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7-15-17章

史卫民

 

 

第十五章  兵团文化生活

 

 

 

●1970年秋、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举行八大革命样板戏汇演和巡回演出。

 

 

一  每团一个样板戏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盛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其他文艺节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师、团一级组织了半脱产的宣传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并到基层单位汇报演出。兵团的知识青年中不乏多才多艺的人，再加上少量专业文艺团体的下放人员流落到兵团，所以团以上宣传队都颇具水平，经常能造成轰动效应。当时全国盛行“八个样板戏”，¹各宣传队都把演出样板戏作为主要任务，起码演出片断，高水平的则演出全剧。八个样板戏中最常演出的是《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能唱几嗓子京剧的人就成为当时各单位争夺的宝贝。不久，《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也由一些团宣传队排练出来。二师宣传科干脆对属下各团的宣传队作了明确的分工，每个团的宣传队排练一个样板戏，通过调演和巡回演出，使全师都能看到兵团战士自己演出的样板戏。十七团宣传队因成功地排出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而享名兵团内外。当年的宣传队员皮汉沙的回忆，把我们带回20多年前的舞台：

 

1969年８月，就在我到兵团不满５个月的一次团部文艺汇演中，不知怎么被团宣传队选中，不久就稀里糊涂地调到了团宣传队。

在团部颇有才气的宣传干事陈振英的带领下，我们以自己全部的热情、智慧和精力投入文艺宣传工作。不久，“十七团宣传队”的名字在二师响亮地传开了。自编自演的各种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为枯燥、单调而艰苦的边疆业余生活带来了生气和笑声。1970年底，团宣传队又第一个在兵团大胆地学演了全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乐曲复杂的配器、演奏，到主要演员的选拔和足尖功夫的培训，从灯光、布景的绘制到全套服装道具的拼凑、缝制，每一个亲身经历的队员都有一肚子的甜酸苦辣，足足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也许是因为我们有两位聪明、干练的女“导演”陈其俊、陈淑琴，指挥排练就像带兵，仅仅用了20多天，就是这一群连《红》剧的现场演出都没能看上一场的业余宣传队员居然登着足尖鞋每每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煞有介事地跳起了连一些专业文艺团体当时也不曾问津的芭蕾舞。那需要怎样的勇气啊！且不说演技水平，仅这气魄就令行家们甚至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和难以置信。

正式巡回演出开始了。从全团到全师，从包头到呼市。为兵团战士，为边疆军民，十七团宣传队的足迹踏遍了连队、乡村、工厂、矿山和军营。红色娘子军连的歌声响彻中滩大地，黄河之滨。²

 

    十三团宣传队排练的《智取威虎山》全剧，也颇受欢迎。1970年６月，二师宣传部组织了各团宣传队的汇演。³当年年底，各师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文艺汇演活动，随即进行巡回演出。每师选出一、二个团宣传队，到兵团司令部汇报演出。兵团宣传队就此机会发现了一批人才，并将他们集中到呼和浩特，大大提高了兵团宣传队的演出水平。更有一些幸运的兵团战士，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挑走，成了真正的“文艺兵”。

 

 

二  连队宣传队

 

 

    除了团宣传队外，为了活跃生活气氛，几乎每个连队都建立了业余宣传队。连队宣传队的节目大都是自编自演，节目主要是样板戏清唱、对口词、三句半、枪杆诗、表现连队现实的小品剧。

    编排节目，政治标准是首要的。当年的宣传队员赵远虹在1970年５月3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关于编排节目的标准：

 

编节目：塑造英雄人物要贯穿一条红线，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一个主干：揭露阶级敌人，与无产阶级的敌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⁴

 

    能够参加连队宣传队的人，总得多少有点“艺术细胞”。有一个连的宣传队，就是将十几个“有两下”的知识青年组织在了一起：

 

不知是哪个小子吐露了真情，说我有“文艺天才”、“艺术细胞”，排长李铁栓把我从修路工地上，连哄带吓、死拉硬拽拖回了连部。

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位男、女兵团战士，迎面碰上了副指导员那严肃的面孔。我一声没吭就势坐在一旁。

“丁指”环视了一下说：“今儿，我找你们来主要是准备成立我连文艺宣传队，听说大家都有两下子，那么我想也没什么问题了，希望同志们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队搞好，争取以最快的速度使高水平的节目出台，并参加全团的文艺汇演，把我们连队的生活生动地反映出来，向连、团首长汇报。怎么样？”大家相互间看了看，微微地点了点头。“怎么，痛快点。”丁指又砸了一句。“行！”

于是，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准备节目。我同周成柔等几个在短剧小组，大家东侃西侃胡乱凑了一下，一致提议由我执笔编一幕独剧《消除地方性》。这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跑到两千里以外来现眼了。

我独自一人躲在库房，不分昼夜，搜肠刮肚地苦思，颠三倒四地傻写，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在小屋中憋了两天，总算将短剧的脚本拿了出来。

这一幕反映连队消除南北两派地方性的独剧演出后，撞击着每个兵团战士的心，虽不是同母所生，但祖国是我们同生父母，华夏子孙毕竟是亲兄弟，是亲姐妹。⁵

 

    有的连队宣传队也能排练出大部头的样板戏全剧。一师四团六连的文艺宣传队，曾有过这样的壮举：

 

70年代初，全国都在普及革命样板戏，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娃娃兵也斗胆排起了京剧《红灯记》。……清晨，当战友们睡梦正酣的时侯，我们就早早起床到水渠边去吊嗓子、练功夫。盛夏的中午灼热难耐，我们顾不上午休，到远离营房的沙包里练锣鼓、练拉弦。夜晚，我们常常是忍着蚊虫叮咬排练到深夜。……恰巧团部的放映队到连里放映彩色电影戏剧片《红灯记》。这天赐的良机我们哪里能够放过。队里派出我们几名骨干，跟随放映组翻沙包、踏泥泞在各连队转了一圈儿，看了７遍电影，硬是把《红灯记》背了个滚瓜烂熟！我们的功夫没白下……几乎排完了整本戏。我们的戏多次参加团里文艺汇演，还应邀到兄弟连队演出，得到了官兵一致的好评。⁶

 

二师十二团三连的宣传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也排演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在各连巡回演出后，还到师部去作了汇报演出。⁷一师四团五连的宣传队，1971年至1975年，不仅演出过全本京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杜鹃山》片段，还自编自演了话剧《成长》、《艳阳天》和《枫树湾》。⁸同团八连的宣传队，则编排了话剧《三打白骨精》。⁹

    连队宣传队的演出难免“走板”，闹出一些笑话来。有一个连队宣传队演出《红灯记》的“刑场斗争”一场时，把台词“带李玉和”念成了“带李铁梅”，口误者发现念错后，灵机一动，又加上了“她爹李玉和”，一时传为笑谈。

 

 

三  十七团宣传队的悲剧

 

 

    正值兵团大演样板戏的时侯，发生了一场严重事故，使十七团宣传队元气大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二十团是二师唯一位于黄河南岸的团，平时由于黄河阻隔，二十团的战士在节假日也难得有机会到师部或乌拉特前旗看电影或逛街。十七团宣传队接受了到二十团慰问演出的任务。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满载道具和队员的两辆卡车驶上两条很大的、紧紧绑在一起的大渡船，过了黄河。到了二十团，他们像平时一样，按照分工，忙着摆道具、打灯光和化装。40余名队员要扮演三倍于他们的角色，有人一晚上要由“红军战士”改为“团丁”，接着又改扮成“群众”，这样反复11次之多，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一天，他们格外卖劲。谁也没有料到，一场重大事故即将发生：

 

完成了二十团的演出，队员们好像了却了一桩心愿，心情格外轻松。返回时与来时相反，船要逆流而上。几个船工用缆绳拉着渡船艰难而行。船上的男队员看到那情景有些耐不住了，纷纷争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加入了拉纤的行列。……眼看离河岸只有200多米远了，河水不知怎地越来越深。船工们收起缆绳，回到船上。水中只剩下10名男队员，他们不约而同朝河岸游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运河、海河边长大的人，谁还会在乎这200米呀！可这时老船工却皱起眉头，双眼紧紧盯着朝岸边凫水的人。老船工的不安很快感染了大家和队领导。人们不由地意识到：谁也不熟悉这一带水域，他们穿着长衣、长裤能游过去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这可怕的念头刚刚闪过，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快数数人头！好像少了一个！”喊声未落，船上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那10个在水面上时起时落的脑袋上。一、二、三、四……每个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不好，是少了一个，快救人呐！快救人呐！那急切凄厉的喊声在茫茫河面上久久回响。由于逆水行船，松了缆绳的船行得更慢。此刻，水中的人距离我们已很远，有些看不清了。谁也不能让船走得更快一点，谁也无法知道水中战友们的安危。女队员们已经急得哭出了声，几个男队员随老船工跳上唯一一条小救生船快速朝凫水的人划去。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猜测着……时间一分分过去。直到午后船才终于靠了岸，当我们拥上河岸，只见８名下水的男队员抽泣着坐在岸边望着河水发呆，从他们噙满泪水的眼里，我们立刻明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逆水而上，不熟悉水性，终因体力不支的贾凤岗先发出呼救，苏士龙欲返身救护，呛水后，一起被漩涡卷走。多么无情的黄河啊！几个小时前还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和乐手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

 

    事故发生后，二师首长立即赶到出事现场。为了找回战友的遗体，宣传队男队员们带着干粮，沿着黄河长途跋涉，在30天后带回了已被河水浸泡得难以辨认的苏士龙的遗体；他们又经过20多天的搜寻，终于找到了被鱼虾吞食过，惨不忍睹的贾凤岗的遗体。队友们为他们理发、化妆、为他们谱写了哀乐，全体女队员为他们赶扎了花圈。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战友从连队赶来与他们告别。

    苏士龙，北京69届知青，早年丧母，家境不佳。他长相英武，舞台形象正适合扮演“英雄”，因此是“洪长青”Ｂ角。

    贾凤岗，一位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的天津知青，因在乐队里吹笙而得绰号“贾笙”。出事前他仿佛有某种预感。他将一只纸船放进黄河，当单薄的纸船消逝在茫茫的河水中后，他说：“这小船是我过黄河时给家人和奶奶捎的家信。我告诉他们等我演出回来后，我再给他们写一封信报平安。如果他们没有收到我的第二封信，就说明我再也回不了天津了……”¹⁰

    十七团宣传队的悲剧，给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各团宣传队好运不长，1971年之后，随着人们对样板戏的淡漠，各团宣传队的演出已不能引起兵团战士们的兴趣，所以团宣传队大多解散，人员集中在一、两个连队里，需要时再抽调出来进行演出。各连队的宣传队，也先后停止了活动。

 

 

四  兵团战士之歌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真正体现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是大量“革命歌曲”的创作，并且由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辑出版了《战地新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其中包括了《大刀进行曲》、《抗日战歌》等改编过的部分历史歌曲。后来，又结集出版了《战地新歌》续集和第三集。为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词曲家们亦专门创作了一批歌曲，被选登在《战地新歌》中的就有《青春献给伟大的党》、《革命青年进行曲》、《革命知识青年之歌》、《让青春放光芒》、《山乡盼着你们来》、《誓作公社新一代》、《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党是春雨我是苗》，等等。这类歌曲的早期代表作，是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仅６天（1968年12月28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词是这样的：

 

伟大领袖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革命斗争中百炼成钢。勇敢战斗，不怕困难，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努力学习，刻苦锻炼，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我们的青春灿烂辉煌。

农村天地无限宽广，到处照耀灿烂阳光。我们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劳动中茁壮成长。勇敢战斗，不怕困难，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努力学习，刻苦锻炼，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我们的青春灿烂辉煌。

 

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也创作了一批革命歌曲。如焦新道词、刘景田曲的《兵团战士之歌》，歌词如下：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我们是战天斗地的勇敢闯将，遵照毛主席伟大教导，扎根在祖国的北部边疆。屯垦戍边，亦兵亦农，红心似火，意志如钢。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安家，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是战场，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我们是战天斗地的勇敢闯将，向着荒山野岭进军，让荒漠沙滩献出米粮。艰苦创业，多么荣光。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永远朝着胜利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¹¹

 

        王东林词、赵育冀曲的《兵团战歌》（后改名《蓝天作帐地作床》）的歌词如下：

 

蓝天作帐地作床，黄沙伴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战歌，广阔天地摆战场。要用我们滚烫的汗水，把乌兰布和来浇灌，要用我们战斗的歌声，唤醒那沉睡的阴山。

兵团战士斗志昂，革命一直坚如钢，战天斗地决心大，愿将热血洒边疆。要用我们滚烫的汗水，把乌兰布和来浇灌，要用我们战斗的歌声，唤醒那沉睡的阴山。¹²

 

        梅门造原是总政歌舞团的歌唱艺术家，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到兵团后曾在三师二十二团、二十四团、二十三团和兵团宣传队工作。¹³他不仅创作了《建设兵团是我家》、《胸怀朝阳勇往直前》、《草原，兵团战士的家乡》、《兵团是个大学校》、《忆苦更觉今日甜》等歌曲，¹⁴还曾为《我为革命边疆来》（二十二团一连词）、《积肥小唱》（二十二团九连宣传队词）、《唱唱咱们的炊事班》（二十二团九连宣传队词）、《牧羊战士心向红太阳》（二十二团宣传队词）、《采石号子》（二十四团二连宣传队词）、《欢呼“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兵团组建一周年》（二十四团二连宣传队词）、《我们战斗在巴拉亥》（二十三团宣传队词）、《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无穷力量》（二十三团宣传队词）、《我为祖国建设添砖瓦》（二十三团二连宣传队词）、《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二十三团二连宣传队词）等作曲，并与兵团宣传队的焦新道、张效毛、杨虹、侯文剑等合作创作了《战斗在祖国北部边疆》（焦新道、张效毛词）、《光辉灯塔照心间》（张效毛词）、《手捧五号战士喜报》（张效毛词）、《我们是战天斗地的新一代》（高重荣、张效毛词）、《歌唱我们的第二故乡昆仑滩》（焦新道词）、《行进在野营路上》（焦新道词）、《革命良种撒边疆》（焦新道词）《大庆是咱一面旗》（杨虹词）、《北疆大寨铁姑娘》（杨虹、红心词）、《草原新歌》（杨虹等词）、《铜墙铁壁》（兵团宣传队词）、《我爱边疆好风光》（阴秀珍词）、《用我们的双手把世界来创造》（朱雨田词）、《战天斗地逞英豪》（吕金萍词）、《我登上高高的脚手架》（侯文剑词）等歌曲。¹⁵尤需注意的是，由侯文剑等作词、梅门造和姚盛昌作曲的《兵团战旗红》组歌，是内蒙古兵团的英雄赞歌，包括了前奏曲、序歌、我们的好指导员柴忠权、怀念战友张淑芬、柏永华、单美英之歌、火红战旗飘万代等歌曲。¹⁶

        姚盛昌是浙江知青，原在一师三团宣传队，后参加兵团宣传队，他除了与梅门造共同为一些歌作曲外，还曾为《学大庆人、走大庆路》（侯文剑词）、《放心吧，亲爱的党》（侯文剑词）、《牧马战士之歌》（焦新道词）、《咱是连队的饲养员》（三团宣传队词）等谱曲。¹⁷

        刘景田是保定知青，原在三师二十三团宣传队，后参加兵团宣传队，他除了与姚盛昌共同为《大寨红花边疆开》（侯文剑、焦新道词）、《祖国北疆筑长城》（侯文剑、焦新道词）、谱曲外，¹⁸还曾为《兵团战士志气大》（二十三团宣传队）《江南的水稻在塞北安下了家》（侯文剑词）、《欢乐的打谷场》（焦新道词）、《碧波红心》（焦新道词）、《边疆风光美如画》（焦新道词）、《欢迎你啊，兵团的赤脚医生》（张效毛词）、《照相》（高巍、张效毛词）等谱曲。¹⁹

        需要说明的是，1972年以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并没有建立直属兵团司令部的宣传队，只是根据演出需要组织了四次“兵团宣传队”。第一次是1971年5月至8月为“回访”京津地区组织的宣传队，全队37人，来自各团的宣传队（三团和二十三团的人较多），负责人是十七团的陈干事和十五团的孙干事。²⁰第二次是1971年年底至1972年年初，由四团和二十三团宣传队联合组成“兵团宣传队”，到北京军区参加文艺汇演，全队48人，来自四团的26人，来自二十三团的12人，梅门造等人亦在宣传队中。²¹第三次是1972年3月至10月为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文艺调演组织的宣传队，因驻地在呼和浩特市的三苗圃，又称为“三苗圃宣传队”。全队45人，各师都有人参加，梅门造任队长，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宋金珂任指导员，六师文化干事杨阳任导演。²²第四次是1973年正式组建兵团宣传队，当时梅门造已经调走，新建立的宣传队驻在兵团印刷厂，后来随印刷厂移交地方。

 

 

五  私下传唱的“禁歌”

 

 

文化大革命中，最走红的歌曲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下定决心”一类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歌曲。文革前的大多数抒情歌曲和几乎所有的外国歌曲，一律被斥之为“黄歌”，不许吟唱。但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颇重”的一部分知识青年，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出几句来，并引来一身麻烦。一首《敖包相会》，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女战士卢香云不但五好战士没评上，还被扣上了“爱唱小资味很浓的歌”的帽子，并受到如下的盘问：“革命歌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为什么不唱？”²³甚至连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也被视作黄歌，敢公开唱者也会受到批评。

有些领导不愿深究这种事情，对唱“黄歌”的处理轻描淡写。十九团知青朱山，在五四青年节聚餐后用提琴拉了几十首中外名曲，最后以“送君送到大路旁”结尾，被听众之一用左手写匿名信告到团政治处。虽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本连连长还是用轻松的方式处理了此事：

 

连长果然一开口就上纲上线……调门不减，却弦外有音：“听说有个黑干子弟，唱什么送君之类的黑歌，公然为彭德怀招魂！”

连长这句话果然有震摄力。百多双眼睛“刷”地转向朱山，却见朱山双手抱肩，那抬头咪眼看游云款款飘荡之状，好个超脱入定。

队列里开始骚动，空气陡然松驰。张连长原精明过人，本意不过虚晃一枪，草草收场，见此情景，先操着京腔，调子降下温来：“啊，唱什么‘喀秋莎’，喀秋莎不就是火箭炮吗？怎么一眨眼变成女人了？想老婆也没有这么想的，乱弹琴！”……“还要唱什么‘莫斯科郊外的、郊外的晚不晌’。大晚不晌干嘛去，黑不隆咚的，别掉沟里。那地方背，还不及咱这里的景。还有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什么、什么‘天仙配’！”连长最后这“天仙配”三字，竟是用拖长了调的花腔唱出来的。全连人自是乐得前仰后合。那聚众闹事的“首犯”朱山，更是荣辱不惊，皮毛未伤。……张连长有这本事，不惜充当“刘姥姥”的角色，把一个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会搅得烟消云散。²⁴

 

    引颈高唱革命歌曲，自可表现出知识青年的豪情壮志，但是低沉的时侯，也难免唱出一支支思乡曲：“你知道吗，北风啸啸又是一个冬，得过且过，对酒当歌，也有沉醉意。自己的青春，谁不怜惜，苦难又谁来替！……”文革中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流行的《南京之歌》、《重庆之歌》、《告别北京》等歌曲，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中颇有市场。《南京之歌》的作者是南京插队知识青年任毅，歌曲创作于1969年夏季，作者因此歌被逮捕判刑，1979年才平反出狱。我们不妨引出其中经常被人吟唱的两段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²⁵

 

    尽管有被批判的危险，知识青年们依然在秘密地传抄这些歌曲。很多知青都有秘不示人的小本子，抄录着各式各样的“黄歌”，其中有大量的中外情歌（外国情歌多抄自《外国名歌二百首》）。《忆难忘》（俗称《蓝色的街灯》）、《苦的咖啡》、《苏珊娜》等歌曲，曾风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尤其是《蓝色的街灯》，在有的连队几乎成了连歌，知识青年人人会唱：

 

蓝色的街灯明亮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夜空，行星在闪烁，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啊……谁在歌唱，远处轻轻传来，我爱唱的我爱唱的年轻时的那一首歌……

 

    忧伤的调子勾起人们的伤感，对前途和命运的迷惘，亦把人们带进对人生的苦苦思索之中……

 

 

六  兵团体坛纵横

 

 

    在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必不可少的。打球、爬山、拔河是连队经常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并且不断安排班、排之间的友谊比赛。在兵团战士金琦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连队体育活动的记述：

 

连队附近有个海子，水是从黄灌渠引来的。老职工说深的地方有好几米呢。开始大家都在海子里洗衣服，河套平原夏季气候早晚凉快，中午又晒又热。我和几个战友约好每天中午、下午收工回来就去海子游上一会儿。

冬天气温零下二十多度，海子结冰了，冰面冻得咔嚓直响。妈妈托探亲的战友给我捎来冰鞋。收工回来，拿着扫帚、马扎，扫干净冰面，自由自在地滑起来，没有音乐伴奏我就自己哼哼，偌大个冰场绝不用担心撞着人，撒开欢地跑，时而还来个倒脚旋转燕式飞，真是心旷神怡，杂念全无……

平时我们也打乒乓球、打排球、早上跑步、玩跳绳，凡是能办到的我们都去做来玩。最使我难忘的是和王俐、克英、秀芬一起做了一副双杠。先是找木料，晚上，在马棚仓库反复搜寻，最后竟将男生的足球大门拆了一边。料总算凑齐了，开始向木工组借工具，今天借刨子，明天借锯，后天借凿子，几个人轮着去借。功夫不负有心人。安装的那天，我们像办喜事一样，别的排的女生也来凑热闹。大家帮忙，挖坑填砖头，双杠终于立起来了。在我们的眼里，这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²⁶

 

    兵团各团还组织了团篮球队，不但参加兵团内部的比赛，还经常杀到地方，参加盟、市、旗县的比赛。二师十三团篮球队队长任亚平发表了如下议论：

 

在兵团期间，有4年被团里集中到篮球队，进行集训和参加各类比赛，前后累计十几个月。由于团首长重视和喜爱篮球队，曾几次专门邀请内蒙古体委和包钢的篮球教练，对我们进行集中训练。大大小小数百场的比赛，尽管身体几处受伤，但收益也不小，身体素质全面提高，体育常识广泛了解，手脚灵活思路灵敏，反应快配合好，胜不骄败不馁，沉着稳重不怯场，等等。触类旁通，增长才能。²⁷

 

    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荣誉感，在各种体育比赛中亦能充分表现出来。尤其是兵团和地方赛球，兵团动辄出动大群的战士，呐喊助威。二师十三团篮球队经常参加包头市的篮球联赛，进入决赛后，几乎每场都有成百甚至上千的兵团战士开进包头市，自动组成啦啦队，造成场外的压倒优势，并给对手以不小的心理压力。有的时侯，本来团篮球队技差一筹，但是在哥们弟兄的鼓噪下，越战越勇，反而能把强手打得落花流水，在欢呼声中凯旋而归。

 

 

七  看电影

 

 

    看电影是当年兵团最高级别的文化生活，和过节吃肉、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一起列为三大快事：

 

“放映队来了”，我们的"解放"车刚刚开进大院，孩子们便忙着往回跑，人们奔走相告：“演电影啦，演电影啦！”

天色渐晚，当晚霞抹去最后一道余晖，我们把35毫米放映机陆续搬下车，在木杆上升起镶有黑色宽边的银幕，挂上喇叭，架好放映机，拉开电源线，喇叭里便传出了激越嘹亮的歌声。各连队的战士排着队伍，唱着歌儿陆续来到广场。家属、孩子们有的带着小马扎，有的在地上铺张纸，有的干脆就地找上半块砖放一小块石头，往屁股底下一垫，就自得其乐地边吸烟边与周围的人聊起天来。

最热闹的地方数这亮着灯的放映机四周。孩子们围着看热闹，熟人们互致问候，问长问短。我们则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观众们以银幕为中心，前后铺开，层层叠叠，围满了人。除了兵团的干部、战士，还有驻地周围的老乡、工人。地上坐满了就爬树、上房顶，有的农牧民甚至从十几里地以外，骑马或步行来到这里。每放一次电影，恰似一次盛大的节日聚会，这便是当时较为“奢侈”的文化生活。当银幕上升起演职员名单时，也同时印上了不断增多的人头影子。片子放完后，人们熙熙攘攘，急急忙忙往回走，叫喊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喇叭里的歌声伴送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广场。

 

    可惜那时大部分电影被禁演，只剩下“样板戏”和可怜的几个电影翻来复去地放，人们都能倒背如流，常常是银幕上演员说上句，观众在下面接下句。八大样板戏之外，允许放映的文革前拍摄的电影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英雄儿女》等，文革中拍摄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春苗》、《红雨》乃至《创业》，有时也组织放映。能够拿出来演的苏联影片，也仅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几部。此外，还有一些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知识青年幽默地为各国电影的特征做了说辞：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锣鼓小号……人们比较喜欢看的是《英雄儿女》和苏联影片，偶尔演场好电影，人们早早地就去等着，可是也有扫兴的时候：

 

偶然，为了配合形势，放映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人们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影片中较精彩而且优美的片断，便是芭蕾舞《天鹅湖》中白天鹅与王子的双人舞。

当影片演到双人舞的特写镜头时，突然，画面变虚，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用手揉眼睛。当观众们莫明其妙的狐疑还未驱散，画面却又变实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孙组长，一位复员老兵，一个严肃有余的人，以十分娴熟的技巧，迅速而准确地使影片画面“虚实得当”，避免“资产阶级”镜头污染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视线。²⁸

 

    当时看电影也要和政治结合起来，看了《卖花姑娘》要“忆苦思甜”；看《英雄儿女》前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更不用说看了样板戏电影后要组织学习讨论了。为了体现战斗作风，各连队看电影时要集合队伍，排队前往，战勤连有时还要打上背包、背上枪，为的是预防战争突然发生。电影场上的气氛总是热热闹闹的，在二师十六团战士胡德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场景：

 

在我们偏僻的牧羊海，看场电影是件极难得的兴事。一听到点消息，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魂不守舍，连连眺望连部的方向。当红旗在连部上空飘扬时（收工的标志），大家都会跳起来欢呼着，一阵风似地跑回去。

匆匆吃过晚饭，不管男女都要认真梳洗打扮一番，穿上新军装，戴上新军帽，找一双合适跟脚的鞋，那兴奋劲就如同过节一样。然后全连整队出发，一路上歌声、口号声不断。快到团部小桥时，由连长亲自指挥，一声令下，个个精神拌擞，挺胸昂头，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拼尽全力喊着震天动地的号子。与其说是走步，不如说是跺步。小桥在颤动，团部的大地在颤动，甚至牧羊海的空气也在颤动，那威武神气劲儿，就好像是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正规军。兄弟连队都以极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支兵团二师小有名气的“草原上的红五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个个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劳动的疲劳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借这个全团大会师的机会，找同学的，找老乡的，可要热闹一番，高兴一阵。其实真正的看电影有时反倒并不怎么惬意，露天操场，因为都是坐在背包上，后面的人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夏天蚊虫叮咬，就是抹上避蚊油也无济于事；冬天冻得腿脚发僵，只能不停地跺脚，哪有心思看电影。

回去的时候，那狼狈样就更别提了。摸着黑，闭着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跌跌撞撞，溃不成军，全无了去时的神气劲。

 

    有时电影太单调了，“加片”就变成“正片”，从新闻纪录片中可略知国家大事，以弥补消息闭塞；看中央首长出国访问，可以领略到异国的风情。有人戏称，当时能看到的“电影明星”只有两位，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西哈努克亲王，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新闻纪录片中。

    为了看场电影不惜跑几十里路，是大多数兵团战士都有过的经历。二师十二团知识青年陈晓明讲述的“截车”妙方，当时通行于全兵团：

 

乌拉特前旗有个电影院，晚上经常演电影。看电影，对我们来讲诱惑力太大了。团部驻地新安镇距离乌拉特前旗有40里路，大家商量好，下了工吃过晚饭早点出发。为了不误时间，我们决定路上截车。

我们十多个人出发不久就追上了当地老乡的一辆大马车，和老乡商量搭车走。老乡一看这么一帮人，死活不同意，大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爬上了车。老乡把鞭子一扔说：“我不赶了。”这怎能难住我们，兵团战士没几个没赶过大车的，班里的战士顺手拿起鞭子，“啪”地甩了个脆响，“驾”！大车稳稳起步了。老乡一看急了，紧跑几步窜上车，抢过鞭子说：“还是我来赶，真拿球没办法。”我们哈哈大笑，心里也明白，他怕我们赶得太快，累着他的牲口。就这样大约走了十多里路。

这时后面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不知谁喊了一声“截汽车”，十多个人跳下大车，横在马路上，站成了最佳截车队形。兵团战士都知道，平时搭车是很难的，人少时，一般要一手高举红宝书，一手高举“大前门”香烟，还要看司机是否高兴。今天不同，我们人多，另外时间太紧迫，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卡车果然停在了离我们２米左右的地方，大家没二话，“呼”地一下全爬上了车斗。车上拉的大石头，我们站在石头上，同司机商量车到前旗。司机非常愤怒，叫我们下来，我们不理他……时间大约过了20多分钟，司机连抽了３支烟，只见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用脚踩了踩，一头钻进驾驶楼，车子疯一样开了起来……

顺利地到了前旗，马上买票，刚好开演，片名是《鸡毛信》。尽管以前看过若干遍，但这次也看得津津有味，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劳。直到结束，电影院里灯光大亮时，才把我们的思想拉回到现实中来：还有40里的夜路要走，明天早上还要出工干活。没有二话，十来个人急急忙忙冲进夜色之中。²⁹

 

到城镇电影院看电影，并不是次次都能顺利地买上票。尤其是在上演新片或者好电影时，待得到消息的兵团战士们急急忙忙地来到电影院前，票早已售完。知识青年都是“钓鱼”的好手，他们可以耐心地等待退票，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买“高价票”，甚至聚集起一帮弟兄，强行冲进影院。哪个城镇附近有兵团人扎营，电影院门前总会上演兵团战士闹票的剧情，并因此多出个是非场所。年轻人对文化的渴求和容易冲动的性格，在这里不也是表演得同样“炉火纯青”吗？

 

 

 

 

 

 

 

 

 

 

 

 

 

 

 

 

 

 

 

 

 

 

 

 

 

 

 

 

 

 

 

第十六章  增补新兵

 

 

 

●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又派人奔赴各大城市，招收知识青年。

 

 

一  严酷的草原生活

 

 

    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调集了一批干部、战士，分头前往呼和浩特、包头、集宁、上海、杭州等城市，现身说法地介绍内蒙古兵团的大好形势，吸引各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兵团。

    对内蒙古的描绘，最带劲的就是大草原的风光了。但是只讲草原的美丽，显然是片面的，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兵团战士笔下的草原实景吧。知识青年田智敏写道：

 

朋友，如果你不曾到过塞北草原，你是不会领略到草原那辽阔舒展的情怀和它那说变就变叫人不可捉摸的脾气的；如果你曾到过草原，也不一定就经历过那草原特有的刺骨的白毛风、迷眼的老黄沙、蒸人的三伏热和扎脸的碎雪花吧。

茫茫的大草原并不像文人作家笔下描写的那样瑰丽美好，有时是残酷无情，甚至是要把人置于死地的。冬天的草原，最可怕的天气要数刮“白毛风”了。³⁰

 

    曾在风雪夜中与狼对峙的女知青彭巧，对“白毛风”的印象极深：

 

早上天还好好的，谁知说变就变，到中午阴了“脸”，继而飘起雪花，随之而来的是呼啸着的狂风，发怒般地卷起积雪，无所顾忌地抛向空中，把天地间搅得白蒙蒙，雾腾腾，天昏地暗，几步远就看不见人影了。这是草原上特有的“白毛风”。这风似翻江倒海的小白龙，张牙舞爪地舔着大地，咬着山尖，刀子般地宰割着草原上的一切生灵。³¹

 

    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可以使人领略大草原的种种风情，既有豪迈、潇洒的一面，也有艰苦、单调的另一面。放牧、接羔、保畜、打草、打井、培育优良种畜……牧业生产同样给兵团人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三十一团六连战士陶知敏是这样描述草原生活的：

 

牧羊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锡盟气候春秋季不明显，每年５月还在下雪，到９月又下雪了。趁着６、７、８月天气暖和，我们就上山打草，为羊群储备过冬的饲料。草山生活是那样的单调而贫乏，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日复一日地用打草机割草，先用铁钗堆成小堆，再用牛拉木拖子堆成大堆，最后把草堆成高高的草垛。

……我们的饭食天天是奶制品、羊肉和杂粮莜麦、高粱、玉米等，由于不习惯，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饭到嘴边，又难以下咽。³²

 

    六师五十二团的知识青年黄爱民，记下了草原经历的一个个片断：

 

1970年６月，我们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到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草原。６月，是草原的黄金季节，草木青苍，百花盛开。可是，最初它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接一个严酷的考验。

我们女生班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打井。沿着划好的圆圈，我们开始挖土。一天，两天，手上挤出了血泡，胳膊酸了，肿了，我们咬着牙坚持着。井越挖越深，井上搭起了支架，在井下挖泥掏沙的，水一身泥一脸；在井上拉绳吊筐的，被毒毒的太阳烤着。那时，我们以为打好一口井，就是为埋葬帝修反、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做一份贡献，谁也不肯落后。当砌好最后一块石头，打出第一桶清水时，已用了一个月时间。

这一年夏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累和苦，就是蚊子的厉害。草原的蚊子，个大密集，无风和顺风的时侯，能把人团团围住，防不胜防。我们的四肢上尽是密密麻麻的蚊子包，有的红肿，有的化脓，有的结了痂，令人目不忍睹。

随着呼啸的白毛风，乌拉盖草原漫长寒冷的冬天来到了。11月中旬，我们抽出半个班到连部东南方30里外的乌拉盖河旁打苇。这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到了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住蒙古包的滋味。天刚黑，外面就刮起了风，把刚下过的松软的雪花吹起来，漫天飞舞。我们铺得那么厚，身上盖得东西像一座小山，仍然冷得发抖，缩成一团，听着呼啸的风声和蒙古包的呻吟声。天蒙蒙亮，我被冻醒了，被头、枕头、头发上满是白霜，而且蒙古包内似有雪花飞舞。侧身一看，方知一角毡包已被吹开，风雪从那里灌进来，已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饭常是吃了一半就冰凉了，羊油烧的菜一出锅就开始凝固；围着炉子坐着，胸前暖暖的，后背仍感寒气逼人；每天晚上都得下一番决心去钻被窝；早晨起来，个个都像是白毛女……

自1971年秋始，我被分配到牧业点打草、放牛、放羊，这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草原，并开始体验生命的舒展和畅快。那时我像一个真正的牧人，纵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与花草亲昵，与白云竞驰，与风雨较量。我们学会了接羔、剪毛、药浴，学会了搓牛毛绳、起羊粪砖，学会了赶着勒勒车迁徙、自己搭蒙古包、找准地方挖简易井，学会了每天靠喝茶过日子，学会了到陌生牧人家时先与包外成群的狗周旋……

一次，在白毛风中放牛，连人带马滑倒在一片冰面上，我被甩离马鞍，躺倒在雪地上，久久爬不起来，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马缰绳；一个寒冷的冬夜，为了找回走失的十几头牛，我怀着找到牛的决心和怕迷路把自己交待给死神的恐惧，单骑夜闯雪原，当坐骑识途而终于返回牧业点时，两颊已经冻白了。记得，春天的白毛风还是那样凛冽，它无情地把天地搅成一团，怕新羔冻坏，有时我们彻夜守在羊栏边，自己快被塑成雪人了……³³

 

    冬去春来，干燥的草原容易失火，几乎每年牧业团场都要遇到草原火情。青年人没有经验，只是凭着勇敢、拼命精神去救火，并酿成了一系列的悲剧，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二  老兵带新兵

 

 

    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城市知识青年共计20886人，分别来自以下城市：

 

            上海     5408人，分派到一、三、四师；

            浙江     6367人，分派到兵直机关和二师；

            呼和浩特 1741人，分派到四、五师；

            集宁     1076人，分派到五师；

            包头     830人，分派到一、三师；

            乌兰浩特  200人，分派到六师；

            张家口   70人，分派到四师；

            唐山     2508人，分派到四、五、六师；

            赤峰     1200人，分派到五师；

            锡林郭勒盟  400人，分派到五师；

            白城     150人，分派到六师；

            四川     48人，分派到三师；

            秦皇岛　　  150人，分派到六师；

            零星     738人，分派到五师。

 

    1971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最后一次组织大规模的城市“招兵”活动。1969年至1971年，全兵团合计接收城市知识青年98999人。以后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都是零星招入，如1972年内蒙古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为1154人，都不是计划招收人员。

    1971年的接收新兵工作颇有章法，大多数团场进行了专门的新兵整训，时间一个月左右，然后再把新兵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对1971年加入内蒙古兵团的各地知识青年来说，1969、1970年到兵团的知识青年俨然是“老兵”了，他们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管理和帮助“新兵”的重任。五师的李钢，就有过一段管“新兵”的经历：

 

夏天，要来新战士了。听说这批是集宁战士，我们把连里仅有的几间土坯房收拾利索……

“新兵来了！”一声喊，我们一群老战士和连长、指导员一起跑向新战士，要帮他们拿东西。

没等我们回过劲来，有几个女战士已经回头朝草原深处跑去了……一见有人跑，新战士呼地一下跑了大半，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连长一见急了，大喊：“快把他（她）们追回来！”我们站在原地发笑：“他们跑不远，连从哪边来的都不知道，翻过山坡就不敢跑了。”

果真如此，等我赶上几个女兵战士，她们正坐在山凹处的草地上哭呢：“招兵时说这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种地拖拉机，收割康拜因，飞机打药灭虫，生活好着呢，原来这里这么荒。”看着她们还带着孩子气的脸上挂着串串泪珠，听着这天真稚气的牢骚，我笑着劝：“以后就会有了，只要自己动手，‘面包会有的’，那些好东西、现代化都会有的……”

我作为班长，领了11个新战士住在收拾干净的一个长５米、宽３米多点的土房中，没炕，地上铺些干草，每人把自己的褥子对折起来铺在上面，才能铺开12条褥子。12个人睡成一排，头前只有放鞋和脸盆的一点空。……铺好被褥，我一回头，人没了，屋里屋外都没有，哪去了呢？我头皮直发麻，转到屋后的大草圈里，见这些人围成半个圈，你搂着我的腰，我搭着你的肩在看什么。跑去一看，一个男战士正坐在大石头上放开嗓门大哭……

喊回她们，该吃饭了。我们排队来到连队临时的食堂门口－－这食堂只有一间厨房。全连集合，先敬祝（祝福伟大领袖和他亲密的战友），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声音要洪亮，唱得不整齐，声音不大是不能过关的。新来的人，精神不佳，词又不太熟，一连唱了三遍，连长才通过。晚饭是红高粱米饭，一人加一勺酱油膏做的汤，都凉了，每班一个笸箩，站在外面吃。等吃完饭排队回到班里，没等坐到地铺上，又有人哭了。这时连里通知各班“晚汇报”，先念《老三篇》，对照《老三篇》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太灵了，没人敢哭了，这哭都是“私”字作怪。只要没人哭，我这班长心里就轻松些。

“晚汇报”完了，连里给一人一瓢开水烫烫脚，这也是照顾新战士了。我们班打来一桶开水，大家分了。

然后熄灯号吹响了，梦里还有人哭。挨着我的小战士才13岁……我睡不着，这才第一天，以后要遇到的苦多着呢，明天就要开始脱坯，自己动手盖房子了，她们受得了吗？她们还太年轻呀。唉！这些新战士。其实那年我才22岁。³⁴

 

    来自江南的知识青年，对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要有一段适应过程。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川知青很少，他们中的一位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刚来到北国，对我这来自天府之国的小伙子来说，一切是那样的不习惯和陌生，一切是那样的艰苦和不可思议。首先是语言不通；再就是穿得厚而严实，行动不便；吃得是玉米面，高粱米，偶尔吃点白面，还有膻味较浓的牛、羊肉，使胃肠长期不适；住的是砖坯砌成的简易房，睡的是土炕；外出只能坐牛、马拉的车或骑马。所有的这一切告诉我，艰苦的生活、工作开始了。³⁵

 

    新到兵团的人，很快和老兵一样，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1971年秋天，麦收开始了。五十五团三连八班15名来兵团不久的女战士，硬是用15双纤细的手，一锨一锨地扬净了30万公斤小麦。李桂芳这样回忆：

 

扬场这活，看上去挺容易，真干起来可不轻松。它不仅需要掌握好技巧，而且需要力气。木锨虽然很轻，但每扬一锹都需要臂、腰、腿一起用劲。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有时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甚至梳辫子都需要别人帮忙。为了赶在下雪之前把小麦扬净入库，我们这15个女孩子简直拼命了。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悄悄起床，来到麦场。傍晚，天黑下来才收工，中午也时常只是在麦场上打个盹。有的小战士想家了，背着战友们偷偷抹几把眼泪，又回到麦场，默默地干着。大家谁也不甘落后，你追我赶，咬着牙坚持。每天晚饭后，土炕上就趴满了拔火罐子的姑娘。卫生员小曹预备的十几个火罐子早就不够用了，只好用罐头瓶代替，有时弄得不好，腰部拔起了一圈大泡，火辣辣地疼，可是第二天起床号还没吹，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来到麦场。³⁶

 

 

三  来自黄河扬水工地的报告

 

 

    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了在大城市招收知识青年外，还调入了一大批现役干部，主要来自38军、63军、69军和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等单位。

    其中一部分干部来到了兵团新组建的四师三十四团，在黄河边上的碱柜安营扎寨，开始组织实施建设黄河扬水站的工程。来自69军的现役军人苑凌汗重温了这段经历：

 

行前，我们就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因为当时的方针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尤其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连队的骨干分子。我们前往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驻在乌海市北30公里处的包兰线碱柜车站附近。事实也确如我们所料，一下火车，面对我们的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丘陵沙漠，除了几座帐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这里整日整夜地刮着大风，黄河怒吼的声音远远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我怀疑在这里是否能搞建设项目。

团政委尚增和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现在比早些天强多了，我们来时连栖身之地都没有。我和团长连同我们的战士奋斗了几天才挖了几个地穴，搭了几个帐篷。黄河岸边有几个牧民圈羊的窑洞，我们没舍得住，战士们一致要求让给晚来的同志。”……天黑了，我们点起了蜡烛，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讨今后的生活。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们也都是参谋、干事、连队的指导员。大家都表示要发扬我军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同心协力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

兵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被任命为基建连连长，63军的崔树全任指导员，我的战友孙希瑞任基建连副连长。在“先生产，后生活；边生产，边生活”的口号下，我们连承担起最艰巨的投资400多万元的大型黄河扬水工程的建设任务……我召集几个在团部搞房建的参谋，集体商议，共同策划，没几天就把建设图纸搞了出来。下一步的困难就是解决基建材料问题。我们决定召集部分技术骨干，组织一、二、三连搞砖瓦厂。其他如水泥、木材、钢材等所需材料也由供应站相继备好了。……

1971年12月，我们开始了艰苦的扬水工程的建设。部队首长多次来我团视察，师长王本顾亲自深入第一线慰问劳动者。我终生也不会忘记那么壮观的劳动场面。在施工一线，无论是战士，无论是知青，都不怕累不怕苦，昼夜工作，轮流上岗。在这劳动大军中，有近一半是二十几岁的女青年。昔日白净的脸，被太阳晒黑了，文弱纤细的身躯担起了同男同志一样的重担。“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们身上同样表现出伟大无私的品质。我也不会忘记我们三十四团的老政委尚增和，他是一位患有严重气管炎，身上带有伤疤的50多岁的老同志。他身上带着药一直坚持在施工一线做政治工作，他和战士同吃同住，促膝谈心。我们的团长李德海也50多岁了，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他始终手拿图纸，头戴安全帽亲自指挥。³⁷

 

    1971年５月19日从呼和浩特市参加兵团的郝润英，同样记下了初到三十四团时的情景：

 

睁眼一看，荆笆围的墙，荆笆盖的顶，透过稀疏的荆笆条，看得见灰白的天。左右一瞅，我们二十几名女生，挤在沙土麦秸上，不同颜色的新花被，罩了一层黄黄的细沙土。嘿！真快，昨天还在家，今天就睡在千里之外的四师三十四团四连。

早饭开了，沙地上放几大笸箩窝头，几大桶玉米面糊糊；10个人一小铁碗咸罗卜干，黑不溜秋，还沾些沙子。

没有欢迎仪式，点名后，连长操着河南口音问：“昨夜，大家睡得咋样？”男女160多名新战士，有说的，有笑的，几个胆大的回答：“不咋样，夏令营不像夏令营，看瓜棚不像看瓜棚！”“荆笆棚外一夜刮风，荆笆棚内半宿吃沙。”“哈哈……”我们全笑了。

指导员指指站在我们对面的两个排长，一个司务长，一个炊事班长：“这4位包头来的知青，初到碱柜，在沙滩上睡了一个星期，直到盖起荆笆房。我、连长、副连长来时，多亏他们提前给俺们搭盖了荆笆房，不然的话，你们也得睡沙滩。”接着连长说：“四连是新建连，你们没到前，３个连干部和这４个‘老兵’，不停地抢盖荆笆房，尤其是４个‘老兵’，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个好觉，新兵没到，他们既是指挥员又是炊事员、战斗员，夜里还得值班放哨。”

４位老兵，两男两女。他们在戴领章、帽徽的连干部身后，站一横排，动也不动，着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兵团序列服，黑亮黑亮的脸衬托着炯炯的目光，威武、英俊、潇洒……连长的话锋转了：“但是，我们不是受风沙气的孬种。天黑以前，各排必须和泥抹好荆笆房，首先解决睡觉吃沙的问题，然后，凭借荆笆房根据地，脱坯烧砖，盖营房；修扬水站，引黄灌溉，种菜种稻。总之，牛奶会有，面包也会有！”……

一个月后，新兵整训结束，我和徐珍梅当了排长，李改生、潘玉萍、乔世萍、刘景池当了班长。四连又接收了唐山和上海来的新兵。有一天上午，徐珍梅率领夜战扬水站工地的四排战士，返连休息。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昏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手拉手摸索前进。分不清哪儿是咆哮的黄河，哪儿是奔腾的沙海。突然，前面传来了呼叫：“哎哟，妈呀！走进黄河了！”徐排长迅速指挥战士后撤了几十米。同志们再也不走了，围抱在一起哭。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风小了，徐排长一看，原来50多个战士，紧贴着黄河边排徊了一上午。

当天下午，扬水站工地急需增援，徐排长想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战士不会出工了，没想到全排人一个不差，扛着锨，站进队伍。³⁸

 

    黄河扬水工程，历时３年，终于建成。昔日荒凉的沙漠戈壁上，建起了宿舍区，建起了自来水供水系统，开垦出一块块农田，战士们种上了各种农作物和一排排树木……三十四团指战员们功不可没！

 

 

四  笼罩在知青头上的阴影

 

 

    又一批知识青年来到兵团，给原来的知识青年群体注入了新的活力。知识青年越来越多，管理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工作失误和少数干部的不良行为所造成的阴影，已经日见浓重。

    在1971年参加兵团的知青中，有一位不久就自杀身亡。自杀者林××，1971年９月10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到兵团化肥厂六连。11月16日上午10时许，林××在包兰线上卧轨自杀。林某于11月４日晚乘全连看电影的机会，将同班战士邢某的钱包从箱内偷走（包内有人民币25元）。７日，林向指导员承认了偷钱的事实。８日，二排排长在点名中批评了林的行为，责成他认真进行检查。15日，二排又发生失窃事件，排长再次对林××进行严厉批评，别人也怀疑又是他所为。林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精神崩溃，终至投入201次列车车轮之下而死，年仅18岁。180电厂、化肥厂联合指挥所组织的专门调查小组，指出林××平常不努力学习、贪图安逸享受和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并核实了他的自杀经过，通知家长前来，加以说明、抚恤。在上报兵团的事故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领导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工作不深不细，没有掌握新战士的特点，抓住事故苗头，管理教育方法简单，应该引以为戒。

    因管理方法简单粗暴、严重违反政策而造成的自杀事件，从兵团组建到1972年８月止，共发生了37起（11起未遂），事涉地方干部２人，职工15人，家属１人，兵团战士19人。其中几起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二师十九团四连女战士马××，来兵团后一直表现很好，是入党培养对象。1971年８月，马××所在班丢了５元钱，有人怀疑是她偷的，班、排、连干部未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在班务会上进行公开追查，矛头直指马。马××因此情绪反常，向连队领导请假要求休息，仍未引起各级领导注意，并终于导致她在８月14日乘无人在宿舍时喝“敌敌畏”后跳水渠自杀身死。

    1971年８月12日，一师二团一连女战士王×因不安心兵团工作逃跑，被追回后将她的31元钱扣留在班里保存，防止她再次跑掉。王极为不满，16日与18日两天拒绝进食，21日又与班长争吵，然后服1605农药自杀。

    六师五十二团三连女战士魏××，给家里寄了65元钱，第二天本班战士周某丢了38元钱，怀疑是魏偷了钱寄回家去了。排长在全排点名时命令每个人算帐，魏××算得慢了一点，排长就发动攻势，派骨干轮流找她谈话，并公开扬言“你寄的钱中就有周某某的”。轮番攻势搞了３天，第四天魏××上吊自杀，时间是1971年11月21日。

因涉嫌男女作风问题而自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70年５月，二师十七团九连职工唐××给本连一个女战士写求爱信，被女方拒绝，并把信交给了连长。连长在全连大会上宣读了唐某的信，并用一些极难听的话挖苦唐某。唐感到无脸见人，投井自杀，因井水太浅未死，又用背包带在井壁上吊，被人发现后得救。连长赶到现场后，非但不组织抢救，反而声称“你再跳个井让我看看”。

兵团女战士张××参加兵团后主动向班长汇报了原来曾被人污辱过，连长知道后便利用职权对张××长期奸污。连长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张××被调到其他连队。但群众中有人暗中议论张有作风问题，有人甚至公开讽刺挖苦，并在学习中含沙射影地暗示张还有偷摸行为。张××在这样的压力下，更感无脸见人，于1971年６月15日服毒自杀。

    个别现役军人利用职权奸污女战士的行为，亦有少量曝光。六师五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王×，1970年３月调来兵团，５月前往北京参加招收知识青年工作，对某中学一女学生进行调戏，导致该同学表示坚决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并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崇文区革命委员会。王某非但不收敛，反以家访为名又对另一女学生进行调戏。这个女学生参加内蒙古兵团后，王把她调到政治处当了广播员，并肆无忌惮地调戏直至多次奸污。1971年２月17日，兵团党委决定以强奸犯罪名将王逮捕，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四师一位副师长，1969年至1971年，先后强奸女战士、女职工和职工家属各一人，并对其他女战士有调戏行为。1971年４月，兵团党委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2月１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正式将他逮捕，后判刑。

    自杀事故和强奸案件不断发生，给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的心理压力是沉重的。对于政策性的问题，兵团政治部三令五申，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绝不能采取讽刺挖苦、冷淡、歧视和污辱人格的做法，更不准随意批斗、关押、体罚和搞逼、供、信，并且规定对需要拘留和逮捕的人，必须履行法律手续，经兵团党委批准，由保卫部门执行；不够刑事拘留而又需暂时做行政看管的战士和职工，必须经团党委批准；严禁私造刑具和私使刑具；违反政策的人，按规定应该认真追查，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某些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除了几个极恶劣者被逮捕法办外，其他人多数被调离原职，给予一定处分，就算是处理过了。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所以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并且愈演愈烈，终于闹到了中央出来干涉的地步。

 

 

 

 

 

 

 

 

 

 

第十七章  林彪事件的影响

 

 

 

●1971年1月至3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了4万余人进行战备野营拉练。

●1971年９月13日，“副统帅”林彪乘飞机外逃，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一  长途野营拉练

 

 

1970年12月24日，毛泽东对解放军作战部队发出指示：“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一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并且指出：“野营拉练是一种好方法”，“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全国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很快部署了大规模的冬季野营拉练。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担负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在不影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也可适当组织野营拉练”。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结合内蒙古地区和兵团的实际情况，安排属下师、团在1971年１月至3月进行野营拉练训练，先后有４个师机关、14个团机关和192个连队，共计42065人参加了拉练。拉练时间３天至10天不等，行程少则50公里，多则350公里。

    这次拉练强调实战标准，要求部队做到“会行军，会做饭，会休息，会放哨”，达到“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和练战术、技术”的效果。参加拉练的兵团战士，缺乏野营生活知识和长途行军锻炼，在气候寒冷、风沙大、冰雪盖地的情况下负重行军，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年参加拉练的三十一团女战士陶知敏回忆道：

 

1971年冬的一次拉练使我终生难忘。那时，部队正提倡千里野营。这日我们要负重日行80里。连指导员王培田带着我们急行军，他大步走，我们就要小跑。体力实在不支了，我壮着胆子恳求指导员慢些走，可他理也不理，我顿时傻了眼，他平时对战士们的和和气气到哪里去了，此时怎么这么冷酷无情？我还真从心里恨起了他。后来我才明白，指导员是为了培养我们平时能吃苦，战时能打仗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队伍终于按规定时间到达了目的地。战士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殷红的大血泡，累得几乎趴下了。³⁹

 

有的师、团为了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专门选择了最恶劣的气候和最难走的路线。如三师组织的第一批野营拉练连队，时间安排在最严寒的“三九”天，行军路线是通往游击根据地的一条崎岖狭长的大冲沟和一条翻山越岭的人行小路。在沟深路滑、大雪纷飞的情况下，不少兵团战士带病行军。二师十四团在行军中逐步加快速度和加大行程，把行军时速由８里提高到了15里，日行程从65里提高到95里，每人负重30至45斤，许多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有的师、团还把拉练和生产结合起来，如四师组织的拉练，除了120里的综合行军外，每天背碱往返70里，既劳动，又拉练，一举两得，只是苦了参加拉练的兵团战士们。虽然在拉练中喊出了一系列的革命口号，如“为了保卫毛主席，战备野营练红心；为了埋葬帝、修、反，骨碎筋断永向前；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一路风雪一路歌，嘹亮歌声震山河。兵团战士骨头硬，苦练硬功保边防”；“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埋葬帝、修、反，甘洒热血永向前”，等等，但因身体不支而掉队的大有人在。五师四十二团三连，第一次行军掉队的占30%，有的班只剩下班长一个人。四不会的矛盾也非常突出：有的参谋不会使用地图，甚至使拉练队伍在风雪严寒中迷路，来回跑冤枉道；有的连队干部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炊事班不会在野地生火做饭，拉练人员喝不上开水吃不上熟饭是极普遍的现象。⁴⁰

在病号日增、冻伤严重的情况下，有的师、团改变了原定拉练计划，缩短了行程和时间，并且在拉练后放假数天。这种作法，被兵团领导批评为“对部队有姑息迁就思想，不敢把部队拉出去摔打”。兵团毕竟不是作战部队，都摔打病了、残了，谁来参加生产？基层领导的理由也是挺充分的。

    为具体落实战备要求，内蒙古兵团还在1971年３月制定了《战备工作规划补充计划》，对兵团的战时任务做了如下构想：

 

（一）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建设好游击根据地，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

（二）坚持就地斗争，生产、储备吃、穿、打、用的所需物资。

（三）做好支前工作，担负前送后运等任务。

（四）加强武装连队建设，战时组编一个陆军师扩充野战部队。

 

    根据敌情判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不同形势下的举动做出了具体安排。在敌军发动突然袭击，实施导弹和航空兵火力突击时，各师、团应迅速进入防空疏散地区或既设工事，减少和避免损失，并将非战斗人员转移到预定的后方地区；同时，编组支前队伍，组织部队参加反空降战斗等。在敌人使用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时，各师、团应有组织、有步骤地疏散部队，迅速进入适当的隐蔽位置，避开敌人主力，开展游击战，并且坚持生产，担负支前任务。当敌人占领了内蒙古大部地区或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后，各师、团应进入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坚持生产，扰乱敌人，拖住敌人。为便于指挥部队，兵团特设东、西两个指挥所，兵团主要首长率大部分机关人员进到一、三师所在地区，建立西部指挥所；少数兵团首长率部分机关人员进入五师所在地区，建立东部指挥所。各师也要按照计划要求确定基本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的地点。

    兵团已装备半自动步枪10383支，“五三”式步骑枪3277支，旧式铁把冲锋枪1470支，轻机枪214挺，高炮18门，手枪118支。由于枪支弹药大多已经发放给武装连、排保管、使用，在训练、擦枪时因不慎而“走火”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出现了伤人事件。在６月份下发的《1971年战备训练工作要求》中，兵团司令部特别作出如下规定：

 

（一）加强防事故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责任心，建立各种安全制度和制定安全措施，教育部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防武器的损坏和事故的发生。

（二）严禁在训练中玩弄武器装备，更不准枪口对人开玩笑和对人瞄准。

（三）在训练中要严格验枪制度，严防用实弹做教练弹使用，严禁在枪炮口前走动或重叠作业。无后座力炮在训练时一定要按各炮手的定位进行操作，必须禁止一切人员在喷火范围内走动，在训练中要养成习惯。

（四）加强射击场的组织指挥，搞好射击时的安全措施。每次射击、投弹和爆破试验都必须有干部在场，亲自组织指挥，搞好安全措施后方可实施。严禁少数人无组织无纪律，盲目蛮干，严防训练中的各种事故的发生。

 

    1971年的战备工作搞得如此轰轰烈烈，似乎真要出点什么事，知识青年中的“参谋”们开动脑筋，伸长耳朵，追寻各种蛛丝马迹，探听大道小道消息。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巨大的事变会来得如此突然。

 

 

二  进入临战状态

 

 

    1971年９月14日，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召开紧急战备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紧急战备指示。次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有各师领导参加的紧急战备会议。当晚，各师参加会议的人员连夜返回，并很快召来各团领导人，布置紧急备战事宜。通过电话传达的备战指示，来得更快，休假、外出人员被迅速召回，各种大型会议、学习班等立刻停开停办，基层连队在９月14日至20日之间，紧急集合频繁，有的连队甚至完全停产，全方位进行备战。火药味真够浓的，正如六师五十一团陈新所描述的那样：

 

“九·一三”事件后，整个兵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们连也不例外。每天除了生产，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挖防空洞。晚上睡得好好的，不定什么时侯，连长“嘟嘟”一吹哨子，就得爬起来演习紧急集合。那时，我们都把兵团发的棉被事先打好背包，放在床下，一听哨响，穿上衣服，提上背包就跑出去。⁴¹

 

    各级领导更意识到这次是真有情况了。以二师为例，９月17日召开师紧急战备会议，重新确定了师战备领导班子的构成人员，并要求属下各团由一名常委、各连指定一名干部负责作战指挥和抓战备工作的落实。全师在外休假的85名干部，有82人接到了16、17两日发出的召回电报。会议决定：各武装连队的枪支发到个人手中，每人发放10发子弹；手榴弹下发到各连集中保管，同时展开熟悉手中武器的训练。十八团的高射炮进入阵地，进行演练和擦拭。各单位在师部的统一部署下，修理和建筑防空工事。准备向后方转移的人员，进行统计，并具体安排车辆，确定转移路线和到达地点。野战部队的编组落实到人头，开列名单上报。各武装连队准备３至５天的干粮，一般连队准备２至３天的干粮，医院和卫生队储备急救药品，每团准备20至30副担架。

    兵团战士的战斗热情不减。二师十二团六连全体指战员都写了求战书，并写了10份血书。十五团五连很快开展了“一事当前想战备”活动；六十二团一连则开展了“一言一行适应战备”的活动。９月25日，十八团的高炮进入阵地；十一、十七、十九团的武装连参加了公庙子机场反空降实战演习；十六团于当日17时至次日19时，组织机关和８个连队的1150人，马车26辆，以战术演习为背景，全副武装行军48里，进行抢运糜子和水利会战，挖掘7000米土方排干渠（演练挖防坦克壕），抢运了189亩地的糜子（演习抢运马草），后来被视为战备不忘生产建设的典型事例。⁴²十三团的两个武装连二连和八连，则于9月28日参加了在包头市附近举行的部队、兵团、民兵联合军事演习。⁴³②

    其他师、团的情况和二师大致相同。打游击、生产和向后方转移的三套指挥班子都先后落实下来。根据兵团司令部11月初的统计，全兵团至10月上旬共新挖防空洞29000余个，各种掩体12000余个，防空壕18000余米，基本达到了人人都有防空工事。六师地处最前线，兵团将上级拨发的二线边防哨所工事构筑费全部拨给了六师。六师师直属农牧连试挖了小坑道37条和６个机械掩体，经过演习表明在一个半小时内全连人员（包括家属）和大部分机械能够进入坑道。该连还在坑道里生活了２昼夜。六师建立的４个二线哨所，也在10月份开始了正常巡逻。⁴⁴

    搞得如此紧张，到底出了什么事？战备的弦绷得越紧，人们的疑窦越重。不久，一级战备令解除，事情也真相大白了。

 

 

三  温都尔汗的联想

 

 

    1971年的10月１日，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迟到的《人民日报》上，头版上只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却不见了“亲密战友”的身影。嗅觉灵敏的知识青年，把林副统帅的突然失踪与当前的备战形势结合在一起，已多少猜出中央出事了。

    过了一段时间，消息灵通人士从北京带来了确切消息：“林副统帅坐飞机外逃，摔死在外蒙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兵团战士只是在暗中传递着这惊人的消息，并要求被告知者保证不外传，免得引起麻烦。对方往往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向毛主席保证”，是当时的时髦话，可要用它来保证林彪摔死的事情不外传，太难了。这条消息很快越传越广，越传越快。

    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证实了这一消息的可靠性，并使人们知道了更多的细节：９月13日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仓促登上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凌晨３时，256号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的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９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只限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内传达。９月28日，中央决定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级以上的党委。10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并要求在10月中旬传达到各地的党支部。10月24日，中央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传达。至此，人们已经用不着在底下暗传消息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亲密战友，时时刻刻“高举”、“紧跟”的副统帅，怎么说跑就跑了呢？中共中央11月14日印发的供批判使用的《“571工程”纪要》和后来陆续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使人们了解了林彪集团发展乃至灭亡的大致脉络。

由于在中央文件上登载的坠毁飞机像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尾部的一个大洞。于是围绕林彪座机是迫降时坠毁还是被击落，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各种说法不径而走，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是：在内蒙古毕克齐的空军机场，有几架国产的先进飞机，性能不比苏制米格23飞机差。９月13日凌晨，这几架飞机奉命起飞，在中蒙边界上空发现了一架外逃的飞机，并向该机施放了导弹。这架飞机在空中起火，坠毁在蒙古境内。执行任务的飞机返航时没有回到毕克齐机场，而是转到了其他机场。被击落的飞机，当然就是林彪的座机。不少人当时很相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认定只有这样才解气，哪能看着林彪往外跑而不管呢？

    1992年８月２日，带着看个究竟的想法，4名中国人利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科学考察的机会，踏访了温都尔汗。一辆由蒙古司机驾驶的苏制吉普车，载着这4个中国人，早晨７点离开了温都尔汗市，向贝尔赫方向驶去：

 

林彪飞机失事的地点，在温都尔汗是打听不出来的，只能在去贝尔赫的路上问牧民。

司机把车开向一小群蒙古包，终于找到了一位曾去过飞机失事地点的牧民，邀他作为向导。

3辆旅游车挡在了路上，几十名俄罗斯人在路边休息。他们是贝尔赫矿的工人，有人曾从失事的中国飞机残骸旁多次经过，他们向司机讲明确切地点应在６公里开外的路的右侧。

继续驱车前行，先发现了一个飞机残风筒，但是四周没有燃烧过的遗迹，确认这是后来被人携至此地的，这里不是原失事地点。

我们本以为很远就能看见一堆飞机残骸，至少飞机尾巴和翅膀应该是遗留下来的最明显的标志。但当带路的牧民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失事地点的时侯，只见一片荒凉的草原，没有任何明显的遗物高出野草。司机不得不开车在草地上转来转去。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小堆铁架子，并看到了躺在不远处的起落架和发动机。这里就是256号飞机的坠毁地点了，几片当年燃烧过的地方至今寸草不生，残铅片依然随处可见。遗憾的是大片的机翼残骸都已经被人拉走了。21年过去了，能够留下这点遗迹已经不易了。幸亏是在大草原上人烟罕见之处，再晚几年，恐怕这些东西也会荡然无存了。

一辆大卡车从远处驶来。当司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来寻访失事飞机遗址时，立刻热情地告诉我们，他当年到过现场，是参加收尸、埋尸的蒙古士兵中的一员。他带着我们来到当年埋尸的小山坡前，企图找到墓坑的遗迹。由于埋尸后不久，中国又派人将所有尸骨掘出带回了国内，填平了墓坑，草长起来后与其他草地毫无区别，所以已经无迹可寻了。

我们向蒙古人问起飞机失事的原因，他们一致认为飞机是在迫降时因飞行员操作不当而摔毁的。这么大的飞机在草原上降落，不能先放起落架，“应该用飞机肚子擦地降落”。他们对飞机被击落的说法不以为然，“那样的话，飞机就会在空中解体，地面上哪会留下完整的东西。再说，谁会去打这架飞机呢？”至今仍然基本完好的起落架，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对的。

逗留了１小时后，我们离开了，蒙古司机在开车时高喊了一声：“林彪再见！”

 

    我们并没有通过此行知道更多的内幕，只是为当年的幼稚而感慨万分。我们曾跟着高喊“身体健康”，认真地开展“政治建军”活动，虔诚地“天天读”、“创四好，评五好”、“斗私批修”，忠实地备战、备荒……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林彪事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批林整风”、“基本路线教育”和“批林批孔”等运动。兵团除了强调“认真看书学习”外，针对林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说法展开了批判。在“571工程纪要”中，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字样，不久就被人们目之为“变相劳改”论。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了多篇批判“变相劳改”论的文章。这是青年人卷入与自己有着直接关系的理论问题，关系到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评价。从正面论述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意义是比较容易的，当时的通行说法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革命的新生事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加强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需要。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坚持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

 

    从理论上批判“变相劳改”，就颇有些力不从心了。除了空洞的“恶毒攻击、诽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扼杀新生事物”等提法外，稍具理论色彩的说法有：

 

为社会主义劳动是我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劳改是无产阶级对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变相劳改”论，混淆黑白，抹煞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觉劳动和强迫劳改的界限。

“变相劳改”论，是妄图把青年引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离工农兵的歧途，引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

 

    环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际形势，人们难免有发自内心的疑问和看法。《兵团战友》报记者在1973年对二团党委和二十三团八连知识青年进行采访后，先后发表了《分清路线是非，发扬积极因素，是做好再教育工作的根本》（３月30日）和《方向怎么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怎么干？》（５月４日）的文章，揭示了一些真实现象，并披露了人们的一些真实看法：

 

是把知识青年当作革命接班人培养，还是单纯当作劳动力使用？再教育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放在哪里？是放在培养接班人上，还是放在单纯的劳动锻炼上？这是再教育工作首位的和根本的是非问题。对这个问题，二团党委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三连走过的一段弯路，使党委得到很深刻的教训。

1970年三连组建初期，党支部的主要成员对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缺乏认真的学习，片面地认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再教育就是让他们劳动锻炼。因此，一度出现了把知识青年单纯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倾向。结果引起了战士的强烈不满，大家情绪低落，干活消极。一次，团里给三连拉煤，汽车喇叭叫了半天，也没人去卸，最后只好又拉了回去。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连队中不良倾向的问题接踵发生，全连没有从知识青年中发展过一名党员，在发展为数不多的团员中，有的起不到模范作用。连队的生产建设也没有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战士都想离开连队……

是把知识青年当作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当作包袱？正确地估价知识青年，这是做好再教育工作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二团刚组建时，有的干部认为：“知识青年都是一些毛头小孩，啥事不懂，他们吃喝拉撒睡都要有人管。而部队又是新组建，困难多，条件差，谁能管得了那么多事？”有的干部认为：“知识青年狂热性大，刺头多；动摇性大，怕苦多；散漫性大，不守纪律的多，就是不好管理！”

 

有个时期，在部分兵团战士中，曾有一种说法：“近两年，到兵团来的人少了，回城去的人多了。以后，也许就不再来人了。”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到边疆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究竟是临时措施，还是长远大计？

“将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同志的热烈争论。共青团员、二班长小许的发言，尤其使大家受到启发。……1969年春天，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在全国兴起时，小许和大家一快来到了兵团。开始，他兴高采烈，劲头很足。过了几年，和他同来边疆的伙伴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小许眼看自己却是整天同土坷垃打交道，想到自己就要这样辛辛苦苦地当一辈子农民时，他后悔了，总想找机会离开兵团……

 

    是否在生产建设兵团扎根，是每个兵团战士都面临的大课题。二十三团二连的一位女知青，在“认真看书学习”后对扎根边疆的前途和作为有如下的解释：

 

第一，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个人的前途、理想都是有阶级性的，只有无产阶级对前途理想的看法才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是一条伟大的真理，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边疆，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完全符合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总方向。

第三，边疆艰苦，兵团初建，底子薄，条件差，应该按辩证唯物主义办事，穷则思变，不能穷则思迁。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那些背离与工农兵相结合正确道路的言行，要进行阶级分析，既要分清是非，又要敢于斗争。⁴⁵

 

对“变相劳改”论的批判，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引经据典式的正面评价，当然都是为了进行扎根边疆的教育。但“再教育”没个头，知识青年普遍为前途担忧，光说大话、搞批判，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兵团的知识青年，因为有生活保证和较高的政治待遇，被一些插队知青称为“在朝派”，插队知青则自称为“在野派”。1970年夏季，有人着手准备一份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到部队、工厂后的调查报告，想在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两周年时寄给毛主席，⁴⁶说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早已成为知识青年关心的问题。

    林彪事件更深深震撼了知识青年，多少人扪心自问，难道过去的一切“紧跟”、“高举”都错了吗？狂热的信仰难道一文不值吗？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启动了人们的自我思索，兵团战士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政治运动，看待上山下乡，直至看待生产建设兵团本身。内蒙古兵团的北京知青朱大风在1972年3月写给同学的信中，就对内蒙古兵团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我总觉得现在有些东西还是‘左’，比方经济上比例有失调的现象，一下子投资几十亿，但在近几年内又捞不回本，造成亏损。像我们内蒙兵团，如在一开始能少量投资，小规模开荒，多种草，多种树，逐步改良土壤，然后再大批来人，开发边疆，效果恐怕比现在要好些。我们不能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不能性急。再如，有些人单纯强调‘政治’，忽视政治经济的统一，不要利润，不要制度，造成亏损、浪费。”⁴⁷

    不再虔诚和盲从的知识青年，以林彪事件为契机，开始了自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