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11-28-30章

史卫民

 

 

第二十八章  “军民关系”

 

 

 

●1974年８月28日，三师二十一团三连兵团战士与社员闹事打架，造成社员亡１人、伤２人，兵团战士伤１人的严重事件。

●同年８月29日，兵团直属工程团一、二连兵团战士与社员发生纠纷，兵团战士伤１人，复员战士张××被打死。

 

 

一  军爱民，民拥军

 

 

    兵团是“军”还是“民”？“兵团绿”虽然比不上“国防绿”，但是比起老百姓的“黑棉袄”来，可是强多了。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兵团当然是“军”。所以每逢过年过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都要发出关于“拥政爱民”的通知，各师、团都要开展各种爱民活动。

    纵观７年来兵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军民鱼水情”的时候多，但也有“大打出手”的时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知青和草原人民，在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中相遇了。民族、地域、文化、经历的不同，会造成一些摩擦和冲撞，但是农、牧民的质朴和知识青年的单纯、热情，使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并能够达到理解和互助的境界。

    六师五十二团兵团战士田智敏，在与牧民的交往中，经受了一次灵魂的震憾：

 

一天，我到师部医院去看病，由于天色已晚，不能赶回连队，我就住进了师部招待所。隔壁住着一位蒙古族牧民，晚上我们用半蒙半汉的语言外加手势闲聊起来。交谈中，我知道他每年都打一些沙狐，剥了皮，拿到供销社去卖，我告诉他我想从他那儿买一张皮子，他答应了。分手时给了他５元钱，并把我的姓名地址告诉了他，他说１个月之内把皮子给我邮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１个月，２个月，半年过去了，不见皮子邮来，我彻底失望了。我又悔又恨，悔自己的天真和轻信，恨那个骗去我５元钱的牧民。５元钱现在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是我一个月的津贴啊！

转眼１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也渐渐淡忘了。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个从东乌旗寄来的包裹。真奇怪，那里我并不认识任何人，谁会给我邮东西呢？

回到宿舍，我疑惑地打开邮包，啊！一张熟好了的金黄的沙狐皮出现在眼前，里面夹着一封信和３角７分钱。信上说他去年生病没能去打猎，今年打到几只沙狐，挑最好的拿到供销社问明价钱，按公价应找还我３角７分钱，随狐皮一同邮来。

望着皮子，望着这纸条，望着这３角７分钱，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错怪了那位牧民，他并没有骗我，在那以后很长时间里，我都陷在深深的自责中。¹

 

    另一位兵团战士，牧羊时在草原上遇到白毛风，她像龙梅、玉荣那样，抱着“人在羊群在”的信念，拼命地追赶羊群……突然，一只狼出现在她的眼前，已叼住一只羊。“羊就是生命”，她一个前扑，死死拉住羊的后腿，与狼对恃着……狼没有松口，而她已精疲力尽了。是一位蒙古族老阿爸，打死了狼，救了她。救命恩人就是再生父母。她恢复体力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假去看望额吉和阿爸。她把一杯奶茶高高举过头顶，恭敬地献给额吉、阿爸，完成了简单而庄重的认亲仪式。事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我将以此为起点，给火热而又寂寞的生活注入新的内容为额吉、阿爸祝福。”今天，她已离开草原，她唯有时时为额吉、阿爸祝福，祝福他们牛羊兴旺，万事如意。²

    在缺医少药的草原人眼里， 兵团各师部医院、团卫生队无疑是现代化的大医院了。的确，兵团的医疗系统给草原人民带去很多方便，挽救了不少生命。有时，甚至连队里小小的卫生员也起了大作用。

    197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一师五团六连驻地附近一位蒙古族妇女突然早产，万般无奈中，这家的男主人求助于六连卫生员杨宪萍。杨宪萍顶着寒风跑了五里多路，来到蒙古包中。她面临的，不仅是早产，还是难产，杨宪萍后来回忆道：

 

大约凌晨４点多钟，伴随着产妇的阵阵呻吟声，孩子的屁股露了出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这种情况最易发生的是脐带绕颈，导致胎死。我紧张地帮助产妇用力，助产。随着胎儿的翻转，我轻轻地把胎儿抱了出来。胎儿泛青紫，脐带绕颈三圈，我立即把脐带绕开，打了婴儿屁股一下，没哭声，可能是呼吸道堵塞。我不顾胎儿满身的胎脂和腥乎乎的羊水味，立即进行嘴对嘴呼吸，吸出一口粘稠的分泌物，接着做人工呼吸。这时候，我觉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张一弛的每一个动作都会给婴儿带来生的希望。

孩子的脸色渐渐由青紫变成了红润。我托着孩子，朝他的脚心拍了一掌，“哇”，孩子哭出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而我提着的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时，东方破晓，天色渐渐地亮了。那母亲带着倦怠的微笑和感激的目光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按我们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由你来起。”“好！”我高兴地答应道。我知道蒙古族起名一般不带姓，叫什么呢？我思索着……我们是为“屯垦戍边”而来，边疆正是要靠我们蒙汉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携手来建设和保卫，这孩子正是我们蒙汉人民团结的象征。那就叫他“团结”吧！

他们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名字。³

 

    当年，兵团给地方群众送医送药、演电影、演节目的事情，确实不胜枚举。此外，还有生产上的相互支持，并肩抗灾抢险，等等。当然，由于所属系统不同，兵团与地方单位的不和谐，也经常表现出来。

 

 

二  “地界”之争

 

 

    占地、用地问题，往往是引发兵团和地方矛盾的导火索。由于农田、草场地界，房舍产权等问题引起的纠纷，发生过多次，试举几例。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于1969年在东乌旗境内正式组建，下辖６个团，师部设在乌拉盖。与东乌旗毗邻的科右前旗，文化大革命中划归吉林省领导。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公社的牧民，多年来一直是夏、秋两季赶着牲畜到东乌旗的乌拉盖河一带倒场放牧。六师组建之后，从乌兰毛都公社到东乌旗放牧的主要通道（在内蒙古自治区界内）被兵团开垦为农田；在科右前旗境内，六师还越省组建了五十五团团部，设立了两个连队，不仅在乌兰毛都公社牲畜过往的一条水草肥美的要道佳木腾山隘开荒种地，还在越界较远的乌兰毛都公社的达力里哈达牧场开了地，严重影响了乌兰毛都公社的牧业生产。乌兰毛都公社为要回草场，多次与兵团交涉，不得要领。兵团有的连、排干部和知识青年采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更激化了矛盾，甚至引起殴斗。

    1970年８月19日，在五十一团九连的冬季草场发生械斗，双方各一人受伤。1971年夏季，发生了五十一团一连工人毒打乌兰毛都公社草根台大队牧民的事件。1972年10月，乌兰毛都公社敖力斯台大队牧民的两只牧羊狗被五十一团四连知识青年开枪打死。此外，骚扰牧民畜群的情况时有发生，乌兰毛都公社还抱怨兵团把鼻疽马群引入牧场，污染了草场，威胁公社马匹的健康等。

    1973年１月５日至１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作组，到兵团六师和科右前旗进行调查，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案。吉林省方面提出了三条解决意见：一是六师改农还牧，封闭开垦地，还给乌兰毛都公社放牧；二是六师设在吉林省内的一个团部和两个连队，在不再扩建的原则下，可以不撤回，但是要把沿省界两侧多开的农田封闭一批，让开牧道；三是乌拉盖河上游到红水泡子地段的900多平方公里草场，应全部让给乌兰毛都公社放牧使用，在这一地段内所开垦的土地应全部封闭。内蒙古方面不完全同意吉林省的意见，为保证六师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协调方案：一是内蒙古兵团六师原五十五团团部和建在吉林省境内的２个连队，全部撤回内蒙古境内。二是将乌拉盖河以东600平方公里的草场借让给乌兰毛都公社放牧，相应放弃一些垦地。三是把鼻疽马严格控制在隔离区内，防止其污染草场。吉林省方面基本同意了这个方案，并就具体事项的办理达成了协议。

    一师一团五连，于1970年２月接收了原内蒙古军区某部在磴口县的靶场地和果园。当年４月，磴口县红卫公社永进大队派人在靶场地内抢种小麦，引起土地问题纠纷。磴口县委很快召开专门会议，使各方达成协议，规定靶场土地归兵团使用，生产队不得随意种植。1972年，一团五连改建为师直属良种试验站。1973年４月，永进大队又派人强行播种靶场地，磴口县委也很快做出了生产队所种土地由生产队收割，其余土地由兵团经营的决定。这样一来，良种站原有的260亩试验田，只剩下了80亩碱化地。一师党委不得不向上级机关递交报告，请示处理意见。

    1973年６月，四十二团的六个连队从西乌旗调到呼和浩特市南郊，进驻沙尔沁及其附近地区。自治区农办虽然已就四十二团的土地问题发了文件，明确了划分给四十二团的土地面积，但是在该团二连进点之后，八拜公社什不斜气大队坚持要兵团支付占用的草滩和耕地的报酬30000元，并要兵团给大队拖拉机一台，机井管子两套。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队不允许兵团盖房子，致使二连无法在该地过冬。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问题。该团三连接收的是内建一公司农场，八拜公社强调土地所有权是公社的，不能移交给兵团。三连当年播种后，附近社队社员以打草为名，成群结伙地到地里去割青苗。后来虽然被制止，却不断扬言：“今年青苗归你们收，明年就由我们种了。”兵团不得不请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求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主动将四十二团二连暂时安排到和林县内居住。

    针对土地使用权问题，兵团党委于1973年12月17日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递交了《关于调整土地矛盾、明确地界的报告》，指出：“兵团组建以来，接收了原场一些土地，新开垦了一些土地。由于当时缺乏统一规划，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存在着土地插花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争议地方，因此，不断出现与邻省（吉林、辽宁）及区内有关旗县公社、大队的争地纠纷问题，以致影响到团结、规划和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建议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出面组织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兵团也派人参加，深入实地进行具体调查，调整矛盾，明确地界。内蒙古兵团的旗帜还能打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这类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地搞个临时性的折衷方案，暂时缓和一下矛盾。兵团体改之后，很多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

 

 

三  布林队脱离兵团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满都宝力格牧场，组建了六师五十四团。

    满都宝力格有一个布林大队，原属东乌旗西北部的阿拉坦合力公社。1965年，布林大队因草场干旱无力载畜，被迫向东迁徙，到了300公里以外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借地放牧。兵团接管牧场后，布林队想迁回故地，谁知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却酿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并牵涉进来一位在布林队插队的女知识青年熊晓虹，有人回忆道：

 

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这个牧场，原本是来此走场借地的布林队就开始酝酿着迁回阿拉坦合力草原去。万没想到的是，竟有人说这是“反军”倾向。本来对回乡持“中立”态度的知青们听到此言后，竟突然觉得不能离开自己的牧民乡亲了。已经相当精通蒙语的熊晓虹，这时是布林队的领导班子成员，自然成了牧民们的代言人，便被看成是“闹事”牧民的“女首领”。⁴

 

    熊晓虹自己回忆此事说：

 

1970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白音乌拉山上放羊，恩布赫来换我回去喝茶。他接手羊群后，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明天我们就搬家，回阿拉坦合力去。你们怎么办？”我听了一楞。虽然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在吵吵这事儿，但怎么也没想到真的就走。“都谁走？就你们几户吗？”“布林队差不多都走，不走的只有几户。”恩布赫是大队领导，这话是有份量的。

如果牧民们真的走了，我们可怎么办？跟着走吧，可能有人会给我们扣上吓人的大帽子，至少会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走吧，真舍不得离开这些牧民。３年来，与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不论怎么困难，在他们身边心里就踏实，离开他们心里就没着没落的。这种选择真困难，但真心讲，我想走，我是布林队的人，布林队走了，我的羊群走了，我不跟着走咋办？况且他们正面临着300多公里的长途迁徙，面临着有些人暂时的不理解，这时候我更应该和他们在一起。下山的路上，我已经打好主意了。

……草地上的一座座蒙古包消失了，变成长龙般的勒勒车队……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坡上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停在勒勒车队中间。牧民们围上去用生硬的汉话和车上的人争辩着什么，但勒勒车队继续缓缓地向大路驶去。吉普车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们的营盘地，对我们说：“你们是知识青年，和牧民不一样，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做牧民的工作，反而和牧民一块儿搬走？你们还有没有原则？你们不能走。”我说：“《农村工作六十条》上讲：人民公社体制３０年不变。如果还没有新的文件，布林队迁回自己的公社就没错。我们也是布林队的牧民，跟着自己的大队走，为什么不行呢？”对方不说话了。我牵着自己这串勒勒车的头牛，走入浩浩荡荡的搬迁队伍中。

（第二天）中午停下喝茶，突然一辆军用摩托车从后面飞驰而至，车上的人跳下来就问“熊晓虹在哪里？”来人找到我后，仍然是那番话，但口气严厉多了，甚至用了“煽动牧民”、“鼓动搬迁”、“反兵团的头头”这样的词。最后他说：“你要想想后果，不仅影响你个人的前途，而且还会牵连到你的父母和家人！”

下午，一辆吉普车又追上了行进中的队伍。兵团的四个干部带着一个翻译请我和大队领导一起谈谈。车队仍继续前进。我们谈完自己的想法，他们说可以研究，但大队还是暂时回去，大家当然不干。

行至道特淖尔公社的乃林汗那敖包山南麓时，行程约近一半。大家刚稍稍松了一口气，就遇到等候在这里的旗里的干部。他们也是来劝说我们返回满都宝力格的，但保证半个月之内一定研究出一个解决办法。大队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既然是东乌旗的人和牲畜，当然应该听从东乌旗的指示，最后决定，回！

半个月过去了，旗里并未拿出任何解决办法，经过两周的休整和准备后，全队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徙。大概是全队回归故乡的决心感动了上级，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前来劝阻和干预。⁵

 

    经过15天的跋涉，布林队的全部人员、家产和两万头牲畜，终于回到了阿拉坦合力。《锡林郭勒日报》报导了有关的消息，熊晓虹一下子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四  不安分的兵团知青

 

 

    作为十万知识青年的集合体，生产建设兵团内部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对打架斗殴、偷东西等现象进行坚决的打击。知青内部的冲突，虽然存在，有时也发生流血事件，但总的说来，“同是知青一样命”，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经过数年的共同生活、劳动，和谐相处乃是随处可见的现象；相同的命运，也使知识青年对现役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以及原场职工的理解不断深化，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成了真正的“兵团战友”。

    兵团毕竟不是一个全封闭型的军事组织。十几万人要吃饭、居住、劳作，少不了和地方打交道。兵团驻地附近的集镇、城市，更是兵团人购物和调剂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兵团与地方的经常性接触，既有互通有无、相互帮助的一面，也有发生摩擦、引起矛盾的另一面。

    兵团知青和地方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在1969年春季。运送天津知识青年赴兵团的专列，停靠在集宁火车站加水时，车上的知识青年和站台上的当地青年发生口角，并发展为大规模的群殴，数节车厢的门窗被毁坏，双方有多人受伤，一名当地儿童被扔进油罐车淹死。在铁道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兵团很快对这一事件做了处理。

    兵团各部人员基本就位之后，兵团人员到地方打群架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兵团驻地附近的城镇，经常成为聚众闹事的场所。事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为了买电影票、长途汽车票，在饭馆吃饭不排队、抢座位等，都曾引起过殴斗；更有一些男知青，为了在当地“拔份”，成群到市镇寻衅，专找当地小流氓打架；一旦动起手来，砖头、石块横飞，小刀、匕首乱舞。由于兵团人来得快，走得急，待地方公安和保卫部门人员赶到时，早已人去场空。对这类事情，地方治安部门颇为头痛，但又不愿意管得太多，只是通知兵团领导机构，希望加强对下属的管束。兵团各级领导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严格请、销假制度，限制人员外出；对参加打群架的人进行教育，甚至给予纪律处分；对地方被打伤的人员，兵团则经常派人去进行慰问。

    由于兵团生活艰苦，兵团战士常到驻地附近的村镇去买油、买鸡、买肉或者买菜、买瓜，改善伙食。有的老乡也常带着油、肉、瓜子等到兵团驻地与兵团战士换衣服、鞋子等物。兵团的瓜田，也是附近老乡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样的交换关系，虽然有时包含不等价交换因素，但较少引起大的纠纷。少数知识青年，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难免被失主发现，一旦被抓住，至少挨一顿打；报复似乎是难免的，被打者往往回去叫人，再大闹一场。这样的事情，几乎在各团都发生过。1971年以前，兵团抓得较紧，此类事发生得不多。后来纪律渐渐松懈，这类事就多起来。每年夏季，各地的瓜田，闹不好就成为是非场所；而农村的鸡舍和猪圈，不时成为知青的猎取目标。靠近兵团驻地的农村、市镇，深受其扰。在巴盟的老乡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民党的军队害我们一阵子，兵团可要害我们一辈子！”当看到成车的兵团战士经过时，甚至会有人高喊“土匪下山了！”少数人的不良行为，大大地败坏了兵团的整体形象，使一些地区的兵团单位与地方单位关系颇为紧张，地方治安、保卫机构亦对兵团存有较深的戒心和成见。1974年发生的几个事件，鲜明地反映了地方对兵团的态度。

    1974年６月12日上午，三师二十一团九连７名战士赶马车去团部途中，经过临河县长胜公社隆圣一队时，发现水渠决口。在战士劝社员堵决口时双方发生争执，社员用铁锹砍伤了２名战士。九连战士10余人闻讯后赶去，打伤社员２人。双方各有２人被送进医院治疗，不久即痊愈出院。

    令人寻味的是这一事件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12日中午，巴盟革委会副主任即率领盟政法办主任和盟、县公安局领导等９人找到三师师部，声称二十一团战士打死了２名社员，要求三师迅速给予处理。在事件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巴盟已向自治区汇报了兵团战士“打死２名社员”，自治区的《公安简报》第十一期很快发了消息。三师派去处理问题的政治部副主任，在长胜公社遭到当地社员的围攻；甚至有人无中生有地说这次打架是九连连长亲自指挥的；还有的公社干部当着盟、县领导的面大骂兵团而无人制止。６月14日，经过调查核实事情经过后，兵团要求对方澄清问题，挽回影响，但对方领导无人理睬。三师党委在上报兵团的报告中，颇多怨言。

    1974年８月３日下午，三师二十一团七连战士在临河影院看电影时，一位战士买的是站票，却抢占了别人的座位，并因此发生了争吵。在场值勤的工人民兵把３名兵团战士叫出了影院，另６名战士也跟了出来。随后，工人民兵将８名兵团战士带到了县分指挥部。二十一团七连副连长、一连指导员和团机关的一位参谋和一位干事闻讯后很快赶到分指挥部，在同分部领导交换情况时，兵团战士已和在场的工人民兵打了起来，导致工人民兵５人受伤，有３人被送进医院。事件发生后，三师没有及时向盟委请示处理意见，二十一团也对问题的处理采取拖延态度。８月９日和９月３日，盟委两次敦促三师处理问题，三师党委在９月16日才做出了处理决定：动手打工人民兵，不是简单的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盟委和县委的态度问题，破坏了兵团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头打人的战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引发事端的战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七连副连长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发展，严重失职，撤消副连长职务；一连指导员身临现场，没有积极制止打人事件，表现出不负责任，需在团党委会上严肃批评帮助。

    1974年８月28日上午，二十一团三连８名战士携带提包到临河县小召公社富强四队抢瓜，被社员赶走；随后又在富强三队偷掰玉米，返回连队途中被三队社员追上，抓走３人。另５人跑回连队后，叫来了13个人，将被抓人抢回；不久后三队社员又赶来，发生械斗，２名社员被打伤住院。下午５时许，富强三队用手扶拖拉机将一名“69”岁的五保户社员的尸体送到三师师部，说是兵团人打死的。根据初步调查和验尸，当时未能作出被打致死的结论。巴盟党委迅速做出反映，明确表示这位社员是在偷玉米、抢人过程中被打死的，事件已经清楚，不需再进行调查。三师很快将主要肇事者２人送临河公安局拘留审查，隔离审查３人，其他参与者办学习班进行教育。这个事件不仅牵动了三师、巴盟的领导，兵团和自治区公安局亦都派人来参加了此案的审理工作。

    1974年８月29日晚，工程团一、二连16名战士前往呼和浩特郊区巴在公社徐家沙梁大队瓜地，企图强行吃瓜，被看瓜的社员发现，开枪阻拦，一名战士被步枪子弹击中右腋。尾随16人之后的另５名战士，见势不好，掉头返回，但被巴在公社黑兰不塔大队的护秋社员拦住，抓走２人，送往徐家沙梁大队。一连连长知情后立即带领５人前去交涉，因路线不熟没有找到。连队干部走后，一连男排战士36人携带棍棒，前往黑兰不塔大队瓜地要人。交涉过程中双方态度强硬，兵团战士很快一拥而上，护秋社员见势不好，转身逃跑。当一连复员军人张××追近一个社员时，社员开枪射击，张××中弹，当即死亡；开枪社员被兵团战士抓住，痛打了一顿；护秋社员２人负伤，被送往医院。

    持枪护秋并且动辄开抢，兵团与地方的紧张关系可见一斑。兵团战士的对外骚扰，给兵团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正是在知识青年情绪低落、哥们义气盛行（尤其是男知青中）的状态下，才会出现这种一人“受难”，众人援手，根本不考虑后果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很难置身事外。我们当然不想为这些不好的行为开脱，但也不愿意过多地责备当年青年人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被上山下乡大潮卷到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在怨天尤人，经历了巨大的反差之后，他们开始看到一个实际的中国，一个和书本上讲的，和想象中相差甚远的中国。他们知道了农民的生活情景，知道了农民的饥苦和企盼。不管自觉与否，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地在起着变化，他们对农、牧民的同情心，并没有因为间或发生的冲突而减弱，反而在一些事件中得到了升华。二师十三团无线电厂的知识青年武爱和讲了这样一件事：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流窜到了地里。泥土软得陷脚，我蹲下来摸鞋，直起身时，手里竟是个又大又圆的土豆。当地人叫山药，这山药是当地百姓的宝。

意外的收获，使众人高兴起来。早有人脱下裤子，用鞋带扎住裤腿，做成了连为一体的口袋。人们忙着在土里扒，摸鱼儿一般，兴奋地比着谁的个大，口袋渐渐沉了。

地头是一座小丘，像坟。远远看去似乎还有飘忽飘忽的火在闪动，使人想到另一世界的魂灵。我们都不敢前行，愣愣地傻看。

那“坟”说话了：“娃娃们，你们做甚呢？”随着一声“咳”，众人的心归了位。哪里是什么坟？走进细看，原来是一位老人。须发已染白霜，穿着光板皮袄，坐在一块破毡上，守着山药堆。

互相明白了身份后，他喃喃地说：“作孽呀，娃娃们，可不敢呀。不敢呀！娃娃们，这是俺社员一冬的口粮啊！”他带着哭腔。我们站在那儿，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有人递过烟去，老人慌得在皮袄上蹭手，双手接了，月光下细细地看：“哦，带嘴嘴的。”李良点着火凑上去，老人硬是接过火，自己点着了。

“你们冬天就吃这个？”

“这就不赖啦，年景不好。”

“老汉，今年高寿啦？”

“噢，小哩。”他伸出巴掌，翻了一下。

“啊，您才55？”

“你们那么多后生，远远地跑到这旮儿作甚来啦？”

“建设边疆！”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么远，大人们舍得下呀？”

“舍不得又能怎么着！”

……

我们把“口袋”里的山药全倒在“坟”堆上。我们翻遍口袋，尽其所有给他留下了七八斤粮票，一把毛票和硬币，所有的香烟和火柴以及那条裤子。老人坚持要领我们去他的自留地刨些山药回去，我们上前把他按住了。⁶

 

    知青们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变化，也许就是毛泽东当年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之一吧。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给这一代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就是使他们在苦难的煎熬中，在社会底层的氛围里，深化了对社会、人生及群体关系的理解，并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准则。

    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３年内享受一次探亲假，来回车费报销。出公差和外出就诊的人，按规定报销往返路费。头几年，兵团对外出人员限制很严，出门乘车的人绝大多数规规矩矩地买票。后来外出人员的限制逐渐放松，因事假、病假外出甚至回家的人越来越多，私自跑回家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而这样的往返车票，绝大多数要知识青年自理。拿津贴费的知识青年，收入不多，拿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往铁路、公路上送，想想就有气！但家还是要回的，尤其是到了兵团后期，每逢春节，除了留几个人“看摊”以外，大多数人都要赶回家去与家人团聚。不想花冤枉钱，又要坐车回家，唯一的高招就是不买票乘车了。人们对无票乘车的最简捷、最顺口的说法是“蹭车”。

    兵团战士大批“蹭车”，正赶上国家大力整顿铁路交通秩序的时侯，要想达到目的，不但要胆子大，还很需要动点脑子。人们首先在票上大作文章，大致采用过以下手法：

    （1）改票。拿一张用过的车票，把日期改改，再用一次，只要技术高超，保证天衣无缝，以假乱真。于是乎车票往来传寄，一张车票甚至可以派3、4次用场。无奈铁路很快发现了这一伎俩，查票时用了在票上打孔的办法。打过孔的自然成了废票，不能继续伪造。

    （2）混票。“蹭车”者与探亲者同行，持票者必在２人之上，遇到检票人员，先将票拿给验票人过目，随即找借口越过检票人员，将票秘密传递到他人手中，堂而皇之地通过检查。混票时一定要冷静沉着，切不可因慌张而漏了马脚。票上打孔的办法，同样给混票者以沉重打击；此外，验票者为防止传递车票，往往禁止人员走动，亦使传票者少了可乘之机。

    （3）补票。摸准查票的时间、地点，预先在车上花几角钱，最多一两元钱，补几站地的票，待查票过后，安然直抵目的地。这种作法，近途旅行极有效，长途则不安全，因为很可能会遇到多次查票。

    （4）通勤票。铁路职工子女，往往通过关系搞到铁路工作人员的公务票或探亲票等，来个冒名顶替，畅通无阻。后来持通勤票者必须出示工作证，于是连工作证都有伪造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票上，显然不是办法。人们很快另辟蹊径，在人上打主意。乘务员成了结交的对象。无论是车长、乘警，还是一般的列车员，只要认识了一位，就可以大有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乘务员带客现象极为普遍，百禁不绝，知识青年当然要抓住这种机会。一个兵团战士认识了乘务员，不但自己颇得其利，朋友们也能大沾其光。利用铁路的关系，乘坐货车也未偿不可，坐在守车内，悠哉悠哉，虽然慢一点，但不用操心，绝不会像乘客车那样险象环生（由乘务员带客并非万无一失，碰上铁路纠察，也可能“被捕”）。

    还有更大胆的人，全然不畏险途，无票乘车，比有票的还得理。一旦被验票者发现，脸不变色心不跳，要票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或者是人多势众，干脆全不买票，反正是法不治众，逼急了就以武力相威胁。乘务员对付这样的人，没有什么高招，前方到站轰下去了事。下车就下车，没什么了不起的，下趟车又上来了，不蹭到目的地绝不罢休。在京包线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年春节前夕，一列从包头开往北京的快车，不得不在中途甩下两节车厢，因为这两节车厢中挤满了“蹭车”的兵团战士，大有要和乘务员打架的架势。被甩下来的兵团战士，干脆坐在铁轨上等下列客车，又把站台人员搞得很紧张，最后通知了兵团司令部，调来卡车把这些人送到了呼和浩特，但还是无法阻止“蹭车”人的继续前进。

    “蹭车”的队伍，越滚越大，男知青敢作敢为，女知青也不甘落后，几乎所有的兵团知青都有过“蹭车”的经历。在兵团内部，还有党团员、班排长、知青干部的区别，到了火车上，全都成了一幅面孔，“我们是知青，兵团的”，就这一条似乎就成了无票乘车的天经地义的理由。被抓住而不得不补票的人，不过是说声“这次亏了”，一点耻辱感都没有。社会上的人们对知青的“蹭车”行为，亦多少抱有同情态度。在当时的中国，谁家没有几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子女呢。

    火车可以蹭，长途汽车可不好蹭，没有票连车都上不去。兵团战士倒是想得开，大头蹭过来了，回家总得有点破费吧，所以倒是不太在乎那几元钱的汽车费。各团的汽车，经常跑来跑去，运气好就能赶上。另外，找地方的顺路汽车，也是一招。只要是有兵团的地方，就少不了兵团战士“截车”。卡车、轿车、吉普车，甚至马车、牛车、毛驴车，有什么车拦什么车，只要顺路就不由分说地跳上去。少数兵团战士不仅仅是搭顺路车，对车上的东西也“顺手牵羊”，甚至仗着人多势众，逼不顺路的车“为人民服务”。地方的司机，对兵团人的随意拦车颇为头痛，但也没有办法。也有少数司机，利用搭车机会欺侮女战士。这种事情，一旦被抓住，恶人免不了被教训一顿。

    兵团少数人的扰民行为，屡禁不止，当地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兵团领导对此是束手无策。在当时，也确实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十九章  回天乏术

 

 

 

●1975年1月11日至１月21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召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会议。

 

 

一  姗姗来迟的规章制度

 

 

    面对经营亏损、管理不善、财政状况混乱的批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得不抓紧财务规章制度的制定。1974年３月25日，兵团正式向所属单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企业财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经费管理办法及经费开支标准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企业连队经济核算办法》三个试行办法，规定各单位从1974年１月１日起试行，并宣布“过去兵团颁发的企业财务管理及经费开支标准等有关规定，凡与３个试行办法有抵触者，一律以３个试行办法为准”。

    《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包括总则、核算体制、财务计划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流动资金管理、专用基金管理、成本管理、盈亏计算、预算缴拨款、会计核算、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等内容。兵团所属企业的划分，在《企业财务管理办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凡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团队为农（牧）业企业（包括团属工厂及团办机修连、小煤矿、小工业等）；凡从事工业生产的工厂、矿山为工业企业（包括工业团所属工厂）；凡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级物资供应站和商业批发站为供销企业；工程团为建筑工程企业；各类企业所属的服务社、供销社，都作为各该类企业的附属企业管理；基本建设单位和行政事业单位附属的服务社按供销企业管理。农（牧）业企业实行团、连两级核算，连队为基层核算单位；工业企业实行厂部和车间两级核算，车间为基层核算单位；供销企业和各类企业附属的服务社，实行一级独立核算；各类企业的班、组、车间或排，都要实行定额管理。

    内蒙古兵团依然实行自上而下地下达控制指标和自下而上地编制财务计划的机制，并对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专用基金、成本、盈亏等方面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下列十种情况为违反国家财经纪律：

 

（一）任意搞计划外基本建设，特别是搞楼、堂、馆、所的；

（二）未经国家批准自行招人，或者擅自增加职工工资和提高福利标准的；

（三）拖欠和挪用应上交国家的税款和利润的；

（四）挪用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和其他财政性开支的；

（五）挪用简单再生产的资金，如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林业迹地更新基金、矿井开拓延伸基金等，用于其他开支的；

（六）乱挤成本，乱挤费用，乱挤“营业外开支”，任意提高各种专项基金标准的；

（七）赊销商品，相互拖欠，未经批准预付货款非法预收定金，以及不执行经济合同和结算纪律的；

（八）向各单位搞摊派、向群众搞平调的；

（九）私分粮食、私分商品、私分国家财产，化大公为小公，以及请客送礼、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金的；

（十）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和贪污国家资财的。

 

    《农牧企业连队经济核算办法》强调了连队作为基层核算单位是全团进行经济核算的基础，并规定连队经济核算应包括计划管理、定额管理、劳动管理、物资材料管理、产品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统计工作、会计核算等内容。

    《财务经费管理办法及经费开支标准规定》是在原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费领报及开支标准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拟定的。本规定将非生产机动车和交通工具燃料费、管理费，会议费，差旅费，合作医疗经费，住院费与伙食补贴，知识青年安置费，学校经费，各种开办费，等等，全部归入通用标准一类，使用统一的开支（收费）标准。在知识青年安置费中，特别明确了安家补助费的标准：“婚后凡在兵团安家者，每人安家补助费25元，由团（厂）统一掌握，于知识青年结婚时一次发给，用于营厨具的增添（双方都是兵团内部知识青年的按两人标准补助）。兵团于一九七三年前接收的知识青年的此项费用，由兵团从过去结余的差旅费中解决。各师及兵直单位，每季按实际结婚人数向兵团财务处报领”。福利基金，公杂费，宣教费，烤火费，民兵事业费，人防经费，等等，列为专用开支，并做了有关的标准规定。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已经５年有余，才设计出比较像样的财务规章制度，在正规办企业的路上确实走得颇为艰难。即便有这些规定，基层单位的实施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且，生产形势越来越不妙了。

 

 

二  一九七四年生产大滑坡

 

 

    1974年，内蒙古东部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干土层普遍达到20厘米，最深的达到40厘米，内蒙古兵团五、六师的农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两个师当年的播种面积为65.25万亩，受灾面积40.5万亩，成灾面积达29.5万亩，造成粮食产量比1973年减少了3243万斤。

    工业生产由盈转亏，更是兵团各级领导始料不及的。原计划1974年兵团工矿企业可完成利润505万元，结果是亏损了269万元，不仅未能弥补农业亏损，反而加大了总亏损。

    根据年底的财务决算，1974年全兵团实际播种107万亩土地，粮豆总产量为4091万斤，比1973年减少3243万斤，仅完成计划产量的45%；油料作物产量为70.35万斤，完成计划的23%；甜菜产量662万斤，完成计划的6%。牧业生产尚好，共生产肉类171万斤，完成了商品畜的上交任务。工业生产仅完成年计划产值的63%。1974年内蒙古自治区核定的兵团亏损指标为2649万元，当年实际亏损为4682万元，超计划亏损2037万元，比1973年多亏损1474万元。

    生产滑坡、亏损加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业单产低、成本高，仍然是严重的问题。1974年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44.15斤，斤成本比1973年提高了65%。工业生产面临运输紧张、原材料缺乏、电力不足等困难，停产工厂达到９个，亏损企业比1973年增加了５户；工业可比产品的成本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7.9%。生产管理上人浮于事的现象没有扭转，按照中央的规定，非生产人员不超过12%，兵团规定2000人以下的团级单位机关人员不超过100人，2000至3000人的团级单位机关人员为120人，3000人以上的团级单位机关人员为140人，但实际上一般团机关人员都超过了200人，少数团达到300人之众。农牧业团的非生产性开支占全部生产费用的25.76%，工矿企业的企业管理等费用占全部生产费用的11.16%，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8%的标准。⁷

    生产的下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弥漫全兵团的人心浮动。生产建设兵团的前途叵测，体制改变只是早晚的事情，领导和群众都不能不考虑未来的安排，一心一意抓生产、抓经营管理的人越来越少。兵团战士黄爱民是这样描绘1974年时兵团的情形的：

 

在当时的兵团，人心思归，到处弥漫着忧伤、颓废、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气氛。我们也同样在困扰着十几万兵团战士的诸多问题中艰难地探寻着、挣扎着，时而压抑、惶惑，时而振奋、自信，当年的日记本上记满了这种矛盾心理。⁸

 

    二师十一团的兵团战士谭宗远也指出：

 

    兵团后期，动荡不安，一方面现任部队领导准备撤走，改由地方干部接替；一方面病困退人员剧增，闹得人心浮动，生产下降……但兵团仍在撑持门面，共青团代表大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仍在一届一届地召开。⁹

 

        自然灾害加人心浮动，兵团生产的大滑坡势头似已难以扭转，上上下下都在考虑未来的出路。

 

 

三  最后的荣誉

 

 

    在1975年１月召开的兵团“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会议上，兵团党委决定授予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以荣誉称号。这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召开的最后一次兵团级的表彰大会，并且是最后一次授予兵团级的荣誉称号。

    被授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进集体标兵的有以下11个单位：

 

            一师三团一连

                   一师五团十连家属队

            二师十三团农药厂

            二师十六团二连

            二师十六团三连

            三师二十二团种籽连

            四师二十四团一连积肥班

            五师三十一团七连

            五师哈尔根台公社白音乌拉大队

            六师五十二团四连机务排

            兵直化纤厂

 

    被授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模范的有以下15人：

 

            一师四团一连技术员钟发林

            一师四团沙金公社巴音乌拉大队牧民额尔德尼（女，蒙古族）

            二师十三团浆粕厂排长董邦义

            二师十六团二连副班长黄美容（女）

            二师六十二团六连班长董俊婷（女）

            四师八团七连驭手叶素忠

            四师玻璃厂熔制车间工段长吴连仲

            五师三十一团五连牧工松克拉（蒙古族）

            五师白音花公社胡机图大队牧民那德木德（蒙古族）

            五师罕乌拉公社萨日乌拉大队牧民元登（蒙古族）

            六师五十四团五连牧工额尔登木图（蒙古族）

            六师生建部汽车队代副队长胡玉明

            兵直化纤厂二连代副连长赵庆汉

            兵直化纤厂八连挡车工刘琦（女）

            兵直化肥厂防腐土木修车间工人林忠奎

 

    被授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模范工作者的有以下４人：

 

            二师十二团一连医生董海霞（女）

            三师医院传染科主任张效文

            三师二十二团种籽连副连长宫树清

            六师乌拉盖公社白音高勒大队赤脚医生李田（女）

 

    内蒙古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于1975年９月１日至９月８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坚持在农村、牧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做出显著成绩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代表750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整体，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先进集体标兵：五师三十一团七连女子放牧班

            先进个人标兵：六师汽车队张振海，一师四团六连曹民起

            先进集体28个：

            一师一团四连勤杂班       四师八团四连四排十二班

            一师三团七连种子试验班   四师二十四团一连积肥班

            一师五团九连种子班       四师三十四团四连

            二师十一团一连三排       五师三十一团七连五班

            二师十二团宣传队         五师四十一团三连

            二师十四团一连           五师四十三团九连

            二师十五团二连           五师四十四团八连

            二师十六团三连           六师五十一团饲养场

            二师十七团三连试验班     六师五十七团煤矿采煤三队

            三师二十一团三连         六师五十二团二连

            三师二十二团种子连       六师五十三团一连团支部

            三师二十三团十连种菜班   兵团司令部警通连公务班

            三师二十五团种子连四排   兵团化纤厂化工车间增产灵四班

            三师种子连甜菜试验班     兵团化纤厂四连一工段

            先进个人70人：

宋建平、陶年琪、成莱平、曹佩臣、方卫东、顾志芳、杜树敏、韩树清、郑皖华、袁军、庞建、赵珍珍、张德荣、郑九玲、谢文童、王文泉、王金玉、王克生、高维英、吴平原、刘云禄、李传贵、王丽英、田慧月、康元富、李玉明、张万荣、杨艺、顾鸿英、杜力生、于先英、许淑芬、羡春虎、叶繁中、刘月芬、乔元恒、李立安、吴连仲、赵云翠、张培录、侯俊台、戴敬芬、杜文孝、李春艳、王淑琴、李金凤、王平、冷明、郭怀荣、王曙光、李玉书、李铁金、张树山、姚新新、李田、王满仓、柴宗福、贾幼陵、王孝研、金水棠、刘涌德、汪立群、马丽君、李清河、郭继明、刘英芬、孙洪志、吴孟多，杨燕绥、刘晓沧

 

    这些集体和个人，大多数是多年的先进标兵，几乎都曾立功受奖。昙花一现的部分“学毛著积极分子”，终究会被淘汰出局，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追踪到了部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事迹：

 

一师三团一连是兵团早就树起来的典型单位。该连党支部经常在兵团报纸上介绍管理经验、学习经验等。在连长闻泽华的带领下，该连每年冬季的平地保墒工作都抓得很紧，土地的耙、平、压，都在４遍以上。该连还有一位66岁的“老愚公”王有余，每天顶着星星积肥，一个多月就积肥20000斤。一连有64名职工，连队党支部很注意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在经营管理方面，一连不仅试行了劳动奖励制度，还制定了连队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５章30条，并实行了劳力、土地、产量、工具四固定的生产制度等。

 

五师三十一团七连，牧业连队，1972年冬季，草原上“白灾”肆虐，该连抗灾保畜工作成效显著，全连32000多头（只）牲畜保畜率达99.8%。这个连的女子放牧班，由来自北京、唐山、包头、集宁和本地的10余名知识青年组成，担负着1300多只改良羊的放牧任务，连续３年荣立集体三等功，并以先进集体名义出席了1975年８月的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

 

四师二十四团一连积肥班是一个女生班，成立于1971年５月，班长胡洁。为了多积肥，积好肥，女战士们经常赶车到离驻地十几里的海渤湾市去，走大街，穿小巷，发掘肥源。找厕所，掏大粪，除了脏、臭外，还不时招来讥笑，她们都满不在乎。1972年，连队下达的积肥指标是300万斤，积肥班完成了400多万斤，平均每人每天积肥2000多斤。当年，积肥班荣立集体三等功。

 

二师十六团二连，1970年底在牧羊海边建点，当时只有1000多亩耕地，有灌无排，严重碱化。二连指战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本连驻地周围方圆30多里的范围内，开挖渠道54条，总长100多公里，并且移沙造田，使耕地面积达到了5000多亩。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杭州女知识青年黄美容脱颖而出，一个人顶两个人干，总是挑着两个大筐跑在前面，被人们称作“铁肩膀”。

 

兵直化纤厂，建厂６年来年年完成生产计划，是内蒙古兵团老字号的先进单位。该厂二连改装煤粉锅炉的技术革新颇为成功，八连原来就是先进连队，又在化纤厂1972年举行的第一次劳动竞赛评比中夺得了流动红旗。在先进个人中有化纤厂二连副连长赵庆汉和八连的挡车工刘琦，也就不奇怪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走下坡路的时侯，在基层单位还有一批骨干，继续保持着以往的斗志，而受到表彰的，只是他们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兵团后期各项工作的维持，正是靠了这批骨干。

    为了加强骨干的培养和使用，1974年６月20日，兵团政治部和生建部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排职干部的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加强对排职干部的管理，全面的考核和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相对的稳定干部，熟悉业务，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兵团党委决定，凡兵团所属单位编制为排的干部，按任免权限由干部部门管理。这些干部的升调工作，由干部部门提出意见，报党委批准。担任排职职务的同志（不含原属国家干部的）不作为国家正式干部，不定级，其统计和工资问题，仍由劳资部门负责。”排长、副排长等，是连队的基本骨干，在战士眼中大小是个“头”，所以抓住排级干部的培养，显然是稳定兵团基层组织的有效措施。

 

 

四  未见改进的知青工作

 

 

    1974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仅生产大滑坡，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显露出了败相。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内蒙古兵团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发了不少，报告也没少做，部分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是一阵风刮过去之后，知青工作仍然存在颇多问题，某些方面的问题甚至愈演愈烈。

    1974年３月，上海市派学习慰问团至内蒙古，分成两个分团，一分团慰问插队知识青年，二分团慰问兵团知识青年。当年９月，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转发了上海慰问团了解的情况。二分团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工作有如下评述：

 

上海知识青年自1971年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大多数青年表现很好，一批青年入党入团，成了连队建设的骨干，为建设和保卫祖国北疆作出了贡献。同志们根据前一段普遍慰问工作中的了解，提出一个迫切的意见，就是希望自治区党委加强对兵团的领导。兵团不少干部和知识青年以急切的心情反映：这几年，兵团生产逐年下降，亏损逐年上升，基层干部和广大战士生活很苦，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很激烈，知识青年受摧残迫害的案件很多，部分青年思想上受到严重腐蚀。对于这些，广大干部和战士都很焦急。迫切希望自治区党委把兵团工作切实领导起来。

有的同志指出：兵团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知识青年，各部门工作都与知青工作有关，但兵团内部没有一个专管知青工作的部门（现在由劳资部门兼管，上下都不对口），这样很不利于各项知青工作的落实。同时提出，兵团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自治区知青办为什么不管兵团的知青工作？这问题，希望自治区党委领导考虑。

现在兵团知青工作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有一部分干部对中央[1973]21、30号文件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如认为中央文件是“为青年撑腰的”。有的连队到今年６月份才贯彻中央文件精神。

（二）在连队管理教育上问题很多。抓得紧、管理得当的是少数。有一部分连队还是用管、卡、压这一套（个别连队的班几乎每个青年都受到了警告处分）；有相当一部分连队是撒手不管，致使有些地方歪风邪气上升。

（三）战士生活上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生产上不去和生活管理不当等各种原因，不少连队战士生活很苦，长年来没有一滴油吃，许多地方没菜吃、没水喝、没煤烧，病号多、治疗差。个别连队战士没菜吃，自己种的菜为了多挣钱，卖给外单位。知识青年正是长身体时期，长期下去，势必影响身心健康。

（四）对奸污迫害、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案件处理不力，现在还有新的发展。有些连队由捆绑吊打发展到挑动知青打群架。规模小的在连的范围内，规模大的在团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今年以来，七团五连、六团七连、二十四团七连等许多单位都有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对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现在处理上有两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把揭发人、被污辱的女青年弄得人人皆知；二是对犯罪分子用调离、离职反省等办法挂起来，长期不做处理。

 

    应该说句公道话，自治区党委对兵团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1973年３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军事工作外，党、政工作交自治区领导。但兵团内部实行垂直领导，自成体系，又是以“军”的面貌出现，领导起来谈何容易！管不了，也就只能不管了。

    1974年起，关于兵团前途的各种传说纷起，兵团各级干部对工作的责任心已远不如兵团初期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也像知识青年一样，在逐渐冷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很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

    1974年１月，兵团化肥厂请求将38名表现不好的知识青年调出工厂，并希望把他们分配到距化肥厂较远的单位去，其理由是：“化肥厂工业连续生产，工艺复杂，技术性强，易燃易爆，要求每个生产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严格的组织纪律，较熟练和技术，否则会造成严重事故，给国家财产和人身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表明政治教育的能力已经非常单薄，领导对所谓的“刺头”只能采取推出去的办法。但是牵一发即动全身，每个单位都有表现不好的人，难道都调出去？往哪儿调？兵团领导不同意化肥厂的作法，希望继续进行思想教育，实际上就是维持现状。

    案发率的增加也是政治工作薄弱、人员思想涣散的表现。1974年，全兵团共发案280起，与1973年相比发案率增长97%。当年被判决的有51人，其中５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61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到1975年上半年愈演愈烈：

 

１月，兵团发电厂机修连一职工因打架斗殴被看管，多次预谋逃跑，并扬言行凶，兵团党委决定将其拘留审查。

１月16日，三师二十二团三连现金被盗。

２月，兵团发电厂卫生所所长因强奸女知青被隔离审查。

５月，一师五团一连连长、指导员因奸污女知青、贪污、盗窃等被拘留审查。

５月８日，五师四十一团六连连长强迫10名战士搬着石头面向太阳体罚，引起公愤，在５月12日的党支部扩大会上有不少人给他提意见，随后又有人给连长贴了大字报。５月13日下午，该连长用半自动步枪自杀，饮弹身亡。

６月18日，五师三十一团毛纺连一知识青年，因未能入团，对本连团支部副书记意见颇大，随即采取极端作法，乘后者熟睡之时，将浓硫酸倒在其脸上，导致面部、上肢、背部严重烧伤。该知识青年很快被逮捕。

 

    在兵团各级干部和知识青年纷纷找出路的同时，兵团干部、职工子女却纷纷加入兵团。

    从各地到内蒙古兵团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把家属带到了兵团，并把子女送到驻地附近的学校读书。这批子女初、高中毕业后，和原农场干部、职工的子女一样，面临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乡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近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是比较好的出路，因为既享有了上山下乡的名义，又实际上没有远离家人，并且就此享受全民所有制的待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考虑了兵团的特殊情况，于1974年１月５日批准73届初、高中毕业的1500名兵团干部、职工子女参加兵团。当年，兵团实际接收了内部子女1496名。1974年，又有1097名兵团干部、职工子女中学毕业，要求参加兵团。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同意兵团安置这批子女，但是强调要“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到农、牧业生产连队，参加生产劳动，不得在兵团所属工厂中安排”。

    兵团的机构，在1974年内有所调整。原兵团后勤部，改名为生产建设部，下设计划处、农牧处、工业处、劳资处、基建处、供销处、财务处、机运处等，并于1974年８月１日起使用新的印章。作训处、军需处和卫生处等，设在司令部之下。政治部下加设了直政处。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下坡路快走到头了，改变兵团颓势的努力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在等着最后的时刻。

 

 

 

 

 

 

 

 

 

 

 

 

 

 

 

 

 

 

 

 

 

 

 

 

 

 

 

 

 

 

 

 

 

 

 

 

 

 

 

 

 

 

 

第三十章  体制改变

 

 

 

●1975年６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同年7月，国务院召开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

 

 

一  军委会议：要全面整顿

 

 

    1975年，中国政坛出现转机。１月５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月８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１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时隔10年后重新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排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干扰，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国务院副总理，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身患重病住院，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为了消除“批林批孔”运动带来的不安定因素，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时机，毅然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２月至５月，工交战线的整顿颇见成效；６月至10月，整顿工作全面铺开，涉及到工业、农业、科技、军队、文教各个方面。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在这次整顿中得到了解决。

    1975年１月，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整顿的内容包括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和纠正不正之风等问题。中央军委立刻着手进行调查研究，为军队整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从军队到地方，对生产建设兵团的非议已颇多，军委指示各大军区、省军区，就生产建设兵团的归属问题与地方政府商讨，尽快拿出改变体制的方案。继广州、云南兵团撤消、兰州兵团改制之后，1974年７月１日，宁夏农建五师建置撤消，所属团场与宁夏其他国营农场合归宁夏自治区农垦分局管理；同年12月，中央军委、国务院同意南京军区将其所属江苏、淅江、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所在省省委领导，撤消了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广西农建师。到1975年年初，原有的12个兵团和３个生产师，只留下了７个兵团和６个农建师，其中保留在大军区领导之下的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山东生产建设兵团；隶属省委领导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甘肃、青海、陕西的农建师。

    1975年３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改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求报告，撤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机构，成立新疆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国营农场。兵团和师的工矿、交通运输、建筑企业，以及商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分别划归自治区和地（州）有关部门领导，各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随即发出了《关于改变兵团体制有关交接工作的具体方案》。５月，兵团各机关将所属单位的机构、人员、工资总额、财产、物资以及职工档案等一并造册，移交给自治区的有关部门。

    ６月５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被撤消。７月29日，安徽省成立了省农垦局筹建领导小组。¹⁰

    在这样的大潮流之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改变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北京军区、农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从1974年10月开始调查研究内蒙古兵团体制改变问题。1975年２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改变兵团体制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北京军区派工作组协助工作。1975年４月20日，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请示报告指出：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毛主席、党中央于1969年１月24日批准组建的。组建以来共接收了10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建成了６个师，40个团和相当团级单位的厂、矿、医院11个，总共18万多人（其中现役干部5600多人）。６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政治思想和生产建设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级新党委没有建立之前，为了稳定局势，加强战备，动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开发、建设边疆，组建以解放军为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1973年３月２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军事工作外，党、政工作交自治区领导。从目前情况看，兵团是一个企业单位，主要任务是搞生产建设。由于布局分散，遍及自治区４盟２市，年度计划与长远规划都需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统一安排，而兵团内部实行垂直领导，这同盟市、旗县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不相适应；兵团的农场、牧场大部与公社、大队的土地交错，工矿企业也都在城镇或郊区，与地方关系密切，按现在这种体制，生产管理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兵团的组织形式偏重于军事上的需要，按兵团、师、团、连编制，层次重迭、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与农牧业生产实行企业管理不相适应，经济亏损很大；兵团的现役干部，原属北京军区管理，交自治区后，其任免调配、政治考核、生活福利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也不好解决。

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搞好思想和生产建设，我们打算将兵团的体制作如下改革：

撤消兵团、师两级机构，自治区和有关盟市、旗县根据实际需要成立农牧场管理局；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由有关盟市、旗县领导，生产建设业务归各级农牧场管理局管理；厂矿企业归工业各口领导。为了加强战备，农牧场设民兵指挥部，军事工作由有关军分区和旗县武装部负责。现役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自愿的原则，留一部分在地方工作，并办理复员转业手续，其余由北京军区统一分配。同时补入一批地方干部，提拔一些优秀知识青年，充实农牧场的各级管理机构。体制改变后，相应的制度和待遇，按当地相同的企（事）业单位的规定执行。

改变兵团体制拟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从３月１日到９月底，为准备阶段。在这期间，由兵团党委和有关盟市、旗县党委对师、团党委实行双重领导，以盟市、旗县党委为主，调入一批地方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抓好革命和生产。第二步从10月初到年底，进行公开动员，具体进行交接，现役干部按交接的进程，由下而上、分期分批地撤离，以逐步完成改变体制的全部工作。

鉴于兵团前几年属北京军区领导，这次改变体制又涉及现役干部的安排问题，还可能遇到其他有关军队方面的问题。因此，改变兵团体制的工作，建议由北京军区和自治区共同组织领导。

 

    1975年６月24日至７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７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军队的整顿很快见了成效。

    恰是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95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问题的批复》：

 

同意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撤消兵团、师两级机构，把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

望切实加强领导，对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干部、工人、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做好交接工作，促进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把国营农牧场办好。改变兵团体制的工作，应充分做好准备，抓紧进行。有关现役干部的安排调动、思想教育工作，由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军区共同组织办理。

 

 

七月交接工作会议

 

 

    紧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７月16日至21日，农林部在北京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讲话：

 

1968年以来，全国先后组建了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２个生产师，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生产师共12个兵团和３个生产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兵团、生产师贯彻执行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斗、批、改，开展了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发展生产、培养教育知识青年、建设和保卫边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团结，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了11个兵团和２个生产师。在有关省、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示，改变体制是顺利的，交接工作是做得好的。

现在，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讲几点意见：

（一）各级党委重视，是做好改变兵团体制工作的关键

改变兵团体制，不仅仅是交交接接，而是上层建筑的一项改革，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使国营农场更好地前进。这项工作涉及到军队和地方，必须在省、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共同领导下进行。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做好改变兵团体制工作，领导一般重视还不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建议各有关省、区党委和军区党委进一步加强领导，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贯彻中共中央[1975]９号、13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兵团体制批示的精神，切实做好交接工作。军队和地方，地方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都要互相配合，协同工作，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要抓紧，抓细，一抓到底。通过交接工作，要为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打下一个好基础。

（二）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改变兵团体制，涉及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反映，因此，必须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正确理解改变兵团体制的意义，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使干部和群众统一对组建兵团、撤消兵团必要性的认识，统一对兵团工作评价的认识。

（三）认真做好交接工作

在改变兵团体制过程中，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抓交接，一手抓生产，做到生产不停顿，工作不间断。……已经交接和正在交接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妥善安排好生产工作，加快生产建设步伐，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绝不能因为改变体制，而造成生产下降。抓好生产，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做好改变体制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交接工作中，必须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办好交接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许侵占、私分公产和公物，不得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有的交接工作比较粗糙，遗留问题较多。有的农场交下去了，但领导关系还不落实；有的资金、物资供应中断；有的随便分掉农场的财产。凡是交接工作还有问题的单位，都应当进行一次检查，切实加以解决，把农场管好办好。

兵团撤消后，国营农场要继续抓好民兵工作，搞好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实行劳武结合，寓兵于农，特别是边疆地区，更要加强民兵工作，充分发挥屯垦戍边的作用。

（四）组建好领导班子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改变兵团体制中，各有关省、区党委对组建各级农垦部门和农场的领导班子抓得很紧，大多数单位都及时地建立起来。实践证明，做好交接工作，办好国营农场必须建立一个团结战斗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交接工作已结束的，要进一步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正在交接的，要抓紧建立；临时指定的，要抓紧对干部的考核，尽快明确职务，以保证农场工作顺利进行，不要发生领导中断的现象。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拔一批有觉悟、有朝气、有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特别是要配备好农场的一、二把手。要注意配备妇女干部。民族地区还要注意配备民族干部。

（五）搞好农场的管理体制

在改变兵团体制的同时，要认真总结过去农场几上几下、体制多变的经验教训。根据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对农场的管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原则，研究确定农场的管理体制。既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层层下放，撒手不管。凡是农场较多的省、区和地区，都应当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农场管理机构，不能无人管理。

兵团体制改变后，工农业生产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物资供应、产品调拨、财务管理、劳力调配等都要纳入地方的计划。过去没有纳入计划的，这次应纳入计划。资金和物资供应渠道不要中断。由国家计委“戴帽”下达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在国家没有改变物资供应体制以前，仍应保持现行办法。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不要因为改变体制降低水平。原来兵团的公安、政治、文教、卫生、商业、银行、邮电、交通等事业，地方有关部门都应加强领导，更好地为农场发展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国营农场应当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搞好农业的同时，必须适当发展工副业生产。凡是直接为农场生产服务和为职工生活服务的支农工业，农垦部门应当继续管好办好。

（六）进一步加强党对国营农场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国营农场的根本保证。……要把改变兵团体制作为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的新起点。中共中央[1975]11号文件中指出：“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委、兵团各级党委和兵团的广大干部、军垦战士，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和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肃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高潮，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的胜利！”我们认为，中央这个指示精神，也完全适用于其他有关省、区，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办好国营农场，使农场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方面充分发挥示范作用。¹¹

 

    农林部部长沙风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指出：

 

现在除黑龙江兵团外，都改为农场，这是必要的。据我知道，中央领导同志对兵团改为农场是很重视的，讨论过多次，对我们作过多次指示，不管对哪个兵团改变体制的批示，都经过中央很多领导同志圈阅，特别是中央[1975]11号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

一种组织形式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改变是常有的。兵团发展到现在，从各方面考虑必须改变，改变是必要的。从改的实践证明，改变也是正确的。别的我不清楚，我到广州兵团看过，广州兵团改变体制后，不论政治思想和生产，都是好的。

 

    对生产建设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总的应该怎么看，沙风认为：

 

兵团这几年在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地方党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兵团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当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也受到干扰和破坏，但主要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于兵团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军队同志对生产不熟悉，缺乏经验，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个别干部违法乱纪当然不好……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而是怎么看。从某一方面说，问题不少，有的也很严重，这是事实。但从全局来说，从主要方面来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支流，有些问题是属于经验不足造成的。这是从整个兵团的工作来说的，我不是说哪个师、哪个团、哪个连……兵团的工作，要由省、区党委来估价。

 

    沙风强调指出：“交接工作不单是交交接接，不出乱子，这个不够。一定要在交接过程中，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更好地发展。主要靠省、区党委、军区党委，靠省、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希望他们抓，把这件事做好。”¹²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改变，只不过稍晚了一点。1975年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领导机构，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除外），严格地说，在1975年被划上了句号。

 

 

三  沉重的失落感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变的消息，迅速传到兵团的各个角落，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７月１日至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和兵团联合派出的工作组在二师师部、三师师部、十二团、二十六团、巴盟盟委等单位召开了８次座谈会，倾听各方面人员对兵团体改的反映，并在７月14日上报了《关于改变兵团体制问题的简要汇报材料》，涉及７个方面的问题：

 

（一）首先要统一对改变兵团体制的认识。只有认识的统一，才有行动的一致，只有正确的思想，才有积极的态度。在认识方面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对为什么组建建设兵团和又为什么改变兵团的体制？在这方面有的同志不太理解，说：“对几个有利想不通”、“兵团搞得不好”、“兵团撤消是打了败仗撤退”。二是如何估价兵团组建以来的成绩和缺点？有的只看到和听到了发生的问题和坏人坏事，看不到或不了解好人好事和成绩的一面；有的不能既从政治上又从全面的生产建设上来看兵团组建以来的成绩和缺点，而只从生产数字上来看问题，即认为兵团不如劳改农场；有的甚至说：“路上一走，哪块地庄稼长得不好，不用问就是兵团的”等等。三是如何对待广大知识青年？有的只看到知识青年中的少数打架斗殴或个别坏分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去看他们的大多数，说什么：“这些土八路、败家子”、“知识青年不好管”。这些问题虽是少数人的反映，但如不解决影响很大，如在现役干部中有人感到是“光荣而来，灰溜溜而走”；在地方干部中，现在兵团工作的有的不愿继续留在农牧场，需要调来的则不愿来；在知识青年中，有的认为个别坏分子把整个知识青年的名声败坏了，对社会舆论压力很大，影响了扎根边疆的信心。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用全局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兵团的组建和体制改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兵团组建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首先应肯定成绩，对缺点错误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新生事物，不应只看到少数个别的违法乱纪行为，即嫌弃广大知识青年，忘记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任务。

（二）必须重视配备体改后的各级领导班子。当前基层问题不大，自治区党委批准选拔800名年青基层干部的指标正在落实，三师二十一团只还有３个连队有现役领导干部。问题主要在团（将来的场）一级，急需配备领导班子，二师现有11个团，只有11名团职地方干部，其中有的同志年大体弱，有的也要求调出，这样数量严重不足，需要选配场一级主要领导同志；再是业务骨干也比较缺，特别是管生产和财务的业务领导干部也要选配。最好请自治区党委发个通知，提出具体要求。

（三）规模调整问题。兵团现有的团和连队，有的自然条件差，没有多大发展前途，如二师二十团，1974年收粮12万斤，而种子却用了17万斤，亏损150万元。二师的六十二团、三师的二十三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情况类似，也都需要调整，至于连队需要调整的数量还要多。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应听取地方党委和各师团的意见，慎重勘察研究，分别采取撤消建制、合并单位、缩小规模三种形式进行调整。这一工作应提前研究定下来，以便有的放矢地组织场和连队的领导班子，应在体改过程中同时进行。

（四）有关各种人员需要明确和解决的具体实际问题。一是现役干部愿意留下的怎么安置，是复员还是转业。二是现役干部的家属子女带走的问题，这是普遍要求。三是知识青年的待遇问题，最好在公开体改动员前定下来。

（五）对体改工作应加强领导，抓紧进行。体改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建议各有关盟市党委，仿照自治区党委的办法，很快成立一个体改领导小组，具体抓体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搞些调查研究和干部配备的准备。在体改进行的时间上，从兵团到地方，从领导到广大群众，一致反映早进行比晚进行好。有的同志说：“农业是一年生产，两年准备，早进行影响一年的生产，晚进行影响两年的生产。”有的同志看到现在思想普遍动荡，部分干部等着走，工作抓得不紧，兵团内外有的想趁机搞点物资，如十四团分了福利费，有的单位分木材，巴盟有13个单位，向三师求援三大建材等情况，认为越晚损失越大，时间拖长会把人拖垮，把地拖垮。因此，自治区党委召开的盟市委书记和师以上干部会议，应尽早召开，以便体改准备工作早日全面铺开。

（六）体改后的管理体制问题。下面的意见是：农牧场最好以盟领导为主，旗县只管党政工作。体改后的机构设置，规模大的场可分三级（场、分场、连队）管理，小的搞场和连队两级管理。

（七）几个具体问题。

1、兵团各级由于粮票不足，欠探家知识青年粮票数量很大，仅二师就欠180万斤，体改中应予解决。

2、体改后各农牧场需设派出所，管理治安、户口等事宜。在体改过程中地方公安机关应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维护治安和清理积案。

 

    实际上，当撤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属实之后，兵团从上到下普遍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光明的前途已经不复存在，“序列”的光环全然退尽。现役军人们心里清楚，返回部队不过是走走形式，转业回家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兵团干了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果是上面一句话，说散就散，一切努力全白费了！复员军人对于从兵团职工转成农场职工，也是牢骚满腹。知识青年的看法更为尖锐：现役军人拍拍屁股走了，复员老兵到哪儿都是挣工资，把我们扔在这里不管了；当年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上山下乡，屯垦戍边，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怎么说走就走了，要走也应该一块走。

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事态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