口行业，对着装没有要求，很随意，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好，人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没有人说三道四，更没人在背后指指画画。
刚上班两、三个月，一次所里开行政会。讲正事之前，所长说，今年咱们所里新进了两个人，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认识一下。
当时，正是八月份，天气比较热，Jia上身穿的是T恤，下身穿的是裤衩。所长一说让他们上前面介绍一下自己，Jia总觉得穿这身行头上去不够庄重，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所长公布之后，问了一句，你们谁先上来。Jia正犹豫时，另一个新来的哥们已经大踏步的走到台前了。一看这个哥们的穿着，Jia心里踏实了。
这是个法国人，40岁，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衣，一条很艳的花色沙滩裤，光脚，趿拉着两只拖鞋。这哪儿是来上班的，完全是海边度假的打扮。但是，这人经历不俗，“战绩”卓著，在好几个世界知名企业都待过，这次是从IBM跳槽过来的。
法国人在台上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穿着对不起大家。坐在台下的所有人好像也不太在意他的穿着，而被他的个人经历深深地吸引着，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并不时有人啧啧称羡；所长坐在旁边也一直笑咪咪看着他，没有一点儿责备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Jia才放心了。
所里的办公条件还可以，两个人一间办公室，椅子可以升降，桌面也可以随意调整高度，最低可以贴地面。研究人员坐累了，可以调高，站着办公，缓解疲劳。当然，也可以把桌面调到最低，趴在地上办公，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意愿，没有人干涉，更不会有人指责。
不过，办公室里没有安装空调。
德国处于大西洋东部大陆性气候之间的凉爽西风带，温度大起大落的情况很少见，而其北部是海洋性气候，常年温度比较低，夏季比较短，气温达到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就那么七八十来天。最近几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高温的天气也在不断延长，如今可以达到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就使得好多人饱受高温的困扰。
所里不仅没有空调，而且也没有电扇。怕热的人，如果实在扛不住了，可以自己出钱买一个电扇，拿到办公室里使用。所以，办公室里的电扇大的大，小的小，样式不同，型号也不一样，像个电扇博览会。
有一年的八月份，一个日本人来访。日本人在这种场合都比较正规，西装革履，领带打的板板正正，手里拎着公文包，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进了会议室，才发现迎接他的五、六个人都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当时日本人觉得有点儿诧异，但那种表情一闪而过，随即很热情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好。坐下后，相互寒暄了几句，开始讨论正事。
刚开始，日本人可能从出租车上下来时带着的冷气尚在，虽然觉得热浪袭人，并没觉得怎么难受。过了不到十分钟，就看日本人的眼睛四处踅摸。但见会议室的窗户大开，四面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只好收回目光，继续谈话。
又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好像屁股底下有钉子似的，来回乱动，烦躁不安。但是，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么多外国同行面前不好太造次，他就尽量克制，一会儿就汗流满面。他从包里拿出纸巾，开始一次又一次，一张又一张不停地擦拭。
那天的温度达到了三十四、五度，下午正是最热的时候，虽然窗户大开，可是没有一丝风，温度根本降不下来。以往像少女一样温润轻柔的空气，如今在太阳的胁迫下，变得像一个暴戾恣睢的悍妇，凶狠无比，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像茧一样紧紧地裹缠着每一个人，令人感到窒息、烦躁。整个会议室也像个大蒸笼，闷热难耐。
日本人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嘴里说着“Sorry”，“Sorry”，把西装脱了，把打得紧紧地领带松了松，这样最起码不显得那么热，呼吸也顺畅。过了一会儿，感觉还是不行，又“Sorry”了一回，把领带从脖子上摘了下来。
这下可好，日本人也不“Sorry”了，再“Sorry”也没的脱了。只能左一次右一次双手交替着不停地擦汗，眼看刚打开的一包纸巾就快用完了，依然是汗流满面，头发也是湿漉漉地，像刚从桑拿房出来，那件挺括的衬衣前胸后背都溻透了。他也没有了刚进来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神态，倒像让太阳晒了一天的韭菜——蔫了。
所里的头儿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地对Jia说：“Jia，借两个电扇来吧。”
Jia去办公室找人借了两个电扇，又从自己抽屉里拿了两包纸巾。进了会议室，把两包纸巾给了日本人，把两个电扇摆好，都对着日本人吹，日本人才感觉舒服些，心情一下子也好了很多，对Jia连连说“Thank you.”，“Thank you.”。
应该是半天的会议，日本人只待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就走了。离开大楼很远了，他还在回头看。可能这一辈子他也想不明白，一个人口只有八千多万，GDP稳坐世界第四把交椅的经济大国，拥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现代化学校，建有这么豪华气派的教学大楼，配备着号称全欧盟第三大的超大型计算机，却“穷”得装不起空调。
幸亏他只能听懂英语，听不懂德语，如果他知道连电扇都是向私人借的，不知道又该做何感想。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也知道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么热的天气，也希望能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申请经费很难。一方面，可能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一种惯性，因为所有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另一方面，也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德国人把环保看的比钱重要，与命等同。
这么说，并不是耸人听闻。
试想，您再有钱，即使穿金戴银，珠光宝气，开着宝马宝驴，吃着山珍海味，可您每天吸的是毒气，喝的是毒水，吃的是毒药，一下车是一步三摇，嗬喽带喘，没有健康，还有未来吗？能有未来吗！
Jia在研究所这几年，最怵头的是出差。原因有三：
首先，是中国的护照含金量低，去哪个国家都得签证，办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入境手续都很麻烦。边检人员盘问个没完没了，怕你入境后没钱生存，怕你打黑工，更怕你滞留不归。即使德国人在旁边一再证明也没用，边检人员根本不听这些，非问个底儿掉不可。
其次，是研究所的经费卡的很严，无论去哪儿，都得在网上找最低的票价。一般是找红眼航班，如果没有红眼航班，就得在几个航空公司之间反复比较，找一个最低票价的航班。
再则，是出差没有补助。
在德国，公务员出差，无论是外出公干，还是外出开会，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一律没有补助。
如果是外出开会，会议通知上会很清楚地列出：住宿费若干，资料费若干，餐费若干。领导签字后，财会人员马上从网上把前两项费用划给对方，餐费这项就得自己支付。事先从网上银行划转也行，到了会议现场再交也可以，交费的方法灵活方便，就是得自己掏腰包。
在欧洲，无论是大型酒店，还是小型旅馆，都会免费供应比较丰盛的早餐。会议上只收取中午和晚上两餐的费用，一般是二、三十欧元。当然也有例外，那次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会，会议的餐费要收75欧元。Jia觉得太离谱，就没交钱，自己在外面解决的午、晚餐。
Jia刚上班一个多月时，和他们所的一个同事去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出差。出机场时，边检人员只看了一眼德国人的护照，就放行了，用了也就几秒钟。当拿到Jia的护照时，一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问个没完没了。直到Jia把兜里的200欧元给他们拿出来看了，确认能吃上饭，不会滞留，才放行，时间足足用了五分钟。
乘大巴进了城都快五点了，德国人非要步行去找订好的旅馆（注意：是旅馆，不是酒店。旅馆用英语说是Inn，酒店用英语说是Hotel，二者有大小、规模、档次的区别）。两个人边走边打听，问题是有的人能听懂英语，有的人听不懂英语，何况这个小旅馆知道的人本来就很少，所以问路很困难。更糟糕的是，不知是他们的英语说的不标准，还是听的人本身英语水平有限，弄不明白他们去的地方，就给他们瞎指。两个人就这样在街上绕来绕去，一直折腾到七点多，才找到这家旅馆。
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三个合作伙伴已经在旅馆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正着急呢。问清情况，禁不住埋怨说，打车过来用不了半个小时，也就二、三十块钱，按欧元算的话，连十块钱都用不了。后面的话人家没好意思说，显然是说你们德国人怎么那么抠门。
德国人笑而不语。
罗马尼亚人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遗风，在科研经费中，可以列支招待费，所以带他们吃大餐，喝小酒，唱K歌，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多才散。
为了答谢这三个人的热心款待，三年后，当Jia主持的另一个欧盟课题在罗马鉴定时，Jia在餐馆招待这三个“同志加兄弟”的同行吃饭。或许他们认为这顿饭也是由研究所的招待费中支出，或许他们认为给德国人打工的Jia有钱（他们的工资比德国人低），或许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开一顿洋荤，这三个人齐心协力，铆足了劲儿，甩开腮帮子，咧开大槽牙，把Jia狠狠地宰了一顿，吃得我们Jia直咧嘴。
Jia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见过实在的，也没见过这么实在的。按西方的习俗，吃饭都是AA制，Jia主动请客已经很够意思了，而且还要了一瓶开胃酒。谁知道，这哥儿三吃了一碗又一碗，喝了一瓶又一瓶，直喝了个天昏地暗，吃了个杯盘狼藉。不像三天没吃饭的，倒像三年没吃过饭的，样子如同群狼围捕，饿虎下山。同行的一个德国人也在座，看着他们的吃相发笑，用德语悄悄地问Jia：罗马尼亚人是不是都这么没起子？
又扯远了，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第二天早晨八点，在他们学校的会议室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中午只吃了份盒饭。傍晚他们两人又坐飞机返回德国，Jia到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每次出差都是这样匆匆忙忙，早出晚归。
别看德国人一个个都是一米八、九的大个子，胖如牛，壮如山，花钱却没有一点儿豪爽大度的侠义风采，也没有一点儿潇洒自如的大国风范，给人的感觉花钱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抠抠搜搜，像中国旧社会当家不做主的小媳妇，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一分钱掰成两瓣花都觉得不过瘾，恨不能碾成面儿花才遂心。当然，在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个潜规则规范着他们的行动：纳税人的钱是人民的血汗，不能花了白花，不花白不花。花出的每一分钱，都要斟酌再斟酌，思量再思量，让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有些情况下，他们宁愿自己出钱，也不会动用公款。
受大环境的影响，如今Jia也是公私分明。比如，打印一些材料，业务上用的，如可行性报告、程序等等，就在研究所的打印机上打印；如果是私人用的材料，例如：个人简历、预订的火车票（这种车票可以自己在家打印出来），一定要拿回家打印。
当然，办公设备的价格也比较便宜。40欧元一台带传真和扫描功能的打印机，2.5欧元一包100页的A4打印纸，任何人也觉得没必要占研究所的那点儿便宜。
2012年7月的一个星期一，研究所贴出一张通知，星期二的上午九点开行政会。
研究所经常开业务研讨会，一年也未必开一次行政会，大家对行政会的内容也不怎么关心。可是，这次会的内容还是让大家很振奋。在会上，所长宣布：10日，也就是今天，是我们所成立十五周年。我们没有钱搞庆祝活动，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自己出钱，请大家在本周末吃烧烤。烤肉、香肠、面包每人一份，啤酒管够，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所长老爷子是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除了所里的领导工作之外，还独自承担着好几个科研项目，每个项目都没有学生打工，都得亲力亲为。
和国内的研究所不同，所里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司机，每天上、下班都是老爷子自己开车跑来跑去。
老爷子精神矍铄，学识渊博，为人儒雅谦和，有学者风度，却没有领导的架子。讨论课题时，你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挣个脸红脖子粗，他都不会介意。布置工作时，从来不会打电话让你来办公室，而是亲自到你的办公桌前，与你商讨，征求你的意见。
这次准备烧烤的食品，老爷子更是全力以赴。
德国人喜欢烧烤，不仅因为这种食品好吃，也省事。一般超市都有专门腌好的肉片供应，买回来直接就可以烤。亲朋聚会，阖家旅游最喜欢用这种方式。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开怀畅饮，其乐融融。
这次周末吃烧烤，要得东西比较多，烤肉、香肠、面包得提前到超市预订，啤酒也得提前买回来，老爷子左一趟右一趟地往外跑，楼上楼下地来回搬，奔七张的人了，真把老爷子累得够呛。
应该承认，所里的所有人对老爷子都很敬重，不仅仅因为他是业界精英，学界耆宿，更因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老头儿。与国内不同的是，人们对于“所长”这把金交椅却是充耳不闻，对于戴在他头上的“所长”桂冠也是视而不见，更没有人听说过罩在他身上的各种荣誉光环。所以，老爷子忙得四脚朝天，也没有人给帮忙，更没有人出来拍马屁，技术人员如此，行政人员，像行政秘书、人事秘书也是这样。
别看平时干活儿没有人帮忙，到了周末那一天，“帮忙”的都来了，一个也没少。从五点下班开始，一直折腾到晚上八点多，吃了个盆干碗净，喝了个杯盘狼藉。老爷子还怕酒不够喝，跑来跑去的张罗。大家最后还真给面儿，居然还给老爷子剩了几罐。
我发现，但凡“吃了白吃，不吃白不吃”这种场合，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非常积极、踊跃的参加，玩命地吃，拼命地灌，根本没有人想起“减肥”、“苗条”这些字眼。
当然，这种白吃白喝的情况，在德国并不多见，大概得“千年等一回”。
Jia在这个研究所待了三年，做了两个欧盟的项目，当德国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后，所里有的人开始跳槽，Jia也跳槽去了企业，因为企业的收入毕竟要比研究所高一些。
回忆研究所的生活，Jia感到很温馨，很充实，也很快乐。这是他从学校步向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他向德国人学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生理念：快乐工作，快乐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