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 12-31-33章

史卫民

 

 

第三十一章  地方接管

 

 

 

●1975年10月至12月，地方干部陆续进入兵团各单位，实施权力移交。

●1976年，现役军人分批撤离。

 

 

一  生产建设兵团，盖棺论定

 

 

    1975年８月３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正式通知成立“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领导小组”，由吴涛任组长，张正光、刘景平、沈新发、倪子文、张德华任副组长，以姜习、张鹏图、石汝麟、黄凤歧、刘吟庆、宋健民、樊尚科、王前为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移交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８月５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盟市委书记和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吴涛在会议讲话中对改变内蒙古兵团体制的原因做了更明确的解释：

 

兵团是以现役军人为骨干，在内部实行垂直领导，所属师、团在所在的盟市旗县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不适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组织形式，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在领导关系和生产管理中有许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因此，改变兵团体制，就更加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生产和工作上，就可以更好地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精兵简政，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上下左右各方面和各族人民的团结。

 

    吴涛充分肯定了内蒙古兵团所取得的成绩，并列举出了以下数字：

 

先后参加兵团的10万名知识青年，截至1975年３月，已有652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40439人加入共青团，有1262人被提拔为国家干部，7808人被选送到大中专院校学习。

全兵团共有15325人和1256个集体单位立功受奖，其中7人立一等功，18人立二等功，536人立三等功。

在农业上，兵团的耕地面积由64万亩扩大到147万亩，其中可灌溉面积从31万亩增加到49万亩；植树造林69630亩，建房292万平方米。

在牧业上，开发缺水草场31万亩，牲畜头数至1974年底达到1087900头（只），总增长率平均达到22.4%，纯增长率达到4.6%。

在工业上，兵团组建时只有５个小厂，年产值533万元，现已发展到大小厂矿41个，最高年产值达到3100万元。

 

    吴涛指出兵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发展较慢，粮食不能自给；经营管理不善，亏损较多；个别干部和战士违法乱纪，造成了不良影响”。

    如果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到1974年的生产数字和财政支出情况列出来，确实是令人感到失望：

 

            基本建设投资，６年共计41625万元。

            工农业总收入，６年共计43783万元。

            兵团财政总支出，６年共计62887万元。

            内蒙古兵团总亏损，６年共计18991万元，其中：

                农业生产亏损，６年共计20367万元。

                工业生产盈利，６年共计1132万元。

                供销企业盈利，６年共计244万元。

            粮豆总产量，６年共计33574万斤。

            上交国家各种肉类，６年共计1441万斤。

 

    生产成本过高，是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而列入成本中的工资，即便是在供给制的低标准状况下，合在一起数字也很惊人：

 

1969年，全兵团生产成本3449万元，工农业总收入1651万元，全年总支出3532万元，其中支付工资1746万元。

1970年，全兵团生产成本6489万元，工农业总收入3599万元，全年总支出6646万元，其中支付工资2593万元。

1971年，全兵团生产成本8911万元，工农业总收入6303万元，全年总支出9238万元，其中支付工资3405万元。

1972年，全兵团生产成本10061万元，工农业总收入10879万元，全年总支出14117万元，其中支付工资3505万元。

1973年，全兵团生产成本10539万元，工农业总收入12091万元，全年总支出15299万元，其中支付工资3676万元。

1974年，全兵团生产成本12680万元，工农业总收入9373万元，全年总支出14055万元，其中支付工资3762万元。

 

    颇为巧合的是，从1969年到1974年，兵团支出的工资一项，共计18687万元，很接近６年中兵团生产经营亏损的数字。假若当年都不发工资，岂不是基本上不亏损吗。

    造成如此大的亏损，除兵团管理不善等原因外，盲目强调战备需要，在自然条件太差，根本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部署人员，发展生产，也是原因之一。此外，过量接收城市知识青年和大量安排原农、牧场职工子女、兵团干部的子女就业，使得兵团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工资总额比生产总值增加的速度快得多，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降低了劳动力的质量，也是造成亏损的直接原因，不仿举两个实例：

 

包尔套勒盖农场，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总面积150平方公里，耕地5.3万亩，后因土地盐碱化，退耕２万多亩。1962年正式开发建设，当年播种面积为1.07万亩，产粮44.4万斤，亏损7.2万元。1964年，播种面积2.5万亩，产粮200万斤，亏损26.6万元。1965年改为林场，1966年变为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团，1969年编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1971年时，五团的人数为3244人，是1964年农场人数的３倍，但是粮食总产量仅比1964年多４万斤。

 

乌拉盖农场，1969年被兵团六师接管后，地越种越瘦，既不施肥，又无水利，小麦平均亩产量只有60.6斤；1973年，粮食亩产达到99.8斤；1974年，平均亩产降为14斤。兵团体制改变之后，继续亏损，从1976年到1979年８月，共亏损256万元。

该地气候严寒，一年烤火期长达７个月，无霜期短，不适合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应以发展畜牧业为主。盲目开荒，只能造成对草原的破坏，农业发展不起来，牧业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吴涛还对交接工作的安排做了具体说明，并针对内蒙古兵团的干部构成特点，要求各级党委务必于９月初，最晚９月中旬选配好场一级的领导班子；在９月底前整顿好连队的领导班子。

    ８月16日，内蒙古兵团党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讨论兵团体制改变问题。倪子文代表党委常委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绩和缺点的评述是：“上级党委和领导，对兵团成绩的估价是很高的，同志们是满意的，我们在成绩面前，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能飘飘然，更不能骄傲自满；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确实是不少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倪政委实在是过虑了，当时兵团从上到下绝对没有“飘飘然和骄傲自满”的感觉。

    对兵团有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倪子文提出了如下批评：

 

有的到现在还在那里闹不团结，搞乱了部队；有的革命意志衰退，贪图安逸，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既不工作，还在那里无事生非；有的骄傲自大，蛮横霸道，老虎屁股摸不得，搞得内外关系很紧张；有的利用职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损公肥私，打箱子柜子，分福利费，占取公家的便宜；有的毫无党的观念，目无组织纪律，甚至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有的生活奢侈，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等等。

 

    现役干部考虑个人去向问题，可以理解，倪政委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并且提出了８条具体要求。交接工作的时间是：10月初正式动员，团一级10月底交接完，师一级11月底交接完，兵团年底交接完。

 

 

二  移交工作实施方案

 

 

    1975年９月２日，改变兵团体制领导小组拟定了《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问题的实施方案》，对交接工作的时间和步骤做出了如下安排：

 

改变兵团体制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即8、9月份为准备阶段。第二步从10月初到年底为交接阶段，年末完成交接任务。为了做好交接准备，抓三件工作：（1）8月５日召开一次盟市委书记和兵团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改变兵团体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兵团体制的批复和农林部召开的改变兵团体制座谈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和北京军区领导同志讲话，讨论研究改变体制交接方案。（2）８月底或９月初，最晚９月中旬，自治区和各盟市委一定要把自治区、盟市管理局（科）和农牧场（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基本配齐（70%左右），并派到兵团、师、团（厂）去，参加领导班子和各方面的工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进行体改试点，协同原有同志抓好革命和生产。要特别强调务必按时把农牧场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组织决定到农牧场工作的干部，要从党的事业出发，服从组织分配。（3）９月份，各盟市、师召开旗县委书记和兵团的团长、政委会议（包括新派到兵团的地方领导干部），具体研究部署交接工作。

正式交接工作从10月份开始。（1）自治区和各盟市的农牧场管理局（科）要在十月初相继正式成立。同时启用印章，开始履行职责。（2）交接工作开始前，要先动员，后交接。交接工作自下而上进行，成熟时再办理交接手续，分期分批完成。不一刀齐。（3）兵团各单位要将移交的人员和财产分别造册，一式５份，交给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应组织接收小组核对验收，并由交接双方共同签字盖章上报有关单位。（4）交接工作要善始善终，不留尾巴。交接工作完成后，由各盟市写出交接工作总结报告，上报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

 

    对兵团的干部、战士等的工作安排，《实施方案》做出了如下规定：

 

兵团体制改变以后，原在兵团工作的干部，无论现役干部或地方干部，都一视同仁，妥善安排，各得其所。

在兵团工作的现役干部，转业留在国营农牧场或自治区和盟市管理局工作的，自治区党委欢迎。回部队的同志，请北京军区统一安排。部队同志撤离时，要热情欢送。

对于现役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妥善办理。在兵团工作的现役战士，除警卫员随首长调回部队外，其余的由兵团安排复员。愿意留在原工作单位的可以安排。在兵团机关和师机关工作的工人、兵团战士，除各级管理局因工作需要留下的以外，其余在交接结束前由兵团作出适当分配。

在兵团机关和各师机关工作的地方干部，原则上留在同级农牧场管理局工作。原在团、厂工作的干部，仍留在原单位工作。要认真落实党对原农牧场干部、老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现在兵团工作的广大兵团战士，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实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来到内蒙古农村、牧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兵团体制改变以后，虽然组织形式变了，领导关系变了，但党对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广大青年肩负的革命任务没有变。原来为兵团战士规定的政治、经济待遇也不变。例如，选送上学、参军、经过自治区革委会批准的招工，以及生活待遇、口粮标准、公费医疗、探亲制度、病退、困退等，现阶段一律不变。

兵团战士改为农业工人以后，关于他们的经济待遇问题，自治区党委正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力争尽快地得到适当解决。

 

    内蒙古兵团撤消之后，自治区设立的国营农牧场管理机构如下：

 

            自治区农牧场管理局　　行政编制100人

            巴盟农牧场管理局　　行政编制80人

            锡盟农牧场管理局　　行政编制50人

            乌拉盖地区农牧场管理局　　行政编制50人

            伊盟农牧场管理局　　行政编制40人

            呼和浩特市农林局农牧场管理科　　行政编制８人

            包头市农林局农牧场管理科　　行政编制10人

            乌盟畜牧局农牧场管理科    行政编制15人

            海渤湾市农林局农牧场管理人员　　行政编制８人

 

    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后，仍然是县团级单位。各农牧场的党委一般可设委员７至９名，任命书记、副书记、场长、副场长等场级领导干部５名，场部设办公室、政治处、生产科、计划财务劳资科、供销科、武装保卫部等职能机构。

    农牧场的管理干部，一是从现有的自治区农牧口按管理局定编的二分之一抽调，二是自愿留下来的现役干部，三是原来在兵团工作的地方干部，四是从其他部门抽调。农牧场连队一级的干部，由兵团负责选配。

    ９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了《吴涛同志在改变兵团体制的盟市委书记和兵团师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问题的实施方案》和《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宣传教育提纲》三个文件，要求下发到兵团各单位，传达到职工、群众，组织学习讨论。

 

 

三  农牧业团和工厂的归属

 

 

    按照改变兵团体制领导小组的安排，交接工作很快展开。9月4日，内蒙古兵团司令部制定了《关于司令部工作移交办法》；９月29日，又拟定了《关于司令部工作移交问题的几点意见》，对作训、军务、通信、机要、供应、医疗卫生等工作的移交做出了具体规定。9月12日，兵团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兵团政治工作移交办法》，对组织、宣传、文教、干部、保卫、信访、报社等工作的移交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兵团生建部制定了《关于财务（物资）工作移交办法》，就计划指标、财务移交、决算编报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10月22日发出通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75年11月１日起停止对外办公，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农牧场管理局于同日开始办公。

    内蒙古兵团35个农牧业团，加上宝格达山林场和工业团57团，共计37个团级单位，改成国营农牧场后，归属情况如下：

 

    巴盟农牧场管理局，下辖原一师一、二、三、四、五、六、七团，二师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六十二团，三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团。

    伊盟农牧场管理局，下辖原二师二十团，三师二十三、二十五团，四师三十四团。

    锡盟农牧场管理局，下辖原五师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团和宝格达山林场。

    乌拉盖地区农牧场管理局，下辖原六师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七团。

    呼和浩特市农林局农牧场管理科，下辖原兵团直属四十二团。

    包头市农林局农牧场管理科，下辖原二师十八团。

    乌达市农林局，下辖原四师八团。

    海渤湾市农林局，下辖原四师二十四团。

 

    内蒙古兵团下属的34个工业单位，15个规模较大的单位划给了工交系统领导，19个中小型工矿企业仍留在农牧场系统，归属情况如下：

 

    兵团直属180电厂，1221人，归属于自治区电管局。

    兵团直属工程团，751人，归属于自治区电管局。

    兵团直属化肥厂，2240人，归属于自治区燃化局。

    兵团直属化纤厂，2177人，归属于自治区轻工局。

    兵团直属印刷厂，229人，归属于自治区农管局。

    兵团直属制药厂，236人，归属于自治区农管局。

    二师十三团浆粕厂，618人，归属于自治区轻工局。

    二师十三团无线电厂，543人，归属于自治区电子局。

    二师十三团农药厂，296人，归属于自治区农管局。

    二师十三团阀门厂，690人，归属于包头市重工局。

    二师十三团修配厂，405人，归属于包头市重工局。

    二师十三团化工厂，109人，归属于包头市轻工局。

    二师十三团造纸厂，442人，归属于包头市轻工局。

    二师十三团风机厂，归属于包头市重工局。

    二师十三团采石厂，543人，归属于包头市建工局。

    二师被服厂，170人，归属于巴盟工业口。

    一师水泵厂，286人，归属于巴盟工业口。

    一师糖厂，209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一师修配厂，181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一师地毯厂，146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三师糖厂，617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三师修配厂，231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三师地毯厂，138人，归属于巴盟农管局。

    四师碱矿，1451人，归属于乌盟工业口。

    四师玻璃厂，796人，归属于自治区建材局。

    五师拖修厂，128人，归属于锡盟农管局。

    五师煤矿，282人，归属于锡盟农管局。

    五师地毯厂，110人，归属于锡盟农管局。

    五师水泥厂，134人，归属于锡盟农管局。

    六师煤矿，396人，归属于乌拉盖地区农管局。

    六师电厂，243人，归属于乌拉盖地区农管局。

    六师被服厂，81人，归属于乌拉盖地区农管局。

    六师修配厂，153人，归属于乌拉盖地区农管局。

    六师乳品厂，123人，归属于乌拉盖地区农管局。

 

        交接工作顺利进行，地方干部全面接管工作后，在新体制下着手对职工和兵团战士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四  禁而不止的人员流动

 

 

在兵团撤消前后，人员流动突然加速。人员流动的走向，一是兵团内部换单位的人员陡然增加，二是从外部加入兵团的人突然增多，可以列出1975年的人员统计数字（不包括现役军人）。

 

一师，原有17450人，增加446人（兵团战士388人，职工58人），减少1163人（兵团战士1079人，其中调出226人，招工24人，病退464人，困退335人，参军29人；职工84人，其中调出78人，退职4人，死亡2人）；现有16733人，地方干部647人，职工2663人，兵团战士13051人（三年以下2237人，三年以上8814人），长期逾假不归373人，家属工970人。

二师，原有34892人，增加82人（兵团战士40人，职工42人），减少1189人（兵团战士1080人，其中调出90人，招工11人，病退527人，困退389人，上学59人，死亡3人；职工109人，其中调出84人，退职18人，死亡4人）；现有33713人，地方干部808人，职工5851人，兵团战士27054人（三年以下870人，三年以上26184人），长期逾假不归1276人，家属工187人。

三师，原有13037人，增加204人（兵团战士177人，职工27人），减少847人（兵团战士762人，其中调出203人，招工50人，病退130人，困退357人，参军18人，死亡1人；职工50人，其中调出35人，退职14人，死亡1人）；现有12676人，地方干部303人，职工1317人，兵团战士10534人（三年以下263人，三年以上10310人），长期逾假不归522人，家属工322人。

四师，原有8127人，增加113人（兵团战士107人，职工6人），减少423人（兵团战士417人，其中调出55人，招工5104人，病退76人，困退182人；职工6人，均为调出）；现有7819人，地方干部3163人，职工1129人，兵团战士6458人（三年以下155人，三年以上6303人），长期逾假不归69人，家属工289人。

五师，原有13810人，增加133人（兵团战士69人，职工64人），减少5177人（兵团战士451人，其中调出146人，招工43人，病退57人，困退195人，参军8人，死亡1人；职工66人，其中调出59人，退职4人，死亡3人）；现有13426人，地方干部507人，职工4991人，兵团战士7927人（三年以下402人，三年以上7525人），长期逾假不归1人，家属工831人。

六师，原有8921人，增加124人（兵团战士116人，职工8人），减少384人（兵团战士384人，其中调出24人，病退144人，困退145人，参军30人，死亡1人）；现有8666人，地方干部293人，职工3104人，兵团战士5224人（三年以下321人，三年以上4903人），长期逾假不归45人。

化肥厂，原有2331人，增加80人（兵团战士6人，职工74人），减少27人（兵团战士26人，其中调出5人，病退7人，困退11人，参军3人；职工1人，调出）；现有2384人，地方干部146人，职工414人，兵团战士1733人（三年以下83人，三年以上1650人），长期逾假不归35人，家属工3人。

发电厂，原有1221人，增加46人（兵团战士23人，职工23人），减少33人（兵团战士26人，其中调出2人，招工3人，病退12人，困退7人，参军2人；职工7人，调出）；现有1234人，地方干部112人，职工354人，兵团战士768人（三年以下57人，三年以上701人），长期逾假不归2人。

工程团，原有751人，增加39人（兵团战士29人，职工10人），减少56人（兵团战士41人，其中调出1人，病退25人，困退13人，参军2人；职工15人，调出）；现有734人，地方干部31人，职工166人，兵团战士537人（三年以下517人，三年以上20人）。

四十二团，原有797人，增加30人（兵团战士26人，职工4人），减少56人（兵团战士53人，其中调出12人，招工6人，病退2人，困退21人，参军2人）；现有771人，地方干部9人，职工71人，兵团战士691人（三年以下20人，三年以上671人），长期逾假不归2人。

印刷厂，原有215人，减少15人（兵团战士15人，其中调出12人，病退2人，困退1人）；现有200人，地方干部1人，职工45人，兵团战士154人（三年以下10人，三年以上144人），家属工19人。

制药厂，原有236人，增加2人（兵团战士1人，职工1人），减少5人（兵团战士3人，其中调出1人，病退1人，参军1人）；现有233人，地方干部8人，职工20人，兵团战士113人（三年以下30人，三年以上83人），家属工92人。

管理处，原有262人，增加7人（兵团战士3人，职工4人），减少8人（兵团战士8人，其中调出1人，招工1人，困退4人，参军1人）；现有261人，地方干部60人，职工79人，兵团战士122人（均为三年以上）。

 

    兵团即将撤消的消息一经传开，不少兵团的职工和战士马上开动脑筋，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工作，由条件差的团场调到条件较好的团场，由农、牧业团调到工业团或者兵团、师的直属厂，从连队调到机关等等。由于兵团、师领导机关的干部，甚至大多数团场的领导干部都即将离任，他们不再对企业的未来负责，所以对人事调动远不像过去那样认真，甚至有人还大开“后门”，把自已在农村的子女、亲戚塞入兵团的厂矿、团场，占一个“全民”指标；或把自已在工作中培植起来的“亲信”安排在较好的工作岗位上。1975年４月，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反映了如下情况：

 

目前，包头市的知识青年要求去兵团的非常多，主要是去包头的十三团。据说，社会上有一种传说，大意是：兵团要撤消了，要归地方领导了，原来的农业团变成国营农场，工业团变成国营厂子，到时侯工业团的战士就变成国家职工了，等等。包头知青办分析，有些人大概是听信了这些传说才要求去兵团的。

包头市知青办的态度是这样的，根据1974年９月14日沈新发同志的讲话精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城镇郊区农供队、兵团设在城镇的工业生产单位不要安排”。因此，包头市知青办对于要求去十三团的青年都没有同意，也没有给他们办理手续。

但据反映，有的人通过其他关系已经去了十三团，兵团本身也从包头三十中学要走了６个在校学生。这种作法影响很不好，一是影响学校教育工作，二是影响包头市正在进行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

包头市知青办要求将此事反映给自治区领导知道；同时要求兵团司令部对包头十三团私自收人一事进行查处。¹

 

    兵团三师党委在５月15日上报的《关于人事调动等问题的报告》中检讨了他们随意进行人员调动的错误：

 

自今年3月份，由于我们受对兵团问题议论的影响，再加上党委成员中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多次来信，还有下面的一些同志借某种理由，提出了一些把自己的子女及其他关系的人由本师和兄弟师农业单位和基层往我师直属各单位调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牵就了这些情绪，竟无视上级不准从农业连队和基层往机关、工业单位调人的规定，不顾部队的反映和生产建设如何，采取了指调、批条子、电话指示和催办等手段，让业务部门下调令、出商调函调人，我们的这些作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部门领导同志和主管部门的其他同志。再加上我们把关不严，抓得不紧，因此便造成了自３月份以来发调令和商调函近80多名，并且形成部分兵团战士也就在这期间较集中地上来突击调入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单位本不需要人，我们也下了指示，做了强行安排。我们深深认识到：此事发生在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问题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和在部队思想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所以它对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和部队的生产建设，都造成不良后果，影响很坏。事后，尽管师党委于４月10日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下达了[1975]生劳字第５号文件来刹这股风，但是由于留了“过去已经下过调令和商调函的，应继续办理”这个尾巴，所以，后来的一个时期还是陆续地上来了一些人。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次人事调动，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我们党委一部分成员不注重思想改造，重工轻农，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怪的一次突出暴露，问题是严重的，后果是很坏的，损失也是一时难予弥补的。

 

    三师党委宣布，过去该师发出的调令和商调函一律作废，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认真贯彻兵团党委指示精神，坚决把不该调动的人退回基层，充实农业第一线；坚决杜绝乱指调等走后门现象，严格掌握兵团战士病、困退的尺度。

    乌盟工业局一位党委副书记在给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兵团党委的信中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四师有位杜副师长，从今年５月得知兵团体制变动后，到10月27日，从各农业、牧业团调来三十五团（工业团）兵团战士近百余人，其中有城市应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社会青年，还有公社社员，这些人90%以上都是杜副师长私人批的。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交接工作开始后还继续大批这样搞……

10月22日，杜副师长又来到三十五团，来前在包头二冶、呼市铁路局、集宁铁路分局住了几天，以私人关系拉了招收名单，进行秘密突击招工，并给秘密招收对象讲：“星期一（27日）办手续，星期二（28日）做准备，星期三（29日）走，交给地方就不好办了。”27日有14名兵团战士拿上劳动科调令到连队办理招工手续。

这位杜副师长既没有带自治区招工介绍信和批准在兵团招工的文件，也没有兵团分配到四师的文件，只带了四师三十五团招工表……副师长从皮包中取出名单，确定在三十五团招工20名……

 

    当年9、10月间，兵团一些工业单位突然多出来一些12至14岁的“小朋友学徒工”，恭恭敬敬地把兵团战士称为“师傅”。送他们来的家长，大多是兵团战士的前领导，他们满面堆笑地与战士们打招呼，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白：“过去，咱们确实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个这个嘛，啊……哈哈，这些孩子，以后就要靠你们关照了！”现役干部离开兵团已成定局，他们不能不为自己子女的未来做些安排。但是把未成年的孩子也送进工厂，却未免太操之过急了。

    为防止兵团体改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非正常流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曾在1975年７月23日发出过这样的通知：

 

据了解，最近有些单位趁兵团体制即将改变之际，以求援等名义向兵团要物资、设备、车辆等，也有的借机把子女从农业团调到工业团，这样既影响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也不利于当前抓革命，促生产。为了杜绝上述情况继续发生，特做如下通知：

（一）从即日起，除按计划招生、招工外，各单位不准从兵团调人，不准随便将农业团战士调到工业团。

（二）各单位不经批准，不准以任何借口向兵团要物资、设备、车辆等。

（三）兵团、各师、团党委要认真抓好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加强对物资、设备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损失浪费、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

 

    11月６日，内蒙古兵团党委就现役干部家属中的干部和职工的工作安排问题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凡现役干部家属是在兵团各级单位工作的干部、职工，一律由平级对口接收单位（含划出农管局系统的工交、建材等系统的单位）继续按其原职务分配工作，发给工资，其它生活福利待遇，与本单位其它地方干部、职工相同。现役干部调动时，准予调动。

（二）原兵团二师十三团团部、六师五十七团团部系撤消单位，在这两个团部工作的现役干部家属中的干部、职工，原则上分配到原团部所在地就近的工厂工作，其工资、福利及今后调动，按第一项原则办理。

（三）原在一、二两个师部工作的现役干部家属中的干部、职工，原则上由巴盟农管局按第一项规定予以安排工作；如由于某些特殊困难，暂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经盟农管局党委与一、二师党委共同审查批准，可准予在家等待分配。在待分配期间，工资、福利、干部管理等项工作，由巴盟农管局或者由师负责。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11月20日复文，同意兵团的意见，并指示：“兵团撤消后，原在兵团各级工作的现役干部家属中的干部、职工，由接收单位安排适当工作。有的撤消单位安排不了的，请所在盟市、旗县人事部门协助就近安排一些工作，以发挥这些同志的革命积极性。”

    给已经就业的干部家属安排工作，不等于同意把未工作的人塞进原兵团的“大公”体系中去，后一种作法，当然属于“走后门”一类。1975年底和1976年初，接收单位对原兵团的人员进行核实，不符合要求突击安排工作的人有些被请了出去，其中也包括了各工业单位的“小朋友”们。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规定，人员流动还是没有控制住，有的生产连队甚至团场，由于条件艰苦，原来的人员都自找门路调走，到地方接管时已成为空架子。相反，一些厂矿却变得人满为患。

 

 

五  现役干部撤离

 

 

    兵团体制改变时期，被视为非常时期，按道理党团员发展和干部提拔工作都应该停止。但是兵团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现役军人），在离任前都要“突击”发展一批甚至几批党员，提拔、任命一些干部，以偿还自己欠下的种种“人情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规定基层连队的干部由兵团负责选配，更为这种作法开了绿灯。地方接管兵团单位之后，往往对于原兵团基层干部的安排、使用颇费脑筋，因为按照惯例，干部是只能“上”不能“下”的；而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即便以后表现不好，也只好承认事实。

    大量撤消对职工、战士的处分，是兵团干部偿还的另一笔“人情债”。兵团期间，因为打架斗殴、偷东西、超假、作风问题（包括一些所谓的“作风问题”）等，给一些人背上了行政处分或者党内、团内处分。兵团交给地方之前，各单位普遍对个人档案进行了清理，领导宽宏大量地宣布，过去的处分一律作废，原来的处分报告、决定等全部从档案中撤除。这种作法，颇得人心，使人们感到干部们可亲了几分。严格说来，有的处分原本就是不恰当的。即便是有的人错误性质严重，应该给予处分，在兵团转为地方的时侯，摘掉处分帽子，给予政治上的鼓励，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一些早已做了结论的政治案件，也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复查，对处理过重或者定性错误的案件，重新做了处理。

    大多数干部在离开前，都设过宴席，与老上级、老朋友、老部下共饮离别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后的寥寥数语，化解了积年成见，使人们猛然认识到，不管是干部、职工，还是兵团战士，真的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现在这条战壕不存在了。假如倒回去重新开始，有些事情肯定是不会做的。

    按照1975年第三季度的统计，内蒙古兵团在职现役军人共为5382人，其中现役干部5352人，现役战士30人。根据体改文件精神，兵团撤消后，“在兵团工作的现役干部，转业留在国营农牧场或自治区和盟市管理局工作的，自治区党委欢迎。回部队的同志，请北京军区统一安排”；“在兵团工作的现役战士，除警卫员随首长调回部队外，其余的由兵团安排复员。愿意留在原单位工作的可以安排”。

    现役军人都面临选择。留在国营农牧场或工厂继续当干部，没有了军人的身分，只能靠精通生产和管理来取信于领导和群众，而这正是大多数现役军人干部所不具备的。虽然回部队后也会走上转业的路子，大多数现役干部还是选择了先回部队。自愿留在自治区和农牧场系统工作的现役干部只有300余人，其中11人留在自治区农管局工作。

    1975年11月18日至22日，内蒙古兵团党委举行全委会，专门讨论现役干部的撤离问题。按照北京军区的安排，师以下干部从1976年２月底开始撤离。离开内蒙古的现役干部，由铁路部门安排专门的“军列”，统一行动。原兵团单位为使现役干部顺利成行，不仅在车辆安排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照顾，还规定为现役干部提供少量木材，做包装箱用。有不少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在临走前大捞一把，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一位兵团战士气愤地说道：“兵团解散时，有不少平时道貌岸然的现役军官，趁着‘大撤退’，不顾一切地捞东西，有的甚至把办公室的折叠桌、折叠椅、条毡都卷跑了。”更有的人公然违反财经制度，化公为私，想方设法地从公款中拿出钱来供搬家使用。1975年11月27日，内蒙古兵团党委不得不发出通知，指出各种违反财经制度的现象，包括“有的单位挪用福利费购买现役军人搬迁用的包装物品；有的单位用福利费或其它非法经费购买毛毯、皮衣等按人平均发放；有的单位从管理费、福利费提取开支为现役军人制作营具、家具，每人竞达0.5方木材之多”。兵团党委要求各级党委、党支部，“不论交接工作已经结束或尚未结束的单位，接此通知后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凡属发生上述违反财经政策纪律行为的单位，由党委（支部）进行认真严肃地检查并采用坚决的措施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严重，性质恶劣的，要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对检查处理结果要逐级上报兵团党委”。

    这股歪风并没有彻底刹住。1976年２月至５月，一车车满载的行李摇摇晃晃地离开原生产建设兵团各单位，驶向附近的火车站。车上除了大小家具、行李卷儿、锅盆碗筷外，甚至还有木料、水泥、砖头、煤块、粮食，真正的干净彻底！留在车后的，是兵团战士的嘲骂，但是谁还管那么多呢？

    在现役军人撤走时还发生过一些事故。如二师十三团无线电厂的一位现役干部，为了多弄一点木料，亲自随车上山伐木，返回途中从装得高高的木料车上摔下来，当即死亡。有的单位发生过兵团战士结伙殴打现役干部的事件，还有的兵团战士在给某些现役干部往车上装行李时，故意不捆牢，车开了没几步，那些用公家木材做成的大衣柜、木箱子从车上摔下来，散了架。

    当然，也有不少现役干部自始至终保持了应有的本色。他们在兵团工作期间能够与职工、战士一起吃苦受累，离开兵团时依然是旧木箱和几卷简单的行李。对这样的现役军人，知识青年是由衷地佩服的。二师十三团农药厂的兵团战士在兵团交接时自发组成“护厂队”，对撤离人员的行李进行检查，发现公物一律扣留。该厂一位现役军人副厂长，多年来一直管生产，他处处干在先，经常顶班劳动，群众威信很高。而遇上露脸的“讲用”、介绍先进经验时（农药厂是兵团的先进单位），他却从来不去。离开兵团时，他仍然是来时的几件简单行李。这时护厂队正好没收了另一位现役干部用公家木材打的全套家具，兵团战士们一定要把这套家具送给这位副厂长，他不要，兵团战士们说：“您和我们一样，在这儿苦干了这么多年，这是您应该得的，我们作主啦！”

    1976年４月３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工作的情况报告》，标志着体改工作的结束。经过调整后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场管理系统，共有农牧场81个，工矿企业19个，职工９万多人（包括知识青年６万人），拥有耕地160万亩，牲畜170万头。原来兵团各级管理人员达1580人之多，农牧场系统的管理人员则精简为不到600人。交接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锡盟改变兵团体制领导小组反映，兵团清仓核资数与帐目数不符，人员变动大，四、五师师部自行处理房舍，物资大量丢失损坏，等等。

    兵团面对的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要由地方出面解决了。1975年10月17日，兵团体制改变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局联合发出了《关于予拨农管局系统1975年计划亏损的通知》。伊盟兵团体改小组为解决兵团遗留的插花问题，建议将原来与五师四十四团插花在一起的罕乌拉、哈日根台、白音花三个公社改建成三个农场，并且明确指出：“兵团建筑的房屋，造价特高，质量很低，损坏又大”，而知识青年结婚的越来越多，希望尽快拨款，投资筹建知青结婚用房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战

 

 

 

●1975年11月至1976年１月，巴盟乌加河水利工程大规模铺开。

 

 

一  虽然人心不稳，还是要大干苦干

 

 

    兵团的体制改变，给知识青年带来了整体性的“人心思动”，并造成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地方干部希望人员稳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却急于回城，不能安心工作。

    如前所述，内蒙古兵团撤消之后，还有６万名知识青年留在内蒙古农牧场系统内；交给工交口的原兵团工矿企业中，亦有１万多名知识青年。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改由地方领导，对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很大的冲击。由“土八路”改成了老百姓，对当年热血沸腾，向往军营生活而来兵团的许多人来说，意味着理想的彻底破灭。教育知青扎根边疆的人“拔根”走了，知识青年怎么办？“再教育”何时才能毕业？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等级”的差别，军队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另外，知识青年的“身分”，也成为当时的一个敏感问题。自地方接管兵团后，原兵团的知识青年从身分上来说已经是国家的正式职工（工人或农业工人），要想回城，必须办理国家职工的正式调动手续，但是他们自认为依然是知识青年，应当享受国家对知青的各项待遇，一旦各大城市同意接收自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他们理所当然应当一走了之。

    兵团撤消之前，人心浮动，人员流失，生产大多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更严重的是各地纷纷出现“吃喝风”和“哄抢风”。许多连队、团场的粮食积蓄被吃光分光，生产工具被拿光，甚至不少公共建筑被拆毁。由兵团组织的生产，本来已对生态环境、土壤等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再经历一次解散兵团的“浩劫”，不少团场已是满目疮痍。地方政府接收兵团各团场、连队之后，除了安定人心、整顿组织系统（包括合并连队、团场，重新任命干部甚至重建党、团组织等）外，往往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新的生产工具、调运粮食等，方能逐步恢复生产。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场规模宏大的水利大会战拉开了帷幕。为了彻底改变河套灌区渠道淤塞的状况，巴盟盟委设计了总排干工程，并且组织了全盟十几万壮劳力在1975年冬季展开了大会战。巴盟地区农场的15000多名原兵团战士，奉命参加会战。在兵团战士的回忆中，这是代表兵团人干劲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转入地方后的第一次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和极度疲劳的感受，深深地刻在了战士们的心中。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泽辉回忆道：

 

这是兵团交农场后的第一个大仗、硬仗。全场3000名战士（主要是知青），在远离农场100多里的“什巴格图公社”安营扎寨，在1000多米长的总排干工地摆开战场，那是怎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啊！

按照施工程序，开始的破土打冻层阶段尚好，反正18磅的大锤猛劲抡，开出一块块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冻块，肩抬人背，一点点地运出去，一天下来，进度还明显。但打到深层就更困难了，战士们完全是在冻了冰的泥水中作业，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泥水，使每个人的手和脚冻裂开一道道渗血的口子。就这样，大家还是猛着劲地干，生怕误下进度。

为了省时间，早晨到工地，中午饭送到渠上吃。饭来了，战士们不管冷热，也顾不及洗手，更不管有多大的风沙，操起饭就狼吞虎咽，真叫做“黄沙拌饭分外香”。就这样还不够，到晚上仍不收工，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就找来破手套烂棉花，有几个人甚至把自己的破棉袄撕了，浸上柴油点起火把，挑灯夜战。

工地是沸腾的，白天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夜晚一片火海，景色壮观。战士们的情绪高昂。但情绪再高，人不是铁打的，紧张的工地上人们似乎有一个精神支拄支撑着，再苦再累，也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旦收工，紧张的情绪一落千丈，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履蹒跚，这时候也再没有人唱什么《大刀进行曲》了，回到驻地倒头便睡。

记得一位女排长、包头知青张秀梅同志事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对我说，当时她累得实在坚持不了啦，曾产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当她挑着萝筐十分吃力地爬上用冻土块堆起的渠背顶端时，真想从后边一头栽下去摔成轻伤，只是不要摔断骨头，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两天，哪怕是一天呢，也好睡个饱觉，喘息一下。

……在工地上，摔伤的，昏倒的，累跨的，甚至还有献出生命的……尤其是女青年们，夜战工地昏倒在冰水里，三个两个被抬到工地指挥部棚子里的，是常有的事。

然而，就是这样，我们的兵团战士，我们的支边青年，没有一个叫苦的。

２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结束了，1976年２月上旬，总排干工程终于全线竣工了。交工的那天，战士们唱呀、跳呀、说呀、笑呀，你把他抱住，他把你摔倒，几个人把一个战友抛起放下，人人脸上露出胜利的欢笑，个个眼中闪着激动的泪花，那是怎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啊！²

 

    兵团提拔的干部，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作用：

 

1976年初，热火朝天的总排干工程，刚上任的建丰农场副场长翟新华同志担任副总指挥。名为副指挥，但整个工程的谋划、进度的掌握、关系的协调、机械的使用，几乎全挑在这个26岁的青年身上。工程极为艰苦，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却要从泥泞中，从冻土下，从河水里捞土方，土方量又大得惊人。正在紧张之时，又来了300多病退、困退手续。胶着状态下，翟新华让农场煤矿停产，全部壮劳力投入挖渠。煤矿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强劳力队伍，加入久战疲惫的挖渠大军，顿时士气大振，加上土方量的承包，工程终于如期完成，直至病困退顺利返城，翟新华才放下悬着的心。³

 

史指导员自己，那些日子连水都顾不上给家里挑，结果他爱人挑水，在结冰的井台上滑了一跤，流了产。我永远忘不了工程结束后，史指导员那瘦得只剩大牛眼和大暴牙的脸。

史指导员叫史凤起，他可算是转业干部中好样儿的。当时史指导员刚刚接手我们连，就遇上这场硬仗。那时不比兵团组建初期，“战天斗地”、“扎根边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类口号已不那么响亮，“学大寨”更鼓不起兵团战士的干劲，指导员没法不急。他全凭抓骨干，也全凭自己带头干，２个月中瘦了20多斤。⁴

 

    原二十一团十连的王龄群回忆道：

 

1976年冬天，那是一个值得永远回味，不可忘怀的季节。十几万人开赴乌加河畔，摆开了开挖总排干的宏大战场，打得是人海战术。

我和李指导员带领十连全体指战员也投入艰难的战斗。５个连队的男青年分上下铺挤住在一个破礼堂里，老乡则挖坑打地铺。吃饭在工地，渴了就嚼一块脏冰。干渠底宽150米，深挖３米，冻层厚1.5米。两个小伙子用大锤、钢钎一天只能打一个炮眼，每炮200斤炸药，炸起的冻土块飞出３里多地。中午是集中放炮时间，乌加河里万炮齐鸣，惊天动地，十分壮观。我们每天清晨４点钟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10点钟伴着月亮回营地，一天只能睡２至３个钟头。上班时，我得挨个揪着耳朵往起叫。六连因完不成分配任务，被称为肠梗阻，全连三天三夜连轴转，不准睡觉。不少青年困累不堪，抬着筐，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施工两个月，我刮了一次胡子，洗了两次脸。我们的老指导员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期，我扛着机枪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苦！”尽管条件艰苦，任务紧急，我连的战士却没有一个叫苦喊累，从不把打硬仗放在眼里，说冲就冲，说干就干。每次分配的地段，我连都是第一个完成，人称“硬骨头十连”。⁵

 

    完工后的胜利喜悦，使人们几乎忘掉了痛苦。正如兵团战士张景祥所说：

 

经过72天的艰苦奋斗，大排干的土方工程即刻就要竣工了。望着那宽30多米，深4、5米，整齐、绵长的大排干，看到她无疑地将为兵团战士写上历史的一笔，想起它基本上是由人工的手提肩挑完成的，“雄伟壮观”的感觉不由得油然而生，并深深地刻入了心底。可是那最后一天的收尾工作却也令人难忘。那天，我们帮兄弟连队做收尾工作，连队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９点。在泥水里干了一天的战友们已累得散在工地上，其他连队已陆续撤离，几个骨干也打不起最后的精神。这时在排干底部尚有一大块冻土没担走，可是已没人能抡动大镐将它敲碎，也招呼不过来几副担子将它挑走。这时我想起了那剩下的十几筐炸药。于是我和连长等几个人在冻土块底旁挖了个坑，将炸药放了进去，让连队撤离后点着了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和向四处飞落的泥块过后，我们过去一看，炸掉的土方绰绰有余。我们这几个人都感到特别兴奋，仿佛像浑身酸痛、劳累已极的人放下千斤重担，一种彻底胜利的豪情随着这一炮的成功涌了上来，拿起工具就去追赶连队。一路上喊着、叫着，有的高唱着《青松岭》插曲，有的甚至大声哼起《地道战》里鬼子进村的音乐。⁶

 

    在巴盟的原农业团战士大战总排干的时侯，其它原兵团单位的职工、战士，也在新领导的带领下，从体制改变的混乱中摆脱出来，投入了正常的生产。尤其是原兵团的各工矿企业，大多超额完成了1976年１月份的生产任务，实现了大战“开门红”的目标。

 

 

二  用什么方式管理兵团战士？

 

 

    地方干部进入原兵团单位之后，面临的问题不少，如知识青年的工资待遇问题，大龄青年的安家问题，知识青年要求病困退返城问题，复员军人的家属就业问题，等等。原兵团单位党团员多，年轻干部多，有便于管理的一面；但是知识青年过于集中，又有不好管理的另一面。用什么方式管理原兵团战士最合理，最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呢？地方干部很快摸索出了一套办法。

    在用人方面，大量使用兵团提拔的干部，显然行之有效。尤其是对知识青年干部继续委以重任，并通过他们做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对知识青年进行组织管理，减少了许多麻烦。当然，地方领导没有忽视对原兵团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学习管理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使生产管理逐步地方化、正规化。对不称职的原兵团干部，适当安排其他工作；有领导能力的班排长，亦有一些被提拔为正式干部。少数单位的地方干部大包大揽，大量撤换原兵团的基层干部，代之以地方来的干部，结果往往是知识青年不买帐，造成原兵团人员与新来的地方人员的对立情绪，不但生产上不去，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在生产方面，兼顾兵团和地方单位的特点，先采用原兵团人员熟悉的方式组织生产，但是逐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使人们慢慢适应地方企业的管理方法。过早地要求原兵团单位完全按正规企业的模式运作，结果往往是新体制没建起来，老的方法也不灵了，一盘散沙，无法收拾。在兵团体制改变之后，很多单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按照兵团时的模式进行生产，并不奇怪，采用科学、严格的管理方法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

    在生活管理方面，采用比兵团宽松的方法，基本不干涉职工的生活安排。仍然过集体生活的知识青年，班、排界限已不很严格，可以选择合适的室友住在一起。要求结婚的知识青年，一般都能安排住房。生活的自由度大了，对年龄已大的知识青年来说，当然是好事。

    在政治教育方面，基本沿袭兵团时期的组织活动方式，通过党、团组织抓思想教育，组织学习或者开展运动。行政领导则主要抓生产和生活。比较起来，转入地方之后，读报纸、讨论社论一类的政治学习明显地减少了。

    对知识青年身分这种敏感问题，地方领导一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同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遭遇，理解他们渴望回城的心理；但是原兵团战士们作为国家正式职工，也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上级领导表态。

    内蒙古兵团体制改变后的第一年，正是中国政坛变幻迭起的1976年。对鼓噪一时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绝大多数从兵团过来的人都抱着漠视的态度。女战士赵时燕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心里很清楚，吃饭比搞运动重要……劳动一天下来真累极了，可吃完饭还要去会议室开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真没意思！”⁷还有人公开顶着干的，如前面提到了翟新华，就有这么一段经历：“1976年初，全国批邓时，翟副带队到四连蹲点，他命令全连严格出勤，每天积肥运肥，实行定额管理。职工白天猛干一天，晚上学文件时早累得筋酥骨软，困得哈欠连天了。有人连续贴出批判翟新华只抓生产、破坏批邓的大字报，准备写到‘九评’。翟副召集全连开会，请‘革命’可以不吃饭的‘左派’站出来辩论，如果不能不吃饭，那就得积肥运肥，那就得上工。于是‘九评’流产，批翟变成了积肥高潮”。⁸运动的结果，只是各种“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也越来越能“侃”。上级要求的“查谣”工作，在前兵团单位几乎毫无市场，没有人认真对待。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震动”了内蒙古。由于有预报说内蒙古的五原、临河一带也要有大地震，搞得人心惶惶，一些知识青年乘机跑回家“避难”，留下的人紧急搭地震棚。地震倒是真来了一次，不过是三、四级的小震，发生在晚上，使人们虚惊了一场。

    “四人帮”的倒台，给知识青年带来了希望，他们觉得离回城的时间不太远了。事实也正是如此。

 

 

三  原兵团战士定级拿工资

 

 

    在内蒙古自治区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工作的情况报告》中，重点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兵团知识青年的待遇问题。报告指出：

 

原来在兵团都是供给制，而且标准比较低，随着知识青年年龄逐渐增大，结婚成家，经济上不能独立；另外，工业团划归地方与同行业职工在待遇上差别也很大。我们意见，体改后，属于工矿企业的，按地方同类工业职工一样，实行工资制，享受同等待遇；属于国营农牧场（包括场办工、副业）的知识青年，按国营农牧场职工工资待遇执行。

 

    中央当时没有同意内蒙古自治区的意见。1976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再次为此事向国务院递交了报告。1977年２月８日，国务院批准了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由供给制改行为工资制，并规定实行时间从1976年７月算起。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77年４月14日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内蒙古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由供给制改行工资制的批复〉的通知》，对具体事项做了如下规定：

 

（一）工资标准和定级水平问题。

原兵团农牧业团（场）实行供给制的战士，不分地区，不分工种，无论从事农业、牧业生产或从事汽车司机、拖拉机手、修理工、电工、木瓦工以及文教、卫生等其他工作（包括农牧场附设各种加工厂等），凡工作满２年的，一律按1956年７月颁发的“农业、畜牧业工人工资等级标准表”第二类工资标准表的一级执行。第一类标准从1976年７月份起废止。已执行一类标准的老职工，现行工资不动。

所有国营农牧场新进场职工（包括本场自然增长的），进场第一年24元，第二年28元，满２年的定为农牧工一级。

原兵团工业团没有正式工资标准的工、矿企业，由自治区主管局和各盟市革委会参照同一地区、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企业的工资标准提出方案，报自治区劳动局批准后执行。原兵团工业团实行供给制的战士，定为本企业本工种的一级或相似一级，其中在学徒、熟练、试用等岗位上的兵团战士，未满期的改按本企业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人员中工龄满４年以上的，从1977年７月份起，根据政治表现、劳动态度、技术（业务）水平和日常生产（工作）成绩进行评定，一般的为二级和相似二级，对极少数擅自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和表现不好的予以缓定。工资级别的评定，一律采取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的方式进行。

（二）原兵团战士改行工资后有地区津贴、地区生活补助的地区，均按当地津贴标准执行。

（三）已婚的原兵团战士夫妇双方仍在一场（厂）工作，享有子女补助的，改行工资制后每月总收入（包括地区津贴和地区生活补贴）低于原供给制待遇者，其差额部分暂予保留，待定二级后予以取消。

（四）原兵团战士改行工资制后，劳保福利和各种津贴待遇，一律按国营农牧场和国营工、矿企业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各单位自行规定的各种津贴、补贴一律取消。

（五）审批权限和总结报告问题。自治区各局直属的企、事业单位，由主管局提出审核意见，报自治区劳动局审批。各盟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审批权限，由盟市革委会决定。“改制”工作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进行总结，连同“改制”后的人数和增加的工资额按表列要求，逐级上报自治区劳动局。

（六）组织领导问题。原兵团战士由供给制改行工资制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广大兵团战士的关怀，因此这项工作，要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以劳动部门为主，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参加，组成办公室处理“改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凡是涉及“改制”中的重大问题，必须报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坚决反对各行其事，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决定工资问题。

 

    在拖了这么久之后，工资制与工分制的搏杀终于见了分晓，兵团知青的待遇问题终于解决了。原兵团战士们喜忧参半：喜的是长了工资，并且补发了一大笔钱，全民所有制的帽子是戴定了；忧的是知识青年的身分可能因此被取消，那么回城就没有希望了。人们以矛盾的心情注视着社会，期待着机会。

 

 

 

 

 

 

第三十三章  知识青年回城

 

 

 

●1977年和1978年，原内蒙古兵团各单位的知识青年，掀起了回城浪潮。

 

 

一  内蒙古七万兵团知青转交地方

 

 

    按照1975年６月的统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各地知识青年77852人，其中北京知青19095人，天津知青11960人，上海知青5844人，内蒙古知青15246人，其它城市知青25707人。也就是说，原来的10万知识青年，已经有五分之一多的人离开了兵团。

兵团交给地方前，对知识青年的情况进行了最后一次统计，情况如下：

 

一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540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6473人，其中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上大学1088人，参军91人，招工217人，调出2687人；知青死亡42人，其他原因减员48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26人，至1975年６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2441人（男6308人，女6133人）。

二师，至1975年６月，实有知青数为27054人，其中参加兵团３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为26184人，３年以下的有870人，1255名知青长期逾假不归。

三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325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301人，其中病退873人，困退966人，上大学813人，参军110人，招工510人；死亡知青29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99人，至1975年８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0884人（男5463人，女5421人）。

四师（不包括三十五团），共接收知识青年8491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1851人，其中病退142人，困退284人，上大学436人，参军38人，招工46人，调出869人；知青死亡35人，逮捕１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222人，至1975年５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6620人（男3439人，女3181人）。

三十五团，共接收知识青年1397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06人，其中病退17人，困退44人，上大学50人，参军3人，招工10人，调出77人；知青死亡5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34人，至1975年５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157人（男650人，女507人）。

五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1046人，七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781人，其中病退173人，困退722人，上大学667人，参军73人，招工177人，调出867人；知青死亡92人，判刑10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99人，至1975年５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8166人（男4064人，女4102人）。

六师，共接收知识青年7906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591人，其中病退845人，困退826人，上大学572人，参军37人，招工32人，调出254人；知青死亡11人，提干14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46人，至1975年６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5269人（男2880人，女2389人）。

化肥厂，共接收知识青年2053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24人，其中病退32人，困退79人，上大学154人，参军8人，招工9人，调出21人；知青死亡6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43人，至1975年5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7299人（男904人，女825人）。

发电厂，共接收知识青年1002人，７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34人，其中病退29人，困退11人，上大学52人，参军7人，招工7人，调出126人；知青死亡2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12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756人（男364人，女392人）。

 

        内蒙古兵团交给地方的大部分知识青年的来源，可见下表。

 

内蒙古兵团1975年实有知识青年来源表（不包括三十四团等）

 

地区	兵直	一师	二师	三师	四师	五师	六师	合计
北京	738	3977	12361	795	546	151	489	19057
天津	306	1681	4515	1727	819	1682	845	11575
上海	79	2197	9	1921	1563		1	5770
浙江	1078	1822	4328		124	3		7355
青岛	266		1693	1336	287			3582
济南	4	517			58			579
保定	100	488	189	570	110	9	223	1689
呼和浩特	896	296	3103	181	807	496	450	6229
包头	122	228		3068	803	922		5143
集宁	191	4		303	337	1004	213	2052
巴盟	15	128		90	127	8		368
伊盟	4			208	53			265
其他	471	244	736	555	848	2806	2226	7886
职工子女	176	859	564	130	138	1085	822	3774
合    计	4446	12441	27498	10884	6620	8166	5269	75324

 

    转交给地方的7万多名知识青年，到1978年底，留在国营农牧场系统的已经只有几千人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冰融雪化的过程吧。

 

 

 

二  招工与商调

 

 

    知识青年迫切期望回城，家长也盼望着上山下乡多年的子女尽快回到身边，各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已把逐步妥善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提上了工作日程，并且着手制定回城青年安置计划。

    正是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变的时侯，有的城市专门拨出了招工指标给生产建设兵团，招收本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75年７月，河北省唐山地区在内蒙古兵团招收工人，目标主要是在五师的唐山知青。同月，天津市在内蒙古招收天津下乡知识青年2500人回城当工人，分配给内蒙古兵团1000个名额。８月６日，兵团生建部发出通知，规定除被提拔为国家干部的知识青年外，凡参加兵团两年以上的天津市知识青年，年龄在30岁以下，身体健康，无重大政治问题者，均符合招收条件，男女知青的比例要各占一半。招工工作要求力争在８月底前结束，最迟不超过９月10日。⁹当年，还有一些区外城市在内蒙古兵团招工。

    内蒙古自治区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也按照革委会的指示，在兵团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职工。原定给兵团的招工名额是1700名，兵团生建部８月22日下达招工通知时已增为1902名；９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下发了补充通知，暂定197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兵团招工的人数为2000至2800人（不包括区外单位在兵团的招工人数）。这次招工的对象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各城镇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也包括了少数外省市知识青年。已经定级的干部和职工，不在招工范围之内。在招工中，野外、矿山补充自然减员可以指名招收子女；被错整成“内人党”而致残的人，优先照顾一名子女回城；兵团干部、职工子女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分参加兵团的，经单位证明或领导掌握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也可以占招工名额，但是要从严掌握。¹⁰

    内蒙古兵团体制改变之后，招工工作继续进行，但是招工的名额有限，解决不了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问题。

    为了回城，有的知识青年采取了商调的方法。知青鲍怡静结婚之后，丈夫调到了内地的农场，而她在商调中则遇到了种种的磨难：

 

丈夫在竭尽全力办我的调动。终于，骑着摩托车的通讯员给我带来喜信，商调已寄往团部。

可商调信寄到团部却石沉大海，我抱着孩子风尘仆仆赶到团部，回答我的是一张张冷面孔。那个50来岁的劳资科长仰着一张肥胖的脸说：“你的商调不符合手续。”如兜头一盆冷水寒透我全身。这可是丈夫申请了２年才批下来的，难道说只是一张废纸，我们要永远分居天南地北？

我抱着丹丹回到连队，漫天的白毛大风刮了一身碱土，我觉得自己突然间衰弱下去，绝望疲倦几乎使我站立不稳。我拖着蹒跚的步子走进连队，却有人在往马车上整装行李要回城。

“你的调动是几级手续？”我痴痴地问。

“调动手续全是假的，关键是上供，上供……”他赶着马车扔给我这么一句话。是真理？是谬误？我至今弄不懂。

上供，上供，给菩萨上供，一想到上供我就愁肠百结，就像做贼一样恐慌。

丈夫立即寄来大包小包的名贵礼物，他是如何弄来的我懒得知道，愁的是怎样把这些东西送到劳资科长的家里。可为了家人团聚别无它路，我逼上梁山，不是悲怆不是凛然只是屈辱。

菩萨收供，那张肥胖腊像似的脸竟露出一丝笑容，回话有了余地：“研究研究。”我感激涕零，诚惶诚恐地退下。又接二连三地上供，终于我也可以打点行李启程了，可心里仍有一股痛楚，爱竟会扭屈人性，这是多么残酷的爱呵！

老李叔送我出连队，忧郁地说：“这里地处河套，素称塞外江南，从前粮仓满牛羊肥……可现在留不住你们了。”¹¹

 

    人心思动，已是大势所趋。一位在牧区的内蒙古兵团女知青在1975年12月８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从转地方之后，这里已经走了约三分之二的人了（接交期间），现在准备收收口，想卡一卡了。工作还处于不明不白的地步，也好，有了工资，倒可以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一切都空虚得可怕。我的工作调动，团里原先是放的，但我没考虑病退，这样做首先要退职，而病退之后的工作如果没有把握的话（病退一般分在集体制的地方、街道厂之类的），这样做也不太值得。如能在自治区之内调动，自然也是好的，只要能靠近城市。我不得不正视的事是：我是一个城市中长大的人，我没有应付在落后的牧区生活的能力，因此，应该争取到城市去。商调的路暂时还是开着的。”¹²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的知识青年用转插的方式回城，更有一些女知青急忙找有城市户口的人结婚，以达到回城的目的，兵团战士宋立嘉回忆道：

 

回城方式，每人各不相同，“各有各的高招”。我团一女知青回家返回途中，路遇一大同煤矿工人，一见钟情，为了能办到大同落户不惜以身相许。几年后两人分道扬镳，一个边疆，一个内地，只苦了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1978年各地知青大部分都已返城，只剩下青岛知青了。有一部分就办转插，或曰“曲线回城”，即先办到离城市较近的农村，然后再办理顶替或等待招工回城。这样办风险很大。有这样的一位知青，答应给办转插落户的生产队一批钢材，可人到后，钢材却无着落，所以在二级跳时大费周折，只好请客送礼，四方求人，才得以回城。¹³

 

        商调和转插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在知青的不屑努力下，确实使一部分人实现了回城的愿望。

 

 

三  七五年至七六年的病困退高潮

 

 

    比较起来，病退和困退毕竟是知识青年回城的更直接通道，所以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面临体制改变的时侯，知识青年人心思动，要求病退、困退的知识青年骤然增加。1975年３月13日，青岛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发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公函中指出：

 

最近以来，我市陆续接到各兵团所属单位寄来的病退材料。数量很大，经我们研究认为，大多数单位寄来的材料合乎上级规定，但有的不够病退条件，材料也不符合上级规定，例如：（1）有些病情很轻，不够病退条件；（2）有些病退材料只有地方医院病历，没有附师以上医院检查确诊证明；（3）有的未经劳资部门批准，而由团直接来函要求病退；（4）还有的因不安心兵团工作，长期不归也来函要求退回；（5）有的未经联系协商就自行办理了病退手续，交本人带回户、粮关系，要我们给办理落户；（6）有的对已婚青年不如实反映情况而作为未婚青年处理，使工作造成被动；（7）有些单位寄来病退材料后即告诉青年本人返回，在青坐催。这样不但给工作带来被动，而且也造成大量青年回流。

 

青岛知青办希望兵团严格掌握知青病退标准，按规定程序办理病退手续，并宣布“今后凡病退的人员没有附师以上医院检查确诊证明，我市不再接受，今后地方医院证明一律不作为处理的依据”。¹⁴

1975年７月５日，一师发出的《关于兵团战士病、困退由师审批的通知》，也反映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管理的混乱状况：

 

知识青年病、困退工作，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方面工作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落实。根据兵团指示，师决定，从1974年４月起，病、困退审批工作由团办理。各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我们有业务关系地区的“知青办”，除北京部分区的“知青办”尚未表态外，其他各地如上海、浙江、天津、济南、呼包二市等“知青办”，来函来人，要求和师对口业务，让师签署意见，不同意直接和团发生业务关系。各团发往天津、济南等地区“知青办”的病退材料，大部分退回，有些长期积压，得不到解决，致使少数病情严重、确实需要病退的战士不能及时返城。天津市各区的“知青办”，困退对团不对师，病退对师不对团，给双方工作造成一定矛盾和困难。同时，各团对中发[1973]30号文件，内蒙古自治区党发[1973]50号文件及兵团贯彻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补充规定精神理解不一致，执行也不统一，使师、团对病、困退工作无法全面衡量、合理掌握和控制。1974年全师病退413名，困退414名。1975年上半年病退461名，困退359名。病、困退工作由团审批期间，二团掌握得较好。

鉴于上述情况，1975年６月30日，经师首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从1975年７月１日起，病、困退工作由师审批，各团由首长办公会议审后，业务部门上报师审查批准。

病、困退的审批工作由师办理后，各团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加强理论学习，做好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安定情绪，抓革命，促生产，减少上访人数。有问题通过组织反映，个人不要上访查询。个别遗留问题，组织要采取积极态度，查清原因，按照规定权限尽快处理好。

 

    尽管各师都发出了类似的通知，但并没有挡住申请病、困退的知识青年的脚步，大批病、困退函继续涌向各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青岛市知青办又于1975年９月21日发出《关于内蒙生建兵团病退问题处理意见的函》，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

 

青岛市1970年共组织动员去内蒙生建兵团参加建设的知识青年4320人，５年来共收到内蒙生建兵团二、三、四师寄来要求办理病退的材料1207份，约占去兵团总人数的27.9%。根据上级指示和经两地研究协商，先后共批准办理病退回青落户的595人，约占去兵团总人数的14%。目前除已退回的材料外，在我市还有214份病退材料尚未处理完。

最近以来，由于内蒙生建兵团体制变动，各师和各兵团直属单位送我市的病退材料突增，仅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兵团寄来的病退材料257份，其中多数病情较轻，材料质量较差，确诊病情的科学依据不足。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个别收回”的原则，如不正确处理，势必造成混乱，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兵团战士的安置巩固工作，稳定情绪，经研究从９月25日起我市暂停止接收内蒙生建兵团的病退材料（包括已退回的材料）。对现有在我市的病退材料，我们将按照“病退”的规定，抓紧研究，争取早日处理完毕；一时处理不完的，待交接后再与新接收单位另行研究协商处理。

 

    有的城市还是为部分知识青年回城提供了条件。1975年６月５日，浙江省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发来了一批需要“特殊照顾”返城的知识青年名单。这些符合返城条件的知青或者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家中多子女但父母现无人照顾，也就是其他城市所说的“困退”。绍兴知青办特别声明：“如名册中有的青年已推荐支工、升学、服兵役、脱产或已在建设兵团和农村结婚的，不同意迁回城镇。”按照当地的政策，“凡经批准‘特照’回城镇的青年，在目前国家没有招工指标的情况下，主要是为了照顾家庭。今后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在国家有招工计划时（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由劳动部门根据招工条件逐步吸收。在他们没有正式就业前，由城镇街道组织他们参加劳动和学习”。¹⁵６月16日，内蒙古兵团生建部向一、二师和化纤厂、工程团转发了这些知青的名单，同意经过审查后给他们办理困退手续。

1976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接收病、困退知识青年的限制略有松动。1976年１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解决天津知识青年特困、病退问题的通知》，同意抽调2500名特困、病退天津知青回城，并指定抽调原兵团战士1000名回津。《通知》要求尽量不要抽调知识青年中的骨干，抽调工作不采用群众推荐方式；原兵团工厂中的知青，原则上不在抽调之列，特殊情况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意优先接受内蒙古地区的病、困退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办理病、困退手续的风潮迭起，在病、困退中，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喜剧，宋立嘉有如下回忆：

 

我连一女知青，健壮的体态曲线分明，端庄的脸容温静柔美。后患阑尾炎在团部医院手术。谁想阴差阳错医生竟把她的输卵管割断。团部医院出了事故，只好将这位女知青病退回城。这位女知青病退回城因祸得福，在知青中反映强烈，有的竟想割掉自己身上那要命的阳物来换取回城做代价，可见返城心切了。

我连一知青聪明过人，知X光机对金属物体穿透力差，遂剪一铁片拴在胸前，经X光机透视初步诊断为“肺结核”。医生大为惊讶，疑发现世界重大奇迹，肺结核病灶这样大实为罕见，决定二次拍片。知青忙中出错，将铁片拴错位置。医生开始也纳闷，怎么肺结核病灶还游移？后查出知青捣鬼，使医生大为恼火。

                 当然也有把体温表用手摩擦生热而使体温急骤上升，量血压时暗中使劲使血压增高，这些和那位知青比较起来都是雕虫小计了。¹⁶

 

为了病、困退回城，有的知青不惜采取威胁手段，可以举两个例子。有一兵团战士前往师部医院开腰脊劳损证明，医生作例行检查，掀起战士衣服一看，后腰插着两把刀，吓得医生马上开了证明。一团劳资股长总是卡病、困退的知青，一兵团战士拿了一个炸药包找到股长家，揪出导火索，打燃打火机，宣称不给办关系就点火，与股长及其家人同归于尽，股长马上表示同意办关系。

    截至1976年底，虽然病、困退高潮迭起，但仍有数万名原内蒙古兵团的知识青年依然被关在返城的闸门之外，继续在国营农牧场、原兵团工矿企业等单位中“供职”。他们在等待着最后的机会。

 

 

四  高等学府的召唤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学习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价值重新被社会所认定，教育部门很快“拨乱反正”，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废除了由群众推荐选送工农兵学员的作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一）招生对象、条件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报名：

1、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2、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3、身体健康。

（二）招生办法

为了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自愿报名。各级领导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优秀青年报名。符合招生条件者，均可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报名，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者，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2、统一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的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3、地市初选。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并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

由公社或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按照现行体检标准，由县（市）统一组织，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的情况提出初选（全省的初选总数应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并汇总全部材料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4、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招生院校对地（市）上报的初选名单及全部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参考本人志愿，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可以有所侧重。¹⁷

 

    考试招生的消息，给在逆境中挣扎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希望，一批早就有志于跨进高等学府的人欢呼雀跃，并且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无庸置疑，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全国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招生计划指标只有20余万。任何一个考生，面临的不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上百万如饥似渴的奋进者。要想挤进学校的大门，必须拿出百倍的干劲。

    成功者确实是令人羡慕的。1977年，高等学校实际招生272971人，于1978年２月至3月入学。1978年招生401521人，９月至10月入学。¹⁸在这两届大学生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当然有不少兵团人。以内蒙古大学为例，全校77级招生500余人，来自原内蒙古兵团单位的就有三十余人。

    坐上了高考“头班车”、“二班车”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¹⁹留下来的知青，继续苦熬着。在个体的努力徒劳的情况下，他们重又凝聚起集体的力量，为共同的出路发起了一场强烈的攻势。上山下乡的神圣大旗，终于被冲倒了。

 

 

五  率先掀起返城大大潮

 

 

    生产建设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使得加入它的中学毕业生成为一种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不管是供给制还是工资制，他们都是在全民所有制体系之内，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职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中被国家安置进来的，国家制定的所有知青政策，都有他们的一份，他们又理所当然地属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范畴。特殊现象自然导出一种特殊心理。当上面想改变工资制，向工分制过渡时，知识青年们强调的是自己的“全民”身份，不希望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社社员。而面临脱离兵团、农场回城问题时，这些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的人又要强调自己的知识青年身分，坚定地宣布应该落实知识青年政策返城政策，并由此造成了与当时政策规定的矛盾和冲突。

    截止到197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累计总数已达1700万人。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是城镇招工、招师的主要对象，一部分人已由政府重新安排了工作，或者退回城市成为待业青年。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集中的上百万知识青年，移交给农垦系统后，调整了工资，确定了生活待遇，在某些领导眼中，他们的知青身分同时被抹消，已然无所谓重新就业问题，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安心本职工作，立足于垦场。农垦系统不愿意失去这样一支生力军，各大中城市亦不希望如此集中的知青队伍像山崩一样倒下来，涌回城市，冲击已经极度紧张的就业市场。

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中央到地方，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固化这批人的问题。首先，政府再次确认了这批知识青年的国家职工身分。1977年９月３日，国家劳动总局在《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里重申：“上山下乡插队和插场的知识青年，经招收当国家职工，插队和插场期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兵团、农场的职工（包括知识青年当职工的），经组织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其在兵团、农场工作期间，可计算为工作年限。凡符合政策规定（如：病退、困退）经组织批准离开兵团、农场的职工，重新分配工作后，其在兵团、农场的工作年限可与重新工作后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其次，为照顾一些人的实际困难，各城市还是放松了病、困退的限制，允许少数兵团职工按知识青年待遇回城重新安排工作。

有后面的这一条已经足够了。1977、1978两年，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抓住政策松动的大好时机，掀起了返城大潮。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办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也相应地把门越开越大，做了极好的配合，谁不希望沦落远方的子女早日回到母亲身边呢？如北京市先规定凡已在内蒙古国营农牧场工作的原北京知识青年，仍可以按落实知青政策享受病、困退回城的待遇；原兵团工厂的北京知识青年闻讯后，很快组织起来到上级主管部门请愿，要求承认他们的知青身分。自治区领导经过协商，同意原兵团工厂的知识青年按北京市的规定办理病、困退回城手续。天津、保定等城市也相继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开始时还是按病、困退手续按部就班地安置原兵团战士返城，已在原单位结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不久就变成凡是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不管婚否、病否、家庭困难否，皆可回城。

返城大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不时有知青离去。二师十三团采石厂知青郭开兴在1977年１月写道：“因转插、病退、困退，战友纷纷回乡，凡每走一人，举宴一次，皆欣始而悲修。”他还写下了一首“饯别”诗：“满座将要四散离，饯别无言泪纷飞。泪水洒向酒水中，欲饮双手难举杯。一场分别一场醉，十场酩酊十场悲。此去长城隔万里，两处茫茫如萍水。”

    北京、天津的知青如愿已偿了。其他城市的知识青年，向农场领导及市委不断施加压力，一个个城市的闸门相继开启。内蒙古兵团的青岛知青，展开了这样的请愿活动：

 

1978年底，在场党委书记赵秀峰、场长刘省三帮助下，十四团（已改称苏独仑农场）各连出代表带病退报告于11月26日到师部（已改称巴盟农管局）驻地临河，要求返城。各团青岛知青闻讯纷纷拥到师部。那形势真有点像《今夜有暴风雪》电视剧中的味道。巴盟农管局宋焕武书记接待知青，对青岛知青的作法表示批评，同时对知青的处境表示同情和理解。经农管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对青岛知青返城大开绿灯。

1978年12月，青岛知青借放探亲假之机，集体返青到市知青办、市信访科、市委等处反映情况，要求市政府解决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团队撤消后的遗留问题。

青岛市委迫于形势，于12月11日召开紧急常委会，下达10号文件，同意接收内蒙、宁夏、青海支边青年返城，并于同日通知知青：（1）打电话通知内蒙来人携带材料办理病退。（2）成立以知青办王主任、区委张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专门解决内蒙知青返城问题。

就这样，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团最后一批知青于1979年４月份离开了战天斗地８年之久的边疆，回到了青岛。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结束了。²⁰

 

    无法病、困退的知青，继续进行艰苦的“商调”。原一师一团的济南知青孙四英，1978年3月１日到盟里参加干部调资工作会议，盟人事局恰好正准备将她的商调函发往济南市委组织部，她亲眼看着商调函发走后，马上给在济南的丈夫写信，报告喜讯，并希望丈夫立即在济南方面活动。当年，孙四英终于如愿已偿，回到了济南。²¹

    至1978年底，内蒙古国营农牧场大多知识青年已经离去，只剩下上海、浙江等地的一批知识青年，焦急地等待来自本城市的消息。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上海、浙江、包头、四川等地的知识青年不满足中央的新规定，都是知识青年，为什么来自北方城市的就可以回城，我们就只能留下来？他们继续发出强烈的回城呼声，并采取了一些行动。

 

1979年２月春节期间，在各地下乡的上海、杭州知识青年发起大规模城市请愿活动，原内蒙古兵团的知青也加入其中，纷纷要求回城，群情激奋，交通为之堵塞，知青问题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1979年2月5日，原内蒙古兵团的包头知青也组织了要求回城的游行，包头市委书记郝秀山、市革委会主任墨志清等与知青代表见面，承诺解决知青回城问题，使大多数包头知青在1979年和1980年初返回了城市。²²

中共中央、国务院特别在２月17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对一切不合理的要求，如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已经安排到工矿企业、国营农场林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要求一律返回原来城市，等等，必须进行教育，不能迁就；对一切合乎目前实际情况的措施，如1978年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和会议草拟的试行规定，必须继续执行。

 

    ４月30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重申：

 

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后已安排在工矿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知识青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支边青年，采取退职的方式返回城市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应该制止。已退职回城的，应返回原单位，并退还所发的退职金。确有特殊困难需要调动的，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照中央[1978]74号文件的精神办理；下乡插队后已安排在工矿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知识青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支边青年，可按照人事、劳动部门关于干部、工人调动的有关规定办理，事先要征得调入地区有关部门的同意。

 

    ６月４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刹住“回城风”的说法：

 

要坚决刹住“回城风”，对于自行返城长期不归的，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已经是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是不对的，要教育他们安心工作；不符合政策规定，未经安置地区和动员地区联系同意，单方面办理手续，从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回城的，要动员他们返回原单位，原单位要欢迎他们回去，不得歧视，并报销返回的路费。

 

回城风是刹不住的，不过是人为地制造障碍而已。进入80年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种“左”的作法进行了认真清理，正视存在的问题，终于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了句号，并逐步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不仅是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知识青年，全国所有因上山下乡而滞留在外的知识青年，都有了回城的合法权利。

    正式参军的知识青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地回到城市，他们亦不得不为回城奋斗，从一师四团参军的北京知青杨玉文回忆道：

 

因为规定北京知青参军的复员军人经各种苛刻条件限制后可少量返回北京的政策大约是1974年秋制定的，没有政策之前，谁妄谈必回北京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们这群从兵团参军的兵团战士在部队初期都采取了努力工作争取在部队提干的态势。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些兵团兼部队战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去向问题逐渐成为我们公开议论的主要话题。由于我们这些人多集中在部队通信部门和宣传队，相互联络极其方便。知青困、病退政策的逐步放松，在我们头脑中，能返回北京的情况下绝不在部队提干的观点慢慢占了上风。

想回北京就要懂得回北京的方式方法，空想是没有用的。当时我们这批人已是经过５年社会锻炼的成年人，政治风雨锤炼，知识青年特有的敏锐与缜密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深深懂得在社会上要获得成功应该怎样去做。由于我们之中有几位热情、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串联努力，加上诸位家长的帮助，至1975年夏，我们摸清了以下情况：首先北京仍是控制人口极严的大城市，对北京知青入伍当兵后复员方向的总原则还是从哪里征集的返回哪里，不能返回北京。但是为了照顾确有困难的人，可以通过被我们称为第一种渠道的经北京市安置办审查后接收，也可利用被我们称为第二种渠道的各区安置办审查接收。以复员军人身分进入北京，只有这两种渠道。

北京市复转军人安置办是从1975年起每年春节设立的临时性机构，由军队和地方的４个部门抽人组成，专门负责处理家在北京但入伍前是外地知识青年的战士复员后的返京问题，这个机构对批准入京的条件相当苛刻，一是父母有一人为红军时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本身是二等甲级残废，三是父母身边无子女（12岁以下的弟妹不计算在内）。

北京市各区复转办负责办理补名手续，这是专门为1969年至1971年间确实从北京参军但又不属于各学校和区武装部正常名额进入部队的人准备的。1974年初北京市与总参达成协议后，开始实行这一政策。这就给我们这样的人留下了伪装身分进入北京的机会。只要我们能从学校、派出所开出证明并在武装部有点关系，就可利用这一政策返回北京，但不足之处是通过这一渠道回京，兵团三年多的工龄只能丢掉了。

1977年春，我们复员回京的行动开始了，为此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我们均有双份复员证，征集地分别写着北京和内蒙古，以应付不同的需要，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开头也都空白的。经过数个月的辗转周折，我团复员的北京知青10余人全部返回了北京。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回城大潮之后，还是有一批知识青年留在了原兵团单位，尤其是原兵团的工矿企业。他们不仅安家于斯，并且大多成为技术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