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10-25-27章

史卫民

 

 

第二十五章  肃正风纪

 

 

 

●1973年9月5日，二十一团发生殴打青岛知识青年事件。

●1973年10月10日至10月26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

 

 

一  挑动知青打知青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就发生了知识青年群殴事件，给正在筹备中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蒙上了一道阴影。

    由原临河劳改农场改建的三师二十一团，招收的知识青年来自包头、保定、青岛等城市。部分男知识青年逞强结伙，并且按城市分帮结伙，造成了不同城市知识青年之间的紧张关系。1973年８月30日，二十一团五连青岛知青打了包头知青；次日，包头知青聚众报复，又发生了伤人事件。二十一团的领导对少数青岛知青的随意打人骂人、拦路闹事、大闹驻地附近的生产队瓜地等违法乱纪行为深恶痛绝，在处理知青打架问题时明显偏袒包头知青。团参谋长甚至对包头知青说：“你们包头兵心不齐，有什么事是自己顾自己，难道你们就不能组织起来，对付一下，要不然以后他们还会欺压你们。”这位参谋长不仅暗示应该教训青岛知青，还找来一位保定知青作为联系人，召集各连好斗的包头和保定知青，准备大打出手。

    在团领导的暗中支持下，９月５日，一批包头知青在六连集中，并从二十二团找来了一些帮手。青岛知青已经看出形势不对，于当天下午两次派人到团部反映情况，但是团参谋长非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反而面授机宜，指示准备动手的知青“不准许带铁器，不准许打上部，不准许打死人，让他们知道厉害就行了”。当晚，几位因打架而出名的青岛知青避走，参谋长立刻派人四处追寻他们的踪迹，并用卡车将几十名包头知青送到了临河。包头知青在临河没有找到对手，参谋长却知道了青岛知识青年在三连，又派车到临河把包头知青送到三连。６日凌晨，殴斗在三连展开，有80多人加入战团，20人挨打，受伤15人，重伤８人。

    群殴事件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一时人心惶惶，出工率骤减，如六连的214名知青，只有７人继续出工，事件发生后四、五天内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知青们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靠近窗户，把门顶得紧紧的。有人借机请假回家，有的不辞而别。消息传到包头、青岛之后，更引起了知青家长的强烈反应。大多数家长来信、来电报打听子女的安危情况。一个被打伤的青岛知青的家长，４次来电报，坚决要求孩子回青岛治疗养伤。有的家长则在青岛和包头的知青办公室活动，要求把子女从内蒙古兵团要回去。有些青岛知青家长甚至每天去火车站接自己的子女，接不到就大哭一场。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刚开完，各大、中城市正在组织新的上山下乡动员，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群殴行为，居然在由解放军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发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无怪有人说：“兵团的坏事冒了尖、捅了天、出了圈，谁还敢参加这个兵团！”

    同是９月５日晚上，一师二团机运连也发生了知青打知青的现象。被打的知识青年李某有过偷盗行为，但已经承认了错误，决心改过。连队领导不是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把他交给连治保小组监督劳动，没有行动自由，甚至晚上不让此人睡觉，逼着他继续交待问题。当治保小组四人围攻李某时，他抓起墙角的铁锹反抗，但被人夺去并挨了一顿狠打。连队副指导员马上认定李某拿锹行凶，下令将他捆起来，并到团部取来手铐子，亲自给他带上。随后整晚上治保小组的人轮流毒打、拷问李某，第二天又让其带着手铐子罚站，吃饭、上厕所都由治保小组人员拿枪押着。团保卫股股长到机运连来参加审问，对李某说：“过去我们一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现在你行凶杀人，矛盾转化了，是敌我矛盾。你敢行凶，我们就敢铐，交待你的问题。”此后几天几夜的轮番审问，李某熬不住了，豁命冲出宿舍，逃出了连队，辗转跑到呼和浩特，于９月13日到兵团司令部投信反映问题，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理。¹

        1974年6月29日，一师四团发生北京知青与浙江知青的群体斗殴事件，经现役干部鸣枪警告后方才终止斗殴，但当天大批知青强行回城，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兵团和一师师部工作组进驻四团调查，四团领导也派专人前往北京、天津、上海、温州等地动员擅自离开的知青返回四团。一个多月后，离去的知青才全部返回。²

 

 

二  “二劳改”的悲哀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后，内蒙古兵团对三师二十六团八连连长、指导员摧残迫害兵团战士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八连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公然对战士宣称：“这里过去是劳改队，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连长则公开散布“连长、连长，半个皇上”的说法，并经常对知识青年强调“你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八连的兵团战士完全成了劳动力，不服从使用要求就受到各种处罚。于是出现了以下情况：

 

分配生产任务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女，不分体力强弱，一律平均把任务分配到排、班甚至个人，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工、不准吃饭、不准睡觉。

战士患病，不管什么病，发烧不到38度不准休息；女战士来例假也得下水挖渠。按照连队领导的说法：“只要能爬起来，就得去干活”，“活着干，死了算”。一个女战士因病上午未出工，下午连长就勒令她完成全天的任务，完不成不准下工。晚上收工时该战士不敢回去，一直干到深夜，累得走不动了，就跪着脱坯，边脱边哭，其他女战士看着暗地流泪，也不敢去求情。当晚这名战士大哭一场，写下绝命书，经战友们再三劝解才未走绝路，而连队干部根本不闻不问。

对患病战士漠不关心，甚至冷嘲热讽。有的女战士肚子痛得直流汗，领导说她是吃饱了撑的；有一位战士发烧到40度，军医不管，去找连长，连长说：“40度有什么了不起，还没开哪，开水才100度！”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这位战士的病转成了慢性肾炎；一位女战士经北京医院确诊为子宫瘤，连队领导不批准她请假做手术……

对兵团战士随意打骂、体罚。一位女战士刚挑了七担水，连长又分配她去干活，这位战士要求歇口气，连长就硬说顶撞了他，上去就踢了两脚。女战士不服，一边哭一边同他讲理，连长更是火冒三丈，说：“你不服管，我连长不当了，也要打你！”女战士逃进老乡屋里，连长追进去，将其按在炕上拳打教踢，把老乡家炕沿上的砖都打掉了，方才解气歇手。有三个男战士喝醉了酒，指导员把他们拉到场院拳打脚踢，打完后又罚跑步，边跑边喊“毛主席万岁”……

对探亲超假和所谓无故不上工的战士，不问情由，一律扣发路费、粮票和生活费，美其名曰“虽然这是消极办法，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年中，八连连长、指导员先后打战士五起７人，关押10人，给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撤职等处分的15人，被“管教”的知识青年共计29人，占全连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连长、指导员、军医还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战士多人。

    八连的职工、战士有理由愤怒。老职工指出：“领导太不关心青年的成长了。”兵团战士反映：“劳动有人管，有病无人问，干活有什么劲头。”一个给领导提意见的知青，遭到打击报复，处处受刁难，被整得在连队无法呆下去，被迫逃跑回家，并表示：“指导员不走，我不敢回去。”

 

 

三  知青上书反映问题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不仅引起了社会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也使知识青年本身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青年们苦苦思索，希望找出答案，期待改变现状。勇敢的知识青年开始向领导上书，反映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二师十八团二连党支部书记聂殿平给兵团党委的一封信，引起了内蒙古兵团领导的重视，可节录于下：

 

听说最近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广大青年和干部都十分高兴，并对这次会议极为关切……我们兵团组建第五个年头了……经兵团战士、干部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形势是好的，但用中央文件对照检查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如：

（一）我们组建５年，吃的还是贫下中农生产的粮，花的还是国家给的钱，对国家几乎还没什么贡献。我们工作在兵团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

有人说扭转亏损需要个过程，我们基础差，家底薄，不能太急。看起来有道理，但有一些团队是接收原来的地方农场及一些其他单位。我们来后是增产了还是减产了？我们基础差，现在总比前几年好多了吧，国家已投资不少，我们也应自力更生，尽量减轻国家负担，不能总伸着手向国家要。扭转亏损的过程，也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能再等十年，二十年吧。

（二）没有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放在首位，不正之风得不到抵制和纠正。批修整风，从批陈到批林将近３年了，我们每次仅仅传达一下文件，没有很好地结合兵团现实纠正不正之风，特别对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认识不足，出现了不敢说不敢管或打人骂人等问题。有的团领导带头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从兵团调出到地方工厂，有的占用国家的木料、砖等东西盖自己的小房，而战士房子下雨大部漏水，甚至很危险。上级打电话，连队没办法，３年得不到解决。有的连队40多人，６个门口缺４个门，而团首长一家就安了６个新门。国家的猪没饲料，成批地死，而首长家鸡鸭成群，专门从包头买饲料。首长这种行动，能培养好青年一代，能使青年安心兵团工作吗？

有的利用职权奸污迫害女青年，我团有这样问题的现役干部达7%，影响极坏。这能使家长放心吗？以后青年还敢来吗？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兵团建设，没有得到有力打击，社会影响极坏。

（三）兵团机构庞大，不适应生产，也不适应兵团建设。兵团干部可能接近万名了吧，听说仅现役干部6000名左右，而连队干部很少，每个连坚持工作的仅有2、3名，有时甚至１名。70%以上干部在机关，造成机关无事干，连队无人管。一个连队少的100多人，多的400至500人，又全是青年学生，这样哪能对青年关心照顾得到呢？所以说形成首长下不去，不深入，上下意见分歧。

（四）我们组建５年，没有一套规章制度，也造成混乱现象等。³

 

    一师五团七连战士卢育湘直接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由总政治部通过内蒙古革委会办公厅转回了内蒙古兵团。⁴卢育湘对兵团干部的领导作风提出了质疑：

 

５年前，我们满怀豪情地投入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战斗。那时，我们信心十足，立志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青年人的朝气减退了，战士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不安心扎根边疆的思想日益增长。关键问题在领导，我们从兵团各级领导那里就没有看到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决心，就没有看到彻底改变边疆面貌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对待知识青年问题上，政治思想工作十分薄弱，许多现役军人干部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因此，生产始终上不去，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名曰“生产建设”兵团，却还是国家经济上的一个大包袱。为此，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几年来，我们连是一个“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之间的不团结，难就难在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以，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没人管，生活上没人关心，好人好事得不到表扬，坏人坏事得不到批评。反而，谁对某个干部表示“不尊重”，打击报复接踵而来。在生产上，只把知识青年单纯当作劳动力使用，定额完不成，就喊扣工资，而对青年思想情绪和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却从不认真解决。劳动现场很少看到主要干部的影子，请示要到家里去。几年来的粮食产量就可以证明：1970年我连粮食产量是29万斤，1971年就下降到19万斤，1972年16万斤，到了1973年已降到12万斤，这一年平均亩产只有46斤。面对这种情况，干部们一点也不觉得羞愧，心安理得地追求“小家庭”的舒适生活，上级机关从未给予真正的重视。

 

    在落实知青政策的威慑之下，1973年下半年和1974年上书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保护，打击上书人的作法有所收敛。但在此之前敢于上书大谈兵团问题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六师战勤连曾发生过的“陈建邦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看押陈建邦的一名知识青年回忆了陈的“罪行”：

 

我连文书向我通报了他的“问题”：一是撰写反动文章。他交给师副政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各阶级分析》，《共产主义新城草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乌托邦》，《论兵团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经军区确认，在政治观点上有严重错误。二是写反动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整死的姑姑报仇，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三是恶毒攻击师、连领导，否定大好形势。主要表现在“初评”的言行中。

……听文书说，前几天，他曾大闯连部，扬言要枪毙指导员，五、六个人才下了他的抢。连里怕真的出事，将全连的枪支都收回管理我们这个全师的战备值班连也只好松一松战备的弦了。

陈建邦工作怎样，我不敢妄说，但他的确很爱出风头……“初评”给连干部提意见……他讲兵团和连队的决策失误，讲师、连干部的争权夺利和以权谋私，有鼻子有眼……

……陈建邦到内蒙后，结识了一些北京知青（其中有些是他哥哥的大学同学）。这些人认为，知识青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锻炼和考验，最有资格接中国革命的班。于是拼命学习理论，武装头脑，以便随时接班。受他们的影响，陈建邦自觉不自觉地以未来领导者的目光审视兵团的一切，还当真发现了不少问题。但他也清楚自己仅是个中学生，文化基础差，便想通过各种渠道，引起上级的注意，以便有机会被推荐去深造。于是把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一些有“创见”的体会文章，亲自交给了师里的一个副政委。副政委表扬了他的学习精神。正当他自鸣得意的时侯，他的体会文章却被北京军区有关领导定为有严重错误，于是便有了只有他一个人“学习”的“学习班”。

夜里，到我值班时，我看他头压双手，眼瞪得溜圆，便问他：“你写了些什么？闹得天翻地覆。”

“那些东西，不是谁都能看懂的，有些人名义上是党员，可他们并不懂共产主义，更别提如何实践它。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这些问题。共产主义是什么？是理论学说，也是社会实践，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运动。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共产党人都应为共产主义的实践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促进这一发展的进程。”

他越说越兴奋：“我们兵团也是在做这个准备，可由他们这些部队的处理品来领导，很难搞好。他们一不懂马列，二不懂领导艺术，只会搞命令主义，耍军阀作风，顶个屁用。我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兵团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就是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还写了《共产主义新城草案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乌托邦》，也是想从理论上探讨一下如何办好兵团。我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生活，把兵团办成共产主义‘试验田’。至于这场革命应由谁领导，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各阶级分析》中作了具体分析。我们知识青年，尤其是‘老三届’最有希望，最有前途。”

 

    1972年，陈建邦被判了刑，几年后才获释平反。⁵

    除了因为上书而受到政治冲击的人外，有的知青只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1973年９月10日，二师十九团六连的知青刘海舟给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写信，反映了自己受到政治迫害的情况：

 

    1970年11月份，我们连开了一次全连民主大会，要求群众对各级领导提意见。民主会开了一整天，人们发完言时，我走向讲台，对我团５年规划和指导员吕××同志提出了几点看法，认为团的５年规划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路线，首先是农副业关系摆得不妥当，有重副轻农的倾向；其次过分强调物质生活，企图用较好的物质条件来安定战士们的思想，而缺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的意见还没讲完，指导员同志就粗暴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权，没收了我的发言稿，并宣布散会。不一会儿，他便带了一伙战士来到我们宿舍，说我发言的观点是反动的，随后就对我围攻，辱骂和殴打了一通。第二天，吕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的观点是反动的，勒令我反省。我不服，曾向有关上级作过申诉。然而，当我回到连队时，竟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政治迫害。他们将我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关押起来。指导员同志身为现役军人，平常并不带枪，这时拿着手枪，指扣扳机，先是用枪口朝我头上没命地乱捅一气，然后抡起枪柄向我劈头盖脸乱打，我当即头晕眼花，几乎晕倒在地。随后便是拳打脚踢，自己打累了，便组织一批战士轮番对我进行拷打，昼夜不断。这样的残酷折磨连续进行了十几天，我已奄奄一息了。直至我处于休克状态时，他们方进行抢救，但是我的静脉已经萎缩，无法进行输液了。当时我已被公认为是必死无疑的人了，这时才停止了折磨……当我稍微转过一点气的时候，便又开始了残酷的折磨。此时我虽然解除了关押，却强制监督劳动，整天辱骂殴打，这样一直延续了２个月之久，使我在政治上、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至今还留下很重的后遗症。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又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望内蒙党委领导同志给我作主，给我调查处理和适当安排。⁶

 

        来自基层的声音，引起了兵团领导的注意，为即将召开的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起了重要的“预热”作用。

 

 

四  引起重视的四个问题

 

 

    有184人参加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印发了一系列的反面材料，使与会者对四个方面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恶劣行为极端严重。从兵团组建以来，因奸污和调戏猥亵女知识青年而受到组织处理的共有299人，其中现役干部209人，从兵团司令员到连队干部，各级都有，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2人。

    第二个问题是用法西斯手段残害知识青年。根据35个团的不完全统计，有28个团发生过干部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知识青年的事件。有的单位私制刑具，乱用刑法。甚至有少数团的领导干部带头残害知识青年，如四十二团李副团长，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３月仅半年时间内就打骂捆绑知识青年５人。二十一团参谋长组织知青打知青，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径。

    第三个问题是对知识青年的生活管理不善，造成了大量的政治事故和责任事故。在４年多内，全兵团共发生行政责任事故1194起，伤914人，亡146人；政治事故死亡76人。对知识青年的身体健康关心不够，尤其是对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缺乏照顾，有的连队妇女病高达40%；有的连队常年吃不上青菜，喝盐水、吃咸菜度日；睡热炕、洗热水、喝开水等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

    第四个问题是严重存在“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首先是兵团领导开后门多，并导致上行下效，造成了不良影响。⁷

在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除了揭露出一些问题外，对知识青年中的先进人物进行了表扬，受到表扬的有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三师二十三团二连指导员贾俊英（女），四师三十四团四连连长张卫国，一师六团十一连指导员王建军（女），五师三十一团三连副连长张立，二师十二团一连医助董春霞（女），六师五十二团十连给养员李三玲（女），二师十三团半导体器件厂战士李贵贵，四师二十四团三连连部９名知青，三师二十三团八连三排51名女知青，等等。

    抓知青政策落实较好的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也进行了表彰：

 

一师一团三连党支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态度对待知识青年，干部说：“知识青年不是不好带，而是很可爱！”知识青年说：“我们的干部比亲人亲，连队比家庭暖！”

三师二十二团种籽连，教育知识青年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引导知青在种田中钻出成绩，干出作为。

三师二十三团二连，坚持组织知识青年看书学习，坚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志，鼓舞了他们的干劲。

四师三十四团四连，关心女知识青年的身体健康，对妇女病的防治工作抓得很紧。

五师四十四团二连，把知识青年探家前后的思想工作做得很深、很细，使知青基本能按时或提前归队，归队后思想稳定。

二师十六团党委成员，把“为革命青年一代多做好事”作为行动口号，下连多，哪里有问题，决不绕道走，都是抢着去解决。

二师十七团六连连长、原场干部邱秀业，家中人口多，收入少，生活困难，但他从不计较；内蒙劳改局抽调干部时他有条件离开，但团党委希望他留下，他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知识青年称他是“革命的好榜样，连队的好领导，青年的好老师。”

五师四十一团三连连长高继民，非常关心知识青年的衣、食、住等生活问题，知青带病出工，他会骑着马去劝回来。

 

    针对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兵团党委提出了６条要求，一是各级党委（党支部）要切实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每年必须严肃全面地对本单位知青工作进行一次检查；二是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纠正简单粗暴和放任不管两种倾向；三是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认真搞好食堂伙食和防病、治病工作；四是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五是坚决打击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保护受害者的名誉和安全，做好善后工作；六是在部队中掀起学习贯彻中央两个文件、一个会议精神的高潮。⁸

    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制定了“兵团贯彻执行中央和内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补充规定”（草案），结合兵团的实际情况，就动员、经费、医疗、劳动保护、集体伙食管理、假期粮票与伙食费、业余学习和文体活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补充规定”强调重视妇女卫生工作，要特别照顾女青年的生理特点，例假期间不要安排重活和下水，必要时可准予休息；对已婚女青年在怀孕和哺乳期要给予适当照顾；兵团各级医疗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知识青年的疾病诊治工作，不能确诊和治疗的伤病员，应及时转院治疗；凡经正式批准转院就诊的伤病员，医疗费、就诊路费及必须的陪护人员费用，均按规定报销；妥善安排患慢性病的知识青年的治疗，如本人或家长要求自行寻医就诊，需经团以上单位批准，医疗费及就诊路费自理。规定还要求对知识青年进行有计划的全面体格检查，对患职业病的知青，必要时调换工种；要加强劳动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工伤事故。对知识青年的“病退”和“困退”，亦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知识青年系独生子女或多子女、父母身边无人的，本人或家长申请，经动员地区‘知青办’批准（需附准迁证明）者，由团以上单位办理退出兵团手续。确因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需退出兵团的知识青年，经本人或家长申请并附有关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团以上机关可协助与动员地区‘知青办’联系协商解决”。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和内蒙古兵团知青工作会议前后，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已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积极联系，就知识青年病、困退等问题的处理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1973年２月22日，保定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通知内蒙古兵团，凡因特殊情况退出兵团的知识青年，必须由市革委会批准，统一由知青办严格审查并办理手续。７月13日，上海市下乡上山办公室函告内蒙古兵团，凡困退的知识青年，由该办公室统一发公函。北京市和浙江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把审批知青病、困退的权力下放到了区县和地区、市的知青办，并分别在1973年10月11日和1974年３月13日通知了内蒙古兵团。

    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之后，内蒙古兵团对奸污女知青的人进行大规模揭发、打击，被人们称为“打毛驴”运动。原兵团司令员和五师、二师的师长，都因“作风问题”受到了组织处分；三十四团的３位犯罪分子，被逮捕法办。情节较轻的人，一般是给予开除党籍、公职的处分，遣返回乡。1974年３月，兵团党委又发出通报，公布了三师原后勤部卫生科科长、四师三十四团原政治处主任、四师八团原副参谋长、一师医院外科军医、四师三十五团三连原连长、四师玻璃厂一连原连长等６人利用职权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罪行，并宣布将这６名罪犯开除军籍，依法判刑８至20年不等。

    为解决三师二十一团青岛知青被打事件，三师和二十一团派出工作组前往青岛，走访了与该事件有关的29户知青家庭，并向山东省委和知青办汇报了情况，表示兵团应承担责任。４名伤情较重的知识青年，被安排留在青岛治疗，医药费和车费由兵团报销。医疗时间可延续到1974年１月底，届时不愈再与当地知青办协商继续治疗问题。被打伤已治愈的知青，要求在1973年12月25日前归队，路费和医疗费报销；届时不归者，不报销路费。没有挨打而借机跑回家的知识青年，限定在12月10日前归队，报销单程路费，不以逃跑论处。

    对捆绑、打骂知识青年的事件，也先后做出了处理。尤其是二师党委对十三团造纸厂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挺进队”的假案件提出了处理意见，指出十三团党委没有认真对待此案，对在审查该案时存在的逼供、指供、诱供、关押、殴打、虐待侮辱等严重违犯政策的现象听之任之，要求十三团党委向师党委做出书面检查，并在原来宣布“现行反革命破坏小集团”的范围内，为该案平反。兵团领导也严肃指出：这样的一个假案件，先后受到触及和牵连的达40余人，关押主要成员近一年之久，使一些同志受到严重摧残，造成有的病残，有的跑回家去不敢回来，在兵团内外影响极坏；对此案件，受害者家长曾多次来信，强烈要求平反，二师党委也曾三次派工作组进行调查，指令十三团给此案平反，但十三团党委置若罔闻，不做认真处理，阻力到底在哪里？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十三团党委不得不对该案进行了平反处理。类似的反革命案件，也陆续重新核实，做出了新的结论。

 

 

五  意想不到的后果：禁区大开放

 

 

    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一方面对迫害知识青年的恶行进行了打击，并使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问题列入了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上山下乡运动阴暗面的暴露，极大地冲击了知识青年的思想，并引起了知青生活的巨大变化。

    兵团组建初期片面地强调整体性和一致性，突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无视个性的存在，压抑了人们心目中对美的追求，造就了兵团人外形的呆板和破破烂烂，尤其是男士们，大多数是有几件破衣服裹体就行了，用不着讲究，也不许你讲究。

    毕竟是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禁锢的闸门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差。林彪事件之后，尤其是全国扭亏为盈会议之后，“生产”成为兵团的最主要任务，军事化的管理逐步淡漠，生活节奏随之改变，领导对下属的要求是出工出力，至于穿戴、吃喝等已不再过分苛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说法终于被抛到了一边。由于兵团服不再发放，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购置服装鞋帽，并小心翼翼地穿出新衣服、新皮鞋，戴上拉毛围巾，试试领导的宽容程度；一旦发现领导没有过激反应，各种式样的服装很快一涌而出。不但女青年们越来越打扮得漂亮，男士们也讲究起来。当然，所谓的打扮、讲究，在今天看来，水平是极低的，因为毕竟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等着你，兵团人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使人们享用奢侈品，吃还是被摆在头一位的问题。那些被人们视为“过时”的兵团鞋帽、衣服，派上的最后用场往往是与驻地附近的老乡换了肉、白面、油等，吃进了兵团战士的肚子，这就叫“物尽其用”。

    男女之间的禁网也被慢慢撬开了。首先，对兵团战士中的高中和中专毕业生，谈恋爱的限制逐渐放松，并终于允许他们结婚，于是在各连队先后出现了“第一对”知青夫妻。但是，对初中毕业生的限制并未因此而作废。彻底的放开，是在1973年之后，兵团前途叵测，领导们也在考虑出路问题，不愿再过多地干涉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而且多数知青已经是大龄青年了。男女之间的大墙终于坍塌了。一时间，交朋友、谈恋爱成了时髦的风气，所有的秘密在几天内就全部公布于众，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暗地里隐藏了如此多的恋情，似乎大多数女战士都早已有了恋人，有的男士乃哀叹“地球已被瓜分完毕”。兵团后期的这种大开放，造成了对前期限制政策的反冲和嘲讽，人们的行动终于自由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爱情是崇高的。正如180电厂的一位知识青年所说：“兵团战士的爱情，纯得透明，不掺杂半点‘铜臭’，也没有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在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兵团战士心中，‘爱情’是神圣崇高的字眼，在他们的‘爱情天平’上称的只有‘情爱’……”他自己对爱情的感受是这样的：“兵团战士的爱情像‘苦茶加糖’，鲁迅先生说‘苦茶加糖其苦味如故’，但其中的甜蜜，毕竟给苦涩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欢乐，艰苦的兵团生活也使我们更加感到爱情的甜蜜”。他和他的恋人，就是经过了多年的爱情交往，终于在1977年建起了幸福的家庭。⁹正是在这样的爱情驱使下，有多少兵团知青完成了恋爱、结婚的重大人生历程，谁也说不清。年轻人的初恋，即使最终没有完满的结果，依然会深深地刻在他们心中。如一位内蒙古兵团的知青，至今仍忘不了他在兵团的恋人、被骨癌夺去了生命的珊妹。¹⁰

    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当人们开始半公开或公开地选择恋爱对象的时侯，正是知识青年们最苦闷、绝望的时侯，知青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对枯燥的劳动、学习已经厌倦，只有男女间的情爱才能给人以刺激和消磨时间。未来的家庭生活，在多数人心目中只有一个恍惚的影子，先爱起来再说，走到哪步算哪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于是，就有了未婚同居、未婚先孕、未婚先育，也有了匆匆忙忙的结婚和离异。

    无论是前期的禁锢，还是后期的开放，人们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正常的性教育。人们只有靠猜度和实践来了解男女间的秘密。于是出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位女知青在结婚的当夜，突然高喊着“抓流氓”冲出洞房，声称他的丈夫是流氓，闻者无不叹其荒唐！

    生活中禁网的松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知识青年人心浮动，想走走不了，留着不甘心，只能自我解嘲。有人把兵团称为7083装甲兵（七零八散庄稼兵）或者是地老大（公社社员是地老二），更有人把兵团战士比作苦菜花，并作了如下解释：

 

“部队当兵英雄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这是当年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时曾广泛流传的一首顺口溜。

“兵团战士苦菜花”虽是一种比喻，一种幽默，但细细想来，还颇有些道理。当年，全中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人们的观念与思维常常与现实紧密联系着。同样是接受“再教育”，那些被分配在工厂当工人的知青意味着不仅能够留在城市，室内作业，免遭雨淋日晒，尚可享受天伦之乐；去部队当兵，保卫祖国，杀敌立功，既神圣又光荣；去农村插队的也是幸运儿，平日虽清苦，一到农闲便可回家与亲人团圆，来去自由。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肩负着“屯垦戍边”重任的军垦战士们真可谓“苦菜花”了。虽也着军装，却是个“副兵”。每日除了种地、盖房，还要兼搞各种形式的军事训练。条件艰苦尚可忍受，最难以克服的是想家、思念亲人的情绪。兵团战士有着军队般严明的纪律约束着，头３年只可享受一次为期12天的探亲假。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而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娃娃来说，着实是苦了些。不过，我却认为，最苦的莫过于那一年四季不断重复的，叫人透不过气的体力劳动。¹¹

 

    悲观失望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在兵团的各个角落蔓延。一名知青后来回忆道：“那时，兵团的鼎盛期趋于完结，初来时的狂热已降到冰点。失望和思乡煎熬着知青的心……混吧，很快就学会了烟和酒，也壮起胆子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朦朦胧胧中渐渐懂了女人的奇妙。继而又接受了赌的刺激，或让各种卦相把年轻人的心带到那惶惑的境地中去。我至今闹不清，那样算不算堕落。”¹²混的方式多种多样，寻求刺激的恶作剧越来越多，一把辛酸泪，一出荒唐戏，还是要接着演下去。

 

 

 

 

 

 

 

 

 

 

 

 

 

 

 

 

 

 

 

 

 

 

 

第二十六章  入党提干

 

 

 

●1973年6月内蒙古兵团统计，10万名知识青年中，有4459人入党，31722人入团，643人提干。

●1973年10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基层干部定级工作结束。

 

 

一  “老、中、青三结合”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内蒙古兵团党委在1972年８月30日发出了《关于基层干部定级的通知》，要求给在现职岗位工作半年以上的代职干部正式定级，转为国家干部。参加定级的代职干部，既有复员军人和原场职工，也有知识青年。新干部的级别为23、24、25三级，职务包括副连、正连、副营及机关科、处等现任职务。

    提拔干部和干部定级，是关系到选拔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按照兵团党委的规定，审批干部要掌握三不提的标准：问题不清的不提，身体有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不提，没有群众基础的不提。评定基层干部的程序，包括政治审查、路线教育、民主评议、党委审批等步骤。在提干过程中，以下几条标准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是尽可能提拔党员干部，第二是家庭出身好。提干对家庭出身的要求，比入党要严格，不仅要审查“三代”，而且还要审查直系亲属和非直系亲属，家庭出身稍有问题，提干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第三是本人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第四是考虑群众关系及被提拔者与领导的关系。

    1973年9月26日兵团政治部的统计表明，共计定级基层干部1262人，其中复员军人464人（男463人，女１人），知识青年643人（男220人，女423人），原场职工155人（男107人，女48人）。在这批定级的干部中，党员有1208人，共青团员32人，群众22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只有５人（４名是知识青年）。643名知青干部中，124人定为24级（副营级１名，正连级22名，副连级47名，机关54名），519人定为25级（正连级１名，副连级384名，机关134名）；年龄在20岁以下的56人，20至25岁的489人，25岁以上的98人。

    基层干部的定级，与连队和机关的干部调整配备同步进行。798名干部被委以连队领导工作，95%以上的连队配备了青年干部，61.2%的连队配备了妇女干部。¹³

    根据1972年的统计，内蒙古兵团的团级干部平均年龄是44.9岁，师级干部的平均年龄是50.1岁。为贯彻中央有关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兵团政治部在1973年３月５日发出的《关于在团以上领导班子中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虽然也选拔了一些青年干部，但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副职干部，没有把年轻优秀、德才兼备的干部放到主要领导岗位上培养锻炼。这种遵循老步子走路的思想，对新生力量的成长妨碍极大，影响了领导班子的建设。”政治部要求各师在1973年内选拔１至２名40岁以下的优秀干部担任团长、政委工作，选拔１至２名35岁以下的优秀干部担任团参谋长或主任工作，选拔１至２名45岁以下的优秀干部到师的领导岗位上工作。选拔青年干部担任团以上领导职务，主要在现役军人中考虑，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主要还是担任连队等基层领导工作。

    大力培养女知识青年干部，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二十三团是培养和大胆使用知识青年干部的典型单位，团党委在４年时间内从知识青年中提拔了57名干部，占全团干部总数的36%；担任副连职以上的女知青干部有25名，每个连队还有５至８名女知识青年担任排职干部。在《兵团战友报》上，二十三团团党委介绍了积极培养女知识青年干部的经验：有人认为女青年“当战士蹦蹦跳跳，做工作缩手缩脚，出问题又哭又闹，根本不是当干部的料”，所以对选拔女知青干部不热心，培养不耐心，使用不放心。团党委针对这种现象，明确指出培养女知识青年干部是革命全局的需要，应该从本质上发现她们的积极性，充分认识到她们是有能力担任领导工作的。对新提拔的女知青干部，团党委采取了大胆放手使用的办法，把她们放到艰苦复杂的环境中磨练和放到独立工作的地方摔打，并将她们放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提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知青代表贾俊英，是二十三团二连知识青年中第一个入党的知识青年，曾先后担任排长、副指导员等职务。二连是个先进单位，能否以一个女知青干部担任指导员的工作，有不同的意见。二十三团党委认为只有进一步给她重担，才能使她进一步提高，决定任命她为二连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结果是这个连队保持了先进集体的荣誉，30多名知识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40多名兵团战士加入了共青团。¹⁴

 

 

二  知青党员、干部掠影

 

 

无庸置疑，在生产建设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内，知识青年的上进心是受到极大鼓励的。上进的外在表现，就是积极靠近组织，争取入团、入党；有领导能力的，还有提干的希望。第一、二批知青党员，大多数原来就是共青团员，知青干部基本上就是从他们之中选拔的。据兵团政治部的统计，1972年上半年全兵团共有党员14014名，在边党员13431名，1972年上半年发展党员1148名。在1975年兵团移交地方前，全兵团的10余万知识青年中，已有6524人入党，1262人提干。

入党和提干，总要有业绩，应该是知识青年中的模范人物，事实上也基本如此。我们不妨通过当时的报导和后来的回忆，追踪一些知识青年党员和干部的事迹。

 

1972年５月５日草原大火中牺牲的四十三团四连副指导员杜恒昌，原是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在校期间加入党组织。1967年10月，他放弃了到父亲所在部队当兵的机会，和同学们一道扛着“到内蒙古边疆插队落户”的大旗，第一批开进了广阔的草原。在所有的插队知识青年中，杜恒昌第一个把行李搬进了贫下中牧的蒙古包，第一个穿起了自己制作的蒙古袍，并且学会了蒙古语。他搜集各种资料，研制出了一台木制风力发电机。这种没有任何试验和试制手段的研究是非常艰难的，杜恒昌节约一切开支，３个多月只吃盐和炒米，终于取得了成功。

兵团组建时，杜恒昌以政治面貌的绝对优势当上了副指导员，被分在农业连队。他的右手腕曾被马踢伤，落下了残疾，但是他从没有表现出悲观情绪，并且谢绝领导和同志们的照顾，总是抢重活干。1971年２月，杜恒昌带领十几个战士来到无名川安营扎寨，只有两个借来的蒙古包和一间破苇棚。有的战士畏缩了，杜恒昌热情地鼓励他们，并把自己的小皮袄和毡靴送给了衣服单薄的战士。在４月份团政治处组织的巡回报告组里，他不讲自己的成绩，只讲如何向别人学习。组织上曾几次推荐他上大学，他都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上大学，他回答说：“草原边疆就是最好的大学，贫下中牧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要在这里上一辈子大学！”他确实没有离开草原，永远留了下来。¹⁵

 

二师十二团一连医助、知识青年董海霞，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为了治好烫伤的病人，她不惜烫坏自己的皮肉去检验药物的效能；为了给贫下中农治病，她在几个月内，每天跑路几十里，风雨无阻地出诊。有的在生命垂危时经她抢救治愈了；有的患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聋哑、瘫痪等病，在她的治疗下恢复了健康。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董海霞已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又红又专的医务工作者。¹⁶

 

一师六团十一连知识青年王建军，1969年参加兵团，1971年担任了连队指导员。当干部后，她仍然重活脏活干在前，“走上干部位，不出战士队”，照旧和班里同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志们说她“四年如一日，手上的老茧不退，身上的泥巴不少，新式农民的颜色不变，继续革命的步伐越迈越大”。

 

五师三十一团三连副连长、知识青年张立，患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身体瘦弱，劳动吃力。他母亲曾两次来兵团，第二次已经给他办好了回城市的手续，但两次都经他说服动员，使母亲只住了两、三天就愉快地自己回去了。他说：“北京有我的家、我的亲人，边疆也是我的家，贫下中农（牧）更是我的亲人。我是革命青年，要在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是共产党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扎根在边疆的土壤中。”

 

四师三十四团四连连长、知识青年张卫国，17岁来兵团，６次调动工作，干一行，爱一行；４次被群众推选参军、上大学、当工人，４次都不走。他说：边疆需要我，我更需要边疆，兵团就是我的大学。

 

    总的说来，知识青年对从自己队伍中提拔出来的干部还是信服的。知青更理解知青，有些现役军人干部照顾不到的地方，知青干部能够管到，而且知识青年服管。尤其是到了兵团后期，现役军人在连队任职的逐渐减少，复员军人由于种种因素大量从排以下职务退出，班、排长几乎换成了清一色的知识青年，副连级以上的知青干部，更是如鱼得水，颇得人心。在从军队系统向地方系统移交过程中，知青干部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端正入党动机

 

 

    为了对知识青年进行组织教育，连队的党支部常给团员上党课，为争取入党的人指出方向。从以下摘录的1973年1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阀门厂的一次党课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对党员发展的要求。讲授党课的人共谈了五个问题：

 

（一）认真读书，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认真读马列的书，根本上就是要解决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每个同志都要认真读书，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争取入党的人，必须树立为革命吃苦越苦越光荣的思想，勇于在艰苦环境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屋檐下的小鸟，要像高山上的青松，而不能做温室中的花朵。要争取入党，应该向先进人物学习，树立扎根边疆的思想。

（二）努力学习、积极贯彻党的基本知识。一个争取入党的同志，不知道党的基本知识，怎能入党呢？所以要经常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领会精神实质，并在工作中用其指导自己的思想。党的基本知识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奋斗目标、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建党纲领、组织原则等内容。

（三）把团结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克服自由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既是“九大”的路线，同样也是“十大”的路线。搞分裂，破坏团结，不是共产党员的品德。有的同志在团结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谁也不理谁，互相讽刺挖苦；二是表面上的团结，建立在吃吃喝喝上的团结，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第一种；三是犯自由主义，搞宗派，拉山头，互相搞小动作，这是搞不好团结的大祸根。要争取入党，必须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认真搞好团结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四）正确对待入党问题，克服几种糊涂思想。所谓糊涂思想，首先是急，急于组织上入党，忽视思想上入党，把一切精力使在“干”上，很容易使偏了劲，经不起组织的考验；一次入党没有通过，就情绪低落，工作消极，说明了入党动机不纯；其次是怨，没有入党不从主观上找原因，而是怨环境、怨党员对自己有意见、怨领导不重视、怨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怨家庭有问题；再次是排队思想，认定发展党员是先班组长后战士，觉得没盼头；四是入团到头，认为党员条件很高，当个团员就不错了。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对待入党问题。

（五）正确对待批评与表扬。不能一表扬就骄傲自满，一批评就萎靡不振；要多看自己的短处，多学别人的长处，才能更快地进步。

 

    大多数争取入党的人，都曾面对“端正入党动机”和“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两把大尺子。所谓端正入党动机，就是要不存任何私心杂念，批判“入党做官”思想的流毒，在自己身上找不能加入党组织的原因，不向组织提出非份的要求。至于接受组织的考验，则更是多方面的，不但要吃苦耐劳，还要事事小心，不能犯错误。

应该说，绝大多数在兵团入党的知识青年是靠拼命的工作干出来的，有人甚至因此留下病痛和难愈的创伤。但是，党组织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一些干部的恶劣习气，也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在党员的组织发展中，同样存在较严重的长官意志。在领导的授意下，一些不够党员标准，但和领导关系好的人被吸收到党内，在兵团后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难怪在兵团战士中，流传着“既要会干，又要会拍”的说法，有些人甚至通过请客送礼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入党的目的。

有的基层连队干部，还用“入党”问题“整治”与自己“对着干”的知青。一师四团三连女知青宫异娟，因到团部揭发了本连指导员调戏女知青，指导员则在她的入党问题上大作文章，说她隐瞒了家庭出身，政审有问题，如果想顺利过关，就向团部写一封信，说明指导员没有调戏女知青的行为。宫异娟没有向邪恶屈服，指导员即将她的档案私藏起来。因为手续不全，团党委没有批准宫异娟入党。不久，指导员私藏的档案被发现，他不得不交代要挟、报复行为，宫异娟的入党问题终于得到顺利解决。¹⁷

    一些消极因素同样影响着知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现役军人，既与兵团留用的地方干部难以合拍，又因所出部队不同，分成复杂的派系。上下级关系，战友关系，乡里关系等等，都在派系构成中起作用。虽然兵团党委一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一班人”的团结，但是师、团长与政委不睦，连长和指导员闹矛盾，乃是极普遍的现象。每个领导都想培育自己的势力，在关键时刻都要为自己人说话，尤其在提拔干部的时侯，个人好恶表现得比较明显，知识青年不得不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寻求平衡。有的知识青年，从表现和资历都达到了提干的标准，但总是提拔不上去，往往就是有人从中做梗，“关系没有理顺”。

    到兵团后期，个人才能和文化修养逐渐受到重视，虽然仍然讲究家庭出身，但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已不再被视为不好的出身，出身于这些家庭的人可以被发展入党，但绝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的人，依然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

 

 

四  共青团——做好党的助手

 

 

根据兵团政治部的统计，1972年，全兵团有共青团员34226名，在编团员33431名。1975年兵团移交地方前，全兵团的10余万知识青年中，已有40439人加入共青团。

兵团发展团员的高峰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伴随新团员的发展，超龄团员也越来越多。共青团员对说教式的组织活动已经失去兴趣，有的团支部的活动已仅限于发展团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已经成为兵团政治工作的重大课题之一。

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基层连队的团支部，主要任务还是要当好党的助手，肩负起从思想上教育青年的重任。¹⁸学文件，讨论社论，学习英雄人物事迹的方法，依然沿用，就是走过场也要走完。政治夜校热闹了一阵子，学习马列原著，既有讲解，又有讨论，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不太多。政治教育的模式，大抵也只能如此了，团组织拿不出什么新招。

在提高知识青年的知识和业务水平方面，不少团支部想出了好办法。有的团支部利用技术夜校，组织青年大学数理化，把一些人秘密的知识学习变成了公开的活动；有的团支部组织了技术研讨班或科研小组，在搞技术革新的同时，加强兵团战士的技术培训，还专门请老工人、技术员等进行辅导；还有的团支部组织团员到其他单位学习先进经验。

文体活动的好坏更成了反映连队团支部面貌的晴雨表。多数团支部已不满足于经常性的体育比赛和歌咏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进了春游、野餐、联欢、包场电影、故事会等活动，尽可能从正面为活跃连队生活气氛创造条件。

发展团员的工作，在1973年之后，主要着眼点在帮助“后进青年”进步。有一些知识青年，因刚到兵团时不注意犯过一点“错误”，如谈恋爱、打架、外出超假、逃跑回家等，给干部、群众留下了“坏印象”，虽然后来努力不懈，但依然长年被关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被视为 “后进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有这样的人。为使他们能够加入共青团，一方面要鼓励他们不要泄气，继续努力；另一方面要做团员的思想工作，逐步改变以往的偏见。不少所谓“落后青年”，后来都在兵团加入了共青团。三十五团分管青年工作的政治处组织干事保存了1975年8月团代会上的一分发言稿，是一位兵团战士关于“我是怎样由一个后进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的”的自述：

 

1971年5月，正当我要走上邪路，被坏人拉下水的时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兵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这里。说实话，我那时报名参加兵团，也是出于和家里赌气来的。对怎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从没想过。所以，一来兵团看到这荒无人烟的碱滩和席棚，就后悔，想起家来了……

我特别反感的是，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学习、点名，早上还要出操。这哪有在家时，下班看电影、压马路耍得痛快呀！越想越觉得在这里呆着没意思。于是，我和几个青年商量往家跑。第一次是个晚上，因为路不熟，又刮大风，我们转了向；第二次没走多远，就被班长发现，把我们叫回来。我还是不死心，顶多是回来作个检查呗！第三次，我们终于跑回了家。回到连队以后，领导和同志们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我严重警告的处分。当时，我很不服气，满不在乎，一直发展到结伙打架，我又受到行政记过处分。从此，我也就在全团出了名。我真感到抬不起头来，心想，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正当我感到走头无路的时侯，领导和同志们都来热情帮助我，看不出一点瞧不起我的样子。指导员杨青山同志多次找我谈心，同志们也鼓励我好好干……

思想改造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后进青年要赶上先进行列，也要经过很多曲折斗争。后来，我得了肺结核住了医院……当时团里刮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歪风，私自回家的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有的同志给我吹点冷风，我的思想也动摇了，反正在连队也不能劳动，干脆回家算了。因此，未经领导批准，又回家住了两个多月。

从家回来以后，我的情绪很低沉。一些说我过去是“假积极”等风言风语的话，也传到我的耳朵里。就连过去曾帮助过我的同志，有的也泄了气，说我是“出了窑的砖，定了形了”，再变过来也不容易。我自己也感到失去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这时，指导员又找到了我，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思想上有什么想法?并肯定了我过去的成绩，诚恳地批评了我私自回家的错误，耐心地帮助我分析重犯老毛病的原因。

经过团组织较长时间的考验，我于今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和幸福。我由一个后进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这完全是领导和同志们耐心帮助的结果。¹⁹

 

我们没有理由贬低当时的政治追求，也不怀疑当年的真诚。多年之后，人们有可能责备70年代共青团的各种活动，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还是会把共青团员作为自己的一段重要政治生涯，不希望全部否定自己所努力做过的事情。

尽管入团比入党容易得多，尤其是兵团后期，发展团员的标准越来越松，适龄青年大多数都被发展成为共青团员，但每个连队还是会有几个知青，因为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不能入团。1969年参加内蒙古兵团的女知青刘平，由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一直没有结论，出身无法划定，所以多年被关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1974年初，刘平即将“困退”回北京，根据她５年的表现，团组织终于动了测隐之心，破格为她办理了加入共青团组织的繁琐手续，报到上级团委待批。刘平回到北京之后，才正式成为共青团员。她感慨地说：“我曾经像每个年轻人一样渴望成为共青团员，并为此付出了青春热血，但却被长久地拒之门外。当这一称号降临到我的头上时，我已22岁。我虽然最终得到了她，但当我得到她的同时，便也丧失了对她的全部热情。”²⁰十三团的一位女知青，因被怀疑有“作风问题”，长年被关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在她即将离开兵团的时候，连队团支部终于通过了她的入团申请，但是在厂团委审批时有人旧话重提，结果还是没有批准她加入共青团。她带着遗憾走了，留下了一句令人痛心的话：“我在兵团苦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那些随意操弄别人政治生命的人，就不该有点自责吗？在别的单位，类似的例子不是还有很多吗？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时代的遗憾，会给人生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兵团给多少人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遗憾，谁又能说得清呢。

 

 

 

 

 

 

第二十七章  王亚卓事件

 

 

 

●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黄帅给“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

 

 

一  “王亚卓”其人

 

 

    真正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出了大名的，是发生在1974年的“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是从二师十九团３名知识青年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的集体署名，这３个人是：

 

王文尧，生于1949年，原天津十六中高中学生，1969年４月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任十九团九连文书；1970年入党，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导员；1972年提干，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

恩亚立，生于1951年，原北京二中初中学生，1969年９月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十九团十连战士，后任上士给养员；1970年调到坝头中心小学任教员；197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调任政治处放映员。

邢卓，生于1952年，原保定十一中初中学生，1969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加入共青团，后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道员。

 

王文尧和邢卓都有写作特长。王文尧曾被评选为团、师和兵团积代会代表，多次被评为优秀报道员，并在兵团介绍过报道工作经验。邢卓曾被评为巴盟、兵团、内蒙古日报社优秀报道员，并受到团、师、兵团报社、内蒙古日报社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恩亚立工作踏实肯干，有吃苦精神。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把３个人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给该报的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又另加编者按语进行赞扬。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宣传，把这个小学生捧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掀起了批“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反右倾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起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这股浪潮使教育领域更加混乱，反“师道尊严”的大棒到处飞舞，广大教师人人自危，连生产建设兵团办的半正规学校也不得安宁。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中心学校的校园里一片狼籍，大字报糊满门窗，个别学生打架闹事、破坏公物、欺负教师、扰乱教学，甚至把粪便抹在教师的椅子上。老师们忍无可忍，想到了辞职，反正是没法再干下去了。

    1974年１月11日晚，同在十九团政治处工作的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聚在宿舍聊天，谈到黄帅“反潮流”问题时，有如下对话：

 

恩亚立：“现在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成了‘学道尊严’，学生把老师当敌人。”

邢卓：“我过去挺想当老师，现在不愿干了，学生爱捣乱，管不了。”

王文尧：“现在老师是难当。”

恩亚立：“黄帅的信和日记准不是她写的，五年级小孩不会写这个。”

王文尧：“黄帅根本就不像12岁的学生。”

邢卓：“黄帅这样的小孩懂什么！她爸爸八成是《人民日报》编辑。他们班主任一见报纸准气得够呛，表面上认错，内心不会服气的。”

恩亚立：“现在的教学质量不如以前，老师教得好，管得严，学生才能学得进。现在学生老造反，动不动就是大字报，老师不敢管学生。”

邢卓：“黄帅纠缠的都是枝节问题，对老师不像对同志的态度，批评不从路线出发，老师都谨小慎微。黄帅这不叫反潮流，是顺应了学生不听老师话的不好潮流。宣扬一阵子就会过去，上边不会树这样的典型。”

王文尧：“黄帅说老师是唯心主义，就像师长批评下级一样。”

邢卓：“我上小学时也捣乱，考中学进了天津六十八中这样的次等学校，是老师便坏，后来想通了，老师都是为咱好，严师才能出高徒，不打板子就不错了，还能对人家要求多高，黄帅也不想一想。”

恩亚立：“我们小学老师特别严厉，经常用教鞭打学生，可我们班是全校最好的班。现在不能打学生，但一点不严厉也不行。咱们中心学校语文成绩最好的同学，作文水平还不如过去小学四年级，其他学生就更不用提了。”

邢卓：“就是，现在水平根本不行。”

恩亚立：“《北京日报》居然登了一个毛孩子的信，黄帅那叫反潮流呀！如果她能反潮流，我也能反潮流了。”

邢卓：“有咱这种思想的是大多数，除了学生不同情老师。咱们要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别人不敢说的话咱们说，别叫她那么沾沾自喜。”

王文尧：“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意见。”

恩亚立：“给黄帅写信训训她，替老师说说话，老师简直太受压了，《北京日报》就不应该登这封信，不知报社是怎样想的，可能还是走后门登上的呢，我们得反反。”

王文尧：“就是这么回事。”

 

    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他们一致同意给黄帅写封信，由邢卓执笔。在讨论笔名时，否定了“恩文卓”、“王卓亚”的方案，采用了“王亚卓”的署名。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封信的后果。

 

 

二  与“小学生”的书信往来

 

 

    1月14日晚，邢卓把写好的信拿给恩亚立看，恩亚立认为有的词句过于刻薄，做了一点修改，如把“欺人太甚”改成“迫人太甚”等等。１月17日，信发了出去。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黄帅：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在信及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教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以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还是以敌视的情绪加以批判，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不应该强调提意见人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绝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如果别人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瞪眼睛”之类不恭之词来对付你，你将会怎么想呢？

这里再一次申明，老师对你的压制是不对的，然而你的行动也同样是不对的。矛盾产生了，解决的方法应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里去找。你们之间的争执不属于原则问题，只要有一个高姿态便可解决。从你这方面说，和老师谈谈心，把对他的意见摆一摆，心平气和，他想必不会认死理的。“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

现在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教师还能说话，还能负责么？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教师们想一想吧，他们多少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他们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的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吗？……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师，教育上的事懂得很少，只是出于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关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如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以后有空，还想再与你讨论。

祝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1974年元月14日

 

    １月29日，邢卓收到了这样的回信：

 

王亚卓同志：

来信收到，你的信对我是有教益的。你对我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正在认真考虑。

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怎样才是真正的反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总之，我希望你进一步谈出你的看法，有许多问题我还需要很好地学习。

我正等着你的来信。

                          北京中关村一小　黄帅

                              1974年元月23日

 

    无论是当事者还是十九团的领导干部，谁也没有过于在意这次书信往来。２月８日夜12点左右，《人民日报》社政治部直接打电话到十九团，询问王亚卓的情况。团政治处的李秘书告知对方这是３个人的集体署名，并应对方要求介绍了３个人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务、家庭出身、文化程度、政治表现情况，尤其强调３个人的表现不错。

    ２月９日，当邢卓得知《人民日报》社打来长途电话后，摸不清来意，于是又给黄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我现在很忙，顾不上答复你提的问题；我们是３个人，因有２人探家不在，待他们回来一起研究后给你答复。

 

 

三  未料到的轩然大波

 

 

    1974年２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了“编者按语”：

 

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在报纸上发表的黄帅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开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我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回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来信说：“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作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现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革命干劲更大了，他说：“教育革命对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好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永远不会忘记受到的深刻教育。”他已成为我们的好战友、好榜样、好“班长”。有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还主动来班征求意见，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班上，同学们写出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批又一批，纪律自觉遵守，劳动不怕出汗，学习质量提高，后进的同学也赶上来了，成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班。面对这样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说：“继你之后，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得话更是没道理”，还说在报纸上“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看来你真是一位既“关心”批修又“同情”老师的人了，因为我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中捡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战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产阶级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你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来信说；“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你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希望你立即猛醒！

你对我“要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的确我们的分歧是存在的，是严重的大是大非不可调和的分歧。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开历史的倒车，办不到，办不到！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青少年就是要发扬“五敢”精神，要斗，只有狠狠地斗，才能坚持进步，坚持变革，坚持革命！

你的来信帮助我认识到，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最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红小兵  黄帅

              　　　          　1974年１月26日

 

    “公开信”的发表，不仅使王文尧、恩亚立、邢卓３人大吃一惊，也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了个措手不及。当天早上收听了广播之后，兵团党委立即进行了研究，一方面电话通知所属单位认真组织收听广播和进行学习讨论，批驳“王亚卓”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派兵团政治部主任带工作组前往十九团进行调查。二师和十九团党委亦闻风而动，十九团政委向师党委汇报了情况，师政治部副主任立刻前往十九团调查核实问题，并由十九团发电报从北京、天津召回探亲的恩亚立和王文尧。

    ２月12日，兵团工作组抵二师，二师工作组进驻十九团。十九团党委分片召开了两个千人大会，批判王亚卓的错误。

    ２月13日，恩、王二人从家返回，对３个人的审查、批判更大规模地展开。

    ２月15日晚，兵团工作组返回呼和浩特汇报情况。

    ２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天，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３月１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

    如此大的动作，给“王亚卓”带来了一场悲剧，邢卓回忆道：

 

２月11日上午７时，中央电台新闻节目头条播送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与一月前她写给“王亚卓”的亲笔信的语气大有变化，说“王亚卓”给她的信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别有用心，要把教育革命引向邪路”……

我从团广播员口中得知“公开信”发表的消息，还以为是广播员开玩笑，在第二遍播送时，仔细听毕，大为惊讶。

随即，兵团司令部来电指示十九团查处此事。王、恩正分别在北京、天津家中，有电报令他们火速归队。兵团、师成立的工作组迅速开到团里，在内蒙古的我被多次召去审问。

３天后，王、恩归队。我们３人被工作组分别监管，互相不能晤面，责令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是由我起草的，写完后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３人分别凭记忆追述，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３人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

之后，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间或以踢打“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我们３人分别反复作检查，深挖“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的思想原因。此间全国有大量写给“王亚卓”的信。其中很多是对我们的“反动”、“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批评、教育的，也有不少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这些信未让３人过目。

４月中旬，组织作出处理决定：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送一、三、四连接受监督改造。改造期间，我们饱受欺凌磨难，看尽各种脸色，也始终受到正直真诚的人们的关照。²¹

 

    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后来由邢卓写成了长篇小说《雪纷纷》。

    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王亚卓事件”发生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领导同志，对“王亚卓”是暗中抱着支持或同情的态度，并在暗中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或鼓励。在“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直接插手“王亚卓事件”的政治背景下，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

 

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

 

    兵团党委还要求“这一期间，十九团要加强他们的工作，防止发生意外”。就是从后来的处分而言，也不是很重，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王亚卓”的作用，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王亚卓”事件发生后，在高等学府就读的一些来自内蒙古兵团的知识青年，也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语今有如下回忆：

 

1973年９月，我被作为工农兵学员送到北京上大学。临行前，我把一件崭新的兵团绿上衣赠给我的好友、学木匠的知青牛兄。含意有二：一是为友谊相送，二是寓意离开这块贫穷的土地，准备从此一心只读“圣贤书”。

清华园，这个学界泰斗云集之地，在那个特殊的工宣队进驻上层领域的时代，整个校园几乎看不到学者教授，而出人意料的竟是身穿“兵团绿”的大学生们比比皆是，有黑龙江兵团的，也有内蒙古兵团的。看到兵团战友们身着“兵团绿”在清华园中我行我素，我心中溢出一种自豪。于是，翻出我的兵团绿。于是，课堂上、试验室里、“开门办学”的工厂里、政治学习的批判会上，我的“兵团绿”使我自我感觉良好。我有一条“兵团绿”棉被，同宿舍的小林问我：“你是复员兵？”我不大自豪地告诉他：“我是土八路。”

1974年春天，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打响了批判师道尊严的一炮。可我们二师十九团的几个哥儿们王亚卓等人和她对着干，写了一封替教师说话的信，这封信被当作反面教材，在报纸上发表供批判用。我们班的批判会上，王亚卓成了众矢之的，内蒙古兵团便成了右倾翻案风的帮凶。我是二师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友张兄调侃地说：“你小子老实点，你唯恐整个清华园不知你和王亚卓一个师是不是？再穿这身画皮，以为王亚卓翻案论处。”多亏他的提醒，我悄悄换下兵团服，把它珍藏于箱底。²²

 

    “四人帮”粉碎后，中共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成了“王亚卓”事件调查组，于1977年正式为“王亚卓”平反。邢卓在此之前已经办理“困退”回到了保定，恩亚立返回北京，王文尧1977年参加高考，于次年３月进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

    “王亚卓”事件的发生，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期间，谁也不想成为运动的靶子，所以兵团、二师和十九团领导很快交出检查和认识后，淡化了事件的影响，仍然把重点放在“批林批孔”运动之上。而这次的运动，更是走过场，不过在学习文件、社论之外，加上点“批儒评法”的讲解，发动基层“笔杆子”写写“小评论”之类的东西。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开展运动，是上级的要求，但是没有具体的规定。有的单位采取了集中给领导提意见的办法，有的单位甚至出现了给领导送意见书和写大字报的现象。２月和３月，热闹了一阵子，随着春耕的开始，各单位领导又集中全力组织生产大会战，评也好，批也好，全告烟消云散。这次，对于提意见的知识青年，领导已显得宽容得多，不再抓“反革命小集团”了，连“无政府主义”的帽子也懒得扣了，领导们也对运动厌倦了。

    1974年４月，兵团要交给地方管理的消息开始在内蒙古兵团各单位流传。如前所述，中央是在考虑生产建设兵团的出路问题，但还没有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出肯定的安排。半真半假的说法，确实起到了干扰人们思想的作用，无论是领导，还是职工、战士，更加焦虑个人的出路和前途问题。这一年的大学招生，竞争十分激烈，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正是当时形势的极好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