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8-18-21章

史卫民

 

 

第十八章  参军与上学

 

 

 

●1972年3月4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北京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政治部文章《选送优秀青年上大学》。

 

 

一  在建设兵团征兵

 

 

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但毕竟不是真正的部队，总给人以“土八路”和冒牌货的感觉。参加了兵团的知识青年，有不少人更加向往正规部队的生活和待遇。有些“门路硬”的人，尤其是参加兵团的部队干部子女，早就疏通了关系，不久就离开兵团，转入部队。一师四团的北京知青杨玉文写道：

 

兵团初建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恶劣的气候，繁重的体力劳动，粗糙甚至是不管饱的伙食，很快使每个人心中“序列兵”与解放军一样待遇的幻想破灭了。

1969年底，由于战备紧张，国家大量征兵，为少数兵团战士“偷偷摸摸”参军提供了机会。内蒙古兵团有多少人“偷偷”参军，我没有统计过，但数量不会太多，因为这种参军在当时是“非法”的，需要有相当的门路，只有父母正在部队担任现职干部或与部队有密切关系的干部子弟才能做到。

以一师四团来说，我知道的有七连姓马的姐弟俩、十连姓蔡的一位女知青和八连姓陈的一位男知青，他们的参军经历都很戏剧化，首先要把部队联系好，再把自己在兵团值钱的东西送走，最后争取家中来电报请探亲假回去或干脆偷偷溜掉。正式参军的人在各地都要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的参军就不同了，不仅不能声张，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保持警惕，不能与兵团的战友联系，以免地址落入兵团组织部门手中，把他们从部队要回去。

当时内蒙古兵团曾正式下文件禁止此种参军方式，偷偷参军走的人都被说成是怕苦怕累，不仅被兵团除名，共青团员还要开除团籍。兵团有时还一直追查到部队，如八连姓陈的知青到部队后给兵团战友写了封信，暴露了在山西阳方口的部队驻地，我团竟出动了两名现役干部直接到山西查找。

这样参军在组织上是不合法的，但动机可以理解，广大兵团战士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差，嘴上跟着领导批判，心里却想只要有这种机会谁也不会放过。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曾在1970年3月向各师、团传达了《关于把子女送兵团后又弄回当兵的情况报告》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批示。《情况报告》指出：

 

兵团组建以来，不少军队干部把子女送来兵团参加建设。这些子女到兵团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刻苦锻炼，有的成为连、团、师和兵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但也有个别子女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挑挑拣拣，家长却对其迁就支持。去年12月份以来，不断出现利用各种手段私自将来兵团的子女又弄回去当兵的情况，如有的曾多次给兵团领导和子女所在单位来信、挂长途电话、发电报，以“本人工作调动”、“女人病危”等假情况，将子女骗回当了兵……为了加强战备和兵团建设：（1）今后凡已送入兵团的军队干部子女，不要再私自弄回当兵；（2）如再有把子女弄回当兵或干其他的，要通过组织进行教育，说服其返回兵团；（3）如个别确有特殊情况需调离兵团的，可通过组织批准，办理手续。

 

    北京军区政治部的批示如下：

 

干部子女到兵团参加生产建设，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生产实践中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的好途径，各级领导和干部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对少数子女害怕艰苦的思想，应该进行教育，而不应该迁就。如其中确有实际问题需另做安排的，亦应通过组织办理正常手续。

 

    1971年开始在内蒙古兵团中正式征兵，按照征兵规定，参军的知识青年不仅要根正苗红，还要有突出的表现，并需经过群众推荐、领导同意、体检、征兵单位批准等手续。1973年参军的杨玉文回忆道：

 

1971年初，内蒙古兵团首次正式按照国家兵役政策选拔兵团战士服兵役。属于解放军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征兵时团级单位与地方公社一级单位平行，参加所在县市的征兵工作。这次四团有3名兵团战士应征入伍，赴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团服役。此后，内蒙古兵团又有1973、1974、1975年度３次征兵。在这４次征兵中，1973年度参军人数最多，一师共有69人（这69人不全是兵团战士，还包括由兵团代管的公社的农牧民子弟，兵团战士也不全是知识青年，还有一些加入兵团的职工子弟），四团６人。1972年底，我有幸被四团工副连推荐为1973年度征兵的候选人，当时四团每个连级单位推荐两人，全团共有36个人参加体检，并以四抽一的比例选送9人参加师里的体检和审查，再以三抽二的比例将选出的兵团战士输送到部队去。经过层层筛选，我终于实现了当兵的愿望。一师69名应征入伍的人中，39人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区独立师步兵二团，30人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区坦克团。我到了独立二团，开始了真正的兵旅生涯。

 

    虽然有不许“走后门”参军的规定，亦有了正式的征兵，但还是没有完全杜绝“走后门”参军的现象，一些人还是在不断地“失踪”。1970年以后，各大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给兵团这本来就不平静的池水中又投下了一块巨石。

 

 

二  “大学还是要办的”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高等学校的正常招生工作，1970年６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为试验恢复招生工作打开了通途。《报告》所附的《招生（试点）具体意见》对学生条件和招生办法做了规定，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具有３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称的“工农兵学员”。¹招生工作应该“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0月15日，国务院电告各地，1970年高校招生的原则，按中央批转的《报告》执行。当年高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1971年继续试点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42420人。²

    在知识青年如此集中的单位选送大学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从1971年的选拔学员中似乎摸索出了一条路子，为此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程序定下了基本调子，并在1972年３月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选送优秀青年上大学》一文中做了极好的说明：

 

北京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于1971年，在所属单位内，从经过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有实践经验的解放军干部和复员战士中先后选拔了５批学员，分送到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的10多所高等院校学习，各院校对选送的新学员，一般反映比较好。

选拔工作刚开始，部队中存在着两种情况。一些人不希望把本单位的骨干选走，对选送工作不积极；另一些人则把选送学员看成是少数几个人的事，不准备把它当作大事来抓。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党委引导各级领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使大家认识到，选拔学员，是关系到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各级领导必须认真对待，切实抓好这项工作。

认识一致之后，为了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完成，每次选拔工作开始前，党委都要召开常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反复讨论选拔标准，详细制定选拔方案，建立以干部部门为主的办事机构，由一名常委具体分工领导选拔工作。选拔名单最后还要由常委会具体审定。每批学员最后离开部队前，党委都要给他们办学习班，常委和学员一起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认识。这就保证了学员的选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

招生工作同样必须执行群众路线。在选拔第一批学员时，个别单位未经广大干部战士评选，大家对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这件事中，部队党委认识到，党委重视，绝不等于党委包办；既要党委把关，更要群众推荐。因此，在以后几批学员的选拔中，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反复酝酿，层层推荐。广大干部、战士热情高涨，积极把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斗争中表现好的青年选出来。

选拔学员既然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那么，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和原则来选拔呢？部队党委认为，选拔学员，应该坚持政治条件和其他条件（如文化、业务、年龄、性别等）的辩证统一，反对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现象。

在党委引导下，各级领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识到，在选拔工作中，只有全面分析，全面兼顾，落实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做到既保质保量地选好学员，又促进各项工作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因此，在具体的选拔工作中，必须注意做到：

（一）坚持政治与业务统一的原则。如某单位选拔的一名卫生员，在部队，政治上要求进步，在工作中大胆实践，用中草药给许多人治好了病。被选送到医学院后，她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这次选拔，还促进了其他许多卫生员，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积极地开展科学试验活动。

（二）在强调有实践经验的同时，注意选拔年龄适当、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对于学员的年龄大小、文化高低，也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第一批学员中，有的年龄较大的已婚学员，到学校后，遇到家庭有困难，学习往往受到影响。吸取了这个经验，在以后几批学员中，主动选拔了年龄在２０岁左右、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未婚青年，到学校后，学习就比较顺利。

（三）破“重男轻女”的思想，注意选拔女青年。在选拔过程中，有的人认为：“妇女能力差，长大要出嫁，前途也不大。”部队党委抓住这种思想，及时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坚决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重视选拔女青年。在５批学员中，每次都坚持选送半数左右的女青年入学。

（四）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在选送青年时，注意选拔一定数量的可教育好的子女。这样做，对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鼓励。在实践中，部队党委认识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团结大多数人，调动一切积级因素，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选拔少数民族青年。去年，选拔了几名少数民族学员，使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受到了很大鼓舞。

部队对于选拔出来的新学员，以及没有被推荐的青年，都注意对他们加强教育，努力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选拔过程中，有的知识青年流露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的思想，盼望自己被选上；也有的知识青年认为“上不上大学反正一样干”，被选上也不愿意走。部队党委认为，前一种倾向，是“下乡镀金论”的反映；后一种倾向，是“读书无用论”的反映，归根结底，都是受了“读书做官论”毒害的结果。为了提高广大知识青年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正确认识上大学的意义，各级领导认真引导广大知识青年，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进行对比……使被选送的和没有被选送的广大知识青年都提高了认识。

 

    较大规模的招生工作从1972年开始。为此，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1972年１月11日发出了《对兵团战士、职工选送到大专院校学习期间待遇的补充通知》：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类社会主义新型大专院校将陆续开学，今年在我兵团选拔学员数量较大。经兵团首长研究，对于兵团战士、职工选送到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员有关待遇规定如下：

（一）选送各大专院校入学的供给制兵团战士，凡发给战士本人的一切被装物资（冬装：皮帽、绒帽、棉衣、罩衣、大衣、棉被、棉鞋、床单、手套等；夏装：单帽、单衣、衬衣、胶鞋、布鞋、袜子、毛巾和水壶、书包等）准予全部带走，各单位不准扣留。已上学的兵团战士未带走大衣的，原单位应补给寄去。在校学习期间不再发给服装，按当地用布、棉标准由学校发给布、棉、线票。

（二）兵团选送入大专院校的学员按中央中发[1971]44号文件规定：５年以上工龄的工人工资照发（由学校发给住学补助费，其差额由原单位补发），５年工龄以下的职工和供给制兵团战士，由所在学校发给生活费用。家庭生活困难的由选送单位（团、厂）在福利费中给以适当补助。

（三）兵团职工、战士在学校学习期间，暑、寒假路费是否报销，按国家以后的规定执行。

（四）在校学习期间，个人学习用的教材、书籍、学习用具等物，如学校不发，均由自己解决。

（五）各师（团）选送学员需用的路费要带足，由所到学校进行结算，多退少补，而后由学校向兵团结算。

 

 

三  “走后门”问题严重

 

 

    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为了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兵团，提出过很多响亮的口号，其中就有所谓的“三不去”：招工不去，读大学不去，当兵不去，一句话，扎根边疆闹革命。但是，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认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是有一定时间限度的，回城乃是必然的结果，参军、上大学、当工人正是最好的回城机会，同时具有最名正言顺的理由。而且，同来的知识青年不是已经有人光荣地离开兵团了吗？

    上大学，对知识青年的吸引力是极大的。上大学不仅能够学到知识，拿上文凭，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毕业后大多数人还能分配在城市中工作。从兵团参军，军队干部子女占尽先机，招生则给地方干部子女及有其他路子的人提供了机会。从1972年开始，每年的招生都要在生产建设兵团引起一场大震动，爆发一场激烈的竞争。

    走后门上大学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自上而下”，和兵团领导拉上线，通过领导直接打电话、批条子、下名额，强令招收；二是间接的“由外及内”，和招生人员挂上钩，只要能在基层单位出线，就顺水推舟招上来。当然，争取基层单位的“出线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就有了给连队领导请客送礼、为拉选票请哥儿们、姐儿们“啜一顿”的举动。当然，在各连队上报的推荐名单上，出身于工农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但是这些人大多在最后被刷下来，只能算过了一次“陪绑”的瘾。

    1972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特别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２至３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２０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³

 

    1972年计划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大专院校学员1409名；另有７所中专招收学员334名；包头钢铁公司和第二冶金建筑公司在兵团招收教师250名。６月，全兵团选拔学员的工作基本完成，确定了1655名人选；另有338个名额放到秋季决定。

    “走后门”的风气减弱了吗？否！从二十一团知青杨益润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没有门路的人的苦恼和行动：

 

1972年10月，我听说包头钢铁学校在我们二十一团招生，还听说招生的老师一两天就要来。这消息根本不知是真、是假。自1971年以来，不时有招工、招生的消息传来，但往往是等把各种有关系的人招走以后才传到我们哥儿们的耳朵里，成为大家美妙、可望不可及的美梦。

“管他妈的，碰碰运气，咱就得像张良得天书那样去等，去撞，万一天上掉下馅饼来呢？”主意打定，第二天跟排长撒了个谎，说到三连我弟弟那儿取东西，就一溜小跑来到唯一的一条公路边去等招生的老师。我根本不认识那老师，也不知他姓甚名谁，更不知他能否来。我看见一个骑车过来的干部模样的人就问。来一个不是，再来一个还不是。希望、失望在我心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我像疯子一样等啊、盼啊、问啊，等到太阳快要落山，抽光了身上带的３盒劣质“绿叶”烟，嘴都木了。许是精诚所至，总算等来了学校的招生老师。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尊姓大名叫吕建和。“名额都招满了。”吕老师的一句话，就像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一天的疲劳、焦急、失望，一下子涌了上来，泪珠也跟着滚了下来。我哭着向吕老师讲了自己的情况。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吕老师问我，“包九中老高一的。”“行，那是个好学校。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听说明年要通过考试录取上大学，你好好准备一年，根据你的基础，我看问题不大。”吕老师终究给我带来了希望，等来这么条消息，也算没有白等。值！我千恩万谢地与吕老师道了别，匆匆返回连队。⁴

 

 

四  “考场上拼过一回”

 

 

    吕老师带来的消息是确实的。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各地很快着手布置高校招生的文化考试工作。这一举动给在艰难环境中苦熬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希望，尤其是给没有“后门”上学的人带来了福音。不少人重新拿起数、理、化课本，准备在考场上一搏。杨益润和他在二十一团三连的弟弟很快从家里背回了两提包书，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复习。白天不敢看书，怕领导批评，晚上待大家睡熟后，点上煤油灯看书算题，几乎成了固定的模式。人瘦到只有90多斤，战斗力不减，“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考期临近，复习从“地下活动”转向半公开或公开化，几位学友经常聚在一室，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二师十二团一连，一个兵团战士回忆道：

 

那年，原连队文书小孙被推荐上了大学，连里顿起“学习热”，一些好学青年自发组织起夜校，在油灯下重新捧起课本，复习淡漠多年的教材。我不过一介“老初一”，竟被推举为众人讲解语文。当时血热气盛，我也就“现蒸现卖”，昼学夜讲，捧着初二、初三的教材“念念有词”。⁵

 

    说是复习功课，对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来说，实际上是补学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断的各种课程，高中生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夜校和个人的自学并举，成为较普遍的办法。

1973年夏季，文化考试如期举行。但是形势突变。７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捧出了一个“白卷英雄”。８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舆论很快一边倒，招生文化考查被视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靠优秀成绩考上大学的愿望由此成为泡影，还是要靠“推荐”，说穿了，靠关系。多少知青为之扼腕叹息。二师十五团的女知青龚玉后来气愤地写道：“1973年，高校又开始招手，而且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我们团有30个名额，以一比四的比例推荐参加考试。我有幸被推荐，以为机会终于来了。我考了个全团女考生第一名，政审、体检各个关口都通过了。结果如何，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无不知晓：张铁生一张白卷，功亏一篑。岂止我一个，受害的人多得很。”⁶即便当年上了大学的人，也有人愤愤不平，因为没有上理想的学校。六师五十二团的男知青孙力，当年考试成绩为全团第一名，但是所报志愿的重点学校没有录取，被录取在天津师范学院。⁷

    早已有两手准备的知识青年，在1973年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是不奇怪的。一位当年上学的干部子女，20年后公开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

 

我从小学习就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顺理成章地上大学。去兵团那会儿，对上学彻底绝了望，以为中国再也不会办大学，倒也心安了。

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连里一下走了好几个，有人是靠关系走的，我连忙写信向家里求助。我父亲虽然在20年代就参加革命，却一直在白区工作，从未扛过枪、打过仗，和军队一直无缘，现在要让他找到和兵团的关系，真是难为他了。

1973年４月，父亲来信说，拐了好几个弯，终于和师里的张副政委联系上了，已经和他通了信，看来有希望。并说今年上大学要进行文化考试，让我早做准备，还托人带来了书。当时连里正在组织大会战，每天早上３点半就出工，一直干到中午。想上大学，表现上可不能含糊，白天我照常出工，别人休息了，我再看书学习。69届初中生，中学在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这阵临时抱佛脚，请了一位高中生当老师，教我数理化，语文就全靠平时的功底了。白天干活极累，晚上熬夜学习，全凭一股精神支持着。

７月，文化考试如期举行，考试成绩不予公布，只作为参考。团部的朋友偷偷告诉我，我考得不错，成绩超过许多高中生。考完试我就病了，发高烧。

８月，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算了，还是靠推荐，这可是软指标……上学的事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决定到师部找张副政委问问。

一到师部，我就傻了眼，只见师部大院布满岗哨，根本进不去。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几天到师部找关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许多兵团战士的家长亲自从北京、天津赶来，搞得师首长焦头烂额。现在下了死命令，闲杂人等一律不许进，有的首长干脆躲起来，连电话也不接。我焦急地在师部门外转圈子，突然碰到师部的白干事。他原来在团里当干事，1869年我来兵团时，因为是“黑帮子女”，政审不合格，还是求了招兵的白干事，才被批准的。现在碰到他，就好像遇见了大救星，我赶快把来意告诉他，求他帮忙。白干事把我带进师部，找到张副政委，我三言两语作了自我介绍，张副政委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路司令员给我打了长途，你父亲也来了信。”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表现，上学的事容我安排一下，尽量争取。”我千谢万谢，离开了师部大院，前后不到一小时。

一个月后，我的入学通知书下来了。

 

    在谈到对“走后门”问题的看法时，这位当年的幸运儿心情复杂地说：

 

走后门当然不对，我也不愿意走后门，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我在兵团４年，不能说表现不好，可按当时的标准，我的表现不能算最突出，又不如某些人会和领导搞关系，更没有往领导家里送过礼。取消了文化考试，全凭推荐，我不去争也绝轮不上真正埋头苦干的人。上学以后，班里一些同学由衷地说：“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上大学的今天。”我可从来不说这种话，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上大学也不用走后门。可是话又说回来，比我有才干，应该上大学的人，多着呢，他们没有上，我却上了，当然是沾了权力的光，确实不公平。临走时，好友们给我送行，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我却灰溜溜的，心里总是怀着几分歉疚。

 

    在基层连队进行选拔学员时，“候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恩恩怨怨，总是免不了的。十三团的一位知青在得知高校恢复招生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谈了想上大学的事。不知何故，这封信没有发出，而是在“方便”时用掉了。另一位知青想来是上厕所时闲得无事，盯着地上的废纸看，一眼发现此信，如获至宝。于是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连同此信交给指导员。思想汇报中除揭发他人不扎根边疆外，特意又大表了一阵决心。指导员高中毕业，是现役军人中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一些共同语言。他对这件事动了恻隐之心，认为想上大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也对汇报人居然把这么脏的纸交上来，心里有点恨恨，指导员仅找当事人个别谈话了事。过了数日，汇报人不见连里有所公开动作，又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我们当然不必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更不必过多地指责这群前途暗淡的人所做的事。在一个颠倒的年代，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军，不可能提供公平竟争的机会，也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选拔标准，这其中的谁是谁非，很难评说。

    针对上学参军中的严重走后门现象，无数控告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各级领导。1974年２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⁸

 

    “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不要冲淡‘批林批孔’”，既然中央对“走后门”问题不愿深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认可。从“前门”争取也罢，走“后门”也罢，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人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有人哭、有人笑，真是一场人生战场的厮杀。

 

 

 

第十九章  病退和困退

 

 

 

 ●1972年4月15日，内蒙古兵团统计在编人数为126717人，其中兵团战士95881人，占75.67%。

●1971-1975年，一、三、四、五、六师知青病退2871人，困退4160人。

 

 

一  兵团“职业病”

 

 

    生活节奏紧张，长期缺乏营养，繁重的劳动，混乱的管理，是导致疾病流行和工伤事故屡发的主要因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不久，疾病和工伤就开始侵袭人们的身体。

    兵团最普遍的内科疾病是消化系统病症：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是由营养不良、生活不规律等因素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常见病症：急性或慢性肺炎、肺气肿、气管炎，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过度的饮酒、吸烟是主要的病因，此外，还有肾炎、肝病等病症。最普遍的妇科疾病是月经不调、痛经等，潮湿、阴暗的住房和持续不断的水中作业，是导致妇女病的主因。最常见的外科疾病是骨伤、关节炎和腰肌劳损，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伤事故，造成了这些不流血和流血的内伤与外伤。至于一般的感冒发烧，在人们眼中就不算什么病，抗一下就过去了，最多不过歇几天。哪儿碰个口子，蹭破点皮，出点血，或者砸伤手指、脚趾，更是司空见惯。

    谈到兵团的疾病问题，不能不谈到精神病。兵团精神病的发病率之高，令人吃惊，每个团，都有一些精神病患者。除了其中极少数人来兵团之前就有此种病外，绝大多数人是来兵团之后精神失常的，这和兵团常年搞政治运动，动辄上纲上线，不无关系。二师十五团的北京知青李毓，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和姐姐李颜一同到兵团，因母亲有病，姐姐请假回去照顾，超假未归。这事对李毓压力很大，再加上一些人的过激做法，导致李毓精神失常，不得已回到北京。她的姐姐李颜有如下催人泪下的回忆：

 

在团部医院里，妹妹的处境很难想象，她稍清醒时，曾经告诉我，隐约记得有人让她吃掉在煤渣上的饭，不吃就打她，有人拿妹妹打趣笑玩、引她胡言乱语……

不得已，大哥特意从北京赶到团里，接妹妹回家治病，我们不知应向谁求助，总之，要个病情证明都无人给开，更别说医疗费用了。

 

    李颜觉得没能照顾好妹妹，被沉重的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日复一日，得了甲亢，最后她也病退回北京，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妹妹是带着精神分裂症由兵团回到北京的。整整20年了，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经济来源，仅医药费用一项，一年数百元，家里就无法承受。沉重的压力，使妈妈鬓如霜染，我的心如乱麻……⁹

 

        有些在兵团因事故伤残的知识青年，很快被兵团“病退”回原城市，对兵团而言，这是“卸包袱”的做法，对知青个人而言，则是不得不回城去加重家庭和城市的负担。

 

 

二  兵团医疗条件

 

 

与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相比，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医疗条件确实要好得多。

    1970年８月，内蒙古兵团的一、二、四、五、六师都建成了师级医院，共有医疗人员等836人。此后数年内，各师医院又有所扩大，不但增加了人员，也增加了一些新设备。

    在原农场医疗设施的基础上，各团都建立了卫生队或医院，并先后对原有的病房和门诊部等进行翻修、改造，或新建医院的各种用房。如一师四团卫生队，原来只有两幢平房，一幢作病房，一幢当门诊部，用房十分紧张，急需新建门诊房。1972年夏季，卫生队自力更生，脱坯盖房，赶在入冬前建成了一座宽敞明亮的门诊房。¹⁰据1973年的统计，36个农牧业团共有卫生队（所）36个，医疗人员1235人，病床1150张。1974年，37个农牧业团共有卫生队（所）37个，医疗人员1518人，病床1089张。

内蒙古兵团每一个连队，都设有卫生室，并专门配备了医生（大多是军医）和卫生员，卫生员绝大多数是从知识青年中培养的。

正因为有这样几近完善的医疗系统，急重病人才能得到迅速地治疗，不致于丧生。二师十九团的一个知青，打蒲草时镰刀砍在脚上，流血不止。连里的军医不慌不忙地为他缝合了伤口。当时连队一无电话，二无卡车，距师部医院四、五十里，如果没有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医，很可能因失血太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¹¹另一个团的一个卫生员，面对一位女知青的开放性骨折，采取了紧急止血措施，并立刻组织人把伤者送往团部卫生所。伤者后来又被转送到师部医院，继而回北京住院治疗，终于痊愈返队。¹²

突发的人员受伤，在紧张的生产和战备训练中时有发生，有的人需要紧急输血，连队的战友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下，这种感人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

    兵团驻地附近的老乡，也能从兵团的医疗系统中得到些好处。一师五团六连的卫生员，在一个大风之夜使一名难产的蒙古牧民脱险，母子平安。¹³二师十二团五连的卫生员，不但治好了附近农村的小孩腹泻，还治好了左肩脱臼的小姑娘。¹⁴

但是对于慢性病，医院的功能只能是给药、住院治疗和开病假条、营养证明，而且多半治不好，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病死亡的例子并不鲜见。如一位19岁的北京知青，就死于不治之症。¹⁵

 

 

三  早期的病、困退

 

 

一些病重的知识青年，陆续被兵团送回城市，这就是所谓的“病退”。开始时病退的尺度掌握得很严格，兵团对允许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有相当一级医院的诊断证明，医生也大多能秉公执笔。在知识青年大返城之前，办通病退的只是少数人。病退的人中，除少数是来兵团之前就有慢性病，不可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外，大部分人是来兵团后得的病或者因工伤事故致残。

    因为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家中父母有重病无人照料等，可以征得各级领导的同意后，把上山下乡的一个子女调回城市，就是所谓的“困退”。困退要经过反复调查，证明其家庭确有困难，要有父母单位、街道居委会和区知青办的证明。有了这些证明，还要经过师、团两级领导的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在1971年前后，曾专门派人前往各大城市，落实部分知识青年的家庭情况，并与当地知青办联系，为一批知青办理了困退手续。

最初的病退和困退，大大启发了兵团战士的思路，为了回城，大家开始动起脑筋，一时间，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困扰着兵团的各级领导。

病退和困退，人们更愿意走后一条路，堂而皇之地回去，还能分个好工作。于是，昨天还有众多兄弟姐妹的人，今天成了独生子女；父母明明健康长寿，突然变成了卧床不起；不知从哪里蹦出了七老八十的爷爷、奶奶需要照顾……家里人也在远方紧密配合，用挂号信寄来不知用什么方法弄来的各级证明。

无“困”可退的人，就把注意力转到“病退”上。本来不知药为何物的棒小伙子，突然有了好几个医院的诊断证明；躺下就着的小青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为了回城，知青制造了无数可怕的疾病：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服麻黄素、升压灵成为高血压；往尿里放鸡蛋清、滴血，以保证“尿蛋白阳性”、“红血球满视野”；凡肝、肾、心脏功能不全者慎服的药，人们都拿来试，于是有了“肝炎”、“肾炎”、“心脏病”……

    1975年6月，内蒙古兵团对知识青年的情况进行统计，一师累计病退知青938人，困退知青1362人；三师累计病退知青873人，困退知青966人；四师累计病退知青142人，困退知青284人；五师累计病退知青173人，困退知青722人；六师累计病退知青845人，困退知青826人；五个师总计病退知青2971人，困退知青4160人。此外，化纤厂、工厂团、化肥厂、兵团直属机关等，病、困退知青216人。统计在册的病、困退知识青年，共计7347人。二师未报知青病、困退的具体数字，但绝不会少于一师，因为二师的知识青年在各师中数量最多。也就是说，在内蒙古兵团的10万知识青年中，有将近１万知青在兵团撤消前已通过病、困退返回了城市。

    对急于跳出兵团、又无门路的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病退、困退是一条捷径，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城市在招手，家人在招手，兵团的知青们在通向城市的大道上艰难地向前跋涉。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愿以偿，但绝大多数人的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十章  草原大火

 

 

 

●1972年５月５日，四十三团四连在扑灭草原大火时烧死69名知识青年。

 

 

一  草原上的烈士陵园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女知青金环的《草原魂》，是这样开篇的：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居然回到了离开15年之久的草原。８月的草原美极了，晨曦中，草原是蓝色的，远远望去，像是倒映着蓝天的巨大湖泊。一片片的羊群像是蓝天上摇曳的白云，莲花般的蒙古包，积木似的定居点……。空气中弥漫着草香和花香，多么清新和怡美的意境，美得让人心醉。

晚上，额吉为我们杀了一只羊，不一会儿，蒙古包里充满了肉香。阿爸端上醇香的马奶酒，小伙子拉起深情的马头琴，那雄浑悠扬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使人心颤。我哭了，额吉、阿爸哭了，同行的MP，这位被称作“没有眼泪的汉子”也哭了。我走出蒙古包，躺在草地上，身体摆成一个“大”字，仰望着星空，让泪水顺着眼角尽情地流。MP走过来，调侃地问我：“是在流泪，还是在数星星？”“数星星？”我奇怪地问，“我被打成反革命后，上山打了３年石头，夏天，每晚我都数星星。”他不无感慨地回答。于是，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一、二、三……六十八、六十九”，忽地，MP一跃而起，我们不约而同地喊着“六十九”，我的心凝住了，我们一起跑上山岗。泪眼里，我依稀地看到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多么熟悉的碑。

这儿是一座烈士陵园，陵园里有69座想起来让人心碎的墓。1972年５月５日，一场无情的大火之后，草原上便多了这座烈士陵园，多了这69座坟茔。就是这69座坟茔，揣在我心里十七、八年了。当年，我曾对着它们发誓，一定要把它们写出来。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儿，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宝日格斯台牧场，有一座陵园快被人们遗忘的陵园。这个誓言天天在烧我的心，死了，我的魂也不能安宁。于是，我回到了宝日格斯台。¹⁶

 

    冯玉楼也拿起了笔，于是又有了《追赶太阳的人》。¹⁷他们的描述，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不幸的日子。

 

 

二  火场实录

 

 

    1972年５月５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草原上刮起了热风，整个空间充满燥热。上午约11时许，四十三团二连的一位战士在蒙古包里为在山上打石头的同伴做饭时，将热灰倒在了包外的草地上，引起荒火。火势很快蔓延，伴随着６、７级风，张牙舞爪地向东南方扑来。四十三团四连，就驻在火场附近。

 

四连是一个亦兵亦农的连队，它的东面是一条几公里宽、南北走向几十公里长的山川，前面面临一条东西走向约１公里宽的山川，并与南北走向的山川交接，形成了一个“丁”字型，而且都被开垦为耕地。仅有４栋房子的四连就座落在“丁”字山川的西北角上。背后紧靠一条东西走向山脉的尽头，连里盖房子打井用的石头就来自身后的石头山上。山的北面，另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与此山隔川相望。山上山下铺着厚厚的一层呈金黄色的陈草。

 

    火情发生的地点就在距四连西北方向十几公里的地方，当大火向四连扑来的时候，四连全体官兵已集合在操场上，听牛连长和指导员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为了保护广大牧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保卫祖国的北部边疆，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扑灭这场草原烈火，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战前动员后，一、二、三排各留一个班保护连队，机运排在连队后面开防火道；其他人兵分两路，一路直接上后山迎着火头扑打，另一路坐拖拉机向北绕到山后，再向沟里插，与上山打火的人会合。

    战士们在连长的率领下，高呼着“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的口号，奔向火场：

 

历年来牧民们打火都是在火头后面和两边打，然而，我们的年轻战士又哪里懂得这些打火知识，他们按照连里的布署，在副指导员杜恒昌的带领下，勇敢地向后山迎火而上。当他们用了近10分钟的时间冲上山顶时，另一路人马也坐着拖拉机拐过山弯向沟底插过来企图接住火头。这时，从西北方向着上来的烈火已燃到对面的山顶，与步行冲上山顶的战士们隔沟相望，滚滚的浓烟卷着呼呼作响的烈火跳跃着向山下扑来。这边的战士们见状没顾得多想，便挥舞着手中的竹扫帚和其他打火工具，呼喊着口号冲下山去。

浓烟在一眨眼功夫就弥漫了整个山沟，烈火吐着火红的舌头呼呼作响地跟随其后。原方案是两队人马合力扑打，可没等他们见面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和祝愿，滚滚的浓烟和燃烧的烈火便把他们隔开了，紧接着把他们包围在火海之中。铁牛“55”拖拉机冲进浓烟没有几秒钟的工夫，车上的人们便不住地咳嗽起来。但是，拖车上的战士们无半点惧色，尤其是拖拉机手，浓烟呛得咳嗽得直不起腰来，可他把整个上半身压在方向盘上，脚把油门踩到底向前冲去。然而冲进没有100米，拖拉机手便窒息在方向盘上。他原想把这些人拉出火海，但没能做到，拖拉机悲哀地突突了几下便熄了火。战士们见状纷纷跳下拖车挥舞着手中的扫帚向烈火冲去……

从山上冲下来的战士们刚刚到半山腰，卷着热浪的浓烟便包围了他们。有打火经验的人，打火时身上都带着火柴，万一遇到险情，可就地放火，等火能烧出一片空地来，便趴在燃烧过的地方，这样当大火着过来时，着过火的地方是不会重新燃起火来的。这些经验，我们的年轻的战士又哪里懂得，时间又怎么来得及？当他们被烈火和浓烟包围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拼，向前冲，只有迎风冲出火海。

风更大了，呼呼作吼，吞没了杜恒昌和他那声嘶力竭的呼喊：“逆风往高处跑！”火在山沟里漫延着，高温、低氧，知青们喉头水肿，出不上气，他们在火中挣扎，茫然不知所措，在这无情的大火中，生与死的界线只在于你能否走出这十米路。平时哪怕是多么艰难的十里路、万里路都不在话下的姑娘小伙们，今天却迈不出一米、二米。开始有人倒下去了，一个、二个、三个……越来越多的人挣扎着倒下去。杜恒昌跑到山沟把衣服往头上一包，冲进了火海，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终于，他带着十几个知青冲出了火海，一转眼他自己又淹没在大火之中。五分钟，十分钟，他又带出了七、八个知青。这时的杜恒昌，头发焦了，衣服烧没了，满脸是被火灼起的大泡，他抬起头，想喘一口气，一眼看见在火中挣扎的姑娘，他又冲进去了。被他救出的知青们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们哭喊着“杜指导员”也冲进了火海，这一次，大家都没有再出来……

火熄了，是知青们扑灭了大火，还是火燃到防火道自熄，没人去考究，只有四连长在清点人数时发现，69人未归队。

 

 

三  大火之后

 

 

草原大火的噩耗迅速传到团部、师部、呼和浩特市的兵团司令部，并且惊动了北京的中央领导。第二天，数架直升飞机飞抵出事地点，将伤病员运往呼和浩特市治疗。死难知青的家长陆续赶往宝日格斯台。

如何评判这场大火造成的69人的死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

 

整个宝日格斯台被一种可怕的气氛笼罩着，四连活着的知青们茶饭不思，滴水难咽，就这样呆呆地坐着。他们活着，比死去的更难受……

议论、猜测、悲伤、愤怒的气氛如见火就燃的干柴。有些知青开始偷偷地回家。这里正蕴酿着一场更大、更可怕的烈火。

团政治处的会议室里坐满了现役军人，但却死一样地沉寂，大家低着头，吸着烟，焦虑不安，甚至是一种恐惧。空气凝固了，人人都感到压抑得喘不上气来。

团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想起牧民妇女阿拉花因孩子玩火而烧死了牧场的牛羊便被判了7年徒刑，觉得自己在劫难逃。69个生龙活虎的生命转眼变成了一具具焦尸，有些已无法辨认性别。各部门协助做的棺材要3天后才能运到，尸体开始变色、变臭……团长和政委都悄悄地打好了行李，准备坐牢。

政治处的干事们连夜写好关于着火救火的工作汇报，上报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

    “是否被烧？”“健康否？”“电告近况”的电报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到宝日格斯台，知青们的情绪极不稳定，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６月12日，形势骤变。

    一则题为《壮志凌云》的报导出现在《内蒙古日报》上。随后，《兵团战友报》也整版报导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这场大火被肯定了。整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掀起了一个“学英雄”的热潮：

 

追悼会开过，接着是开“授枪大会”、“报告会”、“表决心大会”、“表彰会”，一个接一个。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又把她的女儿送到了宝日格斯台，为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屯垦戍边，埋葬帝修反”。强烈的“政治攻势”渗到宝日格斯台的各个角落，谁人敢否定这场大火？谁人敢说69个生命的牺牲不比泰山还重？对失火的原因、救火组织工作的失误、各级领导的组织责任、69条生命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质询。于是乎，一场震荡内蒙古一个多月的重大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当年７月10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批准授予死难的69名知识青年烈士称号，¹⁸他们是：

 

（1）杜恒昌，男，汉族，1945年生，北京知青，1966年入党，1967年到内蒙古插队，后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四连副指导员，追记一等功

（2）胡国立，男，汉族，1953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下同），当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

（3）吴炳义，女，回族，1953年生，天津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

（4）王占祥，男，汉族，1951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0年8月入伍，1971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排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

（5）张金来，男，汉族，1951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拖拉机手，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二等功

（6）高志新，男，汉族，1950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同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7）刘  孝，男，汉族，1951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同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8）王爱民，女，汉族，1951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3月入伍，1972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炊事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9）毅  强，男，蒙族，1954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同年10月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0）尹国茹，女，汉族，1954年生，赤峰知青，1970年8月入伍，1971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会计，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1）刘  慧，女，汉族，1955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当年8月入团，四十三团四连代理排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2）曹荣芝，女，汉族，1951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代理排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3）唐亚志，女，汉族，1952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4）吴淑琴，女，满族，1950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66年入团，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5）王凤英，女，汉族，1951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同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6）舒宝利，男，满族，1950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同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班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

（17）张振来，男，汉族，1955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18）敖  敦，女，蒙族，1951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19）韩学良，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0）李富才，男，汉族，1951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1）王绍武，男，汉族，1952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2）金双全，男，蒙族，1955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3）马福宏，男，汉族，1954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文书，追记三等功

（24）徐克俭，男，汉族，1954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副班长，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5）王孝忠，男，汉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6）张国顺，男，汉族，1951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7）李春侠，女，汉族，1952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8）查日斯，女，蒙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29）樊淑琴，女，汉族，1954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保管员，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0）张富春，男，汉族，1952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代理排长，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1）聂建新，男，汉族，1952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2）燕  亮，男，汉族，1953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3）王学尧，男，汉族，1952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4）王  锦，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5）张  金，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6）齐远平，男，汉族，1956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7）陈  勇，男，汉族，1951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8）郭增喜，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39）畅孟记，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0）青  春，男，蒙族，1953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1）刘建平，男，汉族，1953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2）马志明，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3）王洪远，男，汉族，1951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4）刘玉功，男，汉族，1952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5）陈敏英，女，汉族，1951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1972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出纳，追记三等功

（46）杨丽华，女，汉族，1953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7）力  丁，女，蒙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8）王  孝，男，回族，1952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49）李玉香，女，汉族，1951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0）云金平，女，蒙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1）杨红原，女，汉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2）王继光，男，汉族，1952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3）刘长海，男，汉族，1954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4）宁田田，男，汉族，1952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5）张钦弟，男，汉族，1951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6）赵根柱，男，汉族，1954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1971年入团，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记三等功

（57）张如成，男，汉族，1952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8）张国通，男，汉族，1954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59）龚占岐，男，汉族，1954年生，宝日格斯台牧场青年，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0）刘建国，男，汉族，1952年生，集宁知青，1971年8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理发员，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1）吴富贵，男，汉族，1954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2）苏小存，男，汉族，1955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3）陈玉玲，女，汉族，1952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4）何丽华，女，汉族，1953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5）赵玉琴，女，汉族，1954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3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6）任凤彩，女，汉族，1954年生，唐山知青，1971年7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7）赖玉琴，女，蒙族，1954年生，锡林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8）李瑞琴，女，汉族，1953年生，赤峰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69）赵月秋，女，汉族，1951年生，呼和浩特知青，1971年4月入伍，四十三团四连战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追记三等功

 

    兵团政治部还决定给杜恒昌、胡国利、吴炳义、王占祥4人追记一等功，并号召兵团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向他们学习。¹⁹

 

 

四  兵团的其他火灾

 

 

    1972年５月的草原大火，并不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唯一烧死人的事件。1971年４月15日，六师五十七团三连女战士柏永华、单美英为保护麦种，在与草原烈火搏斗中献身。五十七团知青李正君回忆了事情的经过：

 

她俩当时正在麦地东头搅拌麦种，保定知青陈连章驾拖拉机翻地。麦地东西长40余里，当他翻到地西头掉回头时，发现东方一片红光。他急忙开车返回。地头上，几袋烧焦的麦子冒着黑烟。猛地，地里站起个人来，像根烧黑的枕木。他慌忙用自己的皮大衣把她包上准备送回团部。“火里还有……人……”烧得变形的脸上传出微弱的声音。陈连章赶忙杷她放下去找，发现另一个早已牺牲……

我再次见到柏永华，是在团里为她俩举办的生平事迹展览会上。从这里，我知道了，大火之前，她俩正往麦种里搅拌农药。烈火翻山而来，一直烧到眼前。她们本可以躲进刚翻的耕地里避险，可她们一心想的是集体的麦种，脱下棉衣，奋力扑救，不幸被火烧死。

她们就这样匆匆地去了，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块烧焦的大头鞋的鞋底，一支钢笔的残骸，还有一顶烧糊的羊皮帽子，里面留有一缕乌发……²⁰

 

    为了表彰柏永华、单美英的英雄事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于1971年12月10日决定给她们追记一等功，并发布命令要求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她们学习。

    二师十九团八连的十几个女生，也有过救火的壮举。但是带队人刘鸿君却郑重地说：我们不是英雄。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和她对英雄的看法：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老乡的孩子将烟头丢在苇子上，引起了一场大火。

火势来得凶猛，当大火旋起的烟柱从不远处升起的时候，老乡们已开始逃命了。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猛然想起当地人讲的，60年代一场大火烧了近一个月，把乌梁素海的苇子烧光一大半，还烧死了留在海子上的人畜。怎么办？跟老乡走，很容易，后面的河汊里停着我们的船，可就这样将两个月血汗换来的马草白白扔给这场大火又不忍心……我决定去火场看看，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离火场不远，热浪夹杂着黑灰迎面扑来。抬眼望去，大火已烧出很大一片焦秃的空场，中间几垛烧过劲的马草黑乎乎地冒着青烟。前面，大风搅动着火舌在苇荡中狂舞，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和尖厉的呼啸声。我毛骨悚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压倒了心里那些英雄主义的口号，本能地想尽快离开。然而，我愣住了，十几个女战士就在身后，沉默中，她们有的手里已握上镰刀，有的脱下外衣，还有的用河水将浑身衣服浸透。透过她们那异常庄重的目光，我明白了，她们认定我会救火，她们已做好了准备。心里一阵强烈的冲动，在这严峻的时刻，她们上来了，我，作为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声动员，我们一起奔向那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扑灭的大火……

我们发狂般地用苇子、衣服抽打着凶恶的火焰，难耐的灼痛阵阵袭来，烟熏火烤，严重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的同志晕倒了，醒后爬不起来便就地打滚，用身体压向火苗。我脚上被火烧软的胶鞋在救火中丢失，一脚踩在尖硬火烫的苇茬上，痛得钻心。眼见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而我们的体力却渐渐不支。极度的痛苦和乏力，使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邱少云被火无声地烧死是多么非凡。此刻，时间过得那样慢，每一秒钟的煎熬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我开始后悔，当初应劝阻大家……突然，远处传来“向小女女们学习”的呼喊声。啊，老乡们回来了！在我们最需要支援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力量和经验。

火，终于被扑灭了。

血红的夕阳慢慢沉入苇荡深处，留下一抹瑰丽的晚霞，辉映着火后大片的沼泽。上面，十几个女孩子横七竖八瘫作一团，蓬散着烧焦的头发，脸上淌着灰黑的汗珠，鼻子、耳朵、手脚都被火燎得渗着黄水，个个衣不遮体，像是从死亡线上爬回的残驱，又像是受到天大委屈和可怕惊吓的孩子。静默中，16岁的天津知青小焕首先哭出了声，接着是一片抽泣……是啊，我们毕竟不是英雄好汉，我们当中大多还不满20岁，都是普通的、软弱的女子，对于刚刚承受的那难以承受的痛苦，都有种说不出的委屈。

从小，我看过不少电影、小说，奋不顾身、舍身救难的英雄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我知道舍身救火也是英雄行为。然而，我不是英雄，我曾经面对大火背转了身，我的脑子里没有一句闪光的语言，有的是那十几双眼睛那十几双以为我抱定牺牲的决心而跟了来的女战士的眼睛……

这场大火，给我身上留下抹不掉的伤疤，更留下难忘的记忆英雄也是人，是普普通通、懂得勇敢也懂得恐惧的人。而勇敢和恐惧，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呀。²¹

 

 

五  没有烈士称号的人

 

 

    英雄主义的激情，集体主义的涵育，使得兵团战士们面对突发险情时往往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并不顾及后果。在大火面前是如此，在其他事故面前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如下的记录：

    1970年６月26日，六十二团五连三排女战士武绍茹、张淑芬为抢救战友（误传，其实当时水中已无人）奋身跳进滔滔洪水而牺牲。²²

    1970年12月，二十三团一连饲养班女战士刘红生，跳进冰河抢救出了９只落水的羊……

    1971年４月６日，二十团四连战士孟繁友，在库房倒塌时奋不顾身地抢救粮食，牺牲在库房墙下。²³

    1972年９月13日，一团一连战士梁富海为抢救落水的战友而献身，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二等功。²⁴

    更引人注目的是女知青沈婉芳的事迹。1972年９月４日，一师三团三连副班长沈婉芳在矿山塌方中牺牲。关于她的牺牲经过，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同连的王涛回忆道：

 

10月的一天，沈婉芳所在班夜间作业，晚上10点钟，她们顶着寒风向矿山走去。阵阵冷风吹来，让人直打寒战。每个人都用草绳把棉袄拦腰紧紧扎上。到达半山腰，风更大了，风夹杂着石子儿、沙子打在脸上阵阵作痛。

那天是井外作业，赶到半山腰的工作点，大家各自选择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干了起来。钢钎在石头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伴着矿车与铁轨的撞击声在整个山谷回荡。一辆辆满载矿石的矿车，带着大家的欢笑奔向钢厂……

凌晨３点，忽听山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随着响声，大大小小的矿石铺天盖地倾泻下来，这就是危险异常的“哑炮塌方”。只有及时找到安全的地点躲避，才能免于灾难。但此时，有人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呆了，不知如何是好。离开沈婉芳不远处，一个年龄较小的女同学已吓得瘫软在地，尽管人们叫她快跑，她仍木然不动。这时，一块巨石朝她滚落下来，一场不可避免的恶性事故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沈婉芳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将那小同学往矿车底下推去。小同学脱险了，沈婉芳来不及躲闪，一块一米见方、一吨多重的矿石从她的身上滚过。²⁵

 

    当时是三团政治处新闻报道员的沈容维，在事故发生后曾奉命专程赶到千里山，参加调查和取证工作，并记下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沈婉芳带着全班的姑娘，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掌子面，握住风镐开始了采矿。突然，几根坑道支柱“吱吱”作响，险情在即！沈婉芳停住风镐，大吼一声：“快撤！”话音刚落，石破惊天，巨石铺天盖地往下砸来。战友们扔下工具，迅速往坑道外冲去。作为一班之长的沈婉芳，既不是乱了阵脚，也不是反应迟钝，相反，她头脑十分清醒。她仅仅晚了一个节拍为了拉掉现场的电源。于是悲剧就在瞬间发生了：一块呲牙咧嘴的巨石，把这位年仅19岁的青春少女，紧紧地、紧紧地压在了下面。她带着美好的夙愿，带着无限的欣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²⁶

 

    《兵团战友报》的正式报道是：

 

这天凌晨，沈婉芳和战友来到四号露天矿，装运矿石时，发现在上方有几块巨石悬空，如不排除，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她迅速和战友把矿车和装石机推出险区，然后平静地说：“这里很危险，你们快走开！我去把悬石撬下来。”她爬上山坡，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熟练地撬下了一块巨石。由于震动，她脚下的石头开始滑坡，把她甩倒在半山腰，紧接着又一块两吨重的巨石滚落下来，从她身上滚过……²⁷

 

    1972年11月22日，一师党委决定给沈婉芳追记二等功，授予“优秀兵团战士”、“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报请兵团党委授给她革命烈士称号。1973年２月16日，兵团政治部批复：“兵团党委研究后认为其牺牲事迹不足授以革命烈士称号，可按因公牺牲处理。”

    从1971年到1975年，全兵团列为抢险救灾的事例共有９起，共计死亡80人，22人受伤。死去的人们当然不可能个个追认烈士。按照兵团当时制定的标准，因战或因公牺牲人员，给家属发放光荣纪念证，战士抚恤金180元，班长、打字员以上抚恤金230元。对死者家属来说，还是希望有一个更高的评价，许多人提出了追认死者烈士称号的要求，但大多未能如愿，因为兵团对烈士的授予掌握很严。有些领导曾口头表示能给死者以烈士称号，并通知了家属，但是上级单位没有正式批准，家属自然很有意见，经常写信或者亲自到兵团来反映问题，要求得到肯定的答复。这样的事情，在内蒙古兵团曾发生过多次。

 

 

六  对事故的快速反应

 

 

    除了上述抢险救灾中的人员伤亡外，因翻车、翻船、枪支走火、塌方等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也时有发生。从1971年到1975年，全兵团因车辆、工程作业、爆炸、武器走火、触电、溺水、医疗、煤气、食物中毒等造成的事故共1030起，死亡147人，受伤819人。1972年是事故发生最多的一年，发生事故339起，34人死亡，259人受伤。

    应该承认，北京军区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于突发事故一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1971年12月９日，由于天气突变，黄河上游冲下来的冰块在大中滩岛北已封冻的河面上结成了15里长的冰坝，造成河水倒流，驻扎在岛上的二十四团六连的118名指战员和岛上的社员陷入困境。上级机关很快采取了救援措施：

 

设在河岛对岸的连部于10日向上级报告了险情。傍晚，接到报告的师团首长，立即乘车来到六连连部，连长请首长进屋休息一会，团参谋长说：“不！我们要听到大中滩岛军民的声音！”他们疾步走向黄河边……

兵团副参谋长受兵团党委委托，带领工作组很快赶到现场。

内蒙古军区首长在电话里呼唤二十四团，焦急地询问救援情况。

北京军区首长直接和二十四团通电话，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

海勃湾火车站，从接到派出救援列车抢运迫击炮连炸冰坝的电话，到发车只用了70分钟，就完成了按常规需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组织专列的手续。

凌晨５点，６门迫击炮一齐准时对准大中滩岛下游冰坝猛烈开火。鼓舞了坚持在岛上的军民情绪。

11日下午４时，两架直升飞机带着毛主席的关怀飞到大中滩岛上空。“党中央、毛主席派飞机接我们来啦！”整个小岛沸腾了……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兵团战士没有一个抢着登机，他们扶着病号，推让着农民，拉扯着老人。让别人先走，尽快离开险区，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当时兵团人的精神。²⁸

 

    内蒙古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又处于北京军区直接领导之下，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能够很快得到紧急援助，甚至得到空中支援，是可以想见的。更为常见的是兵团战士主动为伤病员献血。快速的反映和集体的力量，挽救了不少垂死者的生命。1974年４月24日，二师十三团阀门厂兵团战士刘某某双腿被火车压断，很快被送往包头市第三医院抢救。当晚，３辆卡车载着战士们赶往第三医院，男女知青争着验血、献血；第二天，又有十几名战士再次来到医院，等着献血，先后有10名知识青年献了血。在做了输血和紧急处置之后，刘某某的伤情稳定下来，不久即用飞机转送北京继续治疗，后来又由专人陪护，到上海做了假肢。这样的事例还有多起，除了表明兵团在处理人员伤亡方面有较高的效率外，还可以说明兵团对工伤和其他意外事故（包括交通事故）的界限划分得并不严格：只要是兵团的人，不管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故，有伤亡兵团就要管，受伤者自然享受公费医疗，伤情严重者还可以转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医院治疗。这样的保证，既有利于善后事项的处理，也照顾了知识青年的感情。

    上千人伤残，数百人死亡，生产建设兵团为开发内蒙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一页历史已经被人淡忘，似乎只有回到宝日格斯台的烈士陵园才能找到昔日的影子：

 

墓，69个锥型的墓，竖着69块长方形的石板，石板上没有碑文，只有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名字，镂刻的隙缝中填满了尘土和蛛网，墓的四周长着茂密的野草。

永远默默地躺在这儿了……

 

 

 

 

 

 

 

 

 

 

 

 

 

 

 

 

 

 

 

 

 

第二十一章  扭亏增盈

 

 

 

●1972年7月21日，财政部行政事务财务司调查组递交了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状况的报告。

●1972年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

 

 

一  财政亏损面面观

 

 

    从1969年开始，全国大规模增建生产建设兵团，国家财政为此大量拨款。到1975年止，国家共拨付以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农垦支出83.76亿元，其中增拨流动资金11.42亿元，弥补亏损39.07亿元，基本建设拨款33.21亿元。

    生产建设兵团的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国营农牧场财政管理规定，基本废除了旧有的规章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混乱的机制之中，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相当普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抱着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财务工作险上加险的态度，不愿过问财政问题；原来国营农牧场的财会人员、统计人员大多被下放，新的财会、统计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由此产生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非生产人员的编制迅速扩大，行政管理费大大增加。二是计划和财务管理大大削弱，“四超”（超建、超购、超支、超编）现象严重。三是经济核算观念淡薄，浪费巨大，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四是基本统计不全不实，成为经济管理的严重障碍。

农垦企业的大量亏损是从1967年以后出现的，虽然不能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因素，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组建和不善于经营管理，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1970年，全国兵团企业共亏损4.09亿元。

如前所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1970年共亏损4928.3万元。1971年，中央下达的亏损指标是1000万元，兵团预计亏损3166万元；当年年底，大抓了一下经营管理，使全年的实际亏损为2834.6万元。在《请示弥补1971年亏损的报告》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亏损原因作了如下解释：

 

（一）路线觉悟不高，“农业学大寨”的措施不够落实。没有把“农业学大寨”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以大寨为榜样建设兵团的措施不够落实。对稳产高产田的建设抓得不紧，仍是广种薄收。因此，费用开支大、单产低、亏损多。如今年平均亩成本为34.40元，平均亩产只有80斤，收入11元，每亩亏损23元多。

（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今年共播种134万亩，平均每人10亩，收入110元左右，而每人每年工资平均400元左右，即便采取措施，粮食单产全部上《纲要》（每亩400斤），也只能解决工资问题，生产费用、税金等还得国家弥补。因此，只有坚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增加收入，才能扭转亏损。但是，由于我们存有单一经营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农牧业的副产品和当地的物质资源，实行多种经营，这也是亏损大的一个原因。

（三）计划不周，单位机构建得多，人员上得多，劳动生产对象少。兵团现有６个师，45个团（厂），17万人（含家属４万人），仅种地134万亩。由于计划不周，有的团设了点，上了人，但发展前途很小。结果是人浮于事，机构人员和生产对象不相适应。由于每年上人多，忙于组织劳力盖房，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却抓得不紧，原定的农田基建计划完不成。水利工程、平整土地、改良土壤都跟不上去，生产发展慢，也是亏损的一个原因。

（四）经济核算观念不强。兵团各级领导，大部分来自部队，普遍存在供给制搞生产的思想。没有把管好社会主义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摆到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引起重视。经济核算没有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有的单位存在着收支无计划、工时无记载、劳动无定额、消耗无记录、生产不计成本。加之缺乏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非生产人员多、非生产性开支大。今年预计开支管理费987万元，占生产直接费16.11%（先进国营企业为10%），加大了亏损。

（五）河套地区排水、治沙、治碱尚未解决，今年灾情较重。在河套地区的4个师，大部分在沙漠和盐碱下湿地里，开荒种地，提高产量，需要治沙、治碱、防风固沙、引水、排水、改良土壤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既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也需要一个建设改良的时间过程。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心情上总想尽快为国家创造财富，头年开荒，第二年就要求种地，结果幼苗被盐碱风沙浸打死，虽经抢救和补种，有苗面积还不到50%，这在短期内还不好解决。另外，今年各种灾情较重，约15万亩土地，颗粒未收，减产2200万斤。

 

    为了减少亏损，内蒙古兵团准备在1972年合并机构，将发展前途不大的10个团并成５个团，大力压缩非生产性人员，减少管理费的支出，决心把亏损压到2000万元以下。

 

 

二  大张旗鼓种甜菜

 

 

1972年３月24日，农林部、商业部、轻工部联合召开了有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甜菜生产座谈会，建议在这３个兵团内建立甜菜生产基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闻风而动，立刻布置部分连队抢种甜菜，并要求拿出好地来发展甜菜生产。

二十一团四连的一位知青副连长，不同意拿好地种甜菜，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最终还是把肥沃的地拿出来种上了甜菜。²⁹二十二团五连试种甜菜两年，收效甚微，但传达会议精神之后，二十二团党委决定五连当年种植甜菜540亩。如何解决甜菜和粮食作物争劳力的矛盾呢，五连的做法是：

 

（一）充分发动群众，搞大会战、大协作。松土、锄苗、间苗、定苗是劳力最紧张的阶段，为了不误农时，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压缩一切非生产人员，组织4次全连性的大会战。畜牧班、勤杂班、工副班也都抽调大部分人员投入战斗。他们提出“苦干实干拼命干，一个顶着两个干。”

（二）分区管理，加强责任。他们以排为单位，按作物实行分区管理。一个排以种甜菜为主，兼种部分粮食作物，其他排以种粮食作物为主，兼种部分甜菜。这样，固定劳动，加强责任，充分发挥了班排的作用。

（三）改革农具，提高工效。5、6月间，甜菜和粮食作物都要中耕锄草，劳力特别紧张，他们就组织铁木工班的同志们，自制4部中耕耘锄，用畜力和简单的机械代替人力，给玉米高梁中耕，腾出了一千多个工用于甜菜管理，解决了粮食作物和甜菜争夺劳力的矛盾。³⁰

 

    二十二团五连的540亩甜菜1972年获得丰收，总产量达到100多万斤。二团五连当年种植的50亩甜菜，也获得了总产10多万斤的好收成。³¹但是就总的生产情况而言并不理想。原计划兵团1972年全年甜菜产量达到5400万斤，实际只收获了735万斤，减少收入将近140万元。³²

甜菜生产规律尚在摸索之中，种植面积已经迅速扩大。1973年，二十二团五连种植甜菜扩大到1500亩。1972年，十五团种植甜菜700亩，1973年全团十个农业连齐上阵，播种甜菜5000多亩。另有一批连队从1973年开始奉命试种甜菜。1973年甜菜产量大大增加，达到1655.29万斤，但与计划产量仍然相差甚远。³³以大力推广生产甜菜经验的三师为例，按计划1973年甜菜产量为3425万斤，实际收获515万斤，只完成了计划的15%。³⁴1974年，全兵团计划甜菜产量为4170万斤，实际收获令人失望，只有662万斤，仅完成计划的6.3%。³⁵

    大面积种植甜菜，为造糖工业提供原料保证，减轻甘蔗产区的压力，是国家的宏观规划。在具体操作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定出产量指标，片面追求扩大耕种面积。特别是在内蒙古兵团尚没有甜菜种植经验的情况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拿出大量好地种植甜菜，势必造成甜菜不能丰收、粮食不能自给的现象；而如此的按长官意志办事、瞎指挥的行为，又为扭亏为盈增加了阻力。

 

 

三  注重经济核算

 

 

    1972年５月至７月，财政部和农林部派人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三大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在7月21日上报的调查报告中，³⁶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做了如下说明：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17万人，职工13万人，耕地153万亩。粮食总产量1971年8172万斤，比1970年粮食总产量增长50.7%。３年开荒100万亩，造林８万亩，完成土石方1400万方，修筑建筑物3151座，修建房屋95.8万平方米，架设输电线路510公里，生产1.75亿斤粮食，肉类598.5万斤，油料368万斤。生产了一些农机配件，此外还承担了国家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的建设任务。

 

    报告指出了兵团在资源利用、政策落实、发展农业、经济核算、资金渠道等５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利用，须要加强一元化领导

兵团和地方之间存在“争地、争水、争草场、争矿山”的现象……有的地区为了“四争”发生打架事件。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矿藏资源，广大草原和大片草地，得不到合理利用，不仅影响团结，也影响生产的积极性。

（二）党的政策还不够落实，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原来真正建设兵团的一些“扛过枪，开过荒，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全部靠边站……

解放了的干部也有不愿工作的，身体不大好了，打倒后弄到老牛班，长期关到地窝子里；新的干部对生产又不懂，也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因此，长期生产上不去。

（三）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明确，农业学大寨不普遍，艰苦奋斗精神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内蒙古兵团感到搞农业很费劲，认为农业“低产有理”，“亏损难免”，因而向工业方面使劲，基建投资较多，便往工厂建设方面发展……各个兵团都有用大寨精神办得好的团场，但是，不能普遍推广，往往到外面学习，回来不能很好地因地制宜，效果不大。有的反映，“赶大寨，赴兰考，取经又取宝，只见取经，不见献宝”。

另外，艰苦奋斗精神差……内蒙兵团每个师、每个团、每个连队都盖有标准较高的办公室、大礼堂。五师三十一团接收原农场时有办公室，又修建了一个城市机关化的办公室，脱离了职工群众和贫下中农。

（四）存在供给制思想，经济核算观念薄弱

兵团组建初期，由于用部队供给制方法管理农业企业，经济核算观念不明确，出现过“吃大锅饭”的混乱局面。虽然在“亏损就是吃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对经济核算的观念有所加强，但是，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

内蒙兵团３年来才买了一个教训，思想上认识到兵团是搞生产建设的。过去种地有些单位种地买肥不积肥，养畜买草不打草，播种到外地买种籽。去年二师十八团十连水稻每亩成本284元，收入50元，每亩亏230多元，一师四团十连平均每亩只打４两粮，每斤粮食成本66元。

（五）资金渠道不清，基建超支严重

各兵团管理机构庞大，机构设置不适合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慢，财务亏损的原因之一。

 

    为了使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更有章法，1972年８月，农林部制定了《关于1972至1980年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开荒规划的初步设想（草案）》。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在北京召开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加强经济核算、扭亏为盈会议，并专门邀请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代表座谈。10月28日，刁炳章受农林部部长沙风的委托，在会上发言，专门就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问题发表了如下意见：

 

全国现有11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生产建设师，连同地方国营农场，共有团、场4000多个，人口1060万，职工480万，耕地5900万亩……近几年接收知识青年200多万，占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四分之一。……仅内蒙兵团的近10万知识青年中，已有3800多人入了党，28000多人入了团，1300多人担任了基层领导干部。……

但是，也要看到兵团、农场有许多严重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产量低，成本高，亏损严重。兵团、生产师去年粮食平均亩产量200斤，棉花平均亩产50斤……1971年国家给农牧业企业弥补亏损5.5亿元，除广州、山东、福建兵团和广西、西藏生产师盈利、安徽兵团收支平衡外，其他兵团、生产师都有程度不同的亏损……

 

    国务院的负责同志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我劝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们，要按经济核算制度搞，你们是企业，是搞生产的嘛。”

    会议提出要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对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逐级负责、限期扭亏。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具体要求是：“要认真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开增产节约门路；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以连队或生产队为基层核算单位；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社会性和战备支出不计入企业盈亏范围。”

    全国加强经济核算、扭亏为盈会议之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很快展开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1973年3月中旬，兵团先召集西部的一、二、三、四师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加强企业管理、加强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会议；４月，又召集东部的五、六师干部参加了同样内容的会议；兵团党委对全兵团提出了以下４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