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晚霞

杨进

    在中国人民大学风景优美的牡丹园，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每天清晨，你都会看到有一位老人在这里散步，他迈着蹒跚的步履，走起路来几乎是一脚一脚的挨着。小时侯，我也曾有过这样类似的走路，那是去丈量球门的距离。然后把同学们的书包放在两边当了足球的球门，欢快的跑去踢球。这情景，竟使我忽地想了起来。
   老人名叫齐庆才，是中国人民大学离休干部。离休前是大学图书舘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凭着一己之力每天坚持写作，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写下十余万字的自传。他并给这本自传起了一个深情的名字——《圆梦》。
    作为和老人忘年交的晚辈，当我接过手稿时我是充满敬意的。并应老人之托给这本书写序。虽然成书后装帧的并不精美，封面也不华丽。但我是作为一份珍贵礼物收下的。听老人说，当他慎重的送给他二十多岁的孙子看这本书时，孙子却拒绝了。 老人的脸上现出一丝惆怅的表情。记得他曾对我说过：这本回忆录是要当传家宝留给后代的。
   打开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圆梦》回忆录，字里行间流露出老人对往事的追忆之情。他曾经当过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的警卫员，开国大典时吴玉章先生就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当标兵。离天安门上的毛主席不足百米远。向西一歪头就能看到伟大领袖。可惜领导不准他的眼向西看。标兵，我曾以为是哨兵的笔误？问过齐老才知道，标兵起的作用类似今天的警戒线。
    齐老还与高玉宝做过大学校园里的邻居。两家一家住东屋，一家住西屋。只是来往不多。高玉宝是《半夜鸡叫》的作者。他还有一篇文章《我要读书》，都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老人还和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是同班同学。1952年起，同在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过三年。贺捷生于1935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桑植县，18天后即1935年12月6日就随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父亲贺龙爬雪山过草地开始长征，是红军队伍里最小的女红军，后来的女将军。
   他还是贺捷生的入团介绍人。小贺经常亲热地叫他“庆才，庆才”的。有几次她邀他到她家里玩，说父母想见见他。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觉着我没有资格走进中南海这样高的门坎，我在下，她在上，我在地，她在天。我婉言谢绝了贺捷生同学的热情和高看，辜负了她一片真心。当时只想好好完成学业。六十年来我对这件事处理不当十分内疚抱歉，我想，贺捷生同学是会理解我的吧？
   回忆录摘一：1948年12月5日，北京解放不久，我和其他警卫员分乘三辆卡车从正定县出发护送华大副校长成仿吾去北京。路上在保定府住了一夜，华大是华北大学的简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一路平安把成校长送到北京，成校长及家属住北京饭店，警卫员住东四六条三十八号。
    回忆录摘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反右斗争序幕。人民大学有一个支部书记因找不到右派的言论，上级要求报右派名字时，为完成任务无奈之时党支书把自己报了上去，那知右派的名声越来越臭，竟百口莫辩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
   符名坤是人民大学图书舘一名普通的年轻美术干部，在反右运动中说了句“图书舘是一潭死水”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多年。后来虽然平了反，但因种种主客观原因不得势，终生未娶病故而亡，死在家中多日，尸体已部分腐烂臭味溢出楼道，单位才得知办理后事。病危期间他孤身一人与病魔抗争，始终末得到任何人的临终关怀，可悲可叹。
   回忆录摘三：文化大革命的一天，当年座落在大学校园里的人大附小给图书舘打来电话称今天要批斗校长吕静。要求图书舘派些人来助威。并要求在图书舘工作的吕静妻子惠尚荣也来参加批斗丈夫的大会。两个红小兵把吕静校长押到批斗会场，让他弯着腰站在一个小方凳上，其中有人用图钉钉在吕静的后背上贴上大字报，高喊：“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疼痛难忍的吕静浑身直哆嗦。这时又有人喊：吕静的老婆惠尚荣上台陪斗。在危机时，我挺身走到台上对主持批斗会的叶老师说：“你斗吕静我管不着，想要惠尚荣陪斗，必须图书舘同意”。我跑到新人大总部找到总指挥赵贵林，领他到批斗校长的会场，才制止了这种惨酷的人身折磨。
   后来，我还在人大附小的操场上，看到一些学生让吕静校长爬在地上，学生骑在校长身上，把草和树叶往吕静嘴里塞还让他学狗叫撞墙撞树。
   历史的悲剧不堪回首，血腥的画面，印在心底最深处的记忆！
   一位老人口述的历史，流着眼泪写童年，欢欢喜喜写晚年。这本回忆录，也许！在浩瀚的书海里，只是一滴小小的水珠，可！大江大湖，不都是由一滴滴水珠，由一条条小溪汇合而成吗？
    谈春秋，话沧桑。站在岁月的尽头凭栏远望。
    渐行渐远的风帆，夕阳斜照下的彼岸花开——那儿，就在那儿，那一抹晚霞染红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