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9-22-24章

史卫民

 

 

第二十二章  不祥征兆

 

 

 

●1973年2月８日，总参谋部、农林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

 

 

一  对“兵团模式”的质疑

 

 

　  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最初被认为是加强战备、建设边疆和安置知识青年的长远计划，但是在短短几年内，兵团亏损巨大，已经成为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有人开始对兵团的组织形式表示怀疑，中央亦不能不采取行动，寻找新的出路。

    1972年5、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三个小组，调查了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五个兵团的情况。前往内蒙古兵团的调查组组长是农林部的一位副部长。¹1973年２月８日，总参谋部和农林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²全文摘录如下：

 

近两年来，有些地区反映兵团问题很多，要求调整领导管理体制。去年５、６月间，我们联合派出三个小组到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五个兵团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主要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全国现有11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生产师，职工292万人，耕地3500万亩，橡胶460万亩。其中，新疆兵团是1954年组建的；黑龙江、内蒙古、兰州、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州、云南等10个兵团和广西、江西、西藏３个生产建设师，都是1968年以后，以原国营农场为基础改建的。

兵团组建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贯彻执行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地进行了斗、批、改；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安置了100多万知识青年；加强了“屯垦戍边”的战略布置，胜利地执行了边防斗争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于促进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边防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生产建设兵团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不少兵团办得不好，投资多，产量低，亏损大。1969年至1971年，国家对兵团投资13.4亿元，弥补亏损7.8亿元。1971年，全国兵团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斤。内蒙古、山东、江苏等以农业为主的兵团，粮食还不能自给。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负担，影响了兵团的巩固和发展。

 

（二）

 

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兵团建设方向和领导管理体制问题。最早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成建制转业到生产战线，开始采取军队的组织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大量吸收社会人员，已逐步转变为以生产为主，企业经营，同时建立民兵值班连队，执行“戍边”任务。1969年以来，新疆兵团以及其他新组建的兵团，突出了军队性质，过多地采用军队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这样，便和人员组成的社会性（随着兵团职工家属的不断增加，这种社会性将越来越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不相适应。据初步调查，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1、性质与任务问题。组建兵团以来，一直有不少同志对兵团是以打仗、育人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是按企业办，还是按事业办？建设方向不明确，甚至提出“兵团向何处去”的问题。内蒙古兵团反映，“组建３年，花了‘３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

有些兵团偏重于军事，轻生产。布局建点从战备要求考虑多，从生产条件考虑少；强调解放军建置，解放军领导，各级机关要以现役干部为主，兵团有现役干部３万多人，相当一个军的员额，计入军队实力，国防费开支；兵团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多是沿用军队的一套，不适应生产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上，注重值班部队，放松民兵工作，新疆兵团还组建了14000人的现役部队，解放军待遇，不算军队定额，经费由兵团自理，开支很大。不少现役干部不安心兵团工作。

有些兵团由于方针、任务不明确，几年来接收、安置知识青年过多、过猛，同生产需要不相适应。内蒙古兵团强调育人、战备为主，在原有２万人的基础上，两年安置知识青年近10万人，从东到西沿边防线设置了６个师，45个团，点多，线长，而实际耕地只有150万亩。1969年至1971年，国家拨基本建设投资2.33亿元，弥补亏损7860万元，３年平均粮食单产80斤，吃供应粮２亿多斤。有些知识青年至今还考虑“去向”问题，思想不够稳定。

内地组建的兵团，一般是规模不大，布点分散，可垦荒地不多，又无“边”可“戍”，性质、任务更不明确。浙江兵团只有13万亩耕地，６万人，每年工农业总产值5000万元左右，组建了１个兵团部，３个师，15个团，头重脚轻，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农业亏损由1969年的178万元，增加到1971年的1300万元；工业利润由1969年的1130万元，下降到1971年的903万元。浙江人多地少，兵团与各个方面的矛盾较多，很难维持，兵团党委已报请省委撤消兵团建置。

2、领导关系问题。主要是领导多头，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兵团属大军区建置，党政、军事、干部等工作，广州、福建、山东等兵团归大军区管理，其他兵团都委托省军区管理；计划、生产、投资、物资等工作归省、区革委会管理。实践证明，军队、地方两家管理，没有主次，都管都不管，同时，党政工作与经济工作分管，难于形成统一领导。兰州兵团所属６个师，分设在陕、甘、宁、青四省、区，矛盾更多。

省军区认为，兵团也是军级单位，而且其领导干部老，级别高，对兵团行使领导确有实际困难。大军区主要抓军政工作，经济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便跨越省对兵团实施具体领导。兵团的各级干部，有的穿军衣，有的穿便衣，军队管理地方干部和地方管理军队干部都不方便。

省、区革委会认为，兵团是军队系统，大军区的单位，不便领导。安徽省习惯上称省革委会、省军区、12军和兵团是“四大单位”。黑龙江省革委会各业务部门认为，他们和兵团是“服务供应”关系。因此，兵团的生产业务归口领导至今不落实，兵团的生产建设计划，没有全面地纳入省、区的统一计划；经济关系上矛盾很大，土地、水源、山林、矿山等纠纷很多，不利于国家与地方经济的统一规划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物资供应体制下放和改变以后，衔接得不好，物资、设备供应，有的比过去减少，甚至中断，对生产影响很大。兵团的政法、文教、卫生、民政、交通等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事业，一般是由兵团自办，负担很重，又很难办好。

3、组织编制问题。兵团基本上是按军队组织形式编组的，与生产需要很不相适应。机构庞大，设兵团、师、团、营、连，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管理生产人员少，不利于企业管理。黑龙江兵团机关设有司、政、后三大部，计划、生产、作训、炮兵、侦察、军务、通信、战勤、装备、营房等25个处，干部420人，加上警通、司机、门诊等人员共781人，比原来的农垦总局和农垦厅编制多一倍。其中，直接管生产的只有３个处59人，仅占机关总人数的8%；师和兵团机关行政事业费开支，1971年为1100万元，另由国防费开支460万元尚未计算在内。新疆兵团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0%以上。很多兵团存在着“供给制”思想，不注意经济核算，非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建设显著增多。特别是兵团垂直领导，层次过多，与农业生产的地区性不相适应，生产指挥不当，“一刀切”的现象比较多，广州兵团橡胶生产尤为严重。

 

（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组织形式，应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目前，很多地区和兵团都感到兵团问题很突出，急待解决领导管理体制问题，有的要撤，有的要整顿。为了更好地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加速农垦事业的发展，我们认为，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战备的原则，对兵团进行调整是必要的。

1、边疆地区的黑龙江、新疆等兵团，生产发展潜力大，又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切实加强。不少兵团领导同志的意见，兵团的领导关系要“靠一头”，或归军队或归地方，或归大军区或归省军区，我们倾向兵团不再列为大军区建置，划归省、自治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政治工作、生产工作、干部工作以及政府工作，都由省、自治区革委会管理，生产、财务、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全部纳入省、区计划，军事、民兵工作归省军区管理。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帮助把兵团办好。

兵团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主要任务是开发与建设边疆，同时加强民兵建设，“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兵团必须切实搞好生产，实行企业化经营，要求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家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社会主义积累，并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起示范作用。

兵团的组织编制，应当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同时照顾战备要求，进行彻底地整顿，减少层次，裁并机构，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属于政府工作，应由地方政府统一办理，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考虑政企合一的形式，纳入当地政府系统，加强领导。

2、内地组建的兵团，一般没有边防任务，采取兵团的组织形式意义不大。湖北生产建设兵团，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已撤消，恢复农场，成立农垦局，由省、地委领导。建议类似情况的内地兵团，也可以考虑参照办理。

鉴于兵团领导管理体制的调整，事关重大，建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集部分大军区、省革委、省军区和兵团的负责同志开会，提出整顿兵团和调整领导管理体制的方案，报请中央决定。

 

        “兵团模式”遭到质疑，内蒙古兵团不能无动于衷，立即采取了一些优化组织结构的措施。

 

 

二  内蒙古兵团的组织调整

 

 

    内蒙古兵团对1972年上半年的人数统计表明，全兵团实有人员181522人；其中在编人员125778人，包括现役军人6139人，兵团战士94838人，职工24801人；非在编人员55744，其中家属43741人，公社社员12003人；设团级单位45个，营级单位40个，连队544个，2698个排，9768个班。

1972年3月，兵团决定压缩工程团编制，该团原有的13个连队缩编为７个连，取消营级建置，并将687人调往35团。６月，兵团同意五师的意见，撤消了该师的９个营级建置，只保留了42团煤矿的营级建置。西三师、东三师的格局也被打破。在草原牧区分布兵团３个师，主要是出于战备的考虑，不是长期建设的合理安排。四师设立之后，很快面临草场、耕地不足的局面，无法发展。内蒙古兵团提出了撤消四师或者将该师移往东部地区的动议，并主动把四师师部从锡林浩特市移到了海渤湾市。根据1972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批示，内蒙古兵团决定从11月24日起将一师八团、玻璃厂和三师二十四团、维尼龙厂划归四师。四师师部仍设在海渤湾市，占用原二十四团团部房舍。

经过这次调整之后，内蒙古兵团的编制及团以上单位的驻地情况如下（各单位人员为1972年4月15日统计数）。

 

兵团直属8287人（机构调整后7594人），干部971人（现役军人686人），工人1367人，战士5949人。

兵团机关，呼和浩特市，605人，干部304人（现役军人264人），工人114人，战士187人。司令员何凤山，政委倪子文，副司令员康银寿、刘义荣，副政委李惠民、王前，参谋长庞德运，副参谋长张旭之、冀景华、李光前。

化纤厂，呼和浩特市，下设8个连，1929人，干部141人（现役军人88人），工人243人，战士1545人。

工程团，呼和浩特市，下设3个营14个连，1769人，干部180人（现役军人154人），工人333人，战士1256人。

发电厂，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设1个营8个连，1276人，干部156人（现役军人69人），工人304人，战士816人。

化肥厂，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设13个连，2594人，干部173人（现役军人106人），工人333人，战士1988人。

印刷厂，呼和浩特市，163人，干部9人（现役军人7人），工人33人，战士121人。

                看守所，呼和浩特市，51人，干部8人（现役军人8人），工人7人，战士36人。

 

一师24990人（包括八团，机构调整后20601人），干部1461人（现役军人1114人），工人4245人，战士19284人。

师部驻巴盟磴口县（巴彦高勒），师直属机关下设4个营11个连，1977人，干部442人（现役军人352人），工人283人，战士1252人。政委董书荣（后以张志明任师长、代政委、政委，以李祥珠为参谋长）。

一团，磴口县朝阳镇（原乌兰布和农场），下设15个连，3616人，干部156人（现役军人100人），工人686人，战士2774人。

二团，磴口县红卫镇（原巴音套海农场），下设12个连，2417人，干部126人（现役军人102人），工人220人，战士2071人。

三团，磴口县卫国镇（原哈腾套海农场），下设13个连，3292人，干部120人（现役军人95人），工人466人，战士2706人。

四团，磴口县戍边镇（原太阳庙林场），下设13个连，2966人，干部147人（现役军人105人），工人423人，战士2396人。

五团，磴口县建国镇（原包尔盖农场），下设13个连，3522人，干部132人（现役军人102人），工人862人，战士2528人。

六团，磴口县反修镇（新建点，包尔盖西），下设13个连，2905人，干部116人（现役军人92人），工人217人，战士2572人。

七团，磴口县红旗镇（原纳林套海农场），下设8个连，1684人，干部109人（现役军人84人），工人204人，战士1371人。

 

二师42957人（机构调整后41132人），干部1921人（现役军人1404人），工人6506人，战士34530人。

师部驻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师直属机关下设1个营2个连，492人，干部126人（现役军人103人），工人113人，战士253人。师长孟照贤，政委田益国，参谋长赵根喜。

师属单位，下设2个营2个连，618人，干部169人（现役军人148人），工人108人，战士341人。

十一团，乌拉特前旗（原乌海劳改农场），下设13个连，4018人，干部148人（现役军人106人），工人888人，战士2982人。

十二团，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原乌海劳改农场），下设12个连，4438人，干部148人（现役军人108人），工人262人，战士4028人。

十三团，包头市西水泉（原新生砂石厂、阀门厂等），下设7个营17个连，4571人，干部264人（现役军人171人），工人716人，战士3591人。

十四团，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原苏独仑国营农场），下设15个连，5474人，干部141人（现役军人99人），工人1167人，战士4166人。

十五团，五原县建丰（原建丰劳改农场），下设13个连，3662人，干部150人（现役军人95人），工人468人，战士3044人。

十六团，中后旗牧羊海（原东方红种羊场），下设11个连，3264人，干部126人（现役军人105人），工人465人，战士2673人。

十七团，乌拉特前旗中滩（原中滩劳改农场），下设13个连，3512人，干部157人（现役军人94人），工人1000人，战士2355人。

十八团，包头市万水泉（原共青农场），下设12个连，4329人，干部150人（现役军人104人），工人197人，战士3982人。

十九团，乌拉特前旗坝头（原乌梁素海水产局、乌拉特农场），下设11个连，4114人，干部131人（现役军人102人），工人274人，战士3209人。

二十团，伊盟杭锦旗独贵特拉（原独贵特拉公社、杭锦淖公社），下设11个连，2688人，干部111人（现役军人87人），工人76人，战士2501人。

六十二团，乌拉特前旗大佘太（原苏独仑农场牧业队），下设9个连，1777人，干部100人（现役军人82人），工人272人，战士1405人。

 

三师19823人（包括二十四团，机构调整后15763人），干部1244人（现役军人912人），工人1804人，战士16775人。

师部驻巴盟临河县，师直属机关（包括临河县糖厂）下设3个营8个连，2224人，干部387人（现役军人313人），工人185人，战士1641人。师长张绍喜，副政委王元惠，参谋长苏积刚。

二十一团，临河县军垦镇（原临河劳改农场），下设14个连，3112人，干部142人（现役军人104人），工人272人，战士2695人。

二十二团，临河县屯垦镇（原狼山劳改农场），下设17个连，4423人，干部198人（现役军人104人），工人807人，战士3418人。

二十三团，伊盟杭锦旗巴拉亥（原巴拉亥林场），下设15个连，3226人，干部128人（现役军人105人），工人195人，战士2903人。

二十五团，伊盟杭锦旗扎尔格郎图（原改改召林场等），下设11个连，1756人，干部127人（现役军人91人），工人44人，战士1585人。

二十六团，中后旗石兰计（原石兰计公社），下设10个连，2779人，干部141人（现役军人104人），工人246人，战士2392人。

 

四师3341人（不包括八团、二十四团等，机构调整后9410人），干部350人（现役军人348人），工人121人，战士2870人。

师部驻伊盟海渤湾市，师直属机关（包括海渤湾的玻璃厂）下设2个连，644人，干部160人（现役军人159人），工人27人，战士457人。师长王本固，政委张振华，参谋长徐通。

八团，乌达市（原乌达市属农场、林场等，原属一师，后划归四师），下设12个连，2611人，干部113人（现役军人86人），工人884人，战士1014人。

二十四团，海渤湾市（原属三师，后划归四师），下设13个连，2303人，干部121人（现役军人91人），工人41人，战士2141人。

三十四团，巴盟磴口县碱柜（原在锡盟阿巴哈纳尔旗，接收朝格乌拉牧场组建，后西迁至碱柜），下设7个连，1809人，干部83人（现役军人82人），工人40人，战士1746人。

三十五团，乌盟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下设6个连，828人，干部107人（现役军人107人），工人54人，战士667人。

 

五师16056人（机构调整后为15785人），干部1136人（现役军人777人），工人5063人，战士9857人。

师部驻锡盟西乌珠穆沁旗，师直属机关下设6个营3个连，1064人，干部217人（现役军人204人），工人93人，战士754人。师长李占魁，参谋长马延龄。

三十一团，阿巴哈纳尔旗锡林郭勒种畜场、白音锡勒牧场（原属四师，后划归五师），下设1个营15个连，4630人，干部331人（现役军人106人），工人2572人，战士1727人。

三十二团，阿巴哈纳尔旗毛登牧场（原属四师，后划归五师），下设1个营13个连，2497人，干部135人（现役军人92人），工人709人，战士1653人。

四十一团，西乌旗高力罕（原高力罕牧场），下15个连，2741人，干部186人（现役军人102人），工人1137人，战士1418人。

四十二团，西乌旗哈拉根台（原哈拉根台公社），下设1个营8个连，1471人，干部83人（现役军人81人），工人203人，战士1185人。

四十三团，西乌旗宝日格斯台（原宝日格斯台牧场），下设11个连，2127人，干部104人（现役军人92人），工人185人，战士1838人。

四十四团，西乌旗彦吉嘎庙（原罕乌拉公社），下设1个营10个连，1526人，干部80人（现役军人80人），工人164人，战士1252人。

 

六师11263人（机构调整后10731人），干部1064人（现役军人905人），工人3583人，战士6616人。

师部驻伊盟东乌珠穆沁旗东风（原乌拉盖农场），师直属机关下设3个营12个连，1984人，干部363人（现役军人333人），工人443人，战士1178人。师长崔永华，政委高汉杰。

五十一团，东乌旗红星镇（原哈拉盖图牧场），下设10个连，2272人，干部127人（现役军人108人），工人453人，战士1492人。

五十二团，东乌旗红边镇（原乌拉盖牧场），下设11个连，2138人，干部155人（现役军人100人），工人1019人，战士964人。

五十三团，东乌旗红疆镇（原贺斯格乌拉牧场），下设9个连，1602人，干部129人（现役军人101人），工人607人，战士866人。

五十四团，东乌旗红光镇（原满都宝力格牧场），下设9个连，1448人，干部111人（现役军人97人），工人655人，战士682人。

五十五团，东乌旗红建镇（原宝格达山林场等），下设6个连，844人，干部76人（现役军人66人），工人60人，战士712人。

五十七团，东乌旗五七镇（东乌旗与哲盟扎鲁特旗之间），下设2个营7个连，975人，干部177人（现役军人100人），工人146人，战士722人。

 

    按照1972年4月的统计，全兵团共有126717人，其中干部8147人（现役军人6146人），工人22689人，战士95881人。到1972年底，全兵团在编人数为121016人。团级单位45个，营级单位33个，连队543个。1973年，在编人数为115090人。1974年，在编人数降至110170人。

 

 

三  不协调的“赞歌”

 

 

    就在总参谋部、农林部准备向中央上报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的时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迎来了成立四周年的纪念日。1973年１月25日的《兵团战友》报刊登了编辑部为纪念兵团成立四周年而作的长篇文章，郑重宣布：“我们的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好在哪里？“广大知识青年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增加了才干，炼红了思想，正在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老一代的革命者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中，重新学习，也经受了考验”；“……战天斗地，使兵团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了改善，为今后的农业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等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战斗在兵团工业战线的广大指战员，以大庆工人阶级为榜样，快上马，快投产，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工业生产越搞越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兵团战友》报还以《要做边疆建设的促进派》为题，组织了一期笔谈（1973年1月19日），并在《关键是要有主人翁的姿态》的编后语中强调：

 

有了主人翁的姿态，就会对兵团形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就会着眼于主流，着眼于积极因素……那些吵吵“兵团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同志，说到底，就是对革命形势没有一个正确看法，对兵团这个新事物的感情问题没彻底解决的缘故。

 

针对兵团当时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发表了三篇兵团战士写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对兵团的前途要满怀信心》，摘录于下：

 

我们兵团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特别是目前，我们兵团已经从前几年的组建阶段，转入大规模的生产建设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自然是很大的。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信心百倍，还是悲观失望？是从困难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还是看周围这也不是，那也不行？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思想觉悟和革命意志的考验。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来兵团3、4年了，本来想的是：干个3、4年，就可以创造一个“青山绿水好风光，哈蜜瓜甜鲤鱼香”的好环境。谁想到，几年过去了，荒凉的面貌没从根本上改变，反而遇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这时，自己就对兵团的发展丧失了信心，心里琢磨着：要是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美好的远景呢？越思越想，越觉得边疆美好未来可望不可及。

在这次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中，我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光辉论断，懂得了对新生事物应该怎么看，对兵团的现状应该怎么看？

我们兵团的驻地大都分布在万古荒原上，怎样搞好兵团的经营管理？我们缺乏前人提供的经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当然应该争取各方面搞得更好一些。但是，事物的发展毕竟同我们的愿望有一个距离。在兵团建设上，出现困难，遇到问题，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如果一碰到困难，就对发展前途丧失信心；一出现问题，就把千万军垦健儿从事的宏伟事业看得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同看待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对兵团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要区别主流和支流，要对兵团的发展满怀信心，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寄予无限的希望。只要我们用这几年的建设成就同组建初期的荒凉景象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清兵团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就会觉得形势大好，就会大大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对兵团的事业要充满感情》，摘录于下：

 

来兵团初期，自己那种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份，把边疆、把兵团幻想成为一个“理想的境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渐渐发现这里却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生活艰苦，建设步伐不快，还有些干部以身作则不够……看到这些，也不认真分析，就觉得长期呆在兵团不好。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消极被动的情绪。我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观察周围事物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兵团没有一个正确看法，就不能激发出革命的热情来。

解决了看问题的方法后，还有一个“怎么干”的问题。我们要懂得，创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作为祖国北部边疆的第一代军垦战士，担负的就是创业的任务，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如果我们以那种“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消极态度对待边疆建设，几年以后，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呢？边疆的美好未来是“等”不来的，理想的境界要靠一锹锹、一担担的艰苦劳动去实现。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不良倾向要持正确态度》，摘录于下：

 

有个时期，社会上，以至兵团内部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有个别人不按党的原则办事，为自己以及亲戚朋友的子女“寻方便”，“走后门”，想方设法让他们离开边疆，找个更为舒适的环境。看到这种现象，自己挺生气，心想，你们可以这样干，我为什么偏在这里扎根呢？有一阵子，自己还觉得这种想法挺有道理……

这里，针对自己的思想，我着重谈谈如何把自己搞正确的问题。像我原来的那种想法肯定是十分错误的。别人已经做错的事情，我们不能知错再错，而应该拿出扎根边疆、热爱兵团的实际行动，去教育那些只看到自己鼻子尖上一点私利的人。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我们的环境里，那种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朋友搞“方便”、开“后门”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我们绝大多数干部还是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我们的广大干部战士对边疆、对兵团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如果我们与别人“比”的话，应该向这些人看齐，比对兵团的热爱，比建设边疆的劲头。这种比法，才能在革命队伍内树立无产阶级正气。

    经过反复地学习，我懂得了，在我们兵团发展巩固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碰到不良倾向时，我们应该始终把党的原则作为行动的指南，既要敢于“冒犯”、敢于抵制那些庸俗的资产阶级作风，又要特别注意把自己搞正确，带头发扬无产阶级正气。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报纸总是要大讲“大好形势”，并且扳起面孔教训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宣传的特色，内蒙古兵团当然不会例外。内蒙古兵团的领导，显然没有被这些不协调的“赞歌”所陶醉，而是不得不面对日益复杂的局面。

 

 

四  忧心忡忡的兵团领导

 

 

    1973年5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召开第十一次全委会，倪子文政委在会上对兵团生产建设方面的问题做了如下叙述：

 

 （一）粮食单产低，总产少，远远不能自给。1969年，自产3963万斤，国家供应2666万斤；1970年，自产5353万斤，国家供应8057万斤；1971年，自产8495万斤，国家供应6417万斤；1972年，自产4742万斤，国家供应12427万斤。４年来，自产22553万斤，占需要的43%，国家供应29567万斤，占57%。

全国1975年粮食上《纲要》，国家要求河套地区要建成新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目前，我们兵团粮食生产情况和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很不相适应的。

（二）经营管理不善，亏损大。1969年，亏1881.15万元；1970年，亏3047.18万元；1971年，亏2934.6万元；1972年，亏3238.43万元。四年共亏11101.36万元，如果用这些钱买成粮食，够全兵团12万人（不含家属和公社社员）吃10年。

（三）农牧业基本建设进展慢。农牧业基本建设年年完不成计划，1969年，计划701万元，实际完成531万元；1970年，计划687万元，实际完成601万元；1971年，计划1053万元，实际完成734万元；1972年，计划1199万元，实际完成957万元。四年共计划3640万元，实际完成2823万元，只占77.5%。但是，另一方面，行政生活用房年年超过计划；计划外的开支额每年都很大。

（四）工业战线长，不能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投资效果差。有些厂子建设周期拖长了，投资加大了。有些小厂子，搞了二、三年还上不去，如玻璃厂、浆粕厂、五师的小煤矿、六师的小电厂等。还有的厂子，建成了，但不能正式生产，不能给国家提供积累，甚至有的还亏损。

（五）非生产人员多，非生产开支大，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国家规定非生产人员在12%以下，1972年我们团、连非生产人员达到14%以上。去年，团、连管理费中的工资比1971年就增加130万元，说明非生产人员增加了。如按每人开支400元计算，就增加了3000多的非生产人员。非生产性开支按中央规定不超过8%。去年，我们团、连的非生产性开支1555万元，高达21%。

生产成本高，农业上生产一斤粮食，一般要几角钱到一块多钱，个别小单位一斤粮食的生产成本达几块钱。工业上的生产成本也是高。有的要国家补贴才能收回成本。

劳动生产率虽然逐年有所提高，但还是很低的。农业上，去年兵团农业劳力人均生产粮食580多斤，自治区农业劳力人均1552斤。工业上，全国平均是9700元，兵团平均4176元，还不到国家平均数的50%。兵团最高的是兵团后勤部的五七制药厂，平均17000多元；化纤厂比较好，平均也只有7400多元；有的厂只有1100多元；二师无线电一厂去年只平均200多元。

总之，当前对兵团压力最大的，一个是农业上不去，一个是亏损下不来，对此，国家和自治区都有督促，有希望。因此，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兵团的当务之急。

 

    不着急不行了。当年，中央开始对一些经营不好的生产建设兵团采取断然措施。８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原由沈阳军区领导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黑龙江省委领导。10月，兰州生产建设兵团解散，所属各师分别交给所在省、自治区的党委领导。11月19日，广州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广东省委领导的请示》；12月６日，昆明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移交省委领导的请示》。1974年６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交给广东省委领导，同意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置。

    生产建设兵团的几大“主力”，纷纷准备“改旗易帜”，脱离大军区领导，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旗帜不倒，倪政委以“把农牧业搞上去，把亏损降下来，变被动为主动”为题，重申“大干３年，基本改变生产面貌；大干５年，彻底改变生产面貌”的决心，并提出了7条具体措施：

 

（一）狠抓批林整风这个纲，深入进行路线教育，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二）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大干、苦干、实干。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要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干劲十足的领导班子。

（三）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改变生产条件上去。

1、农牧业单位要抓好基本建设。农业上要把力量放到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上，集中力量建设稳产高产田。西部几个师要建成20万亩单产400斤上《纲要》的基本田；东部两个师也要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田。这就要求我们在排灌渠系配套、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上狠下功夫。牧业单位要学习吉尔嘎朗图的经验，要抓好定点的建设，抓好饲草饲料基地的建设，抓好品种改良和防疫等。

2、要有一个实事求事的、积极上进的、有雄心壮志的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3、要充分发动群众。改变生产条件，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是重新安排河山，是一场大仗、硬仗。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计划再好，也不顶用。我们要把兵团的生产情况告诉群众，要让群众知道自己每年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每个人吃国家多少商品粮？平均每个人一年要国家补贴多少钱？把这些情况告诉给群众，群众不会满足于现在这种情况的……总之，要把生产情况讲清楚，要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讲清楚，也要把规划、计划讲清楚。这要反复地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四）加强经济核算，搞好增产节约。

1、要把增产节约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提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来认识。这要摆到党委议事日程上，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真正做到人人讲生产，个个反浪费，关键问题要把核算切实落实到连队。

２、我们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仅是团、连管理费一项，如果降低到1971年的水平，就减少亏损430万元……开源节流，开源是主要的。

（五）贯彻落实“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科学放牧，加快农牧业的技术改革。

……一师重点是治风沙；二、三师主要是治盐碱；三十四团首先是要搞出地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钻研，要变外行为内行。要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实行领导、群众、技术骨干相结合。

（六）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广大群众的积级性。

（七）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工作方法。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要以极大的决心保住既有的地位，不得不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并下决心整治一些“老大难”的单位。

 

 

五  整顿“老大难”单位

 

 

    内蒙古兵团的领导除了号召属下干部、战士、职工继续大干、苦干之外，还对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了紧急措施。二师二十团首当其冲，为“整顿”二十团，兵团领导费心不小，二十团的一位战士回忆道：

 

二十团是二师唯一驻在黄河南岸的团。整个二师都在河北，大部分布在河套一带。二十团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南面是浩翰的毛乌素大沙漠，她被挤压在东西长120余里，南北宽10里的鄂尔多斯边缘。二十团1970年组建，有2000多人，以天津知青为主，还有北京、青岛、绍兴、呼市等地知青。除连长、指导员、军医是现役军人外，没有复员兵，清一色的知青。二十团在二师以至整个内蒙古兵团小有名气，她以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艰苦出名，以知青“特别能战天斗地”出名，也以“散、乱”出名。他们在人们眼里好像是“瘟疫”，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在师部招待所、在师医院、在各团、在包兰线的火车上，谁见了二十团的人也头痛。记得1973年，兵团有位副司令员到二十团视察后含着泪花说：“按你们目前的这个样子，都够送军法处，可是看到你们这儿的自然条件、物质基础，以及部分干部的表现，能呆在这儿不走就是好样的！我向你们致敬了！”

由于诸多因素，1974年下半年，二师其他团每团出一个工作组开过黄河，负责二十团一个连队的整顿，十六团负责七连。据说工作组的人员不论什么级别，只要能保证把二十团稳定住，搞上去，立即就地任命为二十团的一把手，但没有一个人敢一试锋芒。

 

        兵团对20团的整顿没有效果，不得不将20团拆散，各连被黄河北岸的二师各农业团收编，在1975年上半年完成了兵团战士的转调工作。³

    一些兵团战士，经常携带匕首、刮刀，寻衅闹事，伤人、死人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1973年８月１日，兵团特别发出《关于收交凶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对所存凶器进行彻底清查，收交保卫部门处理，并严禁购买、制造、保存和携带凶器，违者要严肃处理。

    兵团建设项目多，有时因人力不足，从地方雇请包工队和临时工帮助建设。1973年８月，兵团司令部发出《关于严格控制使用临时工的通知》，指出大量雇请包工队、临时工增加了销售粮食的供应，削弱农村劳动力，引起工资外流，并损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求各单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凡是未按规定雇请的包工队、临时工，应一律做好工作，迅速辞退。但是，这种现象并未杜绝，计划外用工仍很普遍，兵团不得不又在1974年４月下达《重申“严格控制使用临时工”和包工队的通知》。

    计划外建设的问题，也引起了兵团领导的关注。1973年，工程团扩大食堂面积216平方米，把食堂改建成礼堂，加设了舞台和放映室。此外，工程团还超建团部办公室69平方米，建造营区围墙1750米，共计超计划建设投资13万元。五师安排计划外建设投资60多万元，挤占了计划内建设的投资和大量物资，其中绝大部分是从连队指标中抽调的，仅连队宿舍一项，就砍掉了6900平方米，32.3万元。11月10日，兵团以通报形式对工程团、五师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兵团党委多次强调过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执行计划，不准挪用投资。而五师和工程团无视上级的指示和规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发展下去，对兵团的建设是极其有害的，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了严肃纪律，加强计划管理，兵团决定，五师及工程团超建和计划外的建设项目要停下来，听候处理。”⁴

    诸多措施，虽有一时之效，但终究没有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最终命运。

 

 

 

 

 

 

 

 

 

 

 

第二十三章  抵制评工记分

 

 

 

●1973年5月，农林部召开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

 

 

一  供给制的利与弊

 

 

各地先后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人员构成和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不同的分配制度。新疆、黑龙江、广州、云南等兵团，实行等级工资制，知识青年参加兵团后即拿工资，但各兵团的工资标准不同；加入兵团的人民公社社员，所有制不变，仍然实行评工记分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特殊，对知识青年采用的是供给制，职工、干部是工资制。

各兵团存在的不同分配制度，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便；职工、战士工资水平偏低，又很快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围绕国营农场现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曾展开过争论，焦点是到底实行等级工资制还是全部改行评工记分制。

    1971年２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工人的工资问题提出了如下看法：全国农业工人实行工分制这个问题很复杂，想把农业工人的工资改过来，转为记工分；先搞试点，看看是否能够改过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农林部和财政部派出调查组，于1971年４月８日至５月５日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工资制度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以二师十一团为重点，分别召开了知识青年、复员战士、原华北农垦兵团职工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座谈会15次，并到附近的长胜公社同公社社员、插队知识青年进行了座谈。调查组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内蒙古兵团现行的工资形式有供给制和工资制两种，以供给制为主。兵团组建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指示“兵团新接收的城市知识青年实行3年供给制，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改为工资制”，并确定供给标准“略低于解放军陆军战士现行的供给标准”。

实行供给制的知识青年，现有75500人，占兵团职工总数的74.6%。全兵团平均每人每月供给标准29元，加医药卫生、福利、烤火费等，共33元。

（一）基本生活部分：

粮食：农牧工人每人每月45斤。

伙食费：东部地区每人月平均17元６角；西部地区每人月平均14元９角。全兵团每人月平均16元３角。

过节费：新年、春节、八一、国庆四个节日，每人１斤猪肉，全年每人平均３元２角至３元５角。

伙食补助费：包括住医院伙食补助等，每人每月５角，由师、团掌握使用。

津贴费：第一、二、三年，每人每月分别发给5、6、7元。女青年每月发卫生费７角５分。

（二）被装部分：

以３年计算，东部地区每人每年平均84元，布71尺，棉花３斤２两；西部地区每人每年平均68元，布76尺，棉花４斤５两。

（三）其他部分：

公费医疗：每人月平均１元５角。

福利费：包括困难补助、洗澡、理发、抚恤、丧葬等，每人月平均１元。

取暖费：由集体掌握使用。东部地区每年７个月烤火期，每人月平均２元；西部地区每年６个月烤火期，每人每月１元７角６分。

除实行供给制的知识青年外，复员战士和其他职工实行等级工资制，共25700人，占兵团职工总数的25.4%。

 

    调查组将十一团知识青年的收入与当地生活水平做了比较后指出，供给制知识青年的收入比当地公社中等劳力高36.6%，比插队知识青年高74.3%，比工厂学徒工高13.4%；工资制职工的收入比供给制知青高40%。调查组还搜集到了对供给制的看法和意见：

 

知识青年普遍反映，刚离开家庭，年龄还小，不会独立生活，实行几年供给制好，政治上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不要自己操心，有利于青年安心学习和劳动锻炼。有些年龄较小的青年，要求３年后再延长一、两年供给制生活，但部分年龄大的或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青年，则要求３年后改为工资制。

实行工资制的职工反映，伙食费偏高，同供给制青年一起包伙，经济有困难。

兵团各级领导同志反映，３年供给制优越性很多，便于管理教育，有利于青年思想革命化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在政治上“青年安心，家长放心”。主要缺点是容易产生“吃大锅饭”的思想，伙食供给标准偏高。

兵团各级领导同志意见，实行３年供给制后，改为工资制。因为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它既不同于部队，也不同于工厂、农场和人民公社，其分配形式应同兵团的任务相适应。各师各团之间，生产条件、生产水平悬殊很大，有的师、团由于战备需要，地处沙漠盐碱地带，正在开发建设，生产水平低。如果目前实行评工记分，战士、职工不能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将会造成知识青年和职工向内地、城市倒流，影响建设边疆。

 

调查组的意见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宜马上改行评工记分制，如将供给制和工资制改为评工记分，以下问题如何解决，尚需要认真研究：（1）是分配制度的改变，还是所有制的改变？（2）国家对兵团的基本建设如何投资，盈余如何上交，流动资金如何核定？（3）是否要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允许战士、职工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⁵

 

 

二  工资制与工分制的论证

 

 

    在1971年对几大生产建设兵团进行调查之后，农林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得出了这样的综合结论：

 

大多数干部和一部分职工从他们多年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在农牧场实行固定工资弊多利少，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利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克服“铁饭碗”、依赖国家的思想，限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说：“大锅饭”不能再吃了，“糊涂日子”不能再过了，不能再吃社会主义了。改变分配制度是基本方向，要求彻底改革，越快越好！少数干部和相当一部分职工认为还是固定工资好，不要改变。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1966年实行过的定额记分问题多，工资总额卡死，互相争工分影响团结，只图数量，不顾质量，老工人收入没有保证，这种评工记分还不如固定工资。另一部分人（包括少数干部）则认为，兵团是解放军，是全民所有制，搞评工记分是倒退。国营农场工人就是要拿固定工资，不拿工资还算什么工人？！评工分干脆回家去评。有的甚至说：评工记分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突出政治，是工分挂帅，是用头脑中的“私”字促进生产，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等等。也有的说：评工记分影响职工队伍的巩固，不利于备战。

农业工人的工资制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复调查研究，经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而慎重地进行改革……我们初步研究认为，各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不同，经营对象不同，因此，工资形式和分配制度也不宜“一刀切”。盘锦地区的农场由于狠抓政治建场，生产基础较好，多数职工又是从社、队转进来的，实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法，弯子转的不大，改革后效果很好，是可行的。类似盘锦地区的团、场也可以参照他们的经验，改革等级工资制度，实行评工记分办法。广州、云南、广西等以经营橡胶、剑麻、油棕和其他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团、场，职工工资制度，仍以实行等级工资制度较为适宜，这比其他分配形式矛盾要少些。至于现行工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逐步地加以解决。但要注意农工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当地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保持大体接近。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新建单位，现在生产条件很差，生产水平很低，城市下乡青年又占大多数，实行评工记分办法，事实上是困难的，目前可以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但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搞评工记分的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为此制定了改革方案：以连队为核算单位，定生产任务，定上交利润指标。完成生产任务和上交利润指标后，纯收益部分除按工分分配给职工外，适当提取一部分上交团场和连队留用。由于自然条件很差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收益和收益很少甚至完不成任务时，按照原来的工资水平，由团场给予适当补助。这个方案是依据以下七条原则制定的：

 

（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二）全面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三）把国家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四）适应边疆生产部队的特点，有利于战备；

（五）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

（六）充分挖掘劳动潜力，有利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七）统筹兼顾，合理照顾，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在《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中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工人的工资特别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从1971年起招收的人员，或者实行工分制，或者按当地生活水平实行供给制，并发给一定的零用钱。……1970年底以前原有人员的生活待遇，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实行工分制，有的实行供给制，有的实行工资制，现行工资如何改革，这次是否调整工资和如何调整，由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提出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从1971年开始，江苏、黑龙江、新疆、安徽等生产建设兵团先后进行了由工资制改行工分制的试点，主要采用的是“按纯收益分等积累，评工记分”方式。

实行供给制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能不对工资改革拿出意见。为了暂时缓解矛盾，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兵团决定对1969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继续延长一年供给制。1972年１月16日，兵团后勤部特别发出了《关于1972年兵团战士被装生产及夏装发放原则的通知》。

1972年１月12日至28日，内蒙古自治区劳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兵团劳资改革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对一师五团、二师十三团、五师三十一团、兵直化纤厂等单位进行了调查。在２月19日上报给兵团首长的报告中，联合调查组谈到了以下问题：

 

（一）基本情况

兵团自1969年组建以来，先后接收内蒙古自治区国营（劳改）农、牧、林、渔场，地方工业企业，事业单位总共32个，农村（牧区）人民公社７个。据初步统计，现有地方干部、职工、兵团战士12.2万余人。其中：地方干部2000余人；职工24000余人；兵团战士96000余人。现行的工资制度比较复杂，除兵团战士9.6万人实行供给制外，其余地方干部、职工2.6万余人，有的实行固定级别月工资（共约50多个工种级别），有的实行固定月工资、日工资、生活费，还有的实行评工记分、月薪日记、包群放牧等，甚至还有个别人实行计件工资。目前实行评工记分待遇的基本上是由于原来农、牧场试行包定奖制或试行农垦十六条时执行的，兵团接收后，在形式上未做变动，保留了评工记分，但在实际上由于工分分值基本固定，所以也是一种变相的固定月工资。总的看，兵团现行工资种类比较复杂，它基本上包括了现行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分配的一切形式。

（二）群众反映

1、兵团战士

绝大部分兵团战士（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年龄较大，家庭经济较困难，本人准备结婚等类型）要求改行工资制待遇；少部分兵团战士（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年龄较小，家庭经济不困难，本人担任代职干部等娄型）要求继续实行供给制或军垦战士待遇。几乎没有人同意实行评工记分待遇。

在要求实行工资制待遇的意见中，一般要求工、农业应有所区别，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要求和地方待遇一致以体现“同工同酬”。还有一部分中专毕业生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战士（是按知识青年一起接来的），要求按中专待遇进行转正定级，或定级时体现差别。

2、地方干部、职工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按照国务院规定调整工资，特别是由外地调来支援兵团建设的老工人（多数是符合提级条件的），要求更为强烈。甚至有人讲：“我们是动员来支援兵团建设的，应按规定调整工资”，如不能调，则要求调回原单位或调到地方去。有一部分干部现在参加工业生产劳动的，则要求进行工资改革，他们讲：“我们除了工资是干部待遇外，其他一切都是工人待遇，为什么干工人活还带个干部帽子，拿干部工资。”此外，还有一部分劳改就业人员和级别偏低人员要求重新改革，重新定级。

对工资改革问题，一般的意见是：如果改革，工、农要有一定差别；和地方对口比较，工资水平应该一致；老工人和兵团战士待遇一致不一致都可以，但不能降低老工人收入，要保证老工人工资今后不受调动工作的影响。

3、中专毕业生

执行见习期工资待遇的中专毕业生，要求按国务院规定对口定级。

4、各级领导干部

师、团、连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三年来在生产第一线直接领导的切身体会，一致认为评工记分制度比较复杂、繁琐，要求实行工资制待遇。

（三）我们的初步意见

我们根据兵团当前工资制度的实际情况和各类人员的反映、要求，结合国务院文件精神反复研究，鉴于工资改革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广的工作，加之我们缺乏经验，为了慎重地解决这个问题，准备采取分两步走的办法进行改革：

1、对兵团原有地方干部、职工，第一步不做全面改革，暂按国务院规定进行调整。通过调整适当合并、简化现行工资制度，为下一步改革打下基础。具体意见是：

（1）凡有固定级别的职工，一律按国务院规定进行调整工资。

（2）没有级别但符合转正定级条件的职工，一律按[1967]国劳字382号文件规定进行转正定级。

（3）没有级别又不符合定级的职工，一律按其实际收入情况，折成固定月工资额，然后按国务院规定条件对照，符合提级条件的增加５元工资额。

（4）其他问题，凡涉及到改革的，一律暂不解决，待后统一处理。

这样调整后，兵团原有干部、职工的工资形式基本上可以合并为两大类，固定级别月工资和固定月工资。

2、对兵团供给制战士的改革意见：

（1）兵团战士供给制期满后，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

（2）工资形式采取“基本工资加补贴”方案，先行试点。

（3）工资标准：基本工资按现行农牧业工人工资为准；补贴标准以现行地方同工种工资水平与农牧工人工资水平之差为该工种的补贴额（实际上兵团的工农业工资与地方同工种工资水平一致，仅在形式上区分为基本工资和工种补贴，这样有利于在兵团内部调动工作和新建工业企业从农业单位抽人）。

（4）地区津贴和生活费补贴、地区差价一律按地方现行标准执行。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一是兵团战士不分工种，基本工资标准一致，减少工农、城乡矛盾。二是不同工种增加必要的工种补贴，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按劳分配”的原则。三是便于兵团战士内部调动工作。四是和地方对口，便于互相调动。

3、对临时工、合同工转正的意见：

（1）兵团现有临合工，有些是执行农垦十六条时取消固定工与临时工的划分而形成的，有些是历史上遗留问题。为此，凡兵团组建时正式接收的职工，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查清者外，一律视为正式工，予以转正定级。

（2）兵团组建后为照顾家属来队，从地方集体单位办理正式手续调入兵团的职工，一律视同正式工。

（3）兵团组建后符合条件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职工子女，有计划地接收为兵团战士。

（4）兵团工业单位的临时工，按国务院[1971]91号文件规定，办理转正手续。

（5）兵团组建后农业单位接收的其他人员，含家属就业人员，一律不予转正，仍视同临时工参加生产劳动。

 

    1972年２月23日，兵团党委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工资改革问题的报告》，同意调查组的意见，希望得到自治区党委的认可。

    别的兵团大搞评工记分试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能无动于衷，亦不得不制定了《关于兵团供给制战士三年期满后改为评工记分的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只适用于３年供给期满后的兵团战士，采取了固定分值的办法，根据内蒙古各地区物价的不同，确定了每个工分0.10元、0.11元、0.115元三个标准，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方案把工分区分为“劳动底分”和“劳动工分”两大部分，各占50%。“劳动底分”是兵团战士的基本生活待遇，不论从事什么工种，一律按照每个人在３年供给制期内的政治思想和劳动表现评定。“劳动底分”分为４，4.5，５，5.5，６五个等级，由班、排群众讨论评定，连队党支部审查，团党委批准，每年结合年终总结评定一次。“劳动工分”按照不同工种，划分成四个类别，最低分为４分，最高为６分，根据兵团战士在不同生产岗位上生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每个季度评定一次；经班、排群众评议后，连队党支部审定，报团党委备案。实行评工记分办法后，每月按“劳动底分”发放生活费，每季度按“劳动工分”结算发给劳动报酬。节假日、病假、探亲假及经批准的１５天以内的事假，按“劳动底分”照发工资。政治教育、政治运动和战备训练等占用的时间，视同劳动天数，按“劳动工分”照发工资。

    按照内蒙古兵团设计的方案计算，评工记分的工资水平大体与“基本工资加补贴待遇”相接近：

 

农业单位：最低的工分（劳动底分４分，劳动工分４分），每月收入23.2元，比“基本工资加补贴方案”的生活费25元的水平低1.8元；最高的工分（劳动底分６分，劳动工分６分），每月收入34.2元，比“基本工资加补贴方案”的二级工33.5元多0.7元；正常工分（劳动底分５分，劳力工分５分），每月收入为29元，比“基本工资加补贴方案”的一级工30元少１元。工业单位的最高工分（劳动底分６分，劳动工分６分），每月收入为40.40元，比“基本工资加补贴方案”的井下高温作业二级工39.50元多0.90元。

 

    实行这个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平衡问题。由于评工记分是以团、连为单位评议审定，同时劳动底分和劳动工分的伸缩幅度很大，如果掌握不平衡容易出现偏高或偏低现象。制定方案者给评工记分定了一个内部原则：劳动底分一般的都评为５分，少数成绩突出者评为６分，比例最好不要超过10%；表现差的人可评为４分，比例不要超过5%。劳动工分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掌握。⁶

    看得出来，这种评工记分方法，更多的是着眼于不使兵团战士的收入水平下降。既然是固定分值，与生产经营的好坏关系不大，和供给制时的情况差不多，那么如此费力地去改革岂不是多此一举。

 

 

三  供给制的变通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上到下都不愿意改行评工记分制，甚至连装装样子的试点都不想搞。1972年５月29日，兵团再次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递交《关于兵团工资改革问题的请示》，提出了继续实行供给制的新方案。在这份报告中，兵团认为：

 

城市知识青年是兵团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对他们今后的工资待遇采取什么形式，怎样进行改革，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因此，在取得全面工资改革的试点经验之前，对供给制形式，不宜草率地改革。但是随着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体质的增强，劳动技术的提高，继续维持现行供给标准也确实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例如：根据３年来的实践，现行供给标准中被装部分的棉鞋、单鞋数量偏低，不能保证实际需要；随着年限的增长，对部分年龄较大的知识青年要考虑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的供给问题；部分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需要子女适当负担家庭生活问题等等。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意见，在取得试点经验及全面工资改革以前，对已满３年和未满３年的供给制战士，均继续保留供给制形式，但对已满３年和未满３年的供给制战士的供给标准分别做适当调整；对已满３年的供给制战士的供给形式，做适当改变，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具体意见是：

（一）调整供给标准

现行供给标准是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按略低于陆军战士现行供给标准制定的。其中：冬装、夏装略低于陆军战士标准制发实物；基本伙食费按陆军战士一类灶标准供给；津贴费按略低于陆军战士标准，第一年５元，第二年６元，第三年７元（陆军战士为6、7、8元）。现拟做如下调整：３年供给期内每年增供解放胶鞋１双，现行标准是全年２双单鞋，拟增到３双；西部地区３年增供棉鞋１双，现行标准是３年１双棉鞋；东部地区原定３年内供皮大头鞋１双，现拟改供棉胶鞋２双，毡袜４双。调剂了品种，开支不增加，其他标准不变。从第四年起，提高津贴费标准，按照陆军战士标准发给，即第四年10元，第五年15元（5年以后也暂定15元，以利于今后的工资改革）。

（二）改变供给方法

现行供给方法是：除津贴费发给个人外，冬装、夏装制发实物，基本伙食费由连队组织集体伙食。战士个人能支配的只有每月的津费，金额很少。不少战士家庭生活负担较重，愿意节省一些个人衣食方面的开支，支援家庭经济生活，但由于大部分是实物供给，个人机动余地很少，不能如愿。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拟对已满３年供给制待遇的战士从第四年起在供给方法上做适当改变。即将冬装、夏装、基本伙食费三项按标准折款全部发给个人（未满３年的仍按原供给方法不变）。这样就使战士个人有了较大的机动余地，自己就可以勤俭节约一些，负担家庭部分经济生活，也可以适当解决个人结婚后的家庭生活费用，同时还减少了被装制作、分发等繁琐事务，并可减少国家棉布、棉花的供应数量（现行标准按３年平均每人每年用布70市尺，改变供给方法后，拟按当地职工用棉、用布标准发给个人棉、布票）。

 

    供给标准调整后，东部地区的兵团战士第四年的月收入为32.5元，包括冬装费3.5元，夏装费３元，伙食费16元，津贴费10元；西部地区的兵团战士第四年的月收入为29.5元，包括冬装费2.5元，夏装费３元，伙食费14元，津贴费10元；第五年，东部地区的兵团战士月收入为37.5元，西部地区34.5元。

    对全面工资改革，内蒙兵团拟进行两种试点：工业、林业、商业、文教卫生单位的兵团战士，按照改为工资制待遇的方案进行试点；农牧业单位的职工和兵团战士，选择条件较好的团、连进行评工记分制试点，从事渔业生产的也选一个条件好的连队进行评工记分制试点。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不久即将内蒙古兵团请示报告转报国家计委。1973年２月16日，国家计委复文如下：

 

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农业工人的分配制度问题，根据有些地区的试点经验，改行工分制，能够更好地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你区的一般谷物团、场，也应当逐步改为工分制。

在没有实行工分制之前，原则上同意你们提出的对知识青年继续实行供给制，并从第四年起，将原来的实物供给部分改为折发现金的意见。至于津贴费，同意从第四年起，每人每月平均按19元计算，具体发放办法，可根据职工政治、生产表现分等评定原则确定。第五年的津贴费，不宜再增加。⁷

 

虽然没有实现５年后津贴费猛涨５元的预定目标，但是在别的生产建设兵团大力推行工分制的时侯，能够同意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实行供给制，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1973年３月１日至６日，兵团召开了各师、兵直等单位劳资科（股）长和财务科（股）长会议，迅速贯彻计委指示精神，并对津贴费的评定办法做了以下规定：

 

津贴费按每人每月平均10元计算，发放时，要根据本人政治（劳动态度）、生产（生产效率）等表现分等进行评定。为使分等之间的差额不至太大，最高的不超过12元，最低的不少于９元。每季评定一次，按月发给本人。究竟分几等合适和评定的面有多大，兵团不作具体规定，由支部掌握，但津贴费总额不能突破。⁸

 

    评定津贴费，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是大家一样干，都拿29元５角。只有极个别的“捣乱分子”，比别人少拿１元钱。

    1973年５月，农林部召开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会上虽然大谈工分制的好处，但还是提出了慎重行事的建议，希望继续扩大试点，总结经验，而不要在全国范围内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国营农牧场工资制度改革。内蒙古兵团也拿出了几个连队进行试点，但效果极差。如十七团二连，试行工分制，全年仅工资一项就开支８万多元，而全年的收入只有４万多元。

    反其道而行之，内蒙古兵团的领导锲而不舍地为改行工资制呼吁。1973年11月，内蒙古粮食局下发通知，纠正以低吃高的不合理现象，规定从1974年１月１日起，兵团各农牧业团场、工业团及已经投产的厂矿的所有人员，粮食定量按社会同工种执行。也就是说，不分男女每人45斤粮食定量的好日子，到此结束。绝大多数兵团人的粮食定量都有所下降。兵团很快作出反映。1974年４月16日，兵团党委就知识青年待遇和粮食定量问题请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除了重申应将知识青年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要求外，强调“兵团的知识青年是实行供给制，待遇较低，不可能多吃副食，粮食定量减少，会影响知识青年的生活，影响生产。对此，知识青年反映很强烈，思想波动较大”。兵团党委建议在未实行工资制之前，知识青年的粮食定量仍按1973年的粮食供应标准执行。同年10月30日，兵团党委又向自治区党委递交了《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实行工资制的请示》，指出改行工资制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继续实行供给制矛盾突出。

1、兵团组建时第一批接收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老三届毕业生。现在他们的年龄大部分在周岁以上，少数人已28、29岁，一部分人已经结了婚，其中有的已经生了孩子。如果继续实行供给制，很难解决他们婚后子女生活、保育、医疗、冬季家庭取暖和家中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有些单位为了解决知识青年婚后所生子女的生活实际问题，采取补助的办法，有的规定生１个孩子补助15元，生２个补助30元，２个孩子以上不再补助等临时措施。这样随着知识青年婚后子女的增加，国家开支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改为工资制，定农工二级，每人每月增加工资额６元左右，男女双方均按二级农工计算，每月增工资额为12元左右，按现在的临时办法，生一个小孩补助15元，就比工资制多开支３元左右，如补２个小孩，国家则多开支18元左右）。但是，采取这个办法，多花了钱，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2、随着兵团生产建设的发展，多种经营项目的增多，技术和轻、重体力劳动间的差别日益明显，继续实行按供给制标准折款发给本人的办法，不能很好地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拿兵团工业单位的知识青年与区内同行业同工种的工人相比，同工不同酬；拿兵团农牧单位的知识青年与区内国营农牧场的工人相比，也是同工不同酬。因此，影响了知识青年安心本职工作和精心钻研生产技术与发挥技术特长，对兵团的生产建设影响很大。

3、兵团曾经设想，农牧业单位在不另外增加国家开支的情况下，实行评工记分制，但是，经试点和调查研究，目前实行评工记分制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兵团组建时基础比较薄弱，这几年生产条件的改变不快，生产发展缓慢，亏损比较大，各团、连的发展极不平衡，如去年进行工分制试点的十七团二连，全连仅工资一项就开支８万多元，但全年收入只有４万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评工记分制，也不能增加个人收入，实际生活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同样不能达到按劳分配发展生产的目的。

4、失信于青年和青年的家长。兵团组建后接收青年时，当时向青年宣传动员时讲了“内蒙古兵团实行３年供给制，３年后改为工资制”。现在５年过去了，仍实行供给制，失信于青年和青年的家长，政治影响很不好。

（二）对兵团知识青年改为工资制的意见。

兵团的工业、农牧业及各行各业全都实行工资制，按照现任工种进行对口定级。根据知识青年的政治和劳动（技术）表现，满３周年的定一级工，满５年以上的定二级工，以后随着国家对职工工资的调整而调整。未满３年的按原来的供给标准折款发给本人，并按当地职工用布、用棉标准发给布、棉票，不再发实物。

（三）实行上述方案初步经费预算。

目前，全兵团共有知识青年86000余人，其中满３年的27000余人（工业5000人，农业22000人）；满５年以上的56000余人（工业9000人，农业47000人）。

定农工一级的每人平均增加月工资额２元左右；

定农工二级的每人平均增加月工资额６元左右；

定工业一级的每人平均增加月工资额５元左右；

定工业二级的每人平均增加月工资额11元左右。

烤火补助费一年每人平均按30元计算。

全兵团每年需要增加开支790万元左右。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了解兵团的状况，并不反对改行工资制，但中央没有明确指示，谁也不能作主把供给制取消，这个问题就这样拖了下去。“二十九块半”、“三十二块半”几年不变，“年龄长，工资不长”的怨言，自然普遍存在于知识青年之中。

 

 

 

 

 

 

 

第二十四章  知青会议

 

 

 

●1973年６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一  上书直言兵团问题

 

 

从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暴露出组织领导不完善、生活劳动安排不合理等问题，摧残知青的事件更是在各地屡屡发生。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对各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但各地具体执行起来却问题很多，很大一部分案件只是进行了一般性处理，甚至有些案件处理不了，坏人逍遥法外。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８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二百来斤，外加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尽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泽东于1973年４月25日回复：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的回信由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下发，引起了社会对知识青年问题的极大关注，并为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提供了契机。

    标榜为“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曾被视为理想的对知识青年集中进行再教育的组织形式。解放军序列的光环，遮盖了各兵团知青工作方面的种种问题。但勇敢者毕竟是有的。1972年12月24日，四机部干部严绍平、李本芳在给周总理的信中，谈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领导不力所表现出来的３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兵团战士的工资待遇。

内蒙古兵团组建已近４年，体制仍未确定，兵团内外遥传甚多，广大干部战士对此焦急。去年以来，包头市的包钢、包头一机厂、二机厂、铁路局等单位，掀起一股向兵团要人的风势，抽调大批工人和教师，其中大都是点名索取本厂干部和职工子弟，在兵团战士中引起很大波动。为数不少的一部分战士，供给制已满３年，由于体制不定，延长一年，现有一部分４年已快满期，知识青年提拔起来的干部已定行政２４级（43元）或２５级（38元），兵团战士工资制度的小道消息也传了起来，在战士中引起混乱，议论纷纷。大家盛传的一个消息是：兵团战士期满３年后，不论工种差别，均为满３年25.5元，满４年28.5元，满５年34元，只有内蒙古东、西两地区的差别。也有的说一律为29.5元，已报国务院，等待批复后执行……这些议论领导是知道的，是谣传还是事实，既不做解释，又不进行教育，人心惶然，任其发展。

像25.5元或29.5元这样的低工资，广大兵团战士都有意见。其原因是：1、与同年限工作的知识青年工资相比，差距太大。2、和当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工人、职工、工作人员相比，工资也过低。根据当地情况，像３年后工资为25.5元或29.5元这样低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全民所有制的农工一级工资也有31.5元。3、应当有工种的正常差别。4、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已普遍提高。5、一部分战士年纪已经不小，需要解决个人问题，有的还需资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６、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会残存一些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会存在一些正常差别。但是这种法权观念和差别的趋势是逐步走向消灭。我们国家几次削减高薪，提高低工资人员的工资水平，就是逐步消灭这些差别的重要步骤。

毛主席教导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是组织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兵团目前对国家的贡献还很少，要求过高的工资是不合理的。应该稍偏低一点，相当于一般工人、工作人员和农工的生活水平。如果对兵团战士的生活待遇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兵团建设。

（二）关于走后门。

在兵团，走后门是严重的。其主要表现在人事调动和兵团的离去问题上。有的领导将自己或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的子女开始时从后门弄到兵团；看着兵团暂时遇到困难，就又利用职权从后门要回去，上大学、回城市、参军、进工厂。有的领导将自己或亲戚的子女从农村弄到兵团落户，然后又和一些地方工厂互作交易，答应把对方的子女放回地方，对方以吸收一部分兵团干部的子女为互换条件。目前，不少领导干部已把自己的子女要了回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杜绝走后门，但有些领导却知错不改，置若罔闻，使这种歪风至今不能有效地刹住。

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或本人和家庭确有困难的同志的正常工作调动，广大干部战士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对于这种放弃党的原则走后门的恶劣作风，深恶痛绝，十分不满。由于这种走后门的现象不能制止，思想工作不好开展，动摇了一部分战士的扎根思想，造成了一部分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情绪，讲怪话的增多。

（三）关于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

一些领导同志，特别是兵团领导同志，缺乏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精神。从师、团到连队的个别干部，由于不认真看书学习，世界观改造抓得不紧，革命斗志衰退，到兵团这样一个新环境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犯男女作风错误的较为增多。这种腐朽的作风，在兵团战士中和内蒙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严重地有损于人民解放军和兵团的声誉。

我们认为，兵团是个新生事物，存在这些问题不奇怪。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正确地加以解决，不利于知识青年思想的健康成长，给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再教育工作带来困难，严重地影响兵团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从组织上思想上对内蒙古兵团认真地进行一番整顿。

 

    1973年２月22日，总政治部秘书处在《信访反映》第６期中登载了这封信，以期引起有关方面对兵团问题的注意。

 

 

二  调查引出惊人事实

 

 

    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工作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很快组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调查组，分赴农牧区社队和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知青政策落实情况。1973年５月16日至６月２日，调查组兵团二组对四师调查时发现严重问题。６月７日，调查组上报了《关于对干部利用职权污辱、迫害女战士的情况调查》：

 

四师干部中犯利用职权污辱、迫害兵团女战士错误的基本上都是现役干部。全师现有现役干部620名，组建以来，犯此种错误、罪行的共38名，占总数6.2%。其中师职１名（原副师长陈××强奸兵团女战士被判刑４年）、团职５名（三十四团副团长李××受党内警告处分，三十四团原团长张××、参谋长姜××、政治处主任李××、玻璃厂厂长何××待处理）、营级６名、连职25名。

……三十四团原领导班子基本上是一个烂掉了的班子，党委６名常委就有４名犯有这种罪行和错误，该团党委成员中还有３人犯有这方面错误。

张××、姜××、李××总共污辱女战士89名。

三十四团五连指导员田××，该连被其调戏猥亵的竟达78人之多。

 

    1973年６月22日，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５个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和中央19个部门的123人参加了会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出席的是樊副司令员和李副政委。会议专门设立了19人的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农林部、财政部、公安部、商业部、卫生部、国务院科教组、总政治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以及每个大区各推选一名负责同志组成，农林部部长沙风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会议期间，一封《情况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震动。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两位记者向国务院报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存在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四师十八团，70%以上的人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识青年。这个团的部分领导人，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青年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镇压。据1972年４月统计，十八团30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７月５日，叶剑英在这份《情况反映》上批示：“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７月６日，国务院主要领导都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是：“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李先念批示：“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李先念还于７月５日在《要求惩办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坏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建议会议印发有关材料，并且指出：“要严肃处理。为什么处理不下去呢？就是有人在那里包庇。对那些包庇的人，要给处分。”

    ７月７日，国务院办公室值班室印发了有关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材料《４个团级干部奸污女青年90人》，对张××等人的罪行作了进一步说明：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６名主要干部，就有４名强奸、猥亵女青年。

原党委副书记，团长张××，1970年３月到兵团后，１年５个月的时间，利用职权强奸女青年１人，调戏猥亵37人。连生病的女青年都不放过（兵团已呈报逮捕判刑）。

原团参谋长姜××，历史上曾两次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党纪处分。姜自1970年调到该团后，短短８个月里，就强奸女青年５人，调戏猥亵14人。有个女青年被强奸时只有16岁。姜无耻透顶，喝点酒就装酒疯，闯进女宿舍就往被窝里钻，吓得女青年一见他来就乱叫乱跑。青年们说他是“疯狗”，“活像刘文彩”。更严重的是，姜在罪行被揭发后，因病住院期间，又奸污了１个护士和１个陪伴病人的家属（兵团已呈报对姜判处死刑）。

原政治处主任李××，从1970年３月至1971年８月，先后强奸女青年２人，调戏猥亵30人。1971年６月，师部领导已开始发现他的问题，刚刚对他提出了警告，他却再次犯罪（兵团已呈报逮捕判刑）。

副团长李××，1971年2、3月间，乘一女青年患病卧床之机，两次猥亵污辱（已作党内警告处分）。

 

    在知青工作会议上曝光的还有内蒙古兵团司令员犯有同样错误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参谋长奸污女知识青年数十人的事件等。国务院知青办编的《简报》第十一期，更集中反映了各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问题

 

（一）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二）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２人，团级干部36人……

（三）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553人。1970年８月，３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928起，造成126人死亡，伤756人。三十四团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9名知青。1972年５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

广州兵团：死亡210人。

云南兵团：死亡297人。

                 新疆兵团：1969年以来，仅自杀就高达134起……

（四）管理粗暴

内蒙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３角４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１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７元。偷一根甘蔗，罚20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五）知青思想不稳

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２万余人。

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

云南兵团：近年来知青走后门达300多起。

 

 

三  不能无视“此等法西斯行为”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和来自中央领导同志的尖锐批评，参加会议的人坐不住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员于７月８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了检查报告，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决心遵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处理“此等法西斯行为”的问题。报告中说：“云南建设兵团的问题较多，四师十八团的问题，其他师、团也存在……几年来，名曰省委、军区党委都管，实则都没有很好去管，有了问题互相‘踢皮球’，军队推地方，地方推军队……”“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已经抽调干部组成了调查小组，集中学习中央[1973]21号文件、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研究已掌握的材料，提高路线觉悟和政策思想水平，准备和中央来的同志一道去解决四师十八团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拟再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分头到建设兵团的各师，同他们一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结合贯彻21号文件，深入路线教育，并严肃处理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

    ７月９日，周恩来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检查报告上批示：“这一报告要发给与会同志一阅。请他们回本省严格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牧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

    当晚，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开会，指出：“这次国务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中心是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复信。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个会是中央决定开的，决定各大军区来一下，兵团的人也来一下。李庆霖反映的问题，在军队并不是没有，有的比信上反映的还突出还严重，很典型……最近接到新华社云南分社对云南兵团问题的反映，他那里是打人，用法西斯作风打人，云南有不等于别的兵团没有这个问题。还反映了黑龙江兵团十六团那个团长、参谋长奸污女青年问题，还有内蒙古兵团三十四团的问题，够严重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的到会者先后汇报了本兵团存在的问题，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谈到奸污女知青问题时，李德生插话：“副师长带头杀这个副师长。司令员的问题影响很大不，不能调调工作就算了，要拿下来。要交群众讨论，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样下去，谁敢出去，家长怎么能放心，上山下乡怎么行得通？”李德生明确表示：把法西斯的东西带到我们军队中来是绝不能允许的，要坚决打击，不打击不足以平民愤；生产建设兵团利用职权奸污女青年，直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是当前的严重问题；走后门的问题也很严重；“对建设兵团的工作各大军区要协助，省委领导要有一个过程”。

    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人先后４次听取领导小组的汇报，并分别作了指示。如领导小组汇报有的同志认为形势大好要讲够，对问题点出来就行了，免得干部有压力时，李先念即强调：“这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要鼓舞什么人，压什么人？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传达以后，广大群众和广大青年及其家长都叫好，这不是很大鼓舞吗？要驳干部有压力论。”李先念还特别指出：“对迫害下乡青年的，要引起重视，对坏人要严肃处理。黑龙江兵团那个团长和参谋长，和地主恶霸有什么区别？还有人包庇袒护这些蜕化变质分子。解放初期搞过反霸斗争，像这样的人还袒护，就是包庇恶霸，我就不相信那个团长和参谋长是搞社会主义的。家长为什么不放心女孩子下乡，坏人不打击，家长怎能放心，看来不整几个人不行。不大张旗鼓地整也不行。要把那些受过侮辱的女青年调出去，安置好。有些人，如云南兵团的张××，奸污女青年，有些女青年，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这和日本鬼子有什么不同？而上面有些领导，往往包庇纵容。”“要打击一小撮，不能宽，对很坏的不打击不能平民愤的，要杀头，当然也不能多杀，杀人权在省委，不能下放。”“云南兵团一个连长对青年讲话，手里还提手铐子，还有的把两个谈恋爱的青年，绑起来丢到野外，这两个青年听到狗熊叫才拼命摆脱，有些领导同志不气愤，有些党委熟视无睹。对这样的新恶霸，要枪毙几个。”纪登奎亦指出：“内蒙兵团司令员奸污女青年已经停职反省，不处理他，下边搞坏事的就停不下来。”

    与会者对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指出：“有些兵团好像一级战备，作战科、通讯科、侦察科等，搞很大的编制，不参加生产”；“生产建设兵团要首先确定一个方针，它是一个企业单位，生产单位，不是军事单位，任务是搞农业生产，是民兵，不是现役部队，军委没有这个编制”；“已告内蒙兵团，连队班子搞选举的试验”；“兵团归地方管，精神是有了，怎样落实？兵团有些同志想不通，怕脱军装……要从全局考虑，从国家前途考虑”。

 

 

四  “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问题的６条意见：

 

（一）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层层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

（二）切实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

（三）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适当安排业余时间，积极组织他们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要组织一定力量，辅导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特长。积极培养和吸收具备条件的青年入团、入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使用。青年有了缺点错误，要耐心说服教育，绝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态度。认真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不要歧视他们。下乡青年档案填写混乱和错误的，要进行清理。

（四）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1972]19号、40号、44号文件中有关制止和纠正“走后门”的各项规定，必须告诉广大群众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

“走后门”的责任在家长，对于青年本身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

（五）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恶依法惩办。犯罪分子为掩盖罪行对受害人进行危胁、对检举人进行报复的，要从严惩处。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杀人要严格控制，不可多杀。坦白认罪好的，可以从宽处理。要保护受害人的名誉和安全。要保护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严禁逼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警惕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

（六）今后每年将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